去年開始關(guan) 於(yu) 產(chan) 業(ye) 政策的大討論非常有價(jia) 值，剛才吳敬璉老師講討論走到死胡同，成了“要和不要”的問題。但從(cong) 另外一個(ge) 側(ce) 麵看，這個(ge) 問題引起的一些大討論需要重新評估，需要反思既往產(chan) 業(ye) 政策做的怎樣，下一步應該怎麽(me) 做，這對中國來說特別重要。

　　過去20多年來，我一直關(guan) 注產(chan) 業(ye) 政策，在若幹年的時間，又在參與(yu) 產(chan) 業(ye) 政策的製定和實施，這裏從(cong) 觀察的角度講點自己的看法。

　　中國產(chan) 業(ye) 政策引進的背景

　　吳敬璉老師剛才講，產(chan) 業(ye) 政策在1987年引進以後，中國政府幾乎沒有“打殼”就完全接受，而且放在了經濟政策的中心位置。這有三方麵的原因，一是因為(wei) 中國當時處在計劃經濟體(ti) 製下，即使到90年代，仍受國家控製的工業(ye) ，按照計劃的方式占70%，國有企業(ye) 在當時所占比例大約為(wei) 70%，民營經濟處在邊緣地位。而到底民營經濟能不能發展，發展了是不是走資本主義(yi) 道路，這個(ge) 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jue) 。那時，價(jia) 稅財改革還沒有啟動。這時，產(chan) 業(ye) 政策作為(wei) 政府管理產(chan) 業(ye) 和管理企業(ye) 的一種形式，可以和當時的計劃經濟、計劃思維、計劃經濟的管理方式很好地對接，基本不會(hui) 觸動政府主導生產(chan) 要素配置的全部，也不會(hui) 動搖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地位。因此，國家計劃管理退坡，由產(chan) 業(ye) 政策接手，這成為(wei) 當時政府的一個(ge) 可行選擇。因此，中國的產(chan) 業(ye) 政策有很強的中國特色。

　　另外一個(ge) 背景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發展進入追趕期，重複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過程。大力發展基礎產(chan) 業(ye) 、基礎設施，這些與(yu) 國土資源規劃有密切的關(guan) 係。當時，政府有一定的信息優(you) 勢，未來一段時間內(nei) 的社會(hui) 需求是可以預測的。政府以產(chan) 業(ye) 政策為(wei) 抓手推動追趕期的經濟增長，依托國有企業(ye) 進行大規模投資，使中國在較短的時間內(nei) 走過了經濟發展追趕期。這個(ge) 階段，產(chan) 業(ye) 政策對中國來說，產(chan) 生了正麵作用。

　　接受產(chan) 業(ye) 政策的第三個(ge) 背景，是當時重要領域當中的主要市場主體(ti) 是國有企業(ye) 和國有銀行。政府既是所有者，同時又承擔著管理企業(ye) 和銀行的責任。在這時，政府和企業(ye) 都認為(wei) 和過去剛性特別強的計劃經濟相比，產(chan) 業(ye) 政策是一種進步。因為(wei) 和原來的計劃管理相比有進步，不僅(jin) 政府願意接受產(chan) 業(ye) 政策，當時的企業(ye) 和銀行也願意接受。

　　由於(yu) 這三個(ge) 條件，政府按照當時自己的理解，為(wei) 我所用地接受了產(chan) 業(ye) 政策。所以，中國的產(chan) 業(ye) 政策和其他國家或地區的產(chan) 業(ye) 政策有很大差別。當時引進產(chan) 業(ye) 政策之後，相對弱化了政府對企業(ye) 的直接幹預，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企業(ye) 的活力。同時，結合20世紀90年代抓大放小、減員增效、政策性破產(chan) 等措施，產(chan) 業(ye) 結構在90年代中後期得到一輪改善。在這個(ge) 階段，我認為(wei) 產(chan) 業(ye) 政策還是起到了正麵效應。

　　中國產(chan) 業(ye) 政策的特點

　　中國的產(chan) 業(ye) 政策和其他國家的不一樣，有自己的特點。我簡單歸納了一下，在橫向和縱向產(chan) 業(ye) 政策中，在一定時期與(yu) 場合，確實發揮了正麵效應。比如在20世紀90年代或者之後的一段時間，產(chan) 業(ye) 政策為(wei) 產(chan) 業(ye) 發展創造裏了 一些基礎條件，產(chan) 生了好的效果，包括基礎設施建設、知識產(chan) 權保護、研發，都起到正麵效應。另外，中國在一段時間實施了16個(ge) 重大專(zhuan) 項，之後又加了三個(ge) 重大專(zhuan) 項。這些重大專(zhuan) 項也是產(chan) 業(ye) 政策非常重要的一次實踐。

　　這些重大專(zhuan) 項，我參加了兩(liang) 個(ge) 。我認為(wei) ，它們(men) 首先體(ti) 現了國家的重大需求，都有後發追趕的性質。其次，政府有一定的信息判斷力，也並不直接進入市場。再次是從(cong) 長遠看，重大專(zhuan) 項有可能形成或裂變出有市場前景的產(chan) 品和產(chan) 業(ye) 。最後，這些產(chan) 業(ye) 想“翻身”，投資規模巨大，短期之內(nei) 難以有效益，市場投資者近期沒有投資欲望。這時候，政府采取較大的力度支持發展，對產(chan) 業(ye) 升級有促進作用。這是我們(men) 實施縱向產(chan) 業(ye) 政策當中一些比較好的案例，盡管在實施當中也有很大的爭(zheng) 論。

　　中國的產(chan) 業(ye) 政策很長時間繼承了計劃經濟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形成了中國式的強幹預產(chan) 業(ye) 政策，較大程度上保留了政府對資源的配置。進入新世紀，追趕期逐漸過去，市場化程度逐漸提高，強幹預型產(chan) 業(ye) 政策的弊端越來越明顯。

　　強幹預政策主要有三個(ge) 工具:一是政府直接差異化地配置資源。比如土地和礦產(chan) 資源，給誰不給誰，完全是政府直接選擇，這是不平等條件下的選擇。二是在市場準入上實施選擇性的限製性審批，對各個(ge) 地方而言是不平等的。哪一個(ge) 地方政府的話語權更強，項目可能會(hui) 比較順利地獲得審批。另外，企業(ye) 中也存在不平等，國有企業(ye) 可能更容易獲得審批。三是政府認定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和戰略性產(chan) 業(ye) ，由政府來統籌規劃係統布局，而且還明確發展時序，在哪一個(ge) 時間到什麽(me) 節點同時調動財政稅收金融的力量促其發展。在實施過程中，政府繞過競爭(zheng) 的篩選，自己來認定依托企業(ye) ，自己來確定產(chan) 業(ye) 聚集地。與(yu) 此同時，以防止一哄而起，防止盲目投資，避免惡性競爭(zheng) ，提高產(chan) 業(ye) 集中度為(wei) 名，把大量新進入者擋在門外。

　　在政府的強幹預下，由於(yu) 市場導向的作用被政府替代，投資的盲目性和被誤導的風險在上升。我認為(wei) ，現在產(chan) 能之所以過剩到超常規的程度，可能與(yu) 此有關(guan) 係。在這種幹預下，由於(yu) 新進入者被拒，競爭(zheng) 不足，削弱了企業(ye) 的創新動力;由於(yu) 可以吃“偏飯”，扭曲了生產(chan) 成本;由於(yu) 補貼過度，使企業(ye) 產(chan) 生了惰性和依賴;由於(yu) 審批有很大的隨意性，也造成了腐敗。

　　中國產(chan) 業(ye) 政策還肩負著培育大型企業(ye) 的責任，政府一直在主導經濟增長，需要有抓手，因此往往把企業(ye) 作為(wei) 政府行政管理的工具。企業(ye) 太分散，政府不好管理，所以需要大企業(ye) 。產(chan) 業(ye) 政策就持續保持“規模崇拜”、規模導向，比如堅持“有保有壓”、“扶優(you) 扶強”。“有保有壓”指的是“保”國有企業(ye) 和大企業(ye) ，“壓”指的是非公企業(ye) 和小企業(ye) 。“做大做強”，誰是主體(ti) ?政府是主體(ti) 。為(wei) 了“做大做強”，一方麵通過市場準入限製，一方麵設立和保持行政壟斷。通過“拉郎配”等措施，由政府做大做強，由政府來培育實力雄厚的、具有強大競爭(zheng) 力的大型企業(ye) 和企業(ye) 集團，使之成為(wei) 國民經濟的支柱和參與(yu) 國際競爭(zheng) 的主要力量。

　　大企業(ye) 並非都不好，問題在於(yu) ，具有強大競爭(zheng) 力的大型企業(ye) 和企業(ye) 集團，到底是市場競爭(zheng) 的結果還是政府通過產(chan) 業(ye) 政策必須實現的目標?到底是由企業(ye) 競爭(zheng) 力造就企業(ye) 規模，還是以企業(ye) 規模來提升企業(ye) 競爭(zheng) 力?在這些問題上，我認為(wei) 都搞錯了。

　　由於(yu) 受到體(ti) 製局限，產(chan) 業(ye) 政策被賦予特殊功能，這也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政府既是國有企業(ye) 的管理者，又是產(chan) 業(ye) 政策的製定者和實施者。另外，國有實體(ti) 企業(ye) 和國有金融、國有銀行保持著關(guan) 聯關(guan) 係，這使得產(chan) 業(ye) 政策不可能公平地對待各種市場主體(ti) ，政府不可能保持市場中立，產(chan) 業(ye) 政策顯性或隱性地都有保障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國有經濟為(wei) 主導、做大做強國有企業(ye) 的功能。產(chan) 業(ye) 政策成為(wei) 保持壟斷、保持企業(ye) 所有製、阻礙市場準入的工具，比如2006年政府部門明確宣誓，國有企業(ye) 要在七大產(chan) 業(ye) 保持絕對控製，九個(ge) 產(chan) 業(ye) 保持較強控製，而國務院出台兩(liang) 個(ge) 促進民營企業(ye) 發展的36條，仍然沒有打破“玻璃門”和“旋轉門”。實際上，產(chan) 業(ye) 政策被賦予了一種特殊功能——保留舊體(ti) 製。

　　國家有產(chan) 業(ye) 政策，地方也用產(chan) 業(ye) 政策的名義(yi) 作為(wei) 推進地方發展的工具。一方麵通過市場壁壘，以廉價(jia) 土地超規模地減稅讓利措施來支持特定企業(ye) 與(yu) 本地企業(ye) 。另一方麵實施投資換市場政策，吸引外來企業(ye) 投資。地方還有種種形式來阻止本地企業(ye) 被外地企業(ye) 並購，阻止本地企業(ye) 對外地投資。類似的壁壘不僅(jin) 中小城市有，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也有。這些以產(chan) 業(ye) 政為(wei) 名而實施的無規製、無邊界的幹預割裂了市場，破壞了市場秩序。

　　在我看來，我們(men) 的產(chan) 業(ye) 政策並沒有嚴(yan) 格的規範，它已經成為(wei) 政府以行政力量幹預產(chan) 業(ye) 和企業(ye) 的各種政策措施的總和，而且是強幹預型的，沒有明確的定義(yi) 和邊界，目標有時甚至會(hui) 超過經濟路線。

　　如果對產(chan) 業(ye) 政策做總體(ti) 評估，我的基本看法是，在經濟發展的追趕期，現在的產(chan) 業(ye) 政策有失有得，得大於(yu) 失。在進入創新發展階段，現在的產(chan) 業(ye) 政策有得有失，可能失大於(yu) 得。當前經濟向創新驅動轉型時，現行產(chan) 業(ye) 政策的負麵效應已經非常明顯。比如，中國電動汽車的發展，政府反反複複地以防止一哄而上、過度投資等為(wei) 名保護大企業(ye) ，出台政策，限製中小企業(ye) 發展。中國出不了特斯拉，因為(wei) 汽車行業(ye) 仍然需要市場準入。政府按照傳(chuan) 統大企業(ye) 的條件設置門檻，不是傳(chuan) 統汽車行業(ye) ，要想進入汽車產(chan) 業(ye) 難度非常大。新的進入者，比如原來互聯網企業(ye) 進入電動車行業(ye) 時，對電動車有新的定義(yi) ，不願意采取底特律的生產(chan) 方式。但產(chan) 業(ye) 政策不允許，目前還在膠著之中，沒有解決(jue) 。

　　現在，中央已經提出，要把競爭(zheng) 政策放在基礎地位，但有的政府部門還在研究如何製定產(chan) 業(ye) 政策，而不是反思產(chan) 業(ye) 政策，實現產(chan) 業(ye) 政策的轉型。

　　我認為(wei) ，我們(men) 的討論很有價(jia) 值，建議學術單位靜下心把中國將近30年的產(chan) 業(ye) 政策實踐認真做一次梳理，從(cong) 理論上得出分析結果，為(wei) 下一步中國到底應該在哪些方麵發揮產(chan) 業(ye) 政策，哪些方麵應該發揮競爭(zheng) 政策的作用，提供更有說服力的方案，有利於(yu) 政府政策的轉型。

　　陳清泰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hui) 副主任

　　拓展閱讀

　　《張文魁：討論產(chan) 業(ye) 政策需要正本清源和理論反思》

　　張文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ye) 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討論產(chan) 業(ye) 政策，首先要對產(chan) 業(ye) 政策作一個(ge) 大致界定，因為(wei) 不光在國內(nei) ，在國外也一樣，大家說這個(ge) 同樣的詞但有時指的是不一樣的事。產(chan) 業(ye) 政策這個(ge) 詞的起源，大家基本上認為(wei) 在日本，這套政策最典型的也在日本，所以應該考察一下日本的這個(ge) 詞匯是指什麽(me) 。

　　小宮隆太郎在八十年代主編的《日本的產(chan) 業(ye) 政策》一書(shu) ，也許你不同意書(shu) 中的一些分析和判斷，但說這本書(shu) 是日本最早、最係統介紹和剖析產(chan) 業(ye) 政策的書(shu) ，應該沒有問題，所以這本書(shu) 裏的材料和分析是原汁原味的。這本書(shu) 說得很清楚，就是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並沒有產(chan) 業(ye) 政策這個(ge) 詞，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開始，基本上用“產(chan) 業(ye) 合理化”這個(ge) 詞，70年代特別是石油危機後大量使用“產(chan) 業(ye) 結構高度化”這個(ge) 詞。到1975年左右，日本學界開始用“產(chan) 業(ye) 政策”一詞，來概括20世紀50-70年代通產(chan) 省推出的發展工業(ye) 的政策。從(cong) 日本的實際情況來看，所謂的產(chan) 業(ye) 政策大致涵蓋了4個(ge) 方麵。第一是產(chan) 業(ye) 結構政策，一個(ge) 時期重點發展哪些產(chan) 業(ye) ，特別是把哪些產(chan) 業(ye) 作為(wei) 支柱產(chan) 業(ye) 進行發展。第二是產(chan) 業(ye) 組織政策，就是一個(ge) 產(chan) 業(ye) 內(nei) 重點扶持幾個(ge) 企業(ye) 做龍頭。第三是產(chan) 業(ye) 布局政策，把哪些產(chan) 業(ye) 擺在什麽(me) 地區為(wei) 好。第四是產(chan) 業(ye) 技術政策，就是某些產(chan) 業(ye) 重點發展哪些技術和工藝。其中第三和第四，也有的學者認為(wei) 不是獨立的政策。因此從(cong) 日本的實際情況來看，產(chan) 業(ye) 政策主要是指產(chan) 業(ye) 結構政策和產(chan) 業(ye) 組織政策，當然這兩(liang) 項內(nei) 容常常交織在一起，並不是總是完全分開的，譬如說扶持汽車工業(ye) 作為(wei) 支柱產(chan) 業(ye) ，並選擇豐(feng) 田、日產(chan) 等兩(liang) 三個(ge) 企業(ye) 作為(wei) 重點企業(ye) 進行支持。日本產(chan) 業(ye) 政策的實施手段大概有如下幾種：通過政策性銀行，主要是日本開發銀行和日本輸入出銀行，並勸導商業(ye) 銀行，給予大量的信貸資金支持;加速折舊以實行快速的設備更新，以及一些稅收優(you) 惠政策;外匯使用優(you) 先，鼓勵大量進口設備、成套技術等;關(guan) 稅貿易方麵的政策，設置一定的關(guan) 稅保護期和貿易配額等。顯然，日本的產(chan) 業(ye) 政策是政府的策略性和選擇性的扶持政策。所謂選擇性，是指在一定時期內(nei) 重點扶持一些特定產(chan) 業(ye) 和企業(ye) 。所謂策略性，是指扶持特定產(chan) 業(ye) 和特定企業(ye) ，有一定的理論基礎和政府意誌，理論基礎如筱原三代平等經濟學家認為(wei) ，需要扶持那些收入需求彈性高和生產(chan) 率上升快的產(chan) 業(ye) ，需要扶持少數企業(ye) 以充分利用規模經濟性和防止過度競爭(zheng) ，等等;政府意誌就是通過審議會(hui) 等機構調查、研究後由政府經過一些官產(chan) 學互動程序，製定法律或者發布政令。由於(yu) 帶有策略性和選擇性，產(chan) 業(ye) 政策在扶持一些產(chan) 業(ye) 和企業(ye) 的時候，就直接或間接抑製了其他產(chan) 業(ye) 和企業(ye) 。

　　為(wei) 什麽(me) 說即使在國外，不同的人使用產(chan) 業(ye) 政策這個(ge) 詞有時也說的不是同一個(ge) 事呢?從(cong)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美國、歐洲的經濟學界對產(chan) 業(ye) 政策的內(nei) 容作一些重要拓展，這方麵影響比較大的學者有阿吉翁(P.Aghion)、羅德裏克(D.Rodric)、赫爾普曼(E.Helpman)等新增長理論和新貿易理論的代表人物，好像他們(men) 比較普遍地把產(chan) 業(ye) 政策分為(wei) 橫向和縱向的產(chan) 業(ye) 政策、功能性和選擇性的產(chan) 業(ye) 政策。但從(cong) 實際內(nei) 容來看，橫向的、功能性的產(chan) 業(ye) 政策，更像是競爭(zheng) 性政策、反壟斷政策、創新促進政策，等等。不管怎麽(me) 樣，他們(men) 比較注重微觀政策對經濟增長和貿易的影響，可能因為(wei) 他們(men) 不是那種標準的宏觀經濟學家，與(yu) 其說他們(men) 強調產(chan) 業(ye) 政策的作用，還不如說他們(men) 強調經濟增長更取決(jue) 於(yu) 微觀政策(或者說結構性政策、結構性改革)而不是宏觀政策(或者說總量政策)。

　　通過上述梳理再來看中國的產(chan) 業(ye) 政策，就比較清楚了。在當前中國的政策體(ti) 係中，有這樣一種標準的表述：宏觀政策要穩，產(chan) 業(ye) 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hui) 政策要托底。顯然，“準”的產(chan) 業(ye) 政策與(yu) “活”的政策是分開的，意味著產(chan) 業(ye) 政策可能是指選擇性扶持政策。

　　講這些東(dong) 西，實際是要對產(chan) 業(ye) 政策正本清源，把產(chan) 業(ye) 政策的來龍去脈和分類都要理清楚，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繼續向上，這樣每次討論都可以有長進，不能討論以後就忘記了，過了幾年再討論同樣的問題，那就沒意義(yi) 了。學術界討論、爭(zheng) 論的目的到底是什麽(me) ?我認為(wei) 總得有些學術目的把，所以討論產(chan) 業(ye) 政策需要的不是熱鬧而是冷靜。學術界應該注意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通產(chan) 省推行產(chan) 業(ye) 合理化等產(chan) 業(ye) 政策時，是有理論依據的，如支柱產(chan) 業(ye) 雙標準理論、過當競爭(zheng) 理論、動態比較費用理論等等，90年代以來的產(chan) 業(ye) 組織研究的理論性就更強了。現在國外經濟學家中最推崇產(chan) 業(ye) 政策(包括選擇性產(chan) 業(ye) 政策)的兩(liang) 個(ge) 人物，羅德裏克教授和豪斯曼(R.Hausman)教授，也有一套廣為(wei) 流傳(chuan) 的理論，就是強調適用性信息的外部性和協調的外部性，他們(men) 稱之為(wei) 作為(wei) 自我發現的發展理論,這套理論以一些雄辯的事實來爭(zheng) 辯：拉美一些國家的宏觀政策都比較有效，譬如抑製了通脹、穩定了匯率、消除了財政赤字，總量管理都做得不錯，甚至也廣泛推行了私有化，但為(wei) 什麽(me) 經濟不增長?從(cong) 而推論，選擇性、扶持性的產(chan) 業(ye) 政策是不可或缺的。而前沿距離理論也謹慎地認為(wei) ，追趕型經濟體(ti) 有必要實行一些選擇性、扶持性產(chan) 業(ye) 政策。這些研究成果，連帶相關(guan) 的典型事實證據，盡管相互之間並不一致，但都很有影響。我覺得，學術界有責任通過冷靜的研究和討論，來回答這些理論的內(nei) 在緊張到底是什麽(me) ，這些理論到底是否經住了曆史考驗和實踐檢驗，在此基礎上進而為(wei) 未來的政策改進提出方向。我認為(wei) ，現在比上世紀80年代小宮龍太郎編寫(xie) 《日本的產(chan) 業(ye) 政策》的那個(ge) 時候更有條件來分析和判斷，特別是中國有這麽(me) 豐(feng) 富的多層級的實踐經驗和教訓，可以提供很強的研究實感，這種實感對於(yu) 獲得正確的判斷有時是非常重要的。

　　無疑，一個(ge) 國家究竟應不應該製訂實施選擇性的產(chan) 業(ye) 政策，最終還是要考慮其效果。不但中國的經驗教訓對於(yu) 係統評估產(chan) 業(ye) 政策效果非常有用，而且日本的產(chan) 業(ye) 政策經過時間的沉澱之後，其真實效果可以比上世紀80年代看得更清楚了。美國著名的戰略學家波特(M.Porter)在世紀之交的時候，與(yu) 他的日本合作者就對日本產(chan) 業(ye) 政策進行過很有價(jia) 值的分析，出版了《日本還有競爭(zheng) 力嗎》這本書(shu) ，對日本的20個(ge) 行業(ye) 進行了分析，其總體(ti) 結論是日本的產(chan) 業(ye) 政策並沒有提升相關(guan) 產(chan) 業(ye) 的國際競爭(zheng) 力，反而是沒有實施產(chan) 業(ye) 政策的許多行業(ye) ，卻有明顯的國際競爭(zheng) 力。不過，我看這本書(shu) 回避了日本的鋼鐵、造船這兩(liang) 個(ge) 行業(ye) ，而這兩(liang) 個(ge) 行業(ye) 都曾是日本實施產(chan) 業(ye) 政策的重點行業(ye) 。從(cong) 全球範圍來看，日本的鋼鐵和造船行業(ye) 還是有競爭(zheng) 力的，所以我不確定作者是有意還是無意漏掉了這兩(liang) 個(ge) 行業(ye) 。有意思的是，這本書(shu) 的結論倒與(yu) 波特的一貫思想不太一致，波特最著名的研究是產(chan) 業(ye) 集群理論和鑽石理論，他的研究發現政府在促進產(chan) 業(ye) 集群的發展中可以發揮積極作用，我個(ge) 人也比較接受他在這方麵的看法，因為(wei) 我發現，英國工業(ye) 革命時，十八九世紀的很多產(chan) 業(ye) 也是以集群的形式發展起來的，那時候的產(chan) 業(ye) 集群可以自然形成，但現在的許多情況表明，政府適當發揮作用再加上市場力量，對形成集群更有好處，當然這並不一定是選擇性產(chan) 業(ye) 政策，除了選擇性產(chan) 業(ye) 政策之外，政府還可以做很多有益的工作，譬如說以很快的速度來完成最基本的基礎設施建設，並對基礎設施作一些更有利於(yu) 提高便利性的設計，增加一些軟性的基礎設施，及時幫助企業(ye) 解決(jue) 一些具體(ti) 困難，還有提高監管的可預期性和透明度，這些對招商引資都很有吸引力。這些做法，與(yu) 現在正在受到關(guan) 注的商業(ye) 生態理論的研究結果也比較吻合。

　　考察選擇性產(chan) 業(ye) 政策的效果，不應該漏掉韓國，韓國在產(chan) 業(ye) 政策方麵曾是日本的忠實學生。美國經濟學家艾肯格林(B.Eichengreen)和他的合作者在《從(cong) 奇跡到成熟：韓國的經濟轉型》這本書(shu) 中，比較詳細地介紹了其他研究者對韓國產(chan) 業(ye) 政策的結論，這些研究者對韓國產(chan) 業(ye) 政策的效果存在重大分歧，譬如說，有的研究顯示，即使沒有產(chan) 業(ye) 政策，韓國的鋼鐵、汽車工業(ye) 經過一段時間也會(hui) 有較好發展、也會(hui) 獲得較好的國際競爭(zheng) 力。看了這些研究，會(hui) 覺得很有趣：同樣的事情過去很久了，還會(hui) 有不同的評價(jia) 。所以，這就涉及到經濟領域的研究方法了，如果是純粹的象牙塔理論研究，可以不理會(hui) 對事實的分析和對政策的評估，但對經濟政策的研究肯定不能這樣，正如羅德裏克所言：凡是沒有得到案例分析驗證的跨國回歸分析結果都是值得懷疑的，凡事案例分析結果與(yu) 跨國回歸分析的結果有矛盾，也需要認真地檢查。這種做學問的方法非常好，特別是作為(wei) 政策研究，需要這樣的交叉驗證的方法。

　　除了交叉驗證之外，對產(chan) 業(ye) 政策的理論基礎進行深刻反思和反省十分必要。吳敬璉老師特別強調產(chan) 業(ye) 政策討論要高度關(guan) 注過去十多二十年經濟學領域新的研究成果，就非常中肯。產(chan) 業(ye) 政策對於(yu) 政府來說仍然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即使不考慮政策官員趁機增加資源分配權和借機設租的可能性，我想至少還有兩(liang) 個(ge) 原因使得產(chan) 業(ye) 政策具有吸引力：一是國家之間以及地區之間存在經濟發展的競爭(zheng) 和比賽，如果政府能夠通過產(chan) 業(ye) 政策使力，那是再好不過了，這一點恰恰是主流經濟學理論所忽視的，好像隻有謝林(T.Schelling)和赫舒拉發(J.Hirshleifer)等少數博弈論學者關(guan) 注政府間的競爭(zheng) 和比賽;二是選擇性產(chan) 業(ye) 政策舊的理論依據沒有消蝕，新的理論依據又在建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J.Stiglitz)以他的信息不完備理論來爭(zheng) 辯選擇性產(chan) 業(ye) 政策的必要性。因此，學者們(men) 有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結合對現實世界的觀察和剖析，對選擇性產(chan) 業(ye) 政策的理論基礎進行深入、係統的反思和反省，而過去二十年經濟學的一些新進展，包括一些尚未納入主流體(ti) 係的新進展，對於(yu) 這個(ge) 反思和反省是十分有用的。我認為(wei) 張維迎教授在這方麵的思考是深刻的，他有針對性地指出了新古典經濟學和至今仍然時興(xing) 的信息經濟學的許多局限，而產(chan) 業(ye) 政策理論正是建立在這些體(ti) 係中。選擇性產(chan) 業(ye) 政策理論中的支柱產(chan) 業(ye) 理論，如果利用前沿距離理論來重新審視，就可以發現，當前沿距離大為(wei) 縮短的時候，支柱產(chan) 業(ye) 的“雙標準”理論就不成立了。另外一個(ge) 是規模經濟理論，主流經濟學實際上隱含了一個(ge) 假設，即每一個(ge) 企業(ye) 都有完全一樣的成本曲線，在成本曲線都一樣的情況下，誰的規模大，誰的成本就低，所以肯定要支持規模大的企業(ye) ，這根本就不符合事實，用現在的異質性企業(ye) 貿易理論來審視，規模經濟理論當然立不住。還有過度競爭(zheng) 理論，這種理論暗含的假設就是企業(ye) 之間最重要的競爭(zheng) 是價(jia) 格競爭(zheng) ，過度的價(jia) 格競爭(zheng) 到最後誰都沒有利潤，而現在的競爭(zheng) 理論認為(wei) 最重要的競爭(zheng) 不是價(jia) 格競爭(zheng) 而是創新競爭(zheng) ，並且消除退出惰性比設置進入限製更加重要。即使是羅德裏克等人一直強調的適用性信息的外部性和協調的外部性問題，從(cong) 中國的經驗來看都不是問題，中國大量發生的事實可以證偽(wei) 這種理論，實際上行為(wei) 經濟學也不認為(wei) 人的行為(wei) 是建立在那種精打細算的基礎上。

　　還想強調一點，對產(chan) 業(ye) 政策理論和相關(guan) 政策效果，乃至對其他經濟理論和有關(guan) 政策，通過交叉驗證等方法來評判和評估，並進行深入的理論反思和反省，即使再謹慎、再嚴(yan) 密，也無法逃避一些模糊判斷和理念取向。哈佛大學羅賓遜教授(J.Robinson)一段話很有意味：產(chan) 業(ye) 政策從(cong) 理論上來說是可行的，從(cong) 實際來看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敗的例子，成功還是失敗主要是政治因素。很多推崇選擇性產(chan) 業(ye) 政策的學者，也強調政府公正廉潔、科學決(jue) 策、從(cong) 善如流的重要性，羅德裏克就說過“我堅信政府可以幹好事”這樣的話。顯然，這背後有模糊判斷和理念取向：如果你判斷和堅信一個(ge) 國家或一個(ge) 地方政府滿足上述那些條件，那就讚同他們(men) 實施選擇性產(chan) 業(ye) 政策吧，如果相反，那就別讚同吧。

　　總之，希望今天通過討論，使得無論在政策研究還是理論研究方麵都能往前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