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關(guan) 鍵當口，“產(chan) 業(ye) 政策”近來成為(wei) 政商學界討論的熱點。其實，關(guan) 於(yu) 產(chan) 業(ye) 政策及其在一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國際學術界已經有了基本共識。從(cong) 上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經濟學家對產(chan) 業(ye) 政策以及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如羅德裏克、阿吉翁、大野健一等，其中，梯若爾還因相關(guan) 研究成果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比較》都曾譯介這些學者的相關(guan) 研究文獻。

　　中國的產(chan) 業(ye) 政策取經於(yu) 日本。從(cong) 日本的經驗看，產(chan) 業(ye) 政策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類是“縱向的”、“選擇性的”或“硬性的”產(chan) 業(ye) 政策，一類是“橫向的”、“功能性的”或“軟性的”產(chan) 業(ye) 政策。兩(liang) 類不同的產(chan) 業(ye) 政策實施於(yu) 不同的時期，其政策效果也不同。

　　隨著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guan) 於(yu) 推進價(jia) 格機製改革的若幹意見》提出“逐步確立競爭(zheng) 政策的基礎性作用”，產(chan) 業(ye) 政策理論和實踐迎來了曆史性轉變機遇期。對它進行深入研究和討論，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yi) 。為(wei) 此，《比較》編輯室、中國比較經濟學研究會(hui) 近期邀請學者和相關(guan) 企業(ye) 家一起，在北京基金小鎮服務中心就“什麽(me) 樣的產(chan) 業(ye) 政策有效”進行討論。現將各位學者的發言整理成文，在公號上發布，供讀者們(men) 參考。

　　去年以來，產(chan) 業(ye) 政策的是與(yu) 非在政學兩(liang) 界引起了熱烈的討論。這一討論的意義(yi) 十分重大，但我感覺，這些熱烈的討論還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不足之一是沒有在過去幾十年國際經濟學界的研究成果的基礎做進一步的討論。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產(chan) 業(ye) 政策一直是國際經濟學界關(guan) 注的熱點話題之一。國際上討論的焦點並非要不要產(chan) 業(ye) 政策，而是在什麽(me) 情況下需要產(chan) 業(ye) 政策和需要什麽(me) 樣的產(chan) 業(ye) 政策。我們(men) 《比較》輯刊就發表過不少有關(guan) 這一問題的名家論文，例如《比較》第81輯發表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梯若爾的獲獎演講“市場失靈與(yu) 公共政策”，他說的公共政策就是指產(chan) 業(ye) 政策。阿吉翁(Philippe Agion)等人在《產(chan) 業(ye) 政策和競爭(zheng) 》(見《比較》2016年第1輯總第82輯)一文中提出，信息技術產(chan) 業(ye) 的特點是贏家通吃，很容易形成一家或者幾家的壟斷地位，政府的產(chan) 業(ye) 政策應該設法讓那些弱小企業(ye) 留在這個(ge) 領域，以保持與(yu) 大企業(ye) 的競爭(zheng) 。這種主張顯然與(yu) 梯若爾提出的不一定要留在原來的技術領域而是用開辟新技術路線的方法顛覆原有路線的看法各有千秋。

　　然而，在國內(nei) 的兩(liang) 種討論中，主題變成了要不要產(chan) 業(ye) 政策的兩(liang) 種經濟哲學的宣示：一種觀點認為(wei) 隻要發揮市場的功能就能解決(jue) 一切經濟問題，根本不需要產(chan) 業(ye) 政策;另外一種觀點則主張無邊界地發揮產(chan) 業(ye) 政策的作用。兩(liang) 種觀點都對學術界那麽(me) 多人多年的研究成果置之不顧，這是很可惜的。

　　不足之二，中國產(chan) 業(ye) 政策是1987年從(cong) 日本引進的，日本從(cong) 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反思他們(men) 早期的產(chan) 業(ye) 政策。但是在近來中國學者的爭(zheng) 論中，幾乎沒有人提到日本執行產(chan) 業(ye) 政策的經驗和教訓。我當時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建議引進戰後日本產(chan) 業(ye) 政策的就是我們(men) 的研究中心。1985年，中日學術交流會(hui) 在衝(chong) 繩開會(hui) 時，東(dong) 京大學的小宮隆太郎教授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馬洪主任提出，中國流行的對日本產(chan) 業(ye) 政策的評價(jia) 過高。他自己組織了20位資深的日本經濟學家編寫(xie) 了一本題為(wei) 《日本的產(chan) 業(ye) 政策》的書(shu) ，批判性地總結了日本產(chan) 業(ye) 政策的經驗和教訓。這本書(shu) 運用了主流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基本意思是在市場失靈的條件下，可以考慮運用產(chan) 業(ye) 政策來加以彌補。

　　但即使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也不等於(yu) 簡單地用政府的產(chan) 業(ye) 政策去糾正。因為(wei) 政府調節本身的成本很高，有副作用，即政府失靈。所以，問題在於(yu) ，怎麽(me) 解決(jue) 好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怎麽(me) 把政府和市場結合起來，使得產(chan) 業(ye) 政策起到提升市場功能的作用。至於(yu) 日本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選擇性產(chan) 業(ye) 政策，其消極麵大於(yu) 積極麵。

　　《日本的產(chan) 業(ye) 政策》這本書(shu) 還指出，日本很有競爭(zheng) 力的產(chan) 業(ye) 絕大部分不是通產(chan) 省主導的產(chan) 業(ye) 扶持下產(chan) 生的。馬洪主任聽到這個(ge) 意見之後，把這本書(shu) 交給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翻譯成中文並於(yu) 1988年出版。不過，這本書(shu) 的中文版隻印了一版就沒有了。鼓吹通產(chan) 省選擇性產(chan) 業(ye) 政策作用的查默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的書(shu) 《通產(chan) 省與(yu) 日本奇跡——產(chan) 業(ye) 政策的成長(1925—1975)》直到90年代還在不斷再版。

　　為(wei) 彌補這些缺陷，清華大學產(chan) 業(ye) 發展與(yu) 環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在去年圍繞著“產(chan) 業(ye) 政策”召開了一次座談會(hui) ，會(hui) 議的主要內(nei) 容發表在《比較》2016年第6輯(總第87輯)上，在這輯《比較》上除了林毅夫和張維迎教授的論文之外，還有日本政策研究大學院原校長八田達夫教授的文章。參加CIDEG會(hui) 議的還有曾在通產(chan) 省工作了20年的日本學者津上俊哉。他在會(hui) 上講到，日本早期的產(chan) 業(ye) 政策，也就是所謂的選擇性產(chan) 業(ye) 政策，在日本 “早已進入博物館”。但是，現在好像又有人把這種政策提出來了。實際上，日本通產(chan) 省後來也否定了這種選擇性產(chan) 業(ye) 政策。不過，這種政策的影響仍然還在。競爭(zheng) 力問題專(zhuan) 家邁克爾·波特(Michael Porter)2000年的書(shu) 《日本還有競爭(zheng) 力嗎》用翔實的材料分析了日本經濟缺乏競爭(zheng) 力的一麵，裏麵就談到了日本為(wei) 什麽(me) 沒有競爭(zheng) 力，這裏麵就分析了日本早期產(chan) 業(ye) 政策的負麵影響。

　　1987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關(guan) 於(yu) 日本產(chan) 業(ye) 政策的報告，建議中國引進一套協調價(jia) 格、金融、財政、稅收、外貿、外匯等調控手段的綜合政策體(ti) 係，選擇對某種或者某幾種產(chan) 業(ye) 的生產(chan) 、投資、研究開發加以扶持，同時對其他產(chan) 業(ye) 的同類活動進行抑製。具體(ti) 來說，當時要限製加工業(ye) 的發展，推動基礎產(chan) 業(ye) 也就是重化工業(ye) 超前發展。經過中央領導的批示，成了國家政策，而且明確了產(chan) 業(ye) 政策在政府經濟政策中的中心地位。另外，這種政策下的企業(ye) 政策的特點是扶持一些大集團，另外發展一批小企業(ye) “眾(zhong) 星拱月”。通產(chan) 省的這種做法在日本受到許多批評，有些被議會(hui) 否決(jue) ，也有的被法院判為(wei) 違法。

　　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可謂日本產(chan) 業(ye) 政策的後遺症，即日本政府主導建設築波科學園區的故事。1963年，日本政府決(jue) 定把日本政府所屬的科學技術研究機構都搬到築波，用10年時間建成所謂“日本的矽穀”——築波科學城。但是，由於(yu) 政府主導的方式缺乏效率，雖然日本政府投入了巨量資金，最後還是沒有如願發展起來。我們(men) 一定要吸收類似的教訓，否則容易造成很大的浪費

　　現在，我們(men) 應該認真吸取日本數十年來產(chan) 業(ye) 政策研究取得的成果，完善我國的產(chan) 業(ye) 政策，產(chan) 業(ye) 政策要有利於(yu) 提升市場的功能，強化競爭(zheng) 而不是抑製競爭(zheng) ，“逐步確立競爭(zheng) 政策的基礎性地位”。這樣，在“三去一降一補”的過程中，也要主要靠發揮市場激勵創新和優(you) 勝劣汰的作用，使政策更加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