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有關(guan) 國富國窮根源的研究成果不斷被介紹到國內(nei) 來，除了目前仍流行的產(chan) 權和製度決(jue) 定國富國窮的解釋外，最近10多年，又相繼出現了民主決(jue) 定國富國窮、競爭(zheng) 力決(jue) 定國富國窮和創新決(jue) 定國富國窮的觀點，甚至出現了地理位置、資源和氣候決(jue) 定國富國窮的觀點，這些觀點非常具有迷惑性。盡管產(chan) 權、製度、競爭(zheng) 力和創新等諸多因素確實對經濟發展有一定影響，但它們(men) 都不是決(jue) 定國富國窮的關(guan) 鍵性的或基本的因素。如果認為(wei) 風俗習(xi) 慣、法律、產(chan) 權和政治製度等決(jue) 定了經濟發展，這實際上是顛倒了因果關(guan) 係。挪威著名經濟學家賴納特通過對過去500年經濟政策史長達30年的深入研究，運用演化經濟學理論論證了在決(jue) 定國富國窮的複雜因果鏈條中，隻有對不同質量的經濟活動的戰略選擇才是決(jue) 定國富國窮的關(guan) 鍵性因素。本文簡介了賴納特這種研究的主要成果。

　　發展經濟學的先驅之一柯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談到他為(wei) 什麽(me) 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產(chan) 生興(xing) 趣時，把它歸因於(yu) 與(yu) 英國經濟學家奧斯汀·羅賓遜爵士(Austin Robinson)在上世紀20年代的一次談話。羅賓遜告訴他，經濟學教程的正確開端應該是告訴學生，印度的人均實際收入為(wei) 什麽(me) 僅(jin) 為(wei) 英國人均收入的1/4或更少。現在，80多年過去了，這種差距驚人地擴大了：前者大約隻有後者的1/50。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在其著名的《經濟發展的機製》一文中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各國之間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大得讓人難以置信……一個(ge) 人一旦思考這些問題，他就不再想別的事了。

　　科學起源於(yu) 驚異。這在挪威演化經濟學家埃裏克·S.賴納特(Eric S.Reinert)身上可以說表現得淋漓盡致，在談到《富國為(wei) 什麽(me) 富，窮國為(wei) 什麽(me) 窮?》一書(shu) 的寫(xie) 作動機時，他精確地把它追溯到1967年當他作為(wei) 一個(ge) 中學生在秘魯扶貧時產(chan) 生的疑惑：秘魯的巴士司機、旅店員工和理發師的工作效率並不比挪威的同行差，但他們(men) 為(wei) 什麽(me) 會(hui) 這麽(me) 窮?這個(ge) 問題轉換成經濟學語言就是：為(wei) 什麽(me) 相同水平的生產(chan) 率在不同的國家會(hui) 產(chan) 生不同的報酬?這個(ge) 問題驅動著他從(cong) 大學時代就開始上下求索。他發現，這個(ge) 問題的答案在正統經濟學中是無法找到的。冥冥之中，命運之神把他引至前斯密時代的一種經濟學傳(chuan) 統，這種傳(chuan) 統在戰後指導日本和韓國崛起的經濟政策中仍然依稀可辨，但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的世界中卻幾乎失傳(chuan) 了。為(wei) 此，他一頭紮進了過去500年以來的經濟思想史和經濟政策史之中，收集了5萬(wan) 冊(ce) 的著作和政府政策文件。他從(cong) 中發現了西方發達國家致富的秘訣。賴納特為(wei) 了證實或證偽(wei) 他從(cong) 曆史中發現的這個(ge) 秘密，曾長期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亞(ya) 洲進行實地調查研究，以至於(yu) 他的兩(liang) 個(ge) 兒(er) 子小的時候總是問他：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總是到一些窮地方去旅行?賴納特還發現，正如德國曆史學派經濟學家維爾納·桑巴特(Werner Sombart)對喬(qiao) 治·弗裏德裏希·李斯特(Georg Friedrich List)所評論的，他的概念就像在冥界河岸上飄蕩的未被釋放的靈魂，在曆史上，這種迥異於(yu) 西方經濟學教科書(shu) 的經濟學傳(chuan) 統雖然對國富國窮的機製具有直覺上的深刻領悟，但卻沒有展開係統的分析。賴納特發現，20世紀80年代之後興(xing) 起的演化經濟學為(wei) 這種分析提供了理論工具，因此，賴納特就把曆史上這種源遠流長的經濟學傳(chuan) 統與(yu) 現代演化經濟學綜合在一起，對發達國家自英國1485年實施戰略性經濟政策以來相繼崛起的五百年經濟史、特別是經濟政策史進行了係統的理論解讀。

　　賴納特從(cong) 五百年的經濟政策史中發現了什麽(me) ?他又是如何揭示國富國窮的機製的呢?賴納特發現，首先，不同的經濟活動在質上是不同的，隻有特定的經濟活動才能富國裕民，就整個(ge) 國家的經濟發展而言，“做什麽(me) ”比“怎樣做”更為(wei) 重要。1721年，英國國王喬(qiao) 治一世在英國議會(hui) 開幕時經人授意總結了英國經過300年摸索所獲得的致富經驗：“輸出製成品並輸入原材料，對於(yu) 公共福利的促進顯然是再有利不過的。”李斯特認為(wei) ，英國的經濟崛起就在於(yu) 始終不渝地堅持這個(ge) 基本原則。因為(wei) ，相對於(yu) 原材料生產(chan) 而言，製造業(ye) 具有熊彼特所說的“曆史性報酬遞增(技術創新加規模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zheng) 的特點，這兩(liang) 個(ge) 特點使得製造業(ye) 在當時構成了富國裕民的基礎。但在全球產(chan) 業(ye) 價(jia) 值鏈分解的今天，籠統地說製造業(ye) 所具有的這兩(liang) 個(ge) 特點已不再成立，相反，由於(yu) 信息技術經濟範式的革命，與(yu) 高端製造業(ye) 一樣，高端農(nong) 業(ye) 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ye) 這些高質量的經濟活動也具有了曆史性報酬遞增和不完全競爭(zheng) 的特點。

　　其次，隻有那種旨在扶植和創造高質量經濟活動的國家創新體(ti) 係才能推動一國進入富國裕民的軌道之中，國窮國富的一個(ge) 基本原因就是一國發展戰略對高質量還是低質量經濟活動進行不同選擇的結果。所謂的國家創新體(ti) 係就是一國推動技術創新的製度和政策體(ti) 係，因此，國富國窮的關(guan) 鍵性因素不是製度，而是對經濟活動的選擇。為(wei) 什麽(me) 會(hui) 這樣呢?原因就在於(yu) 高質量的經濟活動不僅(jin) 通過曆史性報酬遞增產(chan) 生了生產(chan) 率的增益，而且更為(wei) 重要的是，這種高質量的經濟活動所具有的不完全競爭(zheng) 特點為(wei) 一國的資本家、勞工和政府分別以高工資、高利潤和稅收的形式“共謀式”地分享這種生產(chan) 率增益提供了產(chan) 業(ye) 基礎。相反，由於(yu) 全球產(chan) 業(ye) 價(jia) 值鏈的低端具有“技術死胡同”和完全競爭(zheng) 的特點，因此如果一國按照比較優(you) 勢使這些低端產(chan) 業(ye) 專(zhuan) 業(ye) 化，那麽(me) 生產(chan) 率提高的結果並不能通過實際收入的提高為(wei) 該國國民所分享，反而會(hui) 通過價(jia) 格降低的方式被世界各國所分享，這種選擇的結果必然是規模報酬遞減、低工資和發展的潛力日益枯竭，從(cong) 而使該國陷入貧困的惡性循環之中而不能自拔。

　　再次，這種高質量的經濟活動通過國家創新體(ti) 係所創造的係統協同效應，在國家範圍內(nei) 產(chan) 生並擴散了技術創新及其生產(chan) 率的增益。高質量的經濟活動具有技術外溢性，如果一國缺乏高質量的生產(chan) 活動，它就不能把創新擴散到低質量的經濟活動部門，從(cong) 而也就不能帶來生產(chan) 率的全麵提高。而一國的高質量經濟活動所占比重越高，則該國不僅(jin) 科技創新會(hui) 日新月異，而且低質量經濟活動部門的勞動者也會(hui) 享有這種科技創新的收益。我們(men) 可以觀察到，在工業(ye) 發達的地區，即使農(nong) 民也比工業(ye) 不發達地區的人更富裕;發達國家的理發師或出租車司機的實際工資要比生產(chan) 率相同的發展中國家的同行高出很多倍。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於(yu) ，在一國之內(nei) 所有產(chan) 業(ye) 的勞動力都共享著同一個(ge) 勞動力市場，由高質量經濟活動的創新所產(chan) 生的“不斷湧出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因此，產(chan) 業(ye) 之間的協同效應，特別是勞動密集的低端產(chan) 業(ye) 與(yu) 高質量生產(chan) 活動的協同發展，是產(chan) 業(ye) 協調發展和城鄉(xiang) 和諧的重要機製。

　　最後，曆史上的富國之道表現為(wei) 高質量經濟活動與(yu) 更高實際工資之間的良性循環，實際工資而非GDP(國民生產(chan) 總值)是衡量國富國窮的首要標準。在賴納特看來，一國的國民因為(wei) 高質量的經濟活動，才享有實際工資的不斷提高，而實際工資的提高帶來了更大的需求(也就是更大的內(nei) 需)、更高的儲(chu) 蓄和勞動節約型的技術創新，更大的內(nei) 需使得有利於(yu) 科技創新的規模經濟和範圍經濟得以發展，更高的儲(chu) 蓄和勞動節約型技術創新產(chan) 生了更高的投資和更高的利潤，而規模經濟、範圍經濟、更高的投資和更高的利潤又加快了科技創新的速度，從(cong) 而使該國在高質量的經濟活動方麵更具國際競爭(zheng) 力，而高質量的經濟活動又導致了實際工資的提高，如此循環往複並互為(wei) 因果，從(cong) 而使該國邁向了繁榮富強的康莊大道。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關(guan) 國富國窮根源的研究成果不斷被介紹到國內(nei) 來，除了早期的產(chan) 權和製度決(jue) 定國富國窮的解釋外，最近10年，又相繼出現了民主決(jue) 定國富國窮、競爭(zheng) 力決(jue) 定國富國窮和創新決(jue) 定國富國窮的觀點，甚至出現了地理位置、資源和氣候決(jue) 定國富國窮的觀點，這些觀點非常具有迷惑性。盡管產(chan) 權、製度、競爭(zheng) 力和創新等因素確實對經濟發展有一定影響，但它們(men) 並不是決(jue) 定國富國窮的關(guan) 鍵性原因或基本因素。例如，就以影響最大的製度決(jue) 定論來說，早在1769年，德國經濟學家梅因(Johann Jacob Meyen)就指出，眾(zhong) 所周知，那些古老的國家並不是先改進了它們(men) 的風俗習(xi) 慣，而後才找到有用的產(chan) 業(ye) ——事情恰恰相反。如果認為(wei) 風俗習(xi) 慣、法律、產(chan) 權和政治製度等決(jue) 定了經濟發展，就是顛倒了因果關(guan) 係，在決(jue) 定國富國窮的複雜的因果鏈條中，隻有對不同質量的經濟活動的選擇才是決(jue) 定國富國窮的關(guan) 鍵性因素。

　　賴納特的上述結論是以他在中國出版的兩(liang) 部著作為(wei) 基礎的。第一部著作即《富國為(wei) 什麽(me) 富，窮國為(wei) 什麽(me) 窮?》，該書(shu) 中譯本已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在2010年底出版，其英文版出版於(yu) 2007年，次年就獲得了歐洲演化政治經濟學協會(hui) (歐洲第二大經濟學協會(hui) )的繆爾達爾獎。據報道，該書(shu) 不僅(jin) 在英國、美國、印度和馬來西亞(ya) 出版了英文版，而且西班牙文版和塞爾維亞(ya) 文版也已經出版發行。此外，該書(shu) 的朝鮮文版和葡萄牙文版也正在翻譯中。賴納特的第二部著作是由他本人和筆者合作、專(zhuan) 門為(wei) 中國讀者選編的論文集《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上下卷)，該書(shu) 在2007年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筆者之所以為(wei) 該書(shu) 取名“窮國的國富論”，意指與(yu) 其篇幅相當的亞(ya) 當·斯密的《國富論》並不能成為(wei) 包括中國在內(nei) 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指導，而《窮國的國富論》才是這些國家脫貧致富的指路明燈。對於(yu) 我國擴大內(nei) 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設創新型國家、迎接第三次工業(ye) 革命並反思新自由主義(yi) 經濟政策給世界經濟帶來的危害來說，這兩(liang) 本著作從(cong) 曆史和理論等方麵都提供了獨特的新視野，值得學術界、經濟政策製定者乃至一般讀者深入研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