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又該如何跨越?這一話題一直是經濟學界討論的熱點。

　　“不接受‘否定論’，不讚成完全的‘樂(le) 觀論’。”5月7日，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在由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主辦，每日經濟新聞、每經智庫、中信出版集團協辦的“中國經濟真問題——‘中國的坎’研討會(hui) ”上發表了上述觀點。

　　賈康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專(zhuan) 訪時表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實現“中國夢”的頂級真問題。應該持有居安思危、防患未然、“行百裏者半九十”的戰略思維，對這個(ge) 問題進行深入研討，在貫徹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戰略方針中，力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化解潛在威脅，經受住這一曆史性的考驗。

　　跨越“陷阱”之路不會(hui) 平坦

　　NBD：對於(yu) “中等收入陷阱”討論眾(zhong) 多，您持怎樣的觀點?

　　賈康：“中等收入陷阱”所指的是一個(ge) 統計現象，具體(ti) 可以按照世界銀行對全球各個(ge) 經濟體(ti) 收入組別的劃分，分為(wei) “下中等收入陷阱”和“上中等收入陷阱”兩(liang) 個(ge) 組別。對於(yu) 要完成現代化“中國夢”的中國而言，這是一個(ge) 頂級真問題。

　　通過對前麵大半個(ge) 世紀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ti) 進行研究分析，我們(men) 發現，成功者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的GDP增長率均值為(wei) 8.5%，而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GDP增長率均值為(wei) 5.08%。並且，就全球範圍內(nei) 的成功者來看，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持續時間平均為(wei) 15.9年。

　　我認為(wei) 中國正麵臨(lin) “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驗。經過研究測算，我們(men) 認為(wei) 中國晉級中等收入組大約在1997年，而晉級上中等收入階段的年度為(wei) 2010年，所以中國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的持續時間為(wei) 14年。

　　中國在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中，GDP增長率均值為(wei) 9.87%，高於(yu) 8.5%的世界均值，與(yu) 以前的成功者相比，僅(jin) 次於(yu) 新加坡10.02%的增速均值。

　　按照15.9年和年增長5.08%的平均值計算，以中國2013年人均國民總收入(GNI)6560美元為(wei) 基數，達到目前世界範圍內(nei) 的高收入下限值12814美元所需時間為(wei) 13年，但考慮到高收入下限值仍在逐年增長，故從(cong) 總量方麵來看，中國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之路將不會(hui) 特別平坦。

　　NBD：您所言的“不會(hui) 平坦”具體(ti) 指的是什麽(me) ?

　　賈康：一方麵，中國經濟增長率在未來15年左右應至少不低於(yu) 5.08%這一平均值;另一方麵，即使GDP增長率不低於(yu) 平均值，考慮到高收入下限值的上浮，中國也有可能在15.9年這一平均年限中並不能順利晉級，而可能麵臨(lin) 更長時期的考驗。譬如，波多黎各跨越這一階段持續了29年。

　　將承受先行發達者壓力與(yu) 製約

　　NBD：成功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ti) 給我國可以帶來哪些啟示?

　　賈康：可以通過將中國和成功經濟體(ti) 進行對比，通過分析那些經濟體(ti) 步入上中等收入階段時間節點的城鎮化水平，來觀察中國在上中等收入階段可能麵臨(lin) 的挑戰。

　　按常住人口計算城鎮化率來看，日本和韓國在步入上中等收入階段時，其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一個(ge) 較為(wei) 合理的水平，所以即使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伴隨著成功實現了工業(ye) 化，城鎮化率還是在原有較好的基礎上能穩步達到較高水平。

　　相比之下，中國在城鎮化率的起點上水平比較低，這也意味著客觀上需要更高的城鎮化提升速率。可以推測，如果想成功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中國應當在經濟增長新常態的背景下努力爭(zheng) 取製度紅利，實現技術趕超，從(cong) 而煥發經濟活力，這樣才可能在城鎮化水平與(yu) 其他因素相結合的綜合表現上，逐步縮小與(yu) 成功者的差距。

　　NBD：你剛才提出中國跨越之路將不會(hui) 平坦，那麽(me) 能否分析具體(ti) 的難點包括哪些?

　　賈康：首先，在全球化背景下，先進者對後進者有製約影響。後發趕超者勢必承受先行發達者的壓力和排擠。

　　中國在追趕和借鑒中需要保持理性，全球經濟“老二”的這把交椅不好坐。例如，當下人們(men) 非常關(guan) 注美國特朗普新政中的減稅，這個(ge) “老大”的減稅，被有些評論稱為(wei) 是對中國減稅的競爭(zheng) 與(yu) 倒逼，形成了很大的衝(chong) 擊和壓力。中國作為(wei) 第二大經濟體(ti) ，應該怎麽(me) 借鑒，怎麽(me) 應對?

　　從(cong) “財政三元悖論”這樣一種分析框架來說，在減稅、增加公共福利支出以及控製赤字和債(zhai) 務水平這三個(ge) 公眾(zhong) 都非常擁護的政策方針中間，其實充其量隻可能同時實現兩(liang) 項。

　　美國人的減稅，實際上在三元悖論的製約框架之下，有一個(ge) 其他經濟體(ti) 完全沒有的“美元霸權”空間，可以把這樣一個(ge) 終極約束在現實生活中間的臨(lin) 界點，在很大程度上外推，中國在這方麵顯然跟美國不可同日而語。

　　還要特別注意到：同樣都是“稅”，美國的稅製是明顯帶有現代化特征的直接稅為(wei) 主的稅製結構，而中國是以間接稅為(wei) 主的稅製結構。中國的稅製結構目前還沒有實現“自動穩定器”的功能，而且還是順周期的;同時也沒有應對社會(hui) 發展過程中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有效再分配功能，這有可能使我們(men) 社會(hui) 中已經積累的矛盾深化和加劇。

　　所以如果簡單地把“減稅”兩(liang) 個(ge) 字從(cong) 特朗普那裏搬到中國，後麵跟著的是不同的方案設計，要麵對完全不同的現實情況。基於(yu) 此，中國必須防止在這方麵簡單地東(dong) 施效顰、邯鄲學步。

　　以製度紅利實現趕超過“坎”

　　NBD：就中國經濟自身而言，還有哪些難點?

　　賈康：中國經濟發展存在一些十分關(guan) 鍵的時代元素與(yu) 基本國情，使得“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問題難以回避，對此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要看到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常態”及矛盾凸顯的挑戰，中國經濟發展受到產(chan) 業(ye) 革命加速與(yu) 自身技術水平落後和技術戰略儲(chu) 備不足帶來的壓力，麵臨(lin) 著資源環境與(yu) 生態環境的製約，人口、人才、科技創新能力與(yu) 多種結構問題的挑戰，趨於(yu) 消失的後發優(you) 勢等挑戰。

　　NBD：您也提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需要爭(zheng) 取製度紅利。應該如何發揮出製度紅利?

　　賈康：引領“新常態”和跨越“陷阱”之路，需要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製度供給是中國經濟社會(hui) 現代化最可選擇的“關(guan) 鍵一招”和“後來居上”的龍頭支撐因素，而具有公共品性質的“製度”需要政府發揮強有力的作用，來加強其有效供給，達到有效市場和有為(wei) 、有限政府的良性結合。

　　製度與(yu) 行為(wei) 聯通機製的優(you) 化再造，經濟發展中整個(ge) 動力體(ti) 係的轉型，決(jue) 定著我國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與(yu) 潛力、活力釋放。

　　在優(you) 化製度供給的過程中，應當特別注意在以和平發展、全球“命運共同體(ti) ”理念來尋求共贏、摒棄“你輸我贏”舊思維的取向下，通過中國自身攻堅克難製度變革的成功，來保障科學技術第一生產(chan) 力的潛力釋放、實體(ti) 經濟升級版的實現，從(cong) 而真正以“追趕—趕超”進程，跨越橫亙(gen) 於(yu) 前的“中等收入陷阱”這道坎兒(er) 。

　　我們(men) 隻要堅定地落實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尤其是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hui) 的大政方針，我們(men) 將會(hui) 有望以6.5%左右的年均增長、匹配“四個(ge) 全麵”戰略布局下的經濟社會(hui) 進步，於(yu) 2020年實現全麵小康，再於(yu) 其後不到10年的時間，在2030年前成功“過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