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的收入分配之所以在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過程中能夠發揮重要的保障作用，是因為(wei) 收入分配通過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對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產(chan) 生了較深層次的影響，而這兩(liang) 個(ge) 結構層麵所涵蓋的中間要素恰恰對應著構成經濟增長質量的評判體(ti) 係。

　　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夠有效地擴大內(nei) 部需求

　　從(cong) 消費需求來看，在收入差距擴大的情形下，由於(yu) 低收入群體(ti) 占社會(hui) 總人口的絕大部分，因此其有限購買(mai) 力所帶來的消費低迷，將導致內(nei) 部工業(ye) 品的需求不足，而這則製約了工業(ye) 化的進程，既不利於(yu) 經濟數量上的增長，更不利於(yu) 經濟質量上的提升。相反，一種旨在促進社會(hui) 公平的收入分配製度，能夠有效提升低收入群體(ti) 的收入水平，這對於(yu) 其消費需求的擴大和消費結構的升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義(yi) 。不過，分配公平和收入提高對消費的影響，隻有在邊際消費傾(qing) 向隨著收入提高而遞減時，高收入群體(ti) 向低收入群體(ti) 的收入轉移才能帶來總消費的提高。對於(yu) 我國而言，在收入差距擴大的情況下，城鄉(xiang) 居民邊際消費傾(qing) 向總體(ti) 而言均存在遞減的趨勢，而提高收入增長率則能夠增加城鄉(xiang) 居民的消費支出。因此，收入差距的擴大導致了我國消費需求的不足，而收入分配的改善和收入差距的縮小則能夠有效地提高邊際消費傾(qing) 向，因而能夠有效地擴大消費需求，改善需求結構失衡的局麵。

　　從(cong) 投資需求的角度看，初始稟賦和收入來源是影響投資的主要因素。在收入差距擴大的情形下，高收入群體(ti) 擁有較高的初始稟賦及更多的收入來源，因此其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都具有較高的投資水平;相反，低收入群體(ti) 則在資本市場不完善的情況下，不論是初始稟賦還是收入來源均較為(wei) 有限，因此其投資機會(hui) 受到了較大的限製。從(cong) 兩(liang) 者比較來看，由於(yu) 低收入群體(ti) 在社會(hui) 總人口中占有較大比重，因此收入差距擴大對投資所帶來的累計影響始終是負的。此外，收入差距越大，社會(hui) 治安穩定性越差，相應地，生產(chan) 投資的社會(hui) 環境也就會(hui) 隨之惡化，致使社會(hui) 總投資額下降。一種更加注重公平的收入分配製度，不僅(jin) 能夠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從(cong) 而增加其從(cong) 事投資的初始稟賦，還能夠有效緩解社會(hui) 矛盾從(cong) 而營造更為(wei) 良好的投資環境。

　　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夠有效地提升貿易質量

　　一般來說，收入差距會(hui) 對人力資本的積累產(chan) 生抑製作用。這使得一國所出口的產(chan) 品具有技術含量和產(chan) 品附加值“雙低”的特征，明顯不利於(yu) 對外貿易質量的提高。對於(yu) 中國而言，收入差距通過勞動和資本要素對貿易質量產(chan) 生了根本性的影響。從(cong) 勞動要素的角度看，收入差距所帶來的農(nong) 村剩餘(yu) 勞動力轉移為(wei) 出口產(chan) 品的生產(chan) 提供了充裕的廉價(jia) 勞動力，從(cong) 而促進了勞動密集型產(chan) 品的出口，帶來了貿易數量的增長;從(cong) 資本要素的角度看，收入差距通過資本積累對貿易增長產(chan) 生的影響具有“結構效應”。也就是說，所帶來的物質資本積累有力地促進了資本密集型產(chan) 品的出口，但所帶來的人力資本的減少則不利於(yu) 技術密集型產(chan) 品的出口。可見，中國的收入分配通過勞動要素、物質資本要素和人力資本要素促發了貿易模式的形成，公平的分配製度有利於(yu) 貿易質量的提升。

　　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利於(yu) 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

　　收入分配通過需求規模和需求結構對自主創新產(chan) 生了不同的經濟效應。從(cong) 規模來看，需求對創新活動的方向與(yu) 數量具有決(jue) 定性作用，隻有當市場中存在足夠的有效需求時，企業(ye) 的創新投入才能通過市場最終轉化為(wei) 創新活動的收益，從(cong) 而從(cong) 根本上激發企業(ye) 的創新動力。從(cong) 結構來看，收入分配是決(jue) 定消費結構的重要因素，居民收入水平的不同將形成不同的產(chan) 品消費結構，從(cong) 而為(wei) 創新型產(chan) 品帶來了特定需求。就中國而言，適度的收入差距有利於(yu) 創新水平的提高，但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則將對創新能力的提升帶來抑製作用。這是因為(wei) ：從(cong) 規模來看，收入差距提高了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後者所引致的對創新產(chan) 品的消費需求規模的擴大則激發了企業(ye) 的創新動力;從(cong) 結構來看，收入差距抑製了居民消費結構的優(you) 化和升級，使得低收入群體(ti) 對創新產(chan) 品難以形成有效需求，市場規模的縮小則降低了自主創新水平。因此，公平的收入分配製度能夠有效擴大消費規模的數量和促進消費結構的升級，並因此而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帶來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

　　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利於(yu) 農(nong) 村剩餘(yu) 勞動力的優(you) 化配置

　　在城鄉(xiang) 融合的初期，收入差距是促進農(nong) 村剩餘(yu) 勞動力轉移的主要動力。但是，收入差距的這一推動作用僅(jin) 限於(yu) 城鄉(xiang) 融合的初期，從(cong) 長遠來看，收入差距並未實現農(nong) 村剩餘(yu) 勞動力更為(wei) 優(you) 化的配置。這是因為(wei) ：收入差距擴大情形下農(nong) 村剩餘(yu) 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目的在於(yu) 獲得高於(yu)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的工資性收入，一旦兩(liang) 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縮小，大量的轉移勞動力便將從(cong) 城市向農(nong) 村或城鎮“回流”。因為(wei) 後者雖然獲得了相對較低的收入，但卻更容易使其在“故土”中得到歸屬感和認同感。這一現象極為(wei) 普遍地存在於(yu) “農(nong) 民工”轉移大省河南、湖南和江西等地區中。從(cong) 經濟效率來看，這一“回流”不僅(jin) 未帶來勞動要素更為(wei) 優(you) 化的配置，反而帶來了效率的漏損，且漏損值相當於(yu) 從(cong) 歸屬感和認同感中所獲得的主觀效用。這一現象產(chan) 生的原因在於(yu) 收入分配製度的不平等。由於(yu) 不平等的存在，轉移農(nong) 民在城市難以獲得平等的就業(ye) 機會(hui) 和公平的勞動報酬，因此，一種更為(wei) 公平的收入分配，能夠有效地留住自農(nong) 村向城市轉移的勞動力，並帶來勞動要素更為(wei) 優(you) 化的配置。

　　公平的收入分配有利於(yu) 人力資本的有效積累

　　在收入差距擴大情形下，高收入群體(ti) 擁有較為(wei) 豐(feng) 裕的初始稟賦，因而具有較高的儲(chu) 蓄率，其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程度都相對較高;但是，低收入群體(ti) 的儲(chu) 蓄率和對人力資本的投資程度則相對較低。綜合來看，收入差距不利於(yu) 社會(hui) 的人力資本積累。這是因為(wei) ，收入差距擴大情形下儲(chu) 蓄率的提高，是以犧牲大部分低收入人群的必要消費和必要的人力資本積累為(wei) 前提的，因為(wei) 本應配置於(yu) 教育支出和培訓支出中的社會(hui) 財富卻被配置在了高收入人群的物質資本積累中;不僅(jin) 如此，相對於(yu) 低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的數量規模相對較小，其所帶來的人力資本積累程度的提高也較為(wei) 有限。因此，一種資產(chan) 收入由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的再分配及其力度的加大有助於(yu) 提高人力資本的投資總量和平均生產(chan) 率。從(cong) 這一層麵來看，縮小收入差距的公平分配製度，能夠有效促進社會(hui) 人力資本積累程度的提高，因而帶來了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

　　綜合而言，收入差距從(cong) 需求結構的角度導致了我國內(nei) 需的不足，而收入分配改革能夠提高消費需求在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中的占比，從(cong) 而使經濟結構得到進一步優(you) 化，經濟增長質量得到提升。從(cong) 供給結構的角度看，收入差距及其擴大在提高物質資本積累的同時，也降低了社會(hui) 的人力資本積累能力，使得我國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社會(hui) 經濟隻能依靠要素投入而不是創新驅動的模式進行發展，而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及其深化則促進了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積累，並使經濟增長的效率得到有效提高。經濟增長方式能夠實現由要素投入向創新驅動的轉變，同時還能有效提高自主創新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因此，一種旨在促進社會(hui) 公平的收入分配製度，對於(yu) 新常態下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和可持續發展的實現，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y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