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從(cong) “立八規”到“反四風”，從(cong) 網上監督問責到海外追逃追贓，從(cong) 紀律檢查體(ti) 製改革到國家監察體(ti) 製改革，一係列反腐舉(ju) 措帶來了治理腐敗的原創性貢獻與(yu) 世界級表現。日前，中央紀委駐中國社科院紀檢組副組長、副研究員高波新作《廉潔拐點：世界難題與(yu) 中國答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shu) 係統解讀了十八大後以腐敗治理和黨(dang) 內(nei) 治理為(wei) 肯綮的“新治理革命”。人民網理論頻道將其中精彩篇章予以摘編，以饗讀者。

　　古往今來，不同時期的國家都高度重視選人用人，把“選什麽(me) 人、怎樣選人”視為(wei) 治國理政之要務。我國封建社會(hui) 強調“為(wei) 政之要，唯在用人”，開創了舉(ju) 孝廉、科舉(ju) 製等入仕機製;西方資本主義(yi) 國家推行英美現代文官製度，提出了建設“人力資源”、“人才資本”等新理念。

　　當代執政黨(dang) 的幹部選任工作必須適應社會(hui) 職業(ye) 細分、公共職位分類和人力資源戰略管理的需要，走科學化、民主化、製度化道路。但不管執政黨(dang) 如何設定選拔任用機製，由於(yu) 公共職位與(yu) 公共權力緊密相關(guan) ，甚至可能與(yu) 個(ge) 人或集團利益互為(wei) 一體(ti) ，其進入、晉升機會(hui) 都是稀缺性的。資源稀缺導致競爭(zheng) 加劇，乃至出現不正當競爭(zheng) ，當競爭(zheng) 機製不暢或被扭曲時，就會(hui) 產(chan) 生不正之風，甚至出現“邊病邊升，邊升邊病”、“少數人中選人，少數人選錯人”等問題。

　　全麵深化改革，既需要有力的組織保證和人才支撐，也必須有效防治吏治腐敗。對執政黨(dang) 來說，用人的腐敗是最大的腐敗，用人的失敗是最大的失敗。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是執政黨(dang) 科學配置優(you) 秀人力資源的授權賦能過程，也是黨(dang) 的組織建設的入口機製，對全社會(hui) 人力資源建設和規劃具有重要指導作用，對完成全麵深化改革任務具有重要支撐作用。

　　按照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的改革規劃，我國吏治改革將主要從(cong) 以下三個(ge) 方麵發力。

　　一是幹部選任製度改革的帶動力。《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以下簡稱《決(jue) 定》)重申要堅持黨(dang) 管幹部原則，深化幹部人事製度改革，構建有效管用、簡便易行的選人用人機製，使各方麵優(you) 秀幹部充分湧現。幹部選拔任用製度是幹部人事製度的首要環節，也是國家政治製度的重要內(nei) 容、黨(dang) 內(nei) 民主製度建設的關(guan) 鍵方麵和依法治國的實踐寫(xie) 照。“選人用人不當是貪腐源頭之一，選錯一人，為(wei) 害一方。”幹部選任製度改革對國家吏治改革具有以點帶麵、以小見大的效力。

　　當前，要抓緊貫徹落實《決(jue) 定》相關(guan) 部署，改進競爭(zheng) 性選拔幹部辦法，改進優(you) 秀年輕幹部培養(yang) 選拔機製，區分實施選任製和委任製幹部選拔方式，堅決(jue) 糾正唯票取人、唯分取人等現象，真正把信念堅定、為(wei) 民服務、勤政務實、敢於(yu) 擔當、清正廉潔的好幹部選拔出來。這正是遏製“任人唯親(qin) ”等弊端的治理之道。2016年8 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關(guan) 於(yu) 防止幹部“帶病提拔”的意見》，規定實行黨(dang) 委(黨(dang) 組)書(shu) 記、紀委書(shu) 記(紀檢組組長)在幹部人選廉潔自律的結論性意見上簽字的製度，並提出加強動議審查、嚴(yan) 格責任追究等具體(ti) 要求。

　　二是考核評價(jia) 機製改革的推動力。《決(jue) 定》強調，改革政績考核機製，著力解決(jue) “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以及不作為(wei) 、亂(luan) 作為(wei) 等問題。政績考核“堅持什麽(me) ，反對什麽(me) ，鼓勵什麽(me) ”是國家治理體(ti) 係特別是黨(dang) 員幹部隊伍的“指揮棒”。隻有改革政績評價(jia) 指標，擴大民主評議方式，才能形成推動幹部樹立正確政績觀的強大力量。

　　同時，《決(jue) 定》亦從(cong) 反向維度指出，完善和落實領導幹部問責製，完善從(cong) 嚴(yan) 管理幹部隊伍製度體(ti) 係;破除“官本位”觀念，推進幹部能上能下、能進能出。這就有助於(yu) 形成獎優(you) 與(yu) 汰劣相銜接的監督“閉環”，構建“能者上、庸者讓、懶者下、過者罰、貪者出”的中國特色“治官”體(ti) 係。這實質上是一個(ge) 官員職業(ye) 生涯“何去何從(cong) ”的選擇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布坎南曾經提出：“在任何選擇邏輯中成本都是主觀的，而在任何預測理論中成本都是客觀的。”考核評價(jia) 機製的改革直接決(jue) 定了官員的“行善成本”和“作惡成本”，對於(yu) 保持其廉潔從(cong) 政的主觀動力和客觀壓力至關(guan) 重要。

　　三是監督體(ti) 製機製改革的驅動力。《決(jue) 定》用了較大篇幅闡述紀檢監察體(ti) 製機製改革創新問題。其中，亮點是推動黨(dang) 的紀律檢查工作雙重領導體(ti) 製具體(ti) 化、程序化、製度化，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明確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wei) 主，線索處置和案件查辦在向同級黨(dang) 委報告的同時必須向上級紀委報告;各級紀委書(shu) 記、副書(shu) 記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hui) 同組織部門為(wei) 主。

　　這是以黨(dang) 內(nei) “上位監督”驅動黨(dang) 員幹部“幹淨幹事”的強信號，既有助於(yu) 自上而下加強對各級黨(dang) 政“一把手”的監督，也有助於(yu) 紀檢監察組織對同級黨(dang) 委常委會(hui) 成員的定向監督，有助於(yu) 防治窩案、串案等集團式腐敗。同時，通過派駐機構對派出機關(guan) 負責、改進巡視製度等舉(ju) 措，使得黨(dang) 內(nei) 監督資源“下沉一級”，履行監督職責更有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