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解北京功能、降低北京人口密度，使經濟社會(hui) 發展與(yu) 資源環境相協調，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關(guan) 鍵所在，這一科學論斷以北京人口過密為(wei) 基礎。然而，對於(yu) 北京人口是否過密尚存在不同認識。有學者提出，日本東(dong) 京都市圈人口密度遠高於(yu) 北京，因此不應控製北京人口規模擴張。對於(yu) 這一觀點，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區域科學協會(hui) 會(hui) 長、著名區域經濟學家楊開忠反駁道，北京與(yu) 東(dong) 京圈區域自然資源環境存在巨大差別，因此現在北京強調疏解城市功能、降低人口密度是合乎規律的事情。

　　在可比意義(yi) 上，北京人口密度高於(yu) 東(dong) 京都市圈

　　有人提出日本東(dong) 京都市圈人口密度遠大於(yu) 北京，現在不應控製北京人口規模擴張、降低北京人口密度。這種觀點忽視了北京與(yu) 東(dong) 京圈區域自然資源環境的巨大差別。首先，海陸區域背景迥異。東(dong) 京都市圈位於(yu) 日本東(dong) 海岸太平洋沿岸，海岸線綿延數百公裏，海陸區域背景十分優(you) 越，生態涵養(yang) 保障空間大、質量高。北京不僅(jin) 沒有海洋環繞，而且麵臨(lin) 風沙威脅，海陸區域背景遠不如東(dong) 京圈，生態涵養(yang) 保障空間顯著較小、質量顯著較劣。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這意味著北京可持續的人口承載力顯著低於(yu) 東(dong) 京都市圈。

　　其次，氣候和水資源量相差懸殊。日本東(dong) 京圈屬亞(ya) 熱帶溫帶海洋性季風氣候，降水豐(feng) 沛，水資源豐(feng) 富。按2015年人口計，北京人均水資源量172立方米，而2016年實際人均水資源量126立方米，不足東(dong) 京的45%，不及國際公認極度缺水警戒線的35%。水是維係生命、健康的基礎。這意味著，考慮到水資源瓶頸製約，北京可持續的人口承載力又將進一步低於(yu) 東(dong) 京圈。事實上，為(wei) 了解決(jue) 缺水問題，1972年北京開始開采地下水，隨之地下水位下降，河湖以及濕地幹涸，生態環境退化，已威脅到居民的健康和生活質量提高。

　　第三，地形地貌差別巨大。北京作為(wei) 稀有的生態涵養(yang) 和屏障的山地占62%，而東(dong) 京都市圈基本係平原。為(wei) 了剔除地理尺度的影響，可進行尺度基本一致的相同性質平原地區比較，結果表明，北京人口密度亦高於(yu) 東(dong) 京圈。

　　由上可知，在可比意義(yi) 上，北京人口密度高於(yu) 而非低於(yu) 資源環境條件更為(wei) 優(you) 越的東(dong) 京都市圈。既然20世紀60年代以來，疏解人口和功能、緩解過密問題始終是日本東(dong) 京麵臨(lin) 的重要課題，現在北京強調疏解城市功能、降低人口密度自然是合乎規律的事情。

　　政府對城市規模的幹預需因時、因地製宜

　　有人認為(wei) ，市場力量可以有效地自動調節好人口和功能的集中與(yu) 分散，因而城市規模應該放任市場自由決(jue) 定，政府不應幹預。但在我看來，政府和社會(hui) 應該參與(yu) 其中發揮積極作用。

　　集聚是一把雙刃劍，對企業(ye) 、個(ge) 人及社會(hui) 一方麵可以帶來好處，另一方麵可以帶來壞處。撇開要素稟賦差異不論，現實世界的城市規模正是這兩(liang) 種不同力量對決(jue) 的結果。在這一對決(jue) 過程中，有些好處和壞處是通過價(jia) 格機製傳(chuan) 導的，經濟學家將之稱為(wei) “金錢外部性”。有些則是通過非價(jia) 格機製實現的，經濟學家稱之為(wei) “技術外部性”。因此，合理的集聚和城市規模是不能單純地經由市場機製決(jue) 定的，政府和社會(hui) 應該參與(yu) 其中發揮積極作用。事實上，即使在市場經濟最發達的美國，政府也是以成長管理等多種形式參與(yu) 城市規模調控的。當然，隨著我國市場體(ti) 製不斷完善，政府對城市規模的幹預範圍和方式應該是、事實上也是與(yu) 時俱進、因地製宜的。

　　雄安新區應當走怎樣的城鎮化道路?

　　跳出已有區域，規劃建設新城既是國際上的普遍做法，也是疏解北京、特別是北京中心城區人口的必由之路。為(wei) 了京津冀地區可持續發展，雄安新區等北京疏解承接地應當走怎樣的城鎮化道路?這是一個(ge) 重要問題。

　　向沿海地區大規模人口遷移，是過去幾十年中國發展的基本動力之一。目前，我國沿海地區以占14.74%的國土麵積承載了全國45%的人口，已經成為(wei) 地球人口最為(wei) 稠密的超級巨型城市化地帶。其中，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人口密度均已明顯高於(yu) 可比的日本核心區本州島。因此，為(wei) 了可持續發展，以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為(wei) 核心的東(dong) 部地區未來人口城市化勢必在疏解核心城市的同時，整體(ti) 上走一條遷入遷出基本平衡的內(nei) 源式發展道路。這意味著，未來京津冀地區整體(ti) 上不宜有從(cong) 全國大規模集聚人口的發展模式，而應基本保持自身人口規模的穩定。雄安新區等北京疏解承接地，應適應這種形勢，轉變城鎮化方式，走一條以承接北京人口和就近轉移人口為(wei) 主的內(nei) 源式城市化道路。

　　(楊開忠 北京大學教授、中國區域科學協會(hui) 會(hui) 長、著名區域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