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新常態下經濟工作的主線。2015年11月，習(xi) 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hui) 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這一命題，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ti) 係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2016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再次強調，我國經濟運行麵臨(lin) 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根源在於(yu) 重大結構性失衡，必須從(cong)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guan) 係新的動態均衡，進而提出2017年是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要堅持以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主線。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現實梗阻

　　長期以來，我國較為(wei) 忽視供給側(ce) 的發展。我國的供給體(ti) 係，總體(ti) 上表現為(wei) 中低端產(chan) 品過剩、高端產(chan) 品不足、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產(chan) 能過剩、結構性的有效供給不足。習(xi) 近平曾對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作出判斷：“結構性問題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麵在供給側(ce) 。”推進供給側(ce) 改革是形勢所迫，是問題倒逼的必然選擇。

　　一年多來，我國以“去庫存、去產(chan) 能、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為(wei) 抓手，推動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取得初步成效，如一些行業(ye) 的供求失衡狀況得到一定改善、政府和企業(ye) 的行為(wei) 也發生了積極變化。但是，當前我國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仍麵臨(lin) 一係列現實梗阻，主要包括：經濟增長動力轉換乏力，經濟結構轉型進展緩慢，長期困擾我國的粗放式經濟增長方式沒有根本轉變;部分行業(ye) 產(chan) 能過剩的狀況並未實質性改觀，低端製造業(ye) 產(chan) 能過剩和高端製造業(ye) 、服務業(ye) 供給不足並存，供給難以滿足人們(men) 日益增長的高層次、多樣化、個(ge) 性化的需求以及技術、生態環境的需求;企業(ye) 自主創新能力較弱，缺乏核心技術和自主品牌等問題。從(cong) 本質上講，這些問題是生產(chan) 力與(yu) 生產(chan) 關(guan) 係之間的矛盾運動長期演化的結果。因此，要解決(jue) 這些結構性問題和矛盾，還是要回到生產(chan) 力與(yu) 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矛盾運動中去尋找答案。

　　根據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任何社會(hui) 生產(chan) 方式是生產(chan) 力與(yu) 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辯證統一。人們(men) 在生產(chan) 中不僅(jin) 與(yu) 自然發生聯係，人與(yu) 人之間其實也會(hui) 發生聯係。生產(chan) 力決(jue) 定生產(chan) 關(guan) 係，同時，生產(chan) 關(guan) 係對生產(chan) 力發展具有能動反作用。從(cong) 生產(chan) 力與(yu) 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互動關(guan) 係看，當生產(chan) 關(guan) 係不適應生產(chan) 力發展要求時，它便會(hui) 阻礙生產(chan) 力的發展。分析上述供給側(ce) 結構性問題產(chan) 生的根源，就在於(yu) 我國各領域的改革不到位，使得現有體(ti) 製機製難以滿足新形勢下生產(chan) 力發展的要求，如市場機製尚不完善、市場體(ti) 係不健全，生產(chan) 要素市場化改革相對滯後、收入分配製度和社會(hui) 保障製度不完善、政府與(yu) 市場關(guan) 係尚未理順且權力邊界不清晰，地方政府因過度追求短期經濟增長目標而對經濟運行施加了過多的影響等問題，這些體(ti) 製機製問題容易扭曲資源的配置，導致資源配置低效甚至無效。

　　排除現實梗阻的邏輯進路

　　任何改革，從(cong) 性質和任務上講都是根據現有生產(chan) 力發展要求，對不合理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進行變革，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也不例外。因此，要解決(jue)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現實梗阻問題，必須通過持續深化改革，消除製約生產(chan) 力發展的體(ti) 製機製性障礙，從(cong) 而最大限度地解放和發展生產(chan) 力。

　　其一，進一步厘清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是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關(guan) 鍵

　　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是任何國家現代化進程中都不能回避的核心問題，也是發展市場經濟的根本性問題。在市場經濟中，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麵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另一方麵，也要發揮好政府的作用。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簡政放權改革取得顯著成績，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某種程度上的越位、缺位和錯位問題依然存在。下一步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重點，是結合當前我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階段性特征，科學合理界定政府職能，明確政府權力邊界，深化行政體(ti) 製改革，推動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you) 化服務改革向縱深發展，製定負麵清單，減少行政審批事項，最大限度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幹預，激發微觀經濟主體(ti) 的活力;同時，要繼續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完善市場機製和市場體(ti) 係，真正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jue) 定性作用。目前，我國供給側(ce) 結構性問題的一個(ge) 突出表現就是產(chan) 能過剩與(yu) 產(chan) 能不足並存，這一現象反映了資源配置的扭曲，即本該吸引更多要素的行業(ye) 沒有吸引到足夠的要素，而不該吸引過多要素的行業(ye) 流入了過多的資源。要消除這種扭曲，就必須通過深化勞動力、土地和資金等生產(chan) 要素的市場化改革，打破地區分割和行業(ye) 壟斷，清除市場壁壘，促進生產(chan) 要素的自由流動與(yu) 合理配置;完善由市場決(jue) 定價(jia) 格的機製，使生產(chan) 要素價(jia) 格能靈活反映供求關(guan) 係和資源稀缺程度，引導要素從(cong) 低效率的部門向高效率的部門轉移，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競爭(zheng) 力。

　　其二，科技創新是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重要途徑

　　長期以來，我國形成了單純依靠資本、勞動力、資源等傳(chuan) 統要素推動經濟發展的外延型模式，這一模式在當下，由於(yu) 資源環境約束、勞動力成本上升、投資回報率下降等原因已經難以為(wei) 繼，並給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帶來了許多結構性問題和矛盾。因而需要依靠科技創新為(wei) 社會(hui) 生產(chan) 方式的進步提供新的力量源泉。科技創新之所以是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重要途徑，是因為(wei) 從(cong) 微觀層麵上講，科技創新可以改善企業(ye) 生產(chan) 技術水平，從(cong) 而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和全要素生產(chan) 率。在生產(chan) 要素投入量不變的情況下，既節約了資源和能源投入，又降低了單位產(chan) 出能耗和成本，為(wei) 產(chan) 出的增長和勞動者收入的增加創造條件。從(cong) 宏觀層麵上講，科技創新會(hui) 帶來生產(chan) 力水平的大幅躍升和產(chan) 業(ye) 升級。當前，我國創新能力總體(ti) 不強、科技發展水平總體(ti) 不高，科技對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支撐能力和貢獻度不足，科技體(ti) 製機製僵化，這已然成為(wei)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短板”。為(wei) 此，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應抓住科技創新這個(ge) “牛鼻子”，深入實施創新驅動戰略，促使創新成為(wei) 驅動經濟增長的內(nei) 生動力。

　　其三，落實共享發展理念，深化收入分配領域的改革

　　根據馬克思主義(yi) 社會(hui) 再生產(chan) 理論，社會(hui) 生產(chan) 總過程分為(wei) 生產(chan) 、分配、交換與(yu) 消費四個(ge) 環節。這四個(ge) 環節相互影響、相互製約，生產(chan) 決(jue) 定交換、分配和消費，交換、分配和消費對生產(chan) 也具有重要的約束作用。當前我國供給側(ce) 的問題和矛盾，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與(yu) 勞動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有關(guan) 。消費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又是收入分配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勞動人口收入比重過低、社會(hui) 保障水平較低等。因此，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要以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為(wei) 指導，堅持以人民為(wei) 中心，落實共享發展理念，通過深化收入分配領域的改革，促進公平正義(yi) ，增進人民福祉，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為(wei) 此，要完善初次分配製度，逐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保障居民可支配收入隨著經濟發展平穩增長，有效穩固內(nei) 需增長的基礎。同時，政府要加大再分配的調節力度。加快完善醫療、教育、養(yang) 老等公共服務體(ti) 係建設和社會(hui) 保障製度建設，繼續保持和加大民生投入的力度;通過財政、稅收等再分配手段，逐步縮小收入分配差距，使經濟發展的成果能夠被全民共享，為(wei) 居民財富的增長和消費水平提高奠定良好的基礎。

　　(作者係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