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指出，我國經濟運行麵臨(lin) 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必須從(cong)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guan) 係新的動態均衡。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要更加準確地把握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內(nei) 涵和要求，就要緊扣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的特征和要求，既不能盲目照搬西方一些經濟學派開出的藥方，又要注重科學處理政府與(yu) 市場之間的關(guan) 係。

　　一、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背景分析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在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後，黨(dang) 中央針對我國經濟當前階段存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提出的一係列改革舉(ju) 措。

　　1.我國正處於(yu) 消費加速升級的時期，而供給體(ti) 係不能很好地適應這一變化，供給需求不匹配的問題日益顯著。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的發展，我國人均GDP已經接近8000美元。根據世界各國的經驗，人均GDP達到8000美元後，消費升級趨勢將加速。近幾年來，旅遊購物、海外代購在我國迅速發展，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前我國國內(nei) 的供給無法滿足人們(men) 日益多樣化的需求。而造成供給體(ti) 係無法適應消費升級的根本原因在於(yu) ，我國供給體(ti) 係依然處於(yu) 強調低成本、大數量、低差異化的規模化工業(ye) 化生產(chan) 階段，而尚未進入強調差異化生產(chan) 、滿足不同消費需求的柔性化生產(chan) 階段。要實現這一轉變，就需要整個(ge) 經濟體(ti) 係實現轉型，即從(cong) 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向強調創新的集約型方式轉變。

　　2.需求側(ce) 管理手段邊際效應遞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建立並日趨完善，我國通過需求側(ce) 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不斷提升。應該說，這些年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與(yu) 我國的調控措施有著緊密聯係。但是，隨著需求側(ce) 調控措施的廣度和深度不斷增加，這些政策的邊際刺激效果正迅速降低，而其產(chan) 生的負麵效果卻不斷顯現。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較多地依賴於(yu) 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建設，但隨著相關(guan) 領域投資數額的激增，繼續依靠基礎設施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果正逐漸變差，政策短期可操作空間也逐步變小，特別是在最終消費率提升較慢的情況下，過度依賴投資會(hui) 對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構成一定的阻礙。據統計，“十二五”期間我國交通基礎設施完成投資超過12.5萬(wan) 億(yi) 元，是“十一五”期間的1.6倍。應該說，基礎設施建設適度超前對經濟發展較為(wei) 有利，但是如果長期持續地將基礎設施投資作為(wei) 拉動經濟增長的手段，則早晚會(hui) 使基礎設施的投資超出合理限度，進而帶來各種問題。特別是在經濟發展麵臨(lin) 困難的情況下，一次性進行過量的基礎設施投資，將會(hui) 壓縮未來相關(guan) 投資空間，影響未來經濟調控政策。

　　3.我國進入經濟新常態。在經濟新常態下，經濟增長速度將由高速轉為(wei) 中高速，經濟增長動力將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經濟發展主線則變成了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即如何在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難以為(wei) 繼的情況下，盡快向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而集約型經濟增長的實質便是，通過優(you) 化組合各個(ge) 生產(chan) 要素，不斷挖掘生產(chan) 要素的潛力，提升生產(chan) 要素的使用效率，進而實現高質量的經濟增長。可以看出，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強調的是綜合供給效率的提升，這需要通過科技創新來實現。

　　4.我國在供給側(ce) 積累了諸多矛盾，嚴(yan) 重影響了我國供給綜合效率的提升。一方麵，部分行業(ye) 產(chan) 能過剩問題突出。應該說，適度的產(chan) 能過剩是市場經濟一個(ge) 常見的結果，因為(wei) 經濟發展存在波動，企業(ye) 都會(hui) 預留一部分產(chan) 能應對經濟進入繁榮階段的需求增加。然而，我國長期快速的經濟增長，導致部分領域投資過多，相關(guan) 行業(ye) 的產(chan) 能過剩問題突出，特別是在煤炭、鋼鐵等一些行業(ye) 領域。無論是產(chan) 能過剩還是庫存問題，其實質都是占用了大量的資源，造成無效或者低效率供給，影響了相關(guan) 行業(ye) 的健康發展，因此應該采取相關(guan) 措施予以治理。

　　另一方麵，與(yu) 企業(ye) 生產(chan) 相配套的金融體(ti) 係和政策、相關(guan) 的產(chan) 業(ye) 政策存在一係列不足，影響了企業(ye) 供給效率的提升。例如，在稅收方麵，企業(ye) 稅收負擔普遍較重，在實體(ti) 經濟發展環境較為(wei) 不利的情況下，影響了企業(ye) 提升供給效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men) 必須要解決(jue) 好這些突出的問題，從(cong) 而提高供給綜合效率。

　　二、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應以經濟轉型升級為(wei) 導向

　　基於(yu)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和特征，有兩(liang) 個(ge) 緊迫任務需要完成，即穩定經濟增長和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穩定經濟增長，主要是阻止GDP增長率持續下滑的現象，實現“十三五”期間每年GDP增長6.5%左右的目標。由於(yu) 我國目前人均GDP尚不足8000美元，經濟發展的潛在空間依然較大，同時門類齊全的工業(ye) 體(ti) 係、不平衡的區域經濟，決(jue) 定了推動經濟增長方麵存在著“東(dong) 方不亮西方亮”效應，穩定經濟增長的目標實現難度不大。而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由於(yu) 很難在短期內(nei) 看到相應的政策效果，並且在以往需求側(ce) 管理措施的實際操作中這一目標也常常被忽略。因此，在未來較長時間內(nei) ，我國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都應以經濟轉型升級為(wei) 導向。

　　1.以技術創新為(wei) 驅動力的經濟轉型是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要求。隨著勞動力數量開始出現下降、各項資源能源限製不斷增強、環境約束日趨強化，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的支撐因素正不斷弱化，傳(chuan) 統的發展路徑已經難以為(wei) 繼。在這樣的背景下，經濟新常態強調經濟結構不斷優(you) 化升級、發展動力從(cong) 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是對我國未來較長時期經濟發展趨勢的科學判斷。而無論是經濟結構優(you) 化，還是發展動力轉換，都需要提高創新特別是自主技術創新的能力來實現。當前，盡管在一係列政策支持下，我國自主技術創新取得了一定進步，但是整體(ti) 技術落後、關(guan) 鍵技術領域尚未取得突破的狀況並沒有根本改變，自主創新能力不足依然是阻礙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ge) 重要問題。因此，在未來較長的時間內(nei) ，逐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不斷提升以創新為(wei) 關(guan) 鍵要素的企業(ye) 核心競爭(zheng) 力，逐漸提升我國在國際產(chan) 業(ye) 分工中的層次，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

　　2.“三去一降一補”目的是為(wei) 了促進經濟轉型升級。目前，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實行的去產(chan) 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主要是針對我國在供給側(ce) 存在的突出問題而提出的綜合性解決(jue) 措施。其中，一部分屬於(yu) 在發展過程中逐步累積的突出問題，如產(chan) 能過剩問題和房地產(chan) 庫存問題。事實上，產(chan) 能過剩不是一個(ge) 新問題，在以前的調控政策中，也曾經出台過淘汰落後產(chan) 能等一些措施，雖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整體(ti) 來看，相關(guan) 的政策措施並沒有真正解決(jue) 過剩產(chan) 能問題，部分行業(ye) 的產(chan) 能過剩狀況反而持續惡化。而另外一部分則屬於(yu) 對企業(ye) 生產(chan) 銷售行為(wei) 有重要影響的措施，如降成本和補短板。降成本的背景是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隨著經濟增長的放緩和勞動力成本不斷提高，企業(ye) 生產(chan) 成本不斷攀升，導致部分企業(ye) 尤其是製造業(ye) 企業(ye) 麵臨(lin) 著較困難的經營困境。毫無疑問，降成本將有利於(yu) 緩解企業(ye) 經營的困境，促進供給效率的提升。而補短板所包括的內(nei) 容比較豐(feng) 富，其中就包括支持企業(ye) 技術和設備改造、加快技術、產(chan) 品的創新等內(nei) 容。可以看出，“三去一降一補”已經將轉型升級及促進技術創新的相關(guan) 內(nei) 容包含其中。

　　從(cong) 政策實施的角度看，先解決(jue) 迫在眉睫的突出問題，然後逐步深化改革的相關(guan) 舉(ju) 措，不斷提升改革的效果，是一個(ge) 理性的選擇。而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作為(wei) 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未來有望長期持續，與(yu) 需求側(ce) 管理一並構成完善的調控體(ti) 係，共同促進我國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和經濟轉型的順利推進。因此，從(cong) 中長期的角度看，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應遵循經濟新常態下經濟轉型發展的要求，以技術創新為(wei) 導向，將提升企業(ye) 的技術創新能力作為(wei) 核心目標。

　　3.以技術創新為(wei) 導向，是與(yu) 不斷升級的需求相匹配的需要。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們(men) 收入的提高，消費需求檔次的不斷提升是一個(ge) 普遍規律。具體(ti) 來說，從(cong) 注重消費的數量、滿足基本功能式需要的需求將向個(ge) 性化、獨特化、多樣化的需求轉變，相應地要求企業(ye) 從(cong) 大規模工業(ye) 化生產(chan) 向柔性化生產(chan) 轉變。這一轉變就需要以技術創新為(wei) 支撐。一方麵，產(chan) 品品質的提升，需要企業(ye) 在相關(guan) 領域的技術創新取得突破。當前階段，我國很多產(chan) 品的品質不高，主要原因在於(yu) 企業(ye) 不掌握核心技術，隻是追求以低成本為(wei) 核心的競爭(zheng) 戰略，較低的利潤迫使企業(ye) 不斷在降低成本上下功夫，結果往往降低了產(chan) 品質量和相關(guan) 服務水平，影響了消費者的消費體(ti) 驗。

　　另一方麵，獨特化、個(ge) 性化的需求滿足，依賴於(yu) 企業(ye) 生產(chan) 技術及組織方麵的創新。要徹底實現個(ge) 性化生產(chan) ，並將其成本降低到合理限度，就需要依賴於(yu) 企業(ye) 廣泛利用互聯網、物聯網等相關(guan) 技術。例如，引起廣泛關(guan) 注的德國工業(ye) 4.0，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重組工業(ye) 生產(chan) 體(ti) 係，通過利用最新的互聯網、物聯網以及機器人技術，實現個(ge) 性化生產(chan) 。

　　三、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應處理好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

　　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經濟體(ti) 製改革是全麵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其實也是經濟新常態下處理政府與(yu) 市場關(guan) 係的一個(ge) 要求。在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由單一追求經濟高速增長轉向注重增長速度與(yu) 增長質量的協調，發展動力也由強調要素投入轉向強調技術創新的帶動力，而這一係列轉變背後，需要更科學的政府和市場關(guan) 係作為(wei) 支撐。例如，要提升自主技術創新能力，不但需要完善的創新體(ti) 係作為(wei) 基礎，還需要理想的有利於(yu) 創新的環境和精準的調控能力作為(wei) 支撐。其中，理想的環境主要包括充分競爭(zheng) 的市場環境與(yu) 適度的創新支持，前者其實就是強調市場機製的作用，隻有在充分競爭(zheng) 的市場環境下，企業(ye) 才真正有動力一心一意進行技術創新，否則其精力很可能會(hui) 用於(yu) 獲取壟斷地位;而後者則強調，要適度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以盡快實現技術創新方麵的趕超。而精準調控能力則體(ti) 現在製定與(yu) 實行技術創新相關(guan) 政策時，必須提升調控的精準性，盡量減少相關(guan) 政策的負麵效應。

　　而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進程中，也應注重政府和市場關(guan) 係的處理。一方麵，我們(men) 要堅決(jue) 避免將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等同於(yu) 西方供給學派所主張的政策。供給學派極端排斥政府的調控作用，隻強調市場調控作用的發揮以及對之前政府“扭曲”市場行為(wei) 的糾正。而我國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則在注重發揮市場作用的同時也注重發揮政府的作用。以產(chan) 能過剩為(wei) 例，有的學者就認為(wei) ，產(chan) 能過剩是市場經濟下普遍存在的現象，因而沒有必要由政府采取手段進行處理;但是應該看到，我國的產(chan) 能過剩並非是市場單一作用的結果，而是或多或少與(yu) 政府調控有關(guan) ，要解決(jue) 這一問題，也必須有政府的介入。從(cong)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其他任務來看，均在不同程度上需要政府在其中發揮作用，僅(jin) 僅(jin) 依靠市場機製難以解決(jue) 。

　　另一方麵，要注重吸取需求側(ce) 管理手段的教訓，在解決(jue) 一些深層次問題時，不能急於(yu) 求成，應該注重發揮市場機製的作用，逐步將一些複雜的、深層次問題予以解決(jue) 。在過去的需求側(ce) 管理上，我們(men) 過分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引導和調控作用，而對市場機製的作用相對重視不夠。因而，在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中，我們(men) 應盡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而是盡量結合市場機製去製定解決(jue) 問題的方法，以便取得最佳效果。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馬克思主義(yi) 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