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浦東(dong) 幹部學院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應對執政風險和考驗研究》首席專(zhuan) 家　

　　黨(dang) 的十八大以來，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係統總結了我們(men) 黨(dang) 的執政經驗和世界上其他政黨(dang) 興(xing) 衰成敗規律，提出了一係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wei) 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恩格斯指出：“每一個(ge) 時代的理論思維，從(cong) 而我們(men) 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曆史的產(chan) 物。”一個(ge) 政黨(dang) 在一定時期要完成的曆史使命，一代領導人要解決(jue) 的時代課題，是由時代要求和人民願望決(jue) 定的。黨(dang) 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產(chan) 生順應了當代中國社會(hui) 發展、世界格局新變化和廣大人民群眾(zhong) 的願望和要求，具有曆史必然性。

　　契合當代中國發展的新要求

　　如何治理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是前所未有的事業(ye) ，必須進行艱辛探索，但這種探索是有規律的。黨(dang) 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產(chan) 生和形成是當代中國社會(hui) 發展的要求，體(ti) 現了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曆史邏輯與(yu)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偉(wei) 大事業(ye) 的現實要求的統一。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主要任務是實現民族複興(xing) 。民族複興(xing) 的內(nei) 容和任務是由社會(hui) 主要矛盾決(jue) 定的。近代中國社會(hui) 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yi) 與(yu) 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yi) 與(yu) 人民大眾(zhong) 的矛盾，毛澤東(dong) 等老一代革命家麵臨(lin) 的緊迫任務是趕走帝國主義(yi) 、推翻封建主義(yi) 和官僚資本主義(yi) ，建立新中國，解放和發展社會(hui) 生產(chan) 力，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

　　新中國建立後社會(hui) 主要矛盾轉化為(wei) 落後的社會(hui) 生產(chan) 與(yu) 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矛盾。新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和上層建築極大地解放了生產(chan) 力，“一五”時期國家各方麵的建設得到大發展。但生產(chan) 關(guan) 係一定要適應生產(chan) 力發展要求，層級低或高都不行。在國際形勢和億(yi) 萬(wan) 群眾(zhong) 生產(chan) 熱情的鼓舞下，毛澤東(dong) 等黨(dang) 的領導人一度忽視了經濟規律的要求，想片麵地通過生產(chan) 關(guan) 係變革，搞“一大二公”，加快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事業(ye) 發展。結果事與(yu) 願違，影響了生產(chan) 力的進一步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等黨(dang) 的領導人為(wei) 了進一步解決(jue) 社會(hui) 主要矛盾，從(cong) 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從(cong) 解放生產(chan) 力入手，對生產(chan) 關(guan) 係和上層建築進行了適當調整，堅持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通過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hui) 生產(chan) 力，極大地增強了社會(hui) 發展活力和動力。

　　改革開放38年來，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溯源這些變化，根本原因在於(yu) 改革把中國社會(hui) 的內(nei) 生活力極大地激發了出來。然而，事情總有兩(liang) 麵性，就在我們(men) 搞活經濟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改革開放之初，強調“放開”，之後又進一步強調“放活”;這時雖然也強調“兩(liang) 手抓”，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一手硬”“一手軟”，開始出現淡化主流意識形態、放棄“原則”的現象，出現了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現象;接下來則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放鬆”“放任”，對黨(dang) 員幹部放鬆了紀律和規矩要求，一些人思想道德嚴(yan) 重滑坡，做人做事用權毫無底線，甚至踐踏黨(dang) 紀國法，這些亂(luan) 象不僅(jin) 嚴(yan) 重影響了經濟社會(hui) 的進一步發展，而且使我們(men) 黨(dang) 麵臨(lin) “四大危險”。

　　黨(dang) 內(nei) 和社會(hui) 上的各種突出問題，引起人們(men) 對黨(dang) 的命運、國家命運的擔憂。這就要求我們(men) 治亂(luan) ，建設一個(ge) 活而有序的社會(hui) 。在這個(ge) 階段建設一個(ge) 什麽(me) 樣的國家治理體(ti) 係、怎樣治理國家的問題突顯出來了。我們(men) 隻有通過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才能解決(jue) 當前麵臨(lin) 的種種矛盾和問題，把中華民族複興(xing) 大業(ye) 推進到一個(ge) 新的曆史階段。這就是社會(hui) 曆史發展和我們(men) 所處的時代給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提出的重大曆史課題。

　　應對國際格局的新變化

　　國際力量對比是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形成的基礎，國際力量對比變化必然引起國際格局的變化和國際秩序的調整。當今世界時代主題仍然是和平與(yu) 發展，但由於(yu) 新一輪權力轉移的出現和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美國主導的國際格局和國際秩序存在的弊端愈發凸顯，進而引發了各種矛盾和衝(chong) 突，因此，各方要求變革全球治理體(ti) 係和國際秩序的呼聲日益強烈。

　　二戰後形成了以美蘇為(wei) 中心的兩(liang) 極格局。隨著蘇聯解體(ti) ，國際格局由兩(liang) 極格局轉變為(wei) “一超多強”。美國成為(wei) 唯一超級大國並努力打造單極世界;中國、俄羅斯、歐盟、日本等多強在國際事務中仍然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並在很大程度上製約著單極世界的形成。進入21世紀，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持續變化，傳(chuan) 統上占據主導地位的發達國家的力量在下降，而以中國為(wei) 代表的越來越多的新興(xing) 國家進入國際政治經濟的中心舞台。

　　“9·11”事件後，美國接連發起阿富汗和伊拉克兩(liang) 場戰爭(zheng) 。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zheng) 得到了全部盟友的支持和世界多數國家的同情。然而，僅(jin) 兩(liang) 年後，當美國繞過聯合國以不充分的理由發動伊拉克戰爭(zheng) 時，卻遭到相當多國家的反對，從(cong) 而導致西方世界分裂，使美國政府政治上、道義(yi) 上更加孤立。始於(yu) 2008 年的金融危機更進一步重創了美國的軟硬實力。以此為(wei) 分水嶺，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呈現頹勢，新興(xing) 經濟體(ti) 實力和地位相對上升。尤其是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和影響越來越大，成為(wei) 事實上的世界經濟新引擎。中國實力的快速增長客觀上推動了國際力量對比的改變，使得國際格局朝著偏離美國一超獨霸的方向發展。國際社會(hui) 對中國快速壯大雖然存在矛盾心理，但依然期望中國經濟能夠繼續保持平穩健康發展，更多地支持和參與(yu) 到國際治理新格局中，這樣有利於(yu) 新的國際秩序的形成。

　　國際體(ti) 係的實力對比與(yu) 國際格局之間存在著動態平衡的關(guan) 係，新的國際格局需要以新的實力對比作為(wei) 參照。新興(xing) 國家推動國際格局變革必須有不斷增強的實力基礎為(wei) 後盾。為(wei) 了推動國際力量對比進一步朝著對新興(xing) 國家有利的方向發展，中國需要繼續保持國力提升的規模和速度，與(yu) 此同時，中國的崛起不應隻是經濟實力，而應是包括軟實力在內(nei) 的全方位的崛起。隻有提升包括軟、硬實力在內(nei) 的國家綜合實力，中國才能繼續推動國際體(ti) 係中的實力結構向著均衡的方向發展，進而改變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和國際秩序。當今世界各種力量較量的關(guan) 鍵、實力對比和博弈的核心是看誰的模式更有生命力、吸引力，本質上就是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所以，黨(dang) 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產(chan) 生和形成不僅(jin) 是中國進一步發展的要求，也是世界格局變化對作為(wei)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ti) 的中國的要求。

　　順應人民的新期待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是以實現民族複興(xing) 為(wei) 己任的。中華民族的複興(xing) 具有內(nei) 在邏輯必然性。曆史的分為(wei) 立國(建立新中國)、富國和強國三個(ge) 階段。毛澤東(dong) 等老一輩無產(chan) 階級革命家經過艱難困苦，完成了立國的任務，並為(wei) 富國奠定了基礎;鄧小平等為(wei) 代表的共產(chan) 黨(dang) 人通過改革開放使中國走上了富裕道路，並為(wei) 強國奠定了基礎;如何治理好國家，使中國更加富裕，並在富裕的基礎上強大起來，這就成為(wei) 曆史賦予當代共產(chan) 黨(dang) 人的重要使命。

　　縱觀社會(hui) 主義(yi) 發展史可以看出，怎樣治理社會(hui) 主義(yi) 這樣的全新社會(hui) ，是一個(ge) 在實踐中沒有解決(jue) 好的重大課題。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有許多關(guan) 於(yu) 未來社會(hui) 的科學預測，但他們(men) 沒有經曆過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的實踐，因而沒有也不可能為(wei) 如何治理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提出可行方案。

　　列寧雖然在初步探索蘇維埃國家治理方麵創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措施，但由於(yu) 他過早去世，因而對於(yu) 如何治理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也沒有來得及進行深入探索和持續實踐，更沒有形成係統的理論。後來的蘇聯領導人雖然對這個(ge) 問題進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經驗，但也犯下了嚴(yan) 重錯誤。今天，我們(men) 回過頭來分析和總結蘇聯失敗的經驗教訓，可以清楚地看到，沒有解決(jue) 好有效的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問題，並且在這個(ge) 問題上犯了嚴(yan) 重錯誤，正是導致蘇聯國亡政息的重要原因。

　　我們(men) 黨(dang) 在全國執政後，也遇到了如何治理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這個(ge) 問題。在沒有現成經驗的情況下，我們(men) 一度照搬了蘇聯模式，但很快發現其不適合我國國情，我們(men) 較快地作出了調整，進行了積極探索並取得了重要成果。20世紀50-60年代，毛澤東(dong) 發表的兩(liang) 部光輝著作《論十大關(guan) 係》和《關(guan) 於(yu) 正確處理人民內(nei) 部矛盾的問題》，集中體(ti) 現了我們(men) 黨(dang) 這一時期在這方麵的探索成果。但是總體(ti) 來看，改革開放前，我們(men) 在國家治理體(ti) 係上還沒有找到一種完全符合我國實際的治理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men) 黨(dang) 開始以全新視角思考國家治理問題。經過38年實踐，我們(men) 在這方麵積累了豐(feng) 富經驗。總的看如何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基本製度(立國)並在這個(ge) 基礎上進行改革、使國家逐步富裕(富國)的曆程我們(men) 已經走過;而如何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為(wei) 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中國夢提供更完備、更穩定、更管用的製度體(ti) 係，如何治黨(dang) 治國治軍(jun) ，實現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使中國逐步走向強大(強國)，這個(ge) 任務已經曆史地落到了當代以及後代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的肩上。

　　黨(dang) 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產(chan) 生順應了時代和曆史的要求，反映了人民意願;體(ti) 現了科學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邏輯和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曆史邏輯的統一、國際格局變化和國際秩序調整與(yu) 中國發展內(nei) 在要求的統一、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曆史使命和億(yi) 萬(wan) 人民群眾(zhong) 期待和願望的統一，必將對中國和世界的發展產(chan) 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