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吳敬璉(中國著名經濟學家)

　　主題：研究中國的真問題

　　時間：2017年4月16日

　　主辦：上海高級金融學院

　　吳敬璉。 視覺中國 資料圖

　　4月16日，經濟學家吳敬璉在上海高級金融學院主辦的“SAIF·CAFR名家講堂”，發表主題演講“研究中國的真問題”。吳敬璉提出現在常常就問題討論問題，但忽視了對基本問題的研究。弄清基本問題，就要把本質的東(dong) 西抽出來，一層層地把次要因素加進去，最後浮現出整個(ge) 現實。

　　吳敬璉指出，貫穿著中國幾十年的經濟發展的兩(liang) 條主要線索是增長模式的轉型和體(ti) 製變革。增長模式的轉型的在於(yu) 用索洛的增長函數來分析問題。體(ti) 製上要弄清楚兩(liang) 個(ge) 問題：市場經濟為(wei) 什麽(me) 優(you) 於(yu) 計劃經濟?政府的職能是什麽(me) ?

　　講話最後，吳敬璉表示，今年經濟工作的主線是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從(cong) 基本問題入手，一是結構優(you) 化，即糾正資源的誤配，效率提高;二是發揮市場的作用，通過改革統一開放競爭(zheng) ，把有序的市場建立起來。

　　這兩(liang) 年我參加一些論壇，我常常說這麽(me) 三句話：開拓思想市場，研究基本問題，探索中國長期發展的路徑，核心是研究基本問題。我覺得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界的同仁們(men) 對改革開放做出了很多貢獻。但是有一個(ge) 問題始終困擾著我們(men) ，就現象答問題的多，對基本問題卻常常研究不透。現象這個(ge) 東(dong) 西是多種規定的集合，而且是千變萬(wan) 化的。一個(ge) 新的現象出現以後熱鬧一通，但淺嚐輒止，沒有把這個(ge) 基本問題弄明白。過了兩(liang) 天，有某些因素發生了變化，有可能是一種很偶然、很次要、很短期的因素，導致現象表現有所不同，於(yu) 是又來一次浪潮。這個(ge) 浪潮又是這樣，就事論事、淺嚐輒止。當同樣的事情以稍有不同的麵貌出現時又覺得是一個(ge) 新問題。因為(wei) 對本質沒有認識，所以新現象出現的時候，原來那些得到的認識不但沒有深化，反而忘了，於(yu) 是又重新來，每次都從(cong) 零點開始，每次都走不遠。

　　所以，我覺得需要在每一次浪潮來的時候，把基本問題弄清楚。因為(wei) 本質的東(dong) 西是比較穩定的、長期的存在的，這樣我們(men) 的認識才能步步深入。以前的成果向前發展，而不至於(yu) 每一次都回到零點再來。但是我們(men) 似乎有個(ge) 習(xi) 慣，要的就是答案，而不是把這個(ge) 過程弄的技術上更好，然後自己來找到答案。

　　所有現實問題都值得研究，但是要回到基本，從(cong) 基本的地方弄清楚，然後一層層往現象推。馬克思提倡抽象法，他說研究的過程是抽象，抽象最本質，最稀薄的。馬克思抽象到最後，從(cong) 研究資本主義(yi) 變成商品兩(liang) 重性、勞動兩(liang) 重性。亞(ya) 當·斯密抽象，他認為(wei) 經濟發展最根本的動力在分工。當然，到底誰抽象得最對還可以討論。但是方法是對的，通過研究，把本質的東(dong) 西抽出來，一層層地把次要因素加進去，最後浮現出整個(ge) 現實，而不是急於(yu) 就現象論現象來就事論事的回答問題。

　　對中國來說，貫穿著幾十年的經濟發展的是兩(liang) 個(ge) 主要線索：增長模式的轉型、體(ti) 製的變革。我想就這兩(liang) 個(ge) 問題講一講回到基本問題是什麽(me) 。

　　關(guan) 於(yu) 增長模式，我們(men) 就現象提出了很多的口號。缺點在哪裏?就這些現象直接解決(jue) 這些問題，是從(cong) 現象層麵上解決(jue) 問題。每一次口號提出後都經過學習(xi) ，可是沒有把基本的認識留下來。比如說，從(cong) 1981年到2015年提過很多口號，各個(ge) 口號看著都是對的，但是好像問題一直沒有解決(jue) 。改革開放以後國務院所屬部門和一些谘詢機構做了很多研究，到了1981年年末就由國務院在《政府工作報告》裏提出“十大建設方針”，比如有降低重工業(ye) 的投入，拯救我們(men) 的農(nong) 業(ye) ，發展輕工業(ye) ，發展商業(ye) ，如何進行技改等等。它是圍繞提高經濟效益走出一條經濟建設的新路的十大方針。那個(ge) 時候因為(wei) 我們(men) 的經濟學還是跟海外隔絕的，所以效率這個(ge) 概念很少有，叫做效益，當然效益也不清楚是什麽(me) 。我們(men) 當時這些人有的人說效益就是利潤，有的人說利潤不能表現效益。但是這個(ge) 問題是抓準了的，其實就是效率問題。

　　到了1995年國家計委提出，很多經濟問題都是因為(wei) 靠投資驅動的這種外延式增長導致的，於(yu) 是找了一個(ge) 蘇聯口號，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蘇聯在1959年準備用三個(ge) 五年計劃超過美國。超過美國是按增長率算的，說完全沒有問題。一個(ge) 五年計劃後發現問題不對了，一個(ge) 是蘇聯增速下降，因為(wei) 勞動力緊缺。增長力下降後三個(ge) 五年計劃總量上就超不過美國。更加麻煩的是技術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蘇共中央就要求經濟學界討論。經濟學家得出政策的結論，蘇聯的經濟增長主要是靠投資，而西方國家的經濟增加主要是靠效率提高。

　　所以蘇共中央經濟學家一致認為(wei) 要解決(jue) 問題就要提高效率，他們(men) 從(cong) 《資本論》第二卷找到一個(ge) 詞，主要靠資源投入的增長，叫做外延增長和粗放增長，這是翻譯問題。而靠效率提高的增長，叫做集約增長或者內(nei) 涵增長。於(yu) 是就提出一個(ge) 口號，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從(cong) 粗放轉到集約。

　　1995年國家計委覺得我們(men) 也有這個(ge) 問題了，就接受了蘇聯的口號，向黨(dang) 中央提出我們(men) 要實現這個(ge) 轉變。黨(dang) 中央做了研究，中央機關(guan) 還進行了一些討論，研究了蘇聯為(wei) 什麽(me) 沒能實現。當時的認識是體(ti) 製不行，它這個(ge) 體(ti) 製是實現不了的。所以在“九五計劃”裏提出，要實現兩(liang) 個(ge) 根本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cong) 粗放到集約的轉變、經濟體(ti) 製從(cong) 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第二個(ge) 轉變是第一個(ge) 轉變的基礎。

　　計劃通過後，過了幾年，人們(men) 慢慢地不知道這個(ge) 轉變是從(cong) 哪兒(er) 轉到哪兒(er) 了。後來我發現報道最多的提法是從(cong) 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這個(ge) 就跟原來的意思不一樣了。就我們(men) 經濟學家文獻看，隻有科爾奈的《社會(hui) 主義(yi) 體(ti) 製》這本書(shu) 裏麵專(zhuan) 門有一節，用現代經濟學的語言來解釋這個(ge) 口號。一般人說法叫增長質量、增長數量，其實他的內(nei) 容要用增長函數才能說得清楚。

　　1995年的“九五計劃”還可以，因為(wei) 那個(ge) 時候改革跨了一個(ge) 大步。到了“十五”就不行了，赫夫曼有一個(ge) 經驗定理，說工業(ye) 化後期是重化工業(ye) 化時期。他是從(cong) 工業(ye) 化的前期往外推的，但這中間隔了一個(ge) 第二次技術革命，所以這個(ge) 定理是有問題的。但他的定理一下子風靡全國，全國都搞重工學化。用大量的投資去做重工業(ye) 和化學工業(ye) 。“十五計劃”整個(ge) 期間的增長模式是往後退的，到了後期各種問題就出來了。所以“十一五”的時候又有一次大討論，到底該走哪條路線呢?最後回到“九五計劃”的意見占了上風。《中國增長模式的抉擇》就是這個(ge) 大討論的產(chan) 物。“十一五”提了一個(ge) 口號叫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是“十一五”的主線。

　　以後提出的幾個(ge) 口號，其實內(nei) 容都一樣。比如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各種說法，什麽(me) 叫跨越，為(wei) 什麽(me) 中等收入會(hui) 有陷阱?比較讓人可信的，是世界銀行的解釋，在中等社會(hui) 階段有些增長動力此時已經不管用了，一定要找到新的動力，其實就是提高效率。

　　後來的引領新常態也有這個(ge) 問題。西方說的新常態就是說進入一個(ge) 相當長時間的衰退狀態。但對我們(men) 來說，走向新常態或者引領新常態，要實現的常態有兩(liang) 個(ge) 特點：第一，增速下降，第二，效率提高。中央領導講轉向新常態，但到了報刊或者民眾(zhong) 的討論，就說我們(men) 已經在新常態裏麵了，那這個(ge) 新常態就是第一條，沒有第二條。真正要實現一個(ge) 我們(men) 所期望的新常態，一定要有第二條，關(guan) 鍵也還在效率問題，然後就是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了。

　　在我看來，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兩(liang) 個(ge) 部分：一個(ge) 是供給側(ce) ，從(cong) 供給側(ce) 找問題、求對策，二是最終解決(jue) 問題要靠結構性改革。為(wei) 什麽(me) 會(hui) 提出要供給側(ce) 去找問題呢?根本原因是因為(wei) 我們(men) 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從(cong) 需求側(ce) 找問題。三駕馬車力氣不夠，怎麽(me) 辦?增加需求。有很多經濟學家發表意見，說不對，研究長期增長不能從(cong) 需求方麵去研究，要從(cong) 供給方麵的因素去研究。於(yu) 是中央定下來了，要從(cong) 供給側(ce) 找問題、找對策。

　　中間的環節是什麽(me) 呢?就是提高效率、優(you) 化結構、糾正資源誤配。怎麽(me) 才能糾正資源誤配，才能提高效率呢?要發揮市場的決(jue) 定作用。但我們(men) 這個(ge) 市場還沒有建立怎麽(me) 辦?改革。框架建立了，但是很多中間的架構都是要改的，就叫結構性改革。但是後來，不知道怎麽(me) 就變成了供給側(ce) 改革了。供給側(ce) 改革跟需求側(ce) 改革就成了相對立的一個(ge) 東(dong) 西了。我們(men) 說“三去一降一補”，其實是方針執行得好的結果，但是到底怎麽(me) 做是另外一回事。現在仍有很多問題，我們(men) 從(cong) 需求側(ce) 去刺激、去增加需求的慣性還在。

　　另外，如果結構性改革或者說改革推進不夠，效率提不高，也糾正不了資源誤配，結構優(you) 化不了，用什麽(me) 辦法?用行政命令下指標，比如說鋼鐵下個(ge) 指標今年降多少萬(wan) 噸，然後下到省，省下到縣，縣跟企業(ye) 定合同、責任書(shu) ，你今年下多少。但這樣的話，距離原意我覺得就有相當的差距了。當然，在市場還不完善的情況下，行政手段是要用的，但無論如何要讓市場起決(jue) 定性作用。哪怕像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講，起基礎性作用也好，讓市場發揮作用來解決(jue) 問題。

　　所以，不管是哪一個(ge) 具體(ti) 問題都要回到基本。增長模式問題的本質規定是什麽(me) ?我看就是索洛寫(xie) 的增長函數，這是一個(ge) 總量，也可以取增量，資本K的增量，勞動力L的增量，技術發展水平A的增量，TFP是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提高。

　　過去的增長是靠人口紅利和海量的投資。人口紅利大概在2005年、2006年已經消失了，勞動力總量從(cong) 去年開始就下降。資本海量投資的支撐也已經用不下去了。它有兩(liang) 個(ge) 問題，一個(ge) 是回報遞減，2009年那個(ge) 刺激增長率上去了3%，而且保持了相當長的時間，但後來的刺激強度不比那時候差，而效果遞減，到最近兩(liang) 年已經沒有作用。另一方麵，副效應變得非常大，杠杆率高得已經超過了臨(lin) 界點，特別是去年開始，進入係統性風險的可能性變得很突出。所以不能再用海量投資的辦法去做了。

　　現在的問題從(cong) 供給側(ce) 的分析其實就是用索洛的增長函數來分析。經濟專(zhuan) 家們(men) 是用這個(ge) 去分析的，但是大眾(zhong) 好像很少接觸，甚至學經濟學專(zhuan) 業(ye) 的也很少接觸，報刊更很少提到，於(yu) 是因為(wei) 基本問題不清楚，導致討論現象問題時五花八門的各種問題就應接不暇。

　　再講體(ti) 製，其實體(ti) 製就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政府和市場關(guan) 係問題。但問題沒有弄得很透徹。第一個(ge) 問題，市場經濟為(wei) 什麽(me) 優(you) 於(yu) 計劃經濟?這個(ge) 問題並沒有討論清楚，所以不斷提出，最好的是希望把兩(liang) 者的優(you) 點結合起來。另外一個(ge) 問題是政府職能，這個(ge) 牽扯到我們(men) 老理論經濟學人，我們(men) 最基本的問題就是解決(jue) 這個(ge) 。

　　在二十世紀初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同樣具有效率被論證，但是引用的是新古典模型，那個(ge) 模型有個(ge) 前提，信息是充分的。在信息充分的情況下計劃經濟，通過計算得出來，能夠跟市場經濟達到同樣的水平。但是後來哈耶克給了這個(ge) 論證致命的一擊，他證明這樣的信息機製是不可能建立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我們(men) 自己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條：信息的非對稱性。信息的完全性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wei) 信息是分散發生的。在經濟活動中，你怎麽(me) 把分散的信息集中到一個(ge) 重要計劃機關(guan) ，然後通過他的計算切入呢?計劃委員要把企業(ye) 的信息集中起來，是要從(cong) 下麵往上報的。

　　我的過去工作是跟國家計委是在一塊兒(er) 的。有一年我參加製定價(jia) 格計劃，就發現了信息沒有辦法用。因為(wei) 下麵報的時候他們(men) 會(hui) 把所有的產(chan) 出信息少報，所有投入的信息多報，否則就是給自己找麻煩。因為(wei) 他有不確定性，他要保險。計委他知道他虛報，所以就核對，就要砍一刀。但基層知道你要砍刀，他們(men) 就會(hui) 比原來多報的，還要多報一點。這個(ge) 叫做“頭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這個(ge) 東(dong) 西怎麽(me) 解決(jue) 呢?有人說，現在計算技術不是很厲害嗎?建立全國網絡，把重點企業(ye) 的數據直接給到國家計委。這個(ge) 事情蘇聯幹過，羅馬尼亞(ya) 也幹過。蘇聯好像是七十年代把網絡建成了，沒成功。有人說蘇聯太大，但是羅馬尼亞(ya) 不大，也不成。這個(ge) 問題沒有討論清楚，現在又來，說大數據之後就搞計劃經濟就有效了。

　　關(guan) 於(yu) 政府職能，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講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除了市場的決(jue) 定作用，還有政府的作用。仔細看看，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是說清楚的，這句話叫：要更好地發揮。就是說過去發揮得不好。那怎麽(me) 更好呢?就是校正市場失靈，發揮市場作用，而不是用行政命令發指令性指標。但是那些基本的，為(wei) 什麽(me) 市場有優(you) 越性?政府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做什麽(me) ?沒有討論清楚。等到要解答的時候，有的人抓住這幾條，有的人抓住那幾條，結果就沒有辦法討論起來。

　　所以總而言之，我們(men) 要首先把基本問題研究清楚，因為(wei) 它是討論本質性的問題。清華經管學院院長錢穎一教授寫(xie) 《經濟學原理》，他說，把本質的問題抽象起來，觀察才能深刻，結論才有一般性。因為(wei) 本質是貫穿在各種的現象中間的，所以對本質問題研究清楚以後，觀察的覆蓋麵就可以更快。否則隻能就事論事，就一些具體(ti) 的問題做出回答，無法把這個(ge) 知識遷移到別的現象上去運用。

　　我們(men) 現在最重要的、今年經濟工作的主線就是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這兩(liang) 個(ge) 方麵，我們(men) 從(cong) 基本問題上入手：一個(ge) 是結構優(you) 化，就是糾正資源的誤配，效率提高。另外一個(ge) 是發揮市場的作用，通過改革統一開放競爭(zheng) ，把有序的市場建立起來。市場有兩(liang) 個(ge) 作用，一個(ge) 作用是能夠有效配置資源，糾正資源的誤配，在再配置中提高效率。另一個(ge) 是建立一個(ge) 所謂的兼容的激勵機製，使得人們(men) 有創新和創業(ye) 的積極性、有推動力，這樣才有可能創新。通過市場的這兩(liang) 個(ge) 作用，比如說在“三去一降一補”上，就要通過兩(liang) 條，一條是通過獎優(you) 懲劣、優(you) 勝劣汰，把結構變得更好，一條是通過激勵機製的改善激勵創新和創業(ye) 。通過這些，也許實現“三去一降一補”會(hui) 比現在更加有效。

　　(本文由澎湃新聞根據現場速記整理，未經演講者審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