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群體(ti) 不僅(jin) 是維護社會(hui) 穩定的中堅力量，也是釋放消費紅利的主力軍(jun) 。未來幾年，落實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城鄉(xiang) 居民收入翻番目標，重在實現中等收入群體(ti) 規模翻番，即由目前的大約3億(yi) 人左右，到2020年形成6億(yi) 中等收入群體(ti) 。去年5月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會(hui) 議提出“在發展中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隨後，國務院出台《關(guan) 於(yu) 激發重點群體(ti) 活力帶動城鄉(xiang) 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關(guan) 係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

　　2016年以來,經濟全球化“黑天鵝”事件頻發，全球化逆潮湧動，世界經濟不確定性加大。這存在多方麵的複雜原因,其中，因貧富差距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減少催生的民粹主義(yi) 、保護主義(yi) 是重要因素。在這個(ge) 大背景下，研討經濟全球化與(yu) 中等收入群體(ti) ，以求解“中等收入群體(ti) 焦慮”這個(ge) 世界性重大問題，具有很強的現實性。3月27—28日，由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與(yu) 挪威城市區域研究所共同舉(ju) 辦的第九屆中挪社會(hui) 政策論壇“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經濟全球化新挑戰、新動力”在海南省海口市召開。

　　機遇：中等收入群體(ti) 是拉動消費需求的主力

　　當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ti) 人數少、比重低是不爭(zheng) 的事實。按照中國社科院社會(hui) 學所“當代中國社會(hui) 結構變遷研究”課題組的研究，我國中等收入群體(ti) 比例為(wei) 23%左右。美國波士頓調查公司的調查報告顯示，目前中國中產(chan) 階層家庭所占的比例大約為(wei) 24%。按照23%—24%的比例測算，我國中等收入群體(ti) 規模為(wei) 3億(yi) 人左右。

　　何謂中等收入群體(ti) ?在中國勞動學會(hui) 副會(hui) 長蘇海南看來，中國不宜簡單套用國際上確定中產(chan) 階層或中等收入群體(ti) 的標準。中國的中等收入者，其收入處於(yu) 全國或當地社會(hui) 平均水平與(yu) 較高水平之間，其家庭生活水平達到全國或當地小康與(yu) 比較富裕程度之間。具體(ti) 量化標準是，以全國或當地社會(hui) 平均收入水平為(wei) 下限，以高於(yu) 社會(hui) 平均收入二倍為(wei) 上限，其個(ge) 人全部收入比較穩定處於(yu) 此區間者即為(wei) 中等收入者。

　　中等收入群體(ti) 比重過低，導致我國消費長期提而不振、擴而不大。長期以來，我國消費率落後於(yu) 世界同等發展水平國家，與(yu) 我國中等收入群體(ti) 比例過低直接相關(guan) 。《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顯示，家庭儲(chu) 蓄主要是富人的儲(chu) 蓄。收入前10%的家庭，其儲(chu) 蓄率達60%，儲(chu) 蓄額占當年中國總儲(chu) 蓄的75%。前5%的家庭儲(chu) 蓄率更是高達69%，儲(chu) 蓄額占當年總儲(chu) 蓄額的62%。

　　從(cong) 世界經濟史看，到了工業(ye) 化中後期，由於(yu) 重化工業(ye) 對生產(chan) 資料的改造，工業(ye) 生產(chan) 能力過剩不可避免，但成功的工業(ye) 化國家最終能夠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由此使得生產(chan) 過剩的矛盾大大緩解。我國能否形成以中等收入群體(ti) 為(wei) 主的社會(hui) 結構，決(jue) 定消費主導經濟轉型的成敗。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指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為(wei) 中等收入群體(ti) 倍增帶來曆史性機遇。“十三五”期間，中國的產(chan) 業(ye) 結構正從(cong) 工業(ye) 主導向服務業(ye) 主導轉型，服務經濟的創新發展正在引領製造業(ye) 的轉型升級。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將深刻改變就業(ye) 結構與(yu) 提升就業(ye) 收入，意味著中等收入群體(ti) 不斷擴大發展空間。

　　當前，中等收入群體(ti) 消費的“升級型”特點突出，成為(wei) 推動消費結構從(cong) 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為(wei) 主轉型的內(nei) 在動力。從(cong) 現實情況看，中等收入者80%以上來自城鎮，未來農(nong) 民與(yu) 農(nong) 民工將成為(wei) 中等收入群體(ti) 的重要來源。如果相關(guan) 改革能夠取得突破，估計2020年農(nong)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望達到城鎮居民的40%以上，2030年有望達到60%左右。按照這個(ge) 預測，未來5—10年一部分農(nong) 民有條件成為(wei) 中等收入群體(ti) 。

　　“在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四個(ge) 收入演進階段中，中等收入群體(ti) 主要在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過渡，尤其在中高收入階段形成。”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學部委員田雪原談到，2016年中國GDP總量達到744127億(yi) 元，按當年人民幣對美元平均匯率6.6423：1.0計算，折合112029億(yi) 美元，人均8102美元，步入中高收入階段中期，也是中等收入群體(ti) 形成的關(guan) 鍵時期。

　　如何推進中等收入群體(ti) 的形成，發揮其在社會(hui) 經濟發展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盡管中等收入群體(ti) 形成的條件和原因頗多，不過從(cong) 中國實際出發，當前最重要的還在於(yu) 全麵深化社會(hui) 經濟改革，特別是經濟轉方式調結構、農(nong) 民工融入城市和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

　　挑戰：克服影響中等收入群體(ti) 擴大的不利因素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居民收入非常低，那時如果以國際標準來看，中國沒有中等收入群體(ti) ，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處在低收入的狀態。據北京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介紹，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人均收入，農(nong) 村隻有100多元，城鎮隻有300多元，城鎮化率隻有18%，收入相對平均。從(cong) 1978年到2015年，中國人均GDP從(cong) 300多元上升到5萬(wan) 元，換算成美元大約是200美元上升到8000美元，城鎮化率從(cong) 18%上升到56%，但同時，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擴大，這是中等收入群體(ti) 發展的一個(ge) 不利因素。國家發改委社會(hui) 發展研究所課題組測算出2010年全國平均中等收入群體(ti) 比重為(wei) 21.25%，與(yu) 發達國家相比比重偏低，如美國80%左右，德國50%左右，與(yu) 智利(53%)、墨西哥(40%)等經濟發展水平相同的國家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對於(yu) 中等收入群體(ti) 變化的原因，王小魯認為(wei) ，首先在八十年代，農(nong) 村改革先行，農(nong) 村居民的收入迅速提高，隨後城市化加快，使得城鄉(xiang) 中等收入群體(ti) 迅速擴大。九十年代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收入差距在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縮小。2000年以後，腐敗現象變得嚴(yan) 重，收入差距繼續擴大，使得中等收入群體(ti) 進一步收縮。2010年以後，農(nong) 民和工薪階層收入增長加速，大力度的反腐對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發揮了抑製作用，有利於(yu) 改善收入分配。公共服務和社會(hui) 保障也在得到改善。

　　但是，還有其他的一些影響因素，比如房價(jia) 、地價(jia) 持續上漲，資本市場大起大落，土地市場和資本市場的泡沫，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影響著中等收入群體(ti) 的擴大。從(cong) 政策上考慮，主要是改善收入分配，改善公共服務和社會(hui) 保障，同時，加快推進土地市場、資本市場的改革，促進市場建立一個(ge) 公平競爭(zheng) 的市場經濟環境，改善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減少政府的過度幹預。

　　“中國現在還麵臨(lin) 著諸多的挑戰，例如中國政府也認識到經濟高速增長的模式無法持續，需要加以調整，以便取得經濟可持續發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在挪威駐華大使司文看來，中國在大城市之外的農(nong) 村地區，在經濟發展方麵還相對滯後，因此有必要對結構進行調整，促進經濟的可持續和穩定發展。

　　假定未來幾年中，居民的收入增長在6.5%的水平上，到2020年，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ti) 比重可以達到43%，到2025年可以超過50%。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主要來源是低收入人群，讓有潛力的低收入人群盡快步入中等收入群體(ti) 行列。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表示，人力資本提升戰略、企業(ye) 創新戰略、新型城鎮化戰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規模。

　　在保持高速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加快低收入人群，特別是40%的人群低收入的增長，要使他們(men) 的收入增長超過整個(ge) 社會(hui) 的平均收入增長水平。農(nong) 民工是將來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的主要來源，而農(nong) 民工市民化是其成為(wei) 中等收入群體(ti) 的穩定器。要穩定就業(ye) 和完善的社會(hui) 保障製度，提高財產(chan) 性收入，加快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提高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力度。

　　關(guan) 鍵：稅製改革，形成全麵的賦能架構

　　當前，中等收入群體(ti) 社會(hui) 支出和個(ge) 人負擔沉重，稅費較高。以一個(ge) 人每月收入10000元為(wei) 例，扣除個(ge) 人所得稅、“五險一金”，再加上每月房租或還房貸3000—4000元，繳納物業(ye) 管理費、水電費、電話費和上網費，再加上衣食住行等日常諸多生活支出，以及子女教育費、父母贍養(yang) 費，就造成了工資“白領”的現象。2016年，低收入者的比重超過了55%，中收入約為(wei) 35%，高收入者僅(jin) 為(wei) 10%。

　　未來如果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政策目標的核心是“提低”，使低收入群體(ti) 進入中等收入群體(ti) ，而不是把高收入者的收入拉下來。“在‘十四五’計劃中，建議提出將高收入群體(ti) 與(yu) 中等收入群體(ti) 、低收入群體(ti) 的收入倍數縮小的明確指標要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倪紅日表示，中國稅製的間接稅和直接稅比重相當，各占稅收總收入比重的40%多;相對於(yu) 美國這種以直接稅為(wei) 主體(ti) 的國家，中國間接稅比重相對較高，而直接稅比重相對較低。

　　總體(ti) 來看，目前中國稅製起到縮小收入差距的功能很弱，如不加以調整和改革，將不利於(yu) 縮小收入差距，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規模。“在稅製改革方麵，我們(men) 要實現現代化，特別是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賈康指出，整個(ge) 間接稅和直接稅體(ti) 係合在一起要形成配套改革，突出的是涉及到現在還沒有完成的，在改革重點和基本事項裏列入的消費稅改革、房地產(chan) 稅改革、個(ge) 人所得稅改革等等，以及未來還要研究開征的遺產(chan) 稅和贈予稅。具體(ti) 的配套上，比如，養(yang) 老體(ti) 係除了基本養(yang) 老第一支柱之外，還有企業(ye) 年金、職業(ye) 年金的第二支柱，培育和壯大中產(chan) 階層。這樣的改革涉及資本市場和機構投資人的發展。

　　考察已經實現中等收入主流群體(ti) 的國家，大都早已完成向內(nei) 涵發展方式的過渡。包括瑞典、挪威、芬蘭(lan) 在內(nei) 的北歐國家，20世紀90年代中等收入群體(ti) 即占到總體(ti) 人口60%以上，成為(wei) 左右社會(hui) 運轉的主流人口群體(ti) 。社會(hui) 經濟結構的特點是，既沒有特別貧窮的社會(hui) 群體(ti) ，也沒有特別富有的社會(hui) 群體(ti) ，中等收入階層或中產(chan) 階級成為(wei) 社會(hui) 運行和發展的中堅，起到“穩定劑”的作用。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關(guan) 鍵在於(yu) 形成三位一體(ti) 的全麵賦能架構。”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hui) 副理事長劉世錦認為(wei) ，一是全麵持續的教育，尤其是加大適應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的職業(ye) 教育發展;二是全麵的社會(hui) 保障，健全養(yang) 老、醫療、就業(ye) 等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使社會(hui) 成員免於(yu) 人身、就業(ye) 、技術進步等不確定性帶來的恐懼;三是全麵促進流動，打破階層固化，在推動橫向流動的同時更加注重縱向流動。實現上述目標，就需要把能力建設放在扶貧的首位，不搞形式主義(yi) ;打破行政壟斷，重點開放基礎產(chan) 業(ye) 、生產(chan) 性服務業(ye) 和體(ti) 現消費結構升級的生活性服務業(ye) 市場;推動城鄉(xiang) 要素市場的雙向流動，建立城鄉(xiang) 一體(ti) 化發展格局。

　　《社會(hui) 科學報》總第1553期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