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力”是每個(ge) 智庫都迫切追求的目標，但智庫影響力如何測量和評價(jia) ，卻是社會(hui) 科學中的一個(ge) 難點。隻有在一個(ge) 透明的決(jue) 策體(ti) 係裏，我們(men) 才能更加精確地評價(jia) 智庫影響力。然而測量技術上的不斷改進仍然無法解決(jue) 智庫影響力測評方法中存在的根本問題。因此，學界長期以來希望獲取更加全麵的數據評價(jia) 智庫影響力的工作，其根本動機是希望推動一個(ge) 更加開放和透明的政府決(jue) 策體(ti) 係的建立。

　　我們(men) 首先從(cong) 概念上來理解什麽(me) 是影響力，什麽(me) 是智庫的影響力。羅奇·斯克魯頓在他的《政治思想詞典》中有這樣的解釋：“影響力是權力的一種形式，它通過告訴其他人行動的理由(除了威脅的方式)，這些理由或者是對他人有利的，或者是道義(yi) 上以及善意的考慮，來對其行為(wei) 進行影響，但是這些理由和考慮必須是對他有分量的，從(cong) 而影響其決(jue) 策。”可以看出，影響力通過具有說服力的語言和“潛移默化”的行為(wei) 來達到影響別人決(jue) 策的目的。所以，影響力與(yu) 霸權、威脅、威懾、強迫、遊說等概念都存在差異。

　　智庫行為(wei) 的目標是影響政策產(chan) 出。已故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家霍華德·威亞(ya) 爾達說，如果美國國務院或國防部的官員在給總統寫(xie) 備忘錄時麵前恰好放著你的研究報告，假如他們(men) 又恰好將你的分析和觀點寫(xie) 進了備忘錄，那你就有了影響力。政策是由決(jue) 策者製定的，所以，智庫的影響力與(yu) 其說是對政策的影響，倒不如說是對決(jue) 策者及其政策觀點的影響。因此，智庫為(wei) 了實現自己影響決(jue) 策者及其觀點的目標，其行動不僅(jin) 直接施加在決(jue) 策者身上，而且通常也施加在具有影響決(jue) 策能力的其他政策參與(yu) 者身上。

　　因此，一個(ge) 智庫總體(ti) 上有沒有影響力，就要看它在決(jue) 策者心目中的地位。那麽(me) ，評價(jia) 智庫影響力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給政府高級官員發一份智庫名單，請他們(men) 根據自己心目中的智庫影響力打分。安德魯·瑞奇2004年《智庫、公共政策和專(zhuan) 家治策的政治學》的著作裏就采用了這樣的方法。他向各類官員、議員和新聞工作者等政治和媒體(ti) 精英發放了一張有60個(ge) 美國智庫名單的問卷，請他們(men) 根據各自心目中的影響力排序。事實上，在方法上被飽受批評的賓夕法尼亞(ya) 大學詹姆士·麥甘的《全球智庫報告》采用的全球專(zhuan) 家提名法，也正是沿用了這一主觀評價(jia) 智庫影響力的方法傳(chuan) 統。雖然社會(hui) 精英主觀提名的方法難免對智庫影響力存在誤判，但該報告所測量的智庫影響力卻是最接近“影響力”本質概念的評價(jia) 。

　　另一種方法是向智庫機構發放調查問卷，通過客觀數據評價(jia) 智庫影響力。說起對智庫發放問卷，仍然要提到詹姆士·麥甘。早在1995年《公共政策研究產(chan) 業(ye) 中經費、學者和影響力的競爭(zheng) 》一書(shu) 中，麥甘就對7個(ge) 美國智庫發放調查問卷，收集並描述性地比較了機構層麵的一手數據。雖然從(cong) 現在的眼光看，這種定量研究未免過於(yu) 簡陋，但這畢竟開創了對智庫進行問卷調查的先河。前麵提到的安德魯·瑞奇，它將邀請政治媒體(ti) 精英打分得到的智庫影響力作為(wei) 因變量，采用回歸模型的方法對美國智庫的影響力來源進行解釋性研究。回到中國，筆者提出的多層次智庫影響力指標，以及機構負責人社會(hui) 網絡測量等方法，不僅(jin) 能夠被國際學界廣泛接受，而且可以為(wei) 中國智庫被國際學術共同體(ti) 廣泛認可打下了基礎。

　　但是，通過智庫問卷來邀請智庫報告影響力和活動數據的策略，仍然存在方法論缺陷。一方麵是因為(wei) ，智庫評價(jia) 者們(men) 做的所有努力，都是將“智庫影響力”的概念退化為(wei) “有助於(yu) 智庫實現影響力的行為(wei) ”。英國智庫問題專(zhuan) 家戴安·斯通就曾評價(jia) 道，即便我們(men) 能夠證實撒切爾夫人經常向亞(ya) 當·斯密研究所谘詢，布萊爾首相也聽得進費邊研究所和公共政策研究所的建議，我們(men) 也不能證明英國首相們(men) 確實是因為(wei) 聽了智庫的建議而做了某個(ge) 決(jue) 定。當我們(men) 從(cong) 反饋的問卷中得到了智庫參加國會(hui) 谘詢或提交報告的數據後，我們(men) 並不知道這些智庫活動是否最終真的影響了政策。在筆者2004年設計的指標體(ti) 係裏，第一次采用了“領導批示”這樣的指標來識別中國智庫的決(jue) 策影響。近年來，大學和研究機構也普遍采用領導批示作為(wei) 考核學者政策影響績效的指標。領導批示是中國政府正式的行政程序之一，這樣一個(ge) 標誌性行政事件或許確實記載了智庫報告造成了某種行政後果，但批示是否真的實現了對決(jue) 策的影響仍然是一個(ge) 未知數。因此，一些學者仍然質疑批示能不能真的代表政策影響力，進而有些學者也擔心如果將領導批示作為(wei) 學者考核指標是否會(hui) 造成某種誤導。

　　另一方麵，雖然問卷調查是被普遍采用的智庫評價(jia) 基本方法，但仍然存在無法避免的數據偏差。一些智庫經常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誇大它們(men) 的影響力，這就使我們(men) 不可過分相信智庫問卷的自我評價(jia) 和統計數據。例如，裏根總統僅(jin) 當選幾個(ge) 月後，傳(chuan) 統基金會(hui) 主席艾德溫·福爾納就曾聲稱他們(men) 60%的政策建議已經被裏根政府采納。但是，在他所說的建議中，有許多早已由別的研究機構在幾年前就提出過。又如亞(ya) 當·斯密研究所聲稱20世紀80年代有超過100個(ge) 它們(men) 關(guan) 於(yu) 自由市場的思想成為(wei) 政策。但誰也不知道撒切爾夫人是否真的認可這樣的說法。同時，筆者在訪談時，也注意到有些智庫由於(yu) 某些原因刻意保持低調，隱藏部分決(jue) 策影響貢獻的信息，特別是有時候智庫和決(jue) 策部門簽署了保密協議，不得對外公開參與(yu) 決(jue) 策的情況。更值得注意的是，由於(yu) 最近國內(nei) 各種智庫評價(jia) 研究層出不窮，一些智庫已經開始抱怨，他們(men) 經常疲於(yu) 應付各種調查問卷。所以，調查問卷反饋的數據全麵與(yu) 否，很可能和這家智庫是否認真對待這份調查問卷密切相關(guan) 。

　　在智庫影響力測評中，有一批學者還采用收集公開行為(wei) 數據的方法。這種方法的特點是，繞開智庫自填問卷時存在的潛在利益衝(chong) 突和數據偏差，運用各類活動資料所真實記載的信息，對智庫進行評價(jia) 。如唐納德·埃布爾森在他2002年的《智庫能發揮作用嗎?公共政策研究機構影響力之評估》一書(shu) 中，利用美國LexisNexis數據庫關(guan) 於(yu) 主要報紙和廣播電視等媒體(ti) 對各智庫的引用情況，美國國會(hui) 聽證檔案中邀請專(zhuan) 家出席聽證會(hui) 的數量，對智庫影響力進行評價(jia) 。近年來，隨著搜索引擎的發展，各類通過網絡檢索結果識別智庫影響力的方法也開始湧現。如美國的全球發展中心於(yu) 2014年開始評價(jia) 全球多家智庫的公眾(zhong) 形象。這套方法選取的指標，除了常見的LexisNexis數據庫的媒體(ti) 引用率外，還包括官網主頁流量、穀歌學術引用數，臉書(shu) 和推特的粉絲(si) 數等痕跡數據。類似的，南京大學2016年推出的《中國智庫網絡影響力評價(jia) 報告》，主要數據包括機構官網的鏈接數和社交媒體(ti) 閱讀量等指標。

　　縱觀智庫影響力測量和評價(jia) 方法，我們(men) 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出從(cong) 主觀到客觀，從(cong) 定性到定量，從(cong) 小樣本到大樣本，從(cong) 小數據到大數據的發展趨勢。出現這種趨勢的原因，首先是因為(wei) 社會(hui) 科學和現代信息技術相結合的方法已成為(wei) 大勢所趨，但更重要的是因為(wei) 社交網絡新媒體(ti) 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每個(ge) 現代國家的政治生態。智庫為(wei) 了追求影響力，也不得不迎合新潮流，主動接納新媒體(ti) 的傳(chuan) 播方式，拓展影響政策的新途徑。因此，智庫評價(jia) 也必須緊跟政治社會(hui) 發展的步伐，積極開發出新的獲得智庫數據的方法。未來發展方向之一可能是通過智庫及其專(zhuan) 家學術活動的大量無組織痕跡追蹤數據，探索智庫影響力的“大數據”評價(jia) 方法。

　　但是，我們(men) 必須保持清醒，當前所有智庫影響力的測評結果，都無法與(yu) 智庫真正的影響力畫等號。由於(yu) 智庫影響政策的過程過於(yu) 隱晦而複雜，學界仍然難以找到一個(ge) 完美的測量方法去準確評判智庫影響力的大小。因此，整個(ge) 智庫研究界做的所有努力，都隻是從(cong) 一個(ge) 或幾個(ge) 側(ce) 麵去猜測智庫實現決(jue) 策影響力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