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正麵臨(lin) 全球化逆潮的嚴(yan) 峻挑戰。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和中產(chan) 階層的減少，是導致民粹主義(yi) 和孤立主義(yi) 興(xing) 起，進而形成全球化逆潮的重要原因。中國正處於(yu) 經濟社會(hui) 轉型的關(guan) 鍵時期，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既是經濟社會(hui) 轉型升級的重要支撐，又是堅定推進自由貿易和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條件。鑒於(yu) 此，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與(yu) 挪威城市區域研究所於(yu) 2017年3月27-28日在海南省海口市中改院國際學術交流中心共同舉(ju) 辦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ti) ——經濟全球化新挑戰、新動力”為(wei) 主題的第九屆中挪社會(hui) 政策論壇暨第82次kaiyun官方地址國際論壇，邀請來自中國、挪威和其他國家的專(zhuan) 家學者、智庫、企業(ye) 、政府官員等圍繞經濟全球化逆潮背景下中等收入群體(ti) 形成發展的相關(guan) 議題進行深入研討。kaiyun官方地址論壇網進行全程直播：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學部委員田雪原在第九屆中挪社會(hui) 政策研討會(hui) 上的演講

　　在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四個(ge) 收入演進階段中，中等收入主流群體(ti) 主要在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過渡、尤其在中高收入階段形成。2016年中國GDP總量達到744127億(yi) 元，按當年人民幣對美元平均匯率6.6423：1.0計算，折合112029億(yi) 美元，人均8102美元，步入中高收入階段中期，也是中等收入主流群體(ti) 形成的關(guan) 鍵時期①。那麽(me) ，如何推進中等收入主流群體(ti) 的形成、發揮其在社會(hui) 經濟發展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筆者以為(wei) ，盡管中等收入主流群體(ti) 形成的條件和原因頗多，不過從(cong) 中國實際出發，當前最重要的還在全麵深化社會(hui) 經濟改革，特別是經濟轉方式調結構、農(nong) 民工融入城市和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

　　一、經濟基礎：深化轉方式調結構改革

　　考察已經實現中等收入主流群體(ti) 的國家，大都早已完成向內(nei) 涵發展方式的過渡。包括瑞典、挪威、芬蘭(lan) 在內(nei) 的北歐國家，20世紀90年代中等收入群體(ti) 即占到總體(ti) 人口60%以上，成為(wei) 左右社會(hui) 運轉的主流人口群體(ti) 。社會(hui) 經濟結構的特點是：既沒有特別貧窮的社會(hui) 群體(ti) ，也沒有特別富有的社會(hui) 群體(ti) ，中等收入階層或中產(chan) 階級成為(wei) 社會(hui) 運行和發展的中堅，起到“穩定劑”的作用。社會(hui) 經濟基礎呈現步入後工業(ye) 化階段、產(chan) 業(ye) 結構過渡到以現代服務業(ye) 為(wei) 主、經濟發展轉變到以內(nei) 涵擴大再生產(chan) 為(wei) 主基本特征。這是中等收入主流群體(ti) 形成的社會(hui) 經濟基礎，也是二戰後經濟、科技、社會(hui) 發展出現的一大趨勢。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迎來全球相對穩定的和平發展時期。發生了以微電子技術為(wei) 前導，包括新材料、新能源、宇航、海洋、生物工程等新的技術革命。當前，這一新技術革命推進到以生命科學為(wei) 主導學科，包括基因技術、克隆技術、微電子技術等取得新的飛躍，知識爆炸、技術爆炸、人力資本積聚增強釋放出前所未曾有過的能量，推動社會(hui) 經濟達到一個(ge) 新的高度。在這一發展競爭(zheng) 中，一方麵發達國家多數完成由傳(chuan) 統工業(ye) 化向後工業(ye) 化轉變，中等收入階層形成主流人口群體(ti) 。另一方麵發展中國家則出現分化：一部分新興(xing) 經濟體(ti) 迅速崛起，形成追趕之勢;另一部分由於(yu) 內(nei) 外多種原因，或者仍停留在低收入水平，或者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發展舉(ju) 步維艱，中產(chan) 階層始終難以成為(wei) 主流人口群體(ti) 。因此，要造就中等收入主流群體(ti) ，就要在中等收入階層形成的經濟基礎上下功夫，努力完成傳(chuan) 統工業(ye) 化向後工業(ye) 化的轉變，建立起相應的三次產(chan) 業(ye) 結構，以及每個(ge) 產(chan) 業(ye) 內(nei) 部的提質增效、轉型升級。這是普遍的發展規律，中國也應這樣做。

　　從(cong) 中國實際出發，當前加速中等收入群體(ti) 經濟基礎的形成，堅持深化經濟轉方式、調結構改革是關(guan) 鍵。迄今為(wei) 止，kaiyun官方地址開放曆經38年，GDP以平列高出9.0%的速度持續增長，發展成為(wei) 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ti) ，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然而也付出了資源消耗巨大、環境汙染嚴(yan) 重、發展方式滯後、產(chan) 業(ye) 結構失衡、邊際投資效益下降、重複建設和重複生產(chan) 造成產(chan) 能過剩等代價(jia) ，使發展變得不可持續。與(yu) 此同時，2010年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上升到74.5%峰值，越過劉易斯拐點以後呈下降趨勢，宣告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的結束。這就意味著，以海量投資、海量資源消耗和海量勞動力投入為(wei) 特征的粗放外延式擴大再生產(chan) 已經走到盡頭，回歸到中高速-中速增長新常態是必然的、合乎客觀規律的發展。比較近年來中國和世界經濟增長步入新常態，如圖1所示：①

　　圖1：2012-2016年世界、中國經濟增長率

　　毋需多加贅述，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與(yu) 國際社會(hui) 新常態比較，既有相近的表象，也有本質的不同。重要的一點在於(yu) ，要認識新常態在失去以往高速度增長同時，也走到轉方式、調結構重要時間節點，迎來轉型升級、提質增效發展的窗口期。如同司機開車進入彎道要踩一踩刹車一樣，要想轉方式、調結構改革順利進行，適當放緩經濟增長速度，轉入中高速-中速增長新常態，不僅(jin) 是必要的，甚至是必需的。以往轉、調之所以收效不大，總是懸掛在高速增長上不肯下來，一下來便趕緊啟動追加投資把速度提上去，已經成為(wei) 應對經濟下行駕輕就熟的一項“法寶”。其實，按照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在平均利潤率作用下長期虧(kui) 損企業(ye) 理所當然地要被淘汰，產(chan) 能過剩當隨之化解。然而，現實生活中卻不盡然，僵屍企業(ye) 長期得不到應有的處理，產(chan) 能過剩很難從(cong) 本原上鏟除。原因何在?不是市場經濟規律出了問題，而是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存在問題，市場功能和作用發揮不到位。譬如，水泥、鋼鐵等過剩產(chan) 能在城市化住房建設運行中，奏出生產(chan) -交換-消費“體(ti) 外循環·三步曲”，就是典型一例。第一步，政府以公用名義(yi) 出麵征購土地，付給農(nong) 民土地出讓金。第二步，政府在拍賣市場上出讓土地，開發商中標得到土地並給付政府土地出讓金，進行開發建設。第三步，開發商建房並出賣商品房，購房者付給房地產(chan) 商購房金，並繳納房屋購置稅。如此，農(nong) 民獲得土地出讓金，占小頭;政府獲得土地拍賣金、房屋購置稅，占大頭;開發商獲得房屋出讓金，占次大頭。開發商還可因此而獲得抵押貸款權，進入下一輪投標、建房、出售新的循環，把“次大頭”做大。如此，我們(men) 看到“農(nong) 民-政府-開發商-購房者”四方各得其所、一套完整的循環。如果購房者出於(yu) 本身住房需要，那麽(me) 這是正常狀態下的體(ti) 內(nei) 循環;如果購房者不是出於(yu) 自身需要，而是為(wei) 了投資、投機，將購房變成倒房、炒房，就變為(wei) 脫離實際需要，消耗水泥、鋼鐵等過剩產(chan) 能的“體(ti) 外循環”。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體(ti) 外循環”在房價(jia) 不斷飆升中愈演愈烈，致使房地產(chan) 泡沫持續增大，獨立於(yu) 中等收入群體(ti) 經濟基礎之外運行。究其原因，同政府速度偏好、對土地財政依賴程度高休戚相關(guan) 。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失去決(jue) 定性作用、市場失靈的典型表現。

　　在當前形勢下，轉方式、調結構重點落實到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上。因此，鑄造中等收入主流群體(ti) 經濟基礎，就要突破傳(chuan) 統發展方式需求側(ce) 改革局限，實現從(cong) 需求側(ce) 向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主的重點轉移。眾(zhong) 所周知，投資、消費和外貿出口“三駕馬車”從(cong) 需求側(ce) 拉動經濟增長持續多年，也曾對此進行過卓有成效的改革，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績。然而在邊際投資效益下降、消費疲軟和出口受阻新形勢下難以為(wei) 繼，改革的重點、策略也應做出相應的調整，調整到供給側(ce) 上來。改革重點由需求側(ce) 調整到供給側(ce) ，是經濟發展由以外生變量為(wei) 主向以內(nei) 生變量為(wei) 主的轉變，是新常態下做出的理性選擇。所謂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主要是在人口和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發展等內(nei) 生變量方麵進行改革，以激發經濟內(nei) 在發展的活力、潛力和動力，開辟走以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為(wei) 主的發展道路。具體(ti) 說，供給側(ce) 四大要素改革的方向和重點是：

　　其一，人口和勞動力供給改革。貫徹“三步走”人口發展戰略，完成第二步向以提升人口素質和調整人口結構為(wei) 重點的轉變，推進後人口轉變向全方位適度人口過渡。包括啟動全麵二孩生育政策，大力提升人口體(ti) 能健康素質、智能科教素質和素養(yang) 文明素質，調整勞動年齡人口、老年人口、城鄉(xiang) 人口等人口結構的改革，為(wei) 中等收入主流群體(ti) 的形成提供適宜的人口數量、素質和結構。

　　其二，土地製度改革。古典經濟學創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有一句名言：“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同供給側(ce) 人口和勞動力改革同步，土地製度也要進行改革。當前，要大力推進農(nong) 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加速農(nong) 地流轉、擴大規模經營、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改革。一方麵要保住18億(yi) 畝(mu) 耕地不被侵占，守住“米袋子”供給這條“紅線”;另一方麵要盤活土地資產(chan) ，在節約土地尤其在節約耕地前提下，為(wei) 城市化、工業(ye) 化、現代化提供發展需要的土地供給。不斷增加農(nong) 民收入，有效擴展中等收入群體(ti) 。

　　其三，資本要素改革。資本要素改革的根本目的，在於(yu) 降低生產(chan) 成本、提升企業(ye) 盈利。通過資源品價(jia) 改革降低原材料成本，減稅、降費、加速折舊改革降低財稅成本，利率市場化、降息改革降低財務成本，養(yang) 老保險體(ti) 製改革降低人力成本。進一步深化投融資體(ti) 製改革，通過取消和下放投資審批權限、加快補齊發展短板、適當加大投資力度、推廣政府和社會(hui) 資本合作(PPP)模式改革等，增強服務實體(ti) 經濟的能力，促進實體(ti) 經濟發展。

　　其四，創新發展改革。新常態經濟發展不是不要需求，而是需求有了某種質的變化。中國大媽到國外買(mai) 電飯煲、馬桶蓋，女士買(mai) 高檔化妝品、整容，送子女到歐美上名牌大學、讀研究生等，就是最好的證明。或者這些產(chan) 品在國內(nei) 買(mai) 不到，或者雖能買(mai) 到而質量不濟，才將消費需求轉移到國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就要有針對性地去過剩、補短板、提質增效。要樹立創新發展理念，推動新技術、新產(chan) 業(ye) 、新業(ye) 態健康發展，為(wei) 新常態下經濟持續發展提供不斷增強的內(nei) 生動力。

　　二、城鄉(xiang) 結構：深化人口城市化改革

　　城市化是世界發展的一大趨勢。依據聯合國提供的數據，1975-2015年世界城市化率由37.9%提升至53.7%，年平均提升0.4個(ge) 百分點;發展中國家由26.8%提升至48.6%，年平均提升0.55個(ge) 百分點;發達國家由69.6%提升至80.0%，年平均提升0.23個(ge) 百分點。中國由17.34%提升至56.0%，年平均提升0.97個(ge) 百分點，高出世界0.57個(ge) 、發展中國家0.42個(ge) 、發達國家0.74個(ge) 百分點。2016年中國城市化率達到57.35%，由原來低於(yu) 世界、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上升到高於(yu) 世界1.3個(ge) 、發展中國家8.1個(ge) 百分點，與(yu) 發達國家差距大為(wei) 縮小，由1980年相差52.0個(ge) 百分點，縮小到2015年24.0個(ge) 百分點。參見圖2①：

　　圖2：1950-2015年中國與(yu) 世界城市化率變動比較

　　圖2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市化駛入快車道，取得顯著成績，博得國際社會(hui) 高度評價(jia) ，有的認為(wei) 可同21世紀美國高科技取得的成就相媲美。主要指在城市化過程中沒有造成農(nong) 村凋敝，沒有像拉美一些國家那樣落入城市化陷阱。不過也要看到，經過38年的快速推進，特別在城市化率超過50%達到S曲線中部挺起階段以後，許多問題積累起來、暴露出來。不僅(jin) 對城市化和社會(hui) 經濟發展產(chan) 生不容忽視的影響，而且也影響到收入構成和中等收入主流群體(ti) 的形成。

　　其一，城市化加速推進，“城大市小”矛盾突出。按照城市化S曲線三階段理論，1949-1978年城市化率年平均提升0.3個(ge) 百分點，走出一條徘徊曲折軌跡。改革開放伊始，1978-1987年年平均提升0.6個(ge) 百分點，1987年城市化率達到25.32%，標誌著第一階段的終結和第二階段的開啟。2015年達到56.0%，其間城市化率年平均提升1.1個(ge) 百分點，呈加速增長態勢，致使“城大市小”矛盾突出出來。城市化是什麽(me) ?從(cong) 人口學角度闡釋，是人口城鄉(xiang) 結構變動的過程;從(cong) 經濟學角度闡釋，是三次產(chan) 業(ye) 結構演進的一種趨勢;從(cong) 勞動就業(ye) 角度闡釋，是三次產(chan) 業(ye) 就業(ye) 結構的改變;從(cong) 社會(hui) 學角度觀察，是現代生產(chan) 和生活方式在空間結構上的推演。由於(yu) 迄今為(wei) 止中國城市化主要依靠粗放外延式發展方式推進，成為(wei) 水泥、鋼鐵等過剩產(chan) 能的主要消耗者，一不留神造出不少空城、鬼城，失去應有的產(chan) 業(ye) 支撐，“城大市小”的矛盾逐漸顯現出來。

　　其二，土地城市化超前，人口城市化滯後。以1990-2012年為(wei) 例，全國城市建成區麵積由12856平方公裏增加到45566平方公裏，增長2.5倍，年平均增長5.9%。城市建設用地麵積由11608平方公裏增加到45751平方公裏，增長2.9倍，年平均增長6.4%。①同期城市人口由30159萬(wan) 增加到71182萬(wan) ，增長1.36倍，年平均增長4.0%。②相比之下，城鎮人口增長速度不僅(jin) 比城市建成區麵積增長低1.9個(ge) 百分點，更比城市用地麵積增長低2.4個(ge) 百分點。形成土地城市化超前，人口城市化滯後的局麵。這是政府土地財政重要的收入來源，構成獨立運轉的體(ti) 係，相當一部分演變為(wei) 獨立於(yu) 生產(chan) 、交換、分配、消費環節之外的“體(ti) 外循環”。

　　其三，城市規模盲目擴張，城市功能難以發揮。城市化速度過快、方式粗放和土地超前愈演愈烈，必然導致城鎮規模盲目擴張，從(cong) 而妨礙著功能的正常發揮，甚至出現下降的情況。城市化“攤大餅”式向周邊蔓延、向高空伸展，在平麵擴張同時，掀起一股“垂直城市化熱”。而自來水、下水道、煤氣、供電、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醫院、學校、托兒(er) 所、幼兒(er) 園、老年公寓等配套設施不能隨著跟進，終使一些城市變為(wei) 彰顯政績的形象工程，失去作為(wei) 區域經濟中心、輻射、引導的功能，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

　　其四，城市化資源瓶頸收緊，環境質量堪憂。以追求速度、規模為(wei) 主要目標的城市化，往往重速度、輕效益，重規模、輕成本，重投入、輕產(chan) 出，致使習(xi) 慣性高投入、高消耗外延粗放式擴張成為(wei) 一種新常態。本來已很稀缺的土地、淡水、能源、木材、礦產(chan) 等自然資源變得更加稀缺;大氣、水、土壤、固體(ti) 廢物、噪聲等的汙染加劇，已逼近上限臨(lin) 界值。

　　上述城市化發展的諸多弊病，特別是發展方式粗放、城大市小、土地城市化超前形成“體(ti) 外循環”等，直接造成人口城市化相對滯後局麵。這裏列舉(ju) 的城市化率數據，均按城鎮常住人口——在城鎮居住半年以上人口——口徑計算，其中包含著大量農(nong) 村流入城鎮的農(nong) 業(ye) 人口。如果按照戶籍人口計算，2016年城市化率隻有41.2%，比按常住人口計算低16.15個(ge) 百分點，相當於(yu) 2.23億(yi) 人①。與(yu) 國際城市化水平比較，比世界總體(ti) 水平低12.5個(ge) 百分點，比發達國家低38.8個(ge) 百分點，甚至比發展中國家還低7.4個(ge) 百分點。目前我國人戶分離人口為(wei) 2.92億(yi) ，流動人口為(wei) 2.45億(yi) ，其中絕大部分為(wei) 流入城鎮的農(nong) 業(ye) 人口。按戶籍計算的城市化率並不科學，絕大多數國家的城市化率也都包含一定數量的農(nong) 業(ye) 人口。問題在於(yu) 我國特殊的二元城鄉(xiang) 人口結構，城鎮人口中有2.23億(yi) 農(nong) 業(ye) 人口，占31.3%，無疑偏高許多。實踐證明，2億(yi) 以上農(nong) 業(ye) 流動人口流入城鎮是現階段社會(hui) 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他們(men) 在城市建設尤其在基礎設施建設中扮演主力軍(jun) 角色，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已經成為(wei) 城市經濟生活、社會(hui) 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改革的方向不是驅逐農(nong) 民出城，而是使他們(men) 融入城市，變進城農(nong) 民為(wei) 市民。目前，流入城鎮的農(nong) 業(ye) 人口在一些行業(ye) 就業(ye) 、養(yang) 老保險、醫療保險、子女就學等方麵，仍然受到程度不等的限製和歧視，有失社會(hui) 公平、公正。而就營造中等收入主流群體(ti) 而論，2.23億(yi) 不是一個(ge) 小數目，放到世界國家人口排位席上，可排在中、印、美、印尼之後，名列“第五人口大國”。這部分人口以及依附於(yu) 他們(men) 居住在農(nong) 村的大量留守人口長期不能跨進中等收入群體(ti) 門檻，即半數左右人口群體(ti) 被拒之中等收入群體(ti) 門外，中等收入人口何以能夠成為(wei) 主流群體(ti) !因此必須進行改革，進行變進城農(nong) 民為(wei) 市民的改革。方向和重點是：

　　一要給農(nong) 民工同城市居民一樣的地位和權利。目前農(nong) 民工進城務工經商所受限製有所減少，但是許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還是設置著一道道門檻。如一些招工限於(yu) 本市戶口，將農(nong) 民工拒之門外;買(mai) 房尤其是經濟適用房要職工單位出具證明，農(nong) 民工被排斥在外;青少年入學限於(yu) 本街道常住人口，農(nong) 民工子女被剝奪進入城市國民教育體(ti) 製的權利等。然而居住、勞動就業(ye) 、上學等是人人應當享有的基本權利，進城務工農(nong) 民不能享有這些權利，很容易被邊緣化。

　　二要給農(nong) 民工更多的居住和就業(ye) 的機會(hui) 。居住和勞動就業(ye) 是農(nong) 民工進城最基本的兩(liang) 大訴求，也是維持勞動力再生產(chan) 的基本條件。拉美城市化陷阱的一個(ge) 最重要的教訓，就是農(nong) 民進城後，由於(yu) 收入低或者長期失業(ye) ，租用不起城市一般的住宅，隻好強占山頭或公共用地，用廢舊磚瓦搭建起簡易住房，形成缺少安全用水、缺少公共衛生設施、缺少必要的通訊設備封閉或半封閉式的貧民區，成為(wei) 犯罪率高甚至成為(wei) 黑社會(hui) 窩點，對社會(hui) 治安構成嚴(yan) 重威脅。我們(men) 要防止拉美式貧民窟現象發生，就要運用“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即市場和政府兩(liang) 種力量、兩(liang) 種機製，幫助農(nong) 民工解決(jue) 居住問題。居住同就業(ye) 密切相關(guan) ，就業(ye) 問題解決(jue) 得好就可以為(wei) 居住問題的解決(jue) 創造必要的條件，解決(jue) 不好就很難保證住有所居。當前尤為(wei) 突出的是，由於(yu) 一般農(nong) 民工文化教育素質較低，沒有受過專(zhuan) 門的技術訓練，一個(ge) 時期以來在一些城市在出現有活無人幹“民工荒”同時，也出現農(nong) 民工無活可幹的尷尬局麵。因此必須把農(nong) 民工就業(ye) 放在重要位置，通過職業(ye) 培訓等方式，盡力為(wei) 農(nong) 民工就業(ye) 多創造一些機會(hui) 。

　　三要為(wei) 農(nong) 民工來去自由開辟綠色通道。拉美貧民區形成和擴大的一個(ge) 帶有根本性的原因，是農(nong) 民進城後徹底失去了土地，斷了他們(men) 的歸路。我國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的急劇擴張，已經造成為(wei) 數不少的失地農(nong) 民，成了必需依靠城市為(wei) 生的準城市市民。有鑒於(yu) 此，城市化建設要盡量少占用農(nong) 業(ye) 耕地，進了城的農(nong) 民依然為(wei) 他們(men) 保留一段時間的責任田，一旦他們(men) 在城裏無法生存下去，還可以打道回府，返回故鄉(xiang) 重操農(nong) 耕舊業(ye) ，保持一定期間內(nei) 的來去自由。城市化征用土地，對失地農(nong) 民必須做出妥善安排。一要給予合理的補償(chang) ，不能采取不等價(jia) 交換剝奪農(nong) 民;二要安排好失地農(nong) 民的就業(ye) ，要簽訂勞動就業(ye) 合同，確保失地農(nong) 民在城裏有較穩定的勞動就業(ye) 崗位和較穩定的收入。

　　四要把農(nong) 民工生產(chan) 生活納入城市發展規劃。政府在製定規劃時，要在力所能及範圍內(nei) 照顧到進城農(nong) 民工及其家屬的需要，使他們(men) 融入城市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成為(wei) 合格的市民。當然，變進城農(nong) 民為(wei) 市民應有一定的條件，如果沒有任何條件，進入城市即有房子、有工作、有社會(hui) 保障，是不可能做到、做到也會(hui) 引發各種社會(hui) 問題的。這個(ge) 條件，主要是進城農(nong) 民要在一定時間內(nei) (例如半年)，有相對穩定的工作和收入、相對固定的住房和沒有刑事犯罪三條。滿足這三個(ge) 條件，即可取得市民資格和待遇，確定為(wei) 該城市的居民。超過限定時間又不具備上述三項條件者，就要進行收容和清理整頓，請他們(men) 回到流出地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勞動。如果讓長期沒有工作、沒有住房和擾亂(luan) 社會(hui) 秩序者盲目流入城市，繼續留在城市而又無所事事，這些人就容易聚集起來，發展成為(wei) 類似拉美貧民窟式的棚戶區，切斷城鄉(xiang) 協同發展的紐帶。這樣的處理是公平、公正的，也是合理的。如果長期流入城市的農(nong) 民找不到適當的勞動崗位和比較固定的住所，就連西方發達國家也是要對這樣的流民進行必要處置的。這樣做不僅(jin) 是城市健康發展的需要，也是新農(nong) 村建設和發展的需要，使不能留在城市的進城農(nong) 民及時回到農(nong) 村務農(nong) ，保證農(nong) 業(ye) 發展所必需的勞動力的供給。這對盲目流入城市的農(nong) 民工說來，則是負責任的表現，引導和幫助他們(men) 在最適合自己的崗位上就業(ye) ，也是提高他們(men) 收入水平和打造中等收入群體(ti) 的需要。

　　五要加強轉移農(nong) 民流出地新農(nong) 村建設。中國城市化的一個(ge) 顯著特點，是在推進城市發展同時，兼顧農(nong) 業(ye) 和農(nong) 村的發展。當前，要特別注重解決(jue) 農(nong) 村留守人口——“三八六一九九部隊”——婦女、兒(er) 童、老年留守人口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社會(hui) 參與(yu) 等的困難和問題。通過土地確權、提高土地利用率改革和發展規模經宮，開辟新農(nong) 村富裕之路，促進一部分人率先進入中等收入主流群體(ti) 。

　　三、縮小差距：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考察中等收入群體(ti) 形成的過程，大多經曆收入差距由擴大到縮小的一段曆史。目前在信息化、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發達經濟體(ti) 將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逐步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國內(nei) 形成以高端製造業(ye) 和金融服務業(ye) 為(wei) 主體(ti) 的現代產(chan) 業(ye) 結構。一般性的勞動就業(ye) 機會(hui) 減少了，因而失業(ye) 率增加了，一部分人的收入下降了。同時，高端製造、金融服務業(ye) 發展對人力資本的要求增強了，相關(guan) 勞動者的工資率提高了，與(yu) 一般勞動者工資率差距拉大了，貧富懸殊加劇了。發展中國家怎樣呢?由於(yu) 地理條件、自然稟賦等自然資本、工業(ye) 化程度等產(chan) 出資本、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程度等人力資本相差很大，因而承接發達經濟體(ti) 產(chan) 業(ye) 轉移的成本差別也很大，造成發展的不對稱、不均衡，形成落差很大的發展高地和發展沼澤地，相應的工資率高地和工資率沼澤地。國內(nei) 外對於(yu) 中國收入高地與(yu) 收入沼澤地認識和評價(jia) 有較大差距。按照國家統計局給出的數據計算，以人口五等分(各占20%)的人均收入結構，參見表1①：

　　表1表明，2000與(yu) 2013年比較，城鄉(xiang) 居民收入變動呈現較低收入戶占比下降、較高收入戶顯著上升、中等收入戶呈徘徊並且略有下降的局麵。就變動趨勢而論，尚屬正常;就結構變動說來，則有差距擴大的傾(qing) 向。

　　較低收入戶占比下降。2000年城鎮低收入戶和中等偏下收入戶合計占比為(wei) 24.0%，農(nong) 村為(wei) 18.4%。2013年城鎮下降到20.9%，下降3.1個(ge) 百分點;農(nong) 村下降到16.6%，下降1.8個(ge) 百分點。相比之下，城鎮比農(nong) 村下降更多一些。

　　表1：按收入5等份分組的城鄉(xiang) 居民人均收入構成(%)

　　較高收入戶占比顯著上升。2000年城鎮中等偏上收入戶和高收入戶合計占比為(wei) 57.9%，農(nong) 村為(wei) 65.3%。2013年城鎮上升到61.8%，上升3.9個(ge) 百分點;農(nong) 村上升到67.1%，上升1.8個(ge) 百分點。相比之下，城鎮比農(nong) 村上升更快一些。

　　中等收入戶占比徘徊並略有下降。2000與(yu) 2013年比較，城鎮中等收入戶占比下降1.1個(ge) 百分點，農(nong) 村下降0.1個(ge) 百分點。雖然城鄉(xiang) 下降幅度有一定差別，但均在略有下降、變動不大之列。參見圖3、圖4：

　　圖3：2000年城鄉(xiang) 按五等分家庭戶收入結構

　　圖4：2013年城鄉(xiang) 按五等分家庭戶收入結構

　　比較圖3、圖4發現，本來當居民收入提升到中高收入階段以後，理應向著兩(liang) 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過渡，而事實上卻不盡然。低收入和中等偏低收入戶占比縮小，是符合發展規律的變動;高收入戶占比上升突出，2013年城鄉(xiang) 均達到40%左右，卻有悖橄欖型變動趨勢，使收入結構變得頭重腳輕：收入越高，占比越高;收入越低，占比越低。結果，高收入戶與(yu) 低收入戶差距拉開，使向橄欖型結構過渡受阻。在城鎮，2000年低收入戶平均為(wei) 3132.0元，高收入戶為(wei) 11299.0元，高收入戶為(wei) 低收入戶的3.6倍;2013年低收入戶增加到11433.7元，高收入戶增加到56389.5元，高收入戶為(wei) 低收入戶的4.9倍，差距擴大17.9%。在農(nong) 村，2000年低收入戶為(wei) 802.0元，高收入戶為(wei) 5190.0元，高收入戶為(wei) 低收入戶的6.5倍;2013年低收入戶為(wei) 2583.2元，高收入戶為(wei) 21272.7元，高收入戶為(wei) 低收入戶的8.2倍，差距擴大26.2%。統計數據顯示，近年來城鄉(xiang) 收入擴大的勢頭有所收斂，差距有所縮小。但是依然處在差距較大、基尼係數較高水平。

　　對於(yu) 中國的基尼係數變動，國內(nei) 外有不同的聲音。如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yu) 研究中心在2012年《中國家庭收入不平等報告》中，報出2010年中國家庭收入的基尼係數為(wei) 0.61。北京大學中國社會(hui) 科學調查中心在《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中，報出2012年中國家庭淨財產(chan) 的基尼係數為(wei) 0.73，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chan) 。美國密歇根大學在一項研究報告中，稱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美國，位居全球貧富差距最大國家之列，2010年的基尼係數達到0.55①。一般認為(wei) ，基尼係數在0.2以下為(wei) 絕對平均、0.2-0.3為(wei) 比較平均、0.3-0.4為(wei) 相對合理、0.4-0.5為(wei) 差距較大、0.5-0.6為(wei) 差距很大、0.6以上為(wei) 差距懸殊。上麵幾家給出的數據，表明中國處在差距很大上下。筆者也曾做過一點兒(er) 考證，發現一些媒體(ti) 引用的數據經不起推敲，或者相關(guan) 抽樣調查設計不規範，或者調查的樣本量不夠、不具代表性，或者以點蓋麵、用局部數據代替總體(ti) 。來自統計部門的數據質量要好一些，較少存在這類問題。其中改革開放以來基尼係數變動的情況是：1981年0.288，1985年0.2656，1990年0.343，1995年0.445，2000年0.412，2005年0.485，2008年0.491(峰值);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2013年0.473，2014年0.469。如此，以2008年峰值為(wei) 分界線，在此之前基尼係數呈不斷攀升之勢;在此之後則出現持續下降的趨勢①，超出一條拋物線軌跡。不過從(cong) 總體(ti) 上觀察，基尼係數仍處在偏高狀態，必須改革。

　　一要進行提高全體(ti) 居民收入、適當向勞動傾(qing) 斜的改革。目前我國城鄉(xiang) 收入總體(ti) 水平還不夠高，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具有根本的性質，也是造就中等收入主流群體(ti) 經濟基礎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工資率有了顯著的增長，但是相對經濟增長來說增長還不夠快，應當保持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的工資增長率。衡量工資率高低，最重要的參照是勞動生產(chan) 率，工資率的提升要同勞動生產(chan) 率的提高相適應。科學的做法是，既要糾正工資率和收入滯後於(yu) 勞動生產(chan) 率提升、不利於(yu) 打造中等收入群體(ti) 形成的偏向;也要防止工資率和居民收入增長過快、引發通貨膨脹、最終不利於(yu) 經濟發展和中等收入主流群體(ti) 的擴大。當前的主要傾(qing) 向，還是工資率滯後於(yu) 勞動生產(chan) 率的提升和經濟的增長。因此，改革的重點，是建立與(yu) 勞動生產(chan) 率相適應的工資增長製度，促進中等收入主流群體(ti) 的形成。在勞動年齡人口占比越過劉易斯拐點出現下降情況下，勞動力價(jia) 值增值和工資率上漲窗口期已經打開，一次分配適當向勞動傾(qing) 斜政策出台正逢其時。

　　二要推進向低收入群體(ti) 傾(qing) 斜的改革。上麵關(guan) 於(yu) 收入差距拉大、分配不公做了較多分析，解決(jue) 的根本之策，在於(yu) 二次分配時加大向低收入群體(ti) 傾(qing) 斜的力度，逐步解決(jue) 收入分配不公問題。不僅(jin) 要縮小高收入與(yu) 低收入之間的差距，還要在社會(hui) 保障、社會(hui) 福利和社會(hui) 救助等方麵，出台相關(guan) 傾(qing) 斜的政策。社會(hui) 保障、社會(hui) 福利和社會(hui) 救助本身，即帶有向包括低收入群體(ti) 在內(nei) 的弱勢群體(ti) 傾(qing) 斜性質。現實中傾(qing) 斜政策不夠，除了製度之外還同掌管和執行製度的人相關(guan) 。要提高他們(men) 一碗水端平、秉公辦事的意識和能力，使向低收入群體(ti) 傾(qing) 斜的政策落到實處。

　　三是加大個(ge) 人所得稅累進稅率的改革。北歐諸國之所以很少有特別貧窮和特別富有階層，最重要的一條原因，是對個(ge) 人收入實行累進稅率較高的征收政策。收入越高、征收稅率越高、征收稅額越多，有效地縮小了高收入、中等收入、低收入階層之間的差距。從(cong) 稅製上促進和保障中等收入主流群體(ti) 的形成和壯大。中國個(ge) 人所得稅製度吸收了包括北歐等國的做法和經驗，已經建立起累進的稅率製度。但是筆者認為(wei) ，累進稅率的檔次劃分和拉開的距離不夠大，因而起到的作用有限，高收入階層的稅率存在較大提升空間。加上一些有背景的大款、大腕、富豪千方百計地逃稅、漏稅、避稅，可謂暴富有方，致使千萬(wan) 富翁、億(yi) 萬(wan) 富翁如雨後春筍般生長，中國億(yi) 萬(wan) 富翁人數上升到全球之最。這與(yu) 低收入階層形成巨大反差，不利於(yu) 中等收入群體(ti) 的塑造。眾(zhong) 所周知，改革開放初期為(wei) 了打破絕對平均主義(yi) 枷鎖，實行過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的政策。這一政策收到實效，提升並改變了居民的收入和構成，促進了消費和經濟的成長。如今三十多年過去，收入分配不公、高收入與(yu) 低收入差距過大、中等收入群體(ti) 成長緩慢等問題突出出來，共同富裕急需提上議事日程。形象的說法是：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主要是把把蛋糕做大;後三十年在繼續做大同時，更強調切好和分好蛋糕。除了實施向勞動、低收入群體(ti) 傾(qing) 斜的分配政策外，還應在稅收上實施力度足夠大的個(ge) 人所得稅累進征收的製度改革，以及慈善事業(ye) 減、免征稅，實行某種獎勵政策的改革。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

　　①資料來源：新華社受權發布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統計公報》，新華網2017.3.1(以下簡稱《統計公報2016》)。

　　①資料來源：國際部分引自IMF數據，參見《全球化》雜誌2015年第2、第5期。中國數據參見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統計公報》，新華網2017.03.01.

　　①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s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 The 2001 Revision Data Tables and Highlights,2002 P6;《中國統計年鑒2016》，第25頁，中國統計出版社2016年。

　　①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3》第421頁。

　　②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13》第95頁。

　　①資料來源：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hui) 發展統計公報》，新華網2017.03.01.

　　①資料來源：依據《中國統計年鑒2014》第161、167頁數據計算。

　　①資料來源：參見“爭(zheng) 辯基尼係數，中產(chan) 階層興(xing) 致最高”，《環球時報》2014年1月21日。

　　①資料來源：參見王誌平“基尼係數公布：值得歡迎”，《文匯報》2013年1月21日;中國曆年基尼係數統計(1981-2014)最新版 ,百度文庫.專(zhuan) 業(ye) 資料 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