質疑甚至否定全球化的氛圍從(cong) 來沒有像今天這麽(me) 濃烈，仿佛當年徘徊在倫(lun) 敦上空的重霧，讓人找不到方向。

　　北京大學匯豐(feng) 商學院教授何帆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深度對話環節的主持人身份出現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年年會(hui) 上，作為(wei)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世界經濟與(yu) 政治研究所原副所長，他對全球化發展脈絡和走向有著自己獨特的思考和認識。正是基於(yu) 他的研究背景，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就此話題進行了專(zhuan) 訪。

　　這不是第一次出現全球化逆轉

　　中國經濟時報：當前“逆全球化”之流橫行，學界等也在積極反思全球化的問題，係統地闡明全球化到底出現了哪些問題，可以更好地推動新一輪全球化發展?

　　何帆：講全球化，我們(men) 會(hui) 把它當成是一個(ge) 發生很晚的事情，認為(wei) 它是線性的，如果把曆史視角拉長，就會(hui) 發現，全球化出現逆轉也不是第一次了。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曾經出現了第一次經濟全球化，那一輪的經濟全球化從(cong) 各種指標來講都不亞(ya) 於(yu) 這一輪。從(cong) 貿易上來講，那時已經是全球貿易體(ti) 係了。凱恩斯曾經這樣寫(xie) 道：他很懷念一戰以前的生活，一個(ge) 典型的英國人躺在床上，他喝的茶葉是印度進口的，通過報紙就能掌握他在美國投資的債(zhai) 券走勢。也就是說，那時的貿易和投資國際化程度已經很高了，而且當時是國際金本位製，沒有匯率問題，這對貿易和投資都很方便。

　　那時還有一個(ge) 是現在我們(men) 都沒有辦法達到的，就是勞動力自由流動程度高，那時沒有護照，這比貿易和投資自由流動的影響更深刻。

　　美國哈佛大學威廉姆斯和愛爾蘭(lan) 經濟學家歐瑞克合寫(xie) 的《全球化與(yu) 曆史》一書(shu) 中的基本結論是：在19世紀時，大西洋兩(liang) 岸出現了工資趨同、收入趨同的現象。這裏麵有貿易的因素、有投資的因素、有移民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按照他們(men) 的統計就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

　　中國經濟時報：意味著勞動力這個(ge) 要素的自由流動比其他要素流動更重要?

　　何帆：對。它對促進全球化的作用更大。而且我們(men) 現在講全球化是由創新推動的，但當時的創新不比現在差，當時的創新如“突然間的寒武紀生命大爆發一樣”，電、電燈、電話、電報、公路、汽車、鐵路、飛機、輪船……都是這個(ge) 時候出現的。所以，它對社會(hui) 的改變和經濟的影響，比現在技術革命還要深遠。

　　當時大家對全球化非常樂(le) 觀，既然已經到了這樣的科技創新，各國經濟結合這麽(me) 緊密，那就沒問題了，但很快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直到這時，很多人都不相信。當時英國政府讓英國金融界作評估，會(hui) 不會(hui) 爆發戰爭(zheng) ?評估認為(wei) ，戰爭(zheng) 是不可能的。因為(wei) 德國進出口商的貿易融資都是英國銀行提供的，如果爆發戰爭(zheng) 那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不可想象的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為(wei) 什麽(me) 會(hui) 出現呢?卡爾·波蘭(lan) 尼寫(xie) 的《大轉型》裏麵講，當時犯的錯誤就是認為(wei) 自由市場經濟可以孤軍(jun) 深入，他的基本結論是自由市場經濟跑得太快了，事實上市場經濟與(yu) 社會(hui) 和政治關(guan) 聯緊密。他有一句名言：變革的方向和變革的速度共同決(jue) 定了變革的收益。雖然全球化的方向是對的，但是跑得太快了，有的人就不幹了，他說停車，我要下車，不跟你玩兒(er) 了。

　　所以這一輪全球化出現的問題，表麵原因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到現在危機的影響還沒有完全消退，動搖了大家對全球經濟增長前景的信心。更深刻的來講，很多問題在上世紀70年代就已經出現——貧富差距分化。為(wei) 什麽(me) 一直拖到現在，大家才關(guan) 注收入不平等這個(ge) 問題呢?因為(wei) 在上世紀90年代直至21世紀初，盡管沒有大學學位的藍領工人的收入一直也沒有增加，但當時寬鬆的貨幣條件，他們(men) 可以較容易地借錢來維持其消費。

　　所以英國《金融時報》曾經有一篇社論說“債(zhai) 務才是資本主義(yi) 的肮髒的秘密”，這些國家用這種方式讓大家不會(hui) 產(chan) 生不滿情緒。現在這些都沒有了，收入也沒有增加，銀行也不借錢了，甚至工作也沒了，所以大家開始憤怒了，這是反全球化爆發的一個(ge) 非常深刻的原因。

　　貧富差距分化凸顯全球化發展瓶頸

　　中國經濟時報：為(wei) 什麽(me) 把這些問題都歸咎於(yu) 全球化呢?

　　何帆：一般來講，它有兩(liang) 個(ge) 原因：技術和貿易，這兩(liang) 個(ge) 原因對收入差距都有影響。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wei) 技術的原因更重要，因為(wei) 需求結構出現變化，產(chan) 業(ye) 結構出現變化，工廠的工人越來越少。

　　如果說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由於(yu) 中國工人把你的工作搶走了，這很好接受;如果說你的工作是被技術搶走了，你會(hui) 覺得自己很沒用，被機器打敗了。想要煽動大家的情緒，這是一種更容易的辦法。所以大部分的藍領工人，你要跟他說是技術的原因，他不願意接受，但是你指責中國、指責印度，就更容易接受。

　　中國經濟時報：毫無疑問，美國和歐洲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為(wei) 何他們(men) 反全球化的聲音反而更高呢?

　　何帆：更多原因還是其國內(nei) 問題，隻不過反映在他們(men) 的對外政策上。其實，我們(men) 並不能把它理解成西方國家所有人都在反全球化，裏麵有其國內(nei) 的社會(hui) 矛盾。新經濟更支持全球化，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會(hui) 反對全球化。我們(men) 應該更準確地把它表述為(wei) 西方社會(hui) 的分裂，原來那些被壓抑的反全球化的聲音突然分貝提高了。應該看到，跨國公司、經濟學家、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大的工商業(ye) 者等，他們(men) 仍然是支持全球化的。

　　全球化新特點：政府補償(chang) 輸家

　　中國經濟時報：西方國家出現的這種情況對我們(men) 有什麽(me) 啟發?

　　何帆：我們(men) 應該未雨綢繆，不能等到收入差距已經分化到將社會(hui) 撕裂的程度才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我們(men) 應盡快建立可持續發展，以人為(wei) 本的發展，包容性的發展，真正將其落實。

　　中國經濟時報：能否說全球化出現了新路徑或者新特征?

　　何帆：我們(men) 過去有一種比較天真的看法，覺得對外開放程度越高越好，對外開放範圍越大越好。現在看起來也並不完全是這樣，這對所有國家都是這樣。

　　我們(men) 應該改變一下思路，一個(ge) 國家在一個(ge) 時期有一個(ge) 最優(you) 的對外開放的程度。開放少了肯定不行，但是過度開放也不行。我認為(wei) ，對外開放應該用門戶管理的思路。門戶管理思路的好處是，我允許你來，這個(ge) 門天天是開著的;但如果遇到緊急情況，我可以把門關(guan) 上。

　　每個(ge) 國家現在都麵臨(lin) 這個(ge) 選擇，就是在對外開放和國內(nei) 穩定之間作選擇，肯定是國內(nei) 穩定是最重要的，先把國內(nei) 的事情搞好，才能談得上對外開放。

　　中國經濟時報：如果說全球化出現了新路徑，請問它會(hui) 呈現什麽(me) 樣的特點?

　　何帆：政府要發揮更大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就是在對外開放過程中通過各種經濟和政策手段更好地管理社會(hui) 。因為(wei) 對外開放有贏家有輸家，所以政府的作用就是適當補償(chang) 輸家，保持平衡。

　　要應對可能在對外開放中出現的各種外部衝(chong) 擊。這裏有一個(ge) 公式：對外開放程度=對外開放收益-國內(nei) 管控成本。如果對外開放收益越大，對外開放的程度可以越大;如果國內(nei) 管控風險能力越強，對外開放程度就可以越大;如果開放收益不如原來那麽(me) 大，可以適當把開放程度下降。未來政府要在對外開放中起到一個(ge) 管理者的角色。

　　中國經濟時報：您認為(wei) 未來的全球化方向是適時加強有效的政府管控?

　　何帆：政府更好地甄別出誰是贏家，誰是輸家，作好收入補償(chang) 。政府要更好地管控對外開放中可能出現的潛在風險，例如，貿易條件突然惡化，突然出現大規模資本外逃，或者大規模熱錢流入。

　　不是說我們(men) 就不開放了，隻是在遇到風險的時候該怎麽(me) 辦?或者周邊國家出現了經濟危機，你該怎麽(me) 辦?像這種情況原來可能政府會(hui) 覺得隻要對外開放就會(hui) 好起來，現在需要進行很好的管控。

　　有效政府管控不會(hui) 喪(sang) 失全球經濟活力

　　中國經濟時報：政府管控不會(hui) 使全球經濟的活力喪(sang) 失?

　　何帆：恰恰相反，整個(ge) 20世紀增長最快的階段是二戰後的50年代到70年代。這個(ge) 時期，它不是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yi) ，基調是節製資本，西方國家有很多限製，比如，當時對利率有限製、對資本流動有限製，一直到上世紀70年代，很多西方國家並沒有真正實現匯率的自由浮動。恰恰在那個(ge) 時候，經濟發展很好。

　　中國經濟時報：但是到了上世紀80年代初，美國和英國等西方國家開始反思凱恩斯經濟學，新古典自由經濟學又占了上峰。

　　何帆：物極必反。如果政府什麽(me) 都管的話，肯定會(hui) 遇到各種問題。西方國家的確也遇到很多問題，因此他們(men) 開始了新一輪的私有化。

　　但是，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政府管控經濟沒有作用嗎?它遏製了貧富分化，使得勞動者的積極性提高。也就是說，自由市場經濟不是國家一點都不能管，那肯定會(hui) 出問題。市場經濟自身有很多問題，它不會(hui) 尋求收斂，用凱恩斯的話就是自由資本主義(yi) 的動物精神太強烈，它有時候特別衝(chong) 動，有時候特別保守，所以需要政府管控起到補充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