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中國經濟遇到了不同於(yu) 其他國家的新問題、新挑戰，進入到經濟發展新常態。麵對經濟發展新常態，中國大力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有些地方和領域已顯現成效。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不同於(yu) 需求側(ce) 應對危機的手段，也不同於(yu) 西方供給學派的傳(chuan) 統觀點，而是立足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實踐提出的經濟理論革命。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解放和發展生產(chan) 力的曆史要求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最根本的動力來自於(yu) 中國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發展的曆史要求。這一曆史要求集中表現在中國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發展到了新的曆史階段，遇到了新的問題，原有的體(ti) 製和各個(ge) 方麵的政策束縛了生產(chan) 力的可持續發展。從(cong) 生產(chan) 力與(yu) 生產(chan) 關(guan) 係矛盾運動的規律來看，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適應這個(ge) 階段生產(chan) 力發展的曆史要求而提出的一場深刻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變革。

　　201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70萬(wan) 億(yi) 元，人均GDP超過8000美元，從(cong) 改革開放初期的貧困狀態成長為(wei) 中上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進入這一階段後，中國經濟發展的供給側(ce) 和需求側(ce) 條件發生了改變：改革開放初期是短缺經濟，需求旺盛，供給側(ce) 最大的優(you) 勢是成本低;現在則是供給側(ce) 成本大幅上升，需求出現疲軟。這對經濟發展方式提出了新的曆史要求。在這一階段，中國既麵臨(lin) 著新機遇：經過一百多年的接續奮鬥，距離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從(cong) 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近;同時也麵臨(lin) 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麵對新的機遇和挑戰，中國提出了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這是適應生產(chan) 力發展要求的。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需要堅持的若幹原則之中，首先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chan) 力。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就是要研究如何在生產(chan) 力和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矛盾運動中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生產(chan) 關(guan) 係，從(cong) 而解放和發展生產(chan) 力。從(cong) 理論層麵來看，提出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運用馬克思主義(yi) 曆史唯物主義(yi) 的觀點，來構建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的一個(ge) 重大突破。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轉變發展方式和克服經濟失衡的關(guan) 鍵

　　目前中國經濟發展當中矛盾的主要方麵是什麽(me) ?從(cong) 宏觀來看，雖然中國經濟的需求側(ce) 和供給側(ce) 條件都有變化，但是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有所不同，世界經濟低迷的主要矛盾在需求側(ce) ，表現為(wei) 需求疲軟;中國經濟的需求側(ce) 也有問題，但主要矛盾在供給側(ce) ：生產(chan) 要素成本全麵大幅度提升，核心競爭(zheng) 優(you) 勢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突出表現在勞動力成本、自然資源成本、生態環境成本、技術進步成本都大幅度上升。中國經濟的需求側(ce) 雖有問題，但相對而言，供給側(ce) 的矛盾更大。特別是現階段，經濟出現新的失衡，經濟下行和潛在通脹壓力同時存在，這種雙重風險並存的現象特別需要引起我們(men) 的重視。

　　雙重風險之一的經濟下行風險，表麵看是由內(nei) 需疲軟導致的，實質是產(chan) 生自供給側(ce) 。因為(wei) 內(nei) 需包括投資和消費，投資不足的根本原因是產(chan) 業(ye) 缺乏升級空間，創新力不足，缺乏優(you) 質投資項目。現在國家近160萬(wan) 億(yi) 元的M2(廣義(yi) 貨幣)存量，缺乏優(you) 質投資機會(hui) ，大量都在虛擬市場上炒作，一旦出現相對較好的投資機會(hui) 便蜂擁而入，進而大幅抬高投資門檻，阻斷新的投資者進入。因此，投資不足的根本原因在於(yu) 供給側(ce) 的創新力不足，所以中央提出實體(ti) 經濟要有創新，農(nong) 業(ye) 、製造業(ye) 、新型服務業(ye) 等要創造出有效的投資機會(hui) 。

　　消費需求為(wei) 什麽(me) 疲軟?原因不在於(yu) 國民收入沒有增長，根本也在於(yu) 供給側(ce) 。從(cong) 價(jia) 值形態看，新創造的價(jia) 值叫供給，扣掉折舊，新創造的價(jia) 值首先麵臨(lin) 如何分配的問題。之所以出現消費疲軟，是因為(wei) 國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出現了結構性失衡，降低了消費需求傾(qing) 向。

　　雙重風險中的另一重風險即潛在通脹壓力上升，這不是需求拉上的通脹壓力，而是成本推動的通脹壓力，其實質也是供給側(ce) 出現了問題。

　　從(cong) 理論層麵來看，中國經濟問題矛盾的主要方麵、經濟失衡的深層原因都來自於(yu) 供給側(ce) ，現在抓住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並深入持久地推動下去，是切合中國經濟實際的，是轉變發展方式、克服經濟結構性失衡的關(guan) 鍵。因此，提出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對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體(ti) 係中有關(guan) 經濟發展理論的重大突破。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宏觀調控方式的深刻革命

　　中國現在的需求側(ce) 宏觀調控遇到了問題：由於(yu) 雙重風險並存，既不能擴張需求又不敢緊縮需求。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經濟，1978年—1998年需求膨脹、通貨膨脹，所以實施長期緊縮的政策;1998年—2010年內(nei) 需疲軟，加上亞(ya) 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加劇了需求疲軟的現象，所以采取擴張內(nei) 需的政策。現在雙重風險並存，過去采取的兩(liang) 種總量政策從(cong) 需求側(ce) 來說方向是相反的，因此需求側(ce) 的宏觀調控既不敢全麵擴張又不敢全麵緊縮。

　　目前我國采取的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是一種鬆緊搭配、鬆緊適度的宏觀調控政策組合。這是否可以解決(jue) 雙重風險並存的問題?可以，但治標不治本。鬆緊適度的宏觀調控政策組合隻能營造一個(ge) 空間，但不能解決(jue) 問題，真正解決(jue) 問題必須深入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

　　西方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就遇到了滯脹問題，他們(men) 采取的應對手段是從(cong) 需求側(ce) 入手，至今仍未解決(jue) 滯脹問題。要真正解決(jue) 滯脹問題，必須從(cong) 供給側(ce) 入手，這就要求宏觀調控方式從(cong) 過去單一的需求管理轉變為(wei) 兼顧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這個(ge) 變革涉及宏觀調控的總量和結構、短期和長期、宏觀和微觀。從(cong) 理論層麵來看，這是對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體(ti) 係中的宏觀經濟理論的一場革命。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製度創新的重要動力

　　推動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包含兩(liang) 個(ge) 重要層麵：製度創新和發展理念轉變。

　　製度創新包括經濟製度創新和政治製度建設。經濟製度創新主要解決(jue) 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問題，以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性作用。這就要求保護企業(ye) 的產(chan) 權，保護公平競爭(zheng) 的環境，避免政府對企業(ye) 公平競爭(zheng) 的隨意否定。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舉(ju) 措，一方麵聚焦在生產(chan) 者，尊重市場主體(ti) ，規範政府權力;另一方麵要發揮好政府的作用。中國是一個(ge) 大國，有中央政府、各級地方政府，產(chan) 業(ye) 不同、企業(ye) 不同、地區不同，依靠全國統一的總量調控肯定不現實，需要因地製宜，發揮好中央和地方兩(liang) 方麵的積極性。政治製度建設主要在於(yu) 推動民主與(yu) 法治。最近國家出台了一係列製度，就是要把權力放在陽光下，關(guan) 在籠子裏，維護公平和正義(yi) 。

　　在我國，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具有曆史可能和條件。一是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通過了《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經濟體(ti) 製改革就是要在新時期，麵對新任務和新挑戰，深化認識並理解好政府和市場的關(guan) 係;二是黨(dang) 的十八屆四中全會(hui) 提出全麵推進依法治國，加強民主法治建設，建立法治社會(hui) 、法治政府、法治中國。這表明關(guan) 於(yu)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建設中的市場化、法治化進程，我們(men) 已經提出了時間表、路線圖、任務書(shu) 。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100多個(ge) 發展中國家當中，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前隻有15個(ge) 國家，其餘(yu) 的大多數國家沒有實現跨越，反而停留在“拉美漩渦”“東(dong) 亞(ya) 泡沫”“西亞(ya) 北非危機”當中。究其原因，主要在於(yu) 這些國家的政府過於(yu) 集權，同時法治化和民主化不夠，對權力沒有加以有效規範。市場失靈、政府壟斷、權力尋租、權錢交易滋生，既破壞公平又破壞效率，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久久不能自拔。

　　製度創新一定要有堅強的理念作為(wei) 指導，這個(ge) 指導理念的核心是實現公平與(yu) 效率。舉(ju) 目觀之，但凡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公平問題和效率問題都處理得相對好些;但凡沒有跨越的，都沒能處理好公平問題和效率問題。我們(men) 黨(dang) 提出了新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的核心是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公平和效率觀，這是中國應對“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鑰匙。因此，從(cong) 理論的層麵看，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對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體(ti) 係中的製度經濟分析的重大發展。

　　總體(ti) 來看，在實踐層麵，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適應解放和發展生產(chan) 力的要求的，是中國轉變發展方式克服經濟失衡的關(guan) 鍵，是宏觀調控方式深刻的革命，是製度創新的重要動力;在理論層麵，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馬克思主義(yi) 基本方法在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中的重要運用，是對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中的發展經濟理論、宏觀經濟理論、製度經濟分析的重大突破。它不是一個(ge) 簡單的命題，而是一個(ge) 係統的關(guan) 於(yu) 構建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學革命，既包含豐(feng) 富深刻的政策內(nei) 容，也具有長期的戰略意義(yi) 。

　　《光明日報》( 2017年03月22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