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an) 鍵詞: 網絡人權 三段論原則 合作規製 人權影響評估

　　在這個(ge) 互聯網技術和應用飛速更新的時代，網絡和人權的關(guan) 係更加緊密。網絡具有開放性、全球性、交互性、虛擬性，一方麵大大拓展了人們(men) 的政治、經濟、文化等人權行使的空間，另一方麵，其具有的信息海量、把關(guan) 人缺失、傳(chuan) 播迅速的特性又為(wei) 違法不良信息的傳(chuan) 播開啟了方便之門，容易給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和個(ge) 人權利造成威脅。因此，如何保障和依法限製網絡人權成為(wei) 一個(ge) 全球關(guan) 注的熱點課題。我國學界對於(yu) 網絡人權的研究較少，而國際社會(hui) 對於(yu) 網絡人權的理論闡釋以及製度建構都已有不少成果。本文從(cong) 國際視野研究了網絡人權的概念、研究現狀和性質，網絡人權的理論基礎，網絡人權保護和限製的製度建構實踐，並從(cong) 中總結出我國可以借鑒的經驗，以期對提升我國互聯網治理水平、增進網絡人權的國際對話提供有益參考。

　　一、網絡人權概述

　　(一)網絡人權在國際組織的提出和發展

　　在國際上，網絡人權一般被稱為(wei) Human Rights on Internet，是線下的傳(chuan) 統人權在網絡空間的衍生。2003年在日內(nei) 瓦舉(ju) 辦的信息社會(hui) 高峰會(hui) 議(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簡稱WSIS)報告認為(wei) ，在充分尊重《世界人權宣言》的基礎上要保障人們(men) 在互聯網上獲得信息的權利。[1] 2011年5月，聯合國特別報告員Frank La Rue向聯合國人權委員會(hui) 作了“表達自由和互聯網”的報告。此後，國際人權會(hui) 議多次從(cong) 人權角度審視和討論互聯網治理問題，比如2011年內(nei) 羅畢召開的第六屆互聯網治理論壇(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簡稱IGF)強調，接近互聯網以及免費使用互聯網的機會(hui) 是一項基本人權。2011年9月，歐洲委員會(hui) 47個(ge) 國家發布“網絡治理指導原則宣言”(Declaration on Guiding Principle on Internet Governance)，認為(wei) 互聯網治理應當依據國際人權法，保障基本人權，確保其普遍性、不可分割、互相依賴、互相聯係。[2]2012年6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hui) 通過《促進、保護和享有網絡人權的決(jue) 議》(Resolution on the Promotion, Protection and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on the Internet)，申明根據《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以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人們(men) 在互聯網下所享有的權利在互聯網上同樣應該得到保護，尤其是言論自由，這項權利不論國界，可以通過自主選擇的任何媒介行使;確認互聯網作為(wei) 加速各種形式的發展進程的驅動力所具有的全球性和開放性;籲請所有國家促進和便利上網，為(wei) 在所有國家發展媒體(ti) 及信息和通訊設施開展國際合作;鼓勵特別程序適當時在其現有任務內(nei) 考慮到這些問題;決(jue) 定根據理事會(hui) 工作方案，繼續審議在互聯網上和其他技術領域增進、保護和享有人權，包括言論自由權的問題，以及如何使互聯網成為(wei) 一項重要發展工具及行使人權的重要工具的問題。[3]2012年聯合國在阿塞拜疆舉(ju) 辦的互聯網治理論壇的報告以及2014年聯合國在伊斯坦布爾召開的IGF的會(hui) 議報告中，都強調“互聯網對基本人權的保護”，即通過互聯網作為(wei) 一種手段來更好的保障人權，以及更加充分的保障人們(men) 在互聯網中所享有的人權。2016年7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hui) 第三十二屆會(hui) 議通過《在互聯網上促進、保護和享有人權》(Promotion, Protection and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on the Internet)的決(jue) 議，籲請所有國家根據本國關(guan) 於(yu) 保證在網上保護表達自由、結社自由、隱私權和其他人權的國際人權義(yi) 務，解決(jue) 對於(yu) 互聯網的安全關(guan) 切，包括通過國內(nei) 民主和透明的機構，以法治為(wei) 基礎，采取確保互聯網自由和安全的方法，使之能夠繼續充當帶動經濟、社會(hui) 和文化發展的有生力量。[4]

　　從(cong) 網絡人權在國際組織的發展演變來看，網絡人權的內(nei) 涵逐步從(cong) 籠統到具體(ti) ，從(cong) 強調其為(wei) 一項基本人權到強調政府的保障義(yi) 務，並且強調互聯網上的人權保護與(yu) 民主和法治的關(guan) 聯。

　　(二)網絡人權的國際研究現狀

　　縱觀國外文獻，對網絡人權的研究可以分為(wei) 三個(ge) 階段：

　　1.1990-2000年，網絡人權研究的興(xing) 起階段

　　隨著1992年布什政府宣布進行美國信息高速公路建設計劃，美國的互聯網開始快速發展，與(yu) 此同時，互聯網所帶來的各種問題也引起了社會(hui) 各界的擔憂，探討網絡人權的論著開始相繼出版。David R. Johnson 和David G. Post的《法律和邊界：互聯網空間法律的興(xing) 起》中指出信息自由流動是一種受到保護的人權[5]。Thomas Cochrane在《網絡空間的國家法律：成為(wei) 壓製互聯網人權報告的動因》中探討了政府壓製網絡關(guan) 於(yu) 酷刑報道對於(yu) 表達自由和信息自由的侵犯。[6]Lessig Lawrence出版了《網絡空間法則》一書(shu) ，討論了互聯網對於(yu) 版權、言論自由和隱私權的挑戰及規製的問題。[7]S. Hick, E. F. Halpin以及E. Hoskins合作出版了《人權和互聯網》一書(shu) ，收錄多篇文章，首次較為(wei) 全麵地對人權與(yu) 互聯網在歐洲、亞(ya) 洲、南美洲、非洲的發展情況，互聯網與(yu) 兒(er) 童權利、受教育權、隱私權、表達自由等關(guan) 係進行了介紹和探討。[8]此階段網絡人權研究的特點是：對於(yu) 網絡人權的內(nei) 涵和外延作了一些初步的描述性界定，也開始研究如何平衡網絡上不同權利的關(guan) 係，但總體(ti) 研究還不夠係統深入。

　　2.2001-2009年，網絡人權研究的發展階段

　　隨著互聯網的進一步發展及其帶來的挑戰的增多，學界的研究範圍逐漸拓展，開始關(guan) 注對互聯網的限製，互聯網與(yu) 民主、治理、外交的關(guan) 係，如何保護網絡人權等問題。研究視角也更加多元，包括法學、政治學、社會(hui) 學等。Stuart Biegel在《超越我們(men) 的控製：麵對網絡空間的法律製度的不足》一書(shu) 中指出了網絡空間麵臨(lin) 的四大問題：網絡恐怖主義(yi) 、版權、消費者網絡欺詐、在線憎恨性言論，並提出規製方案。[9]Selian, A.N.在《信息通信技術在人權、民主和善治中發揮的作用》一文中分析了信息和通信技術(ICT)在人權保護中的作用，強調個(ge) 人、非政府組織、各國政府、國際組織應該利用ICT技術發展人權外交，積極互動交流。[10] Balkin J.認為(wei) 數字時代的言論自由將改變民主文化。[11] Michael L. Best在《互聯網能否成為(wei) 一種人權?》一文中指出，互聯網可以成為(wei) 一種人權，因為(wei) 其大大拓展了表達自由。[12] Beutz Land在《保護在線權利》中指出，通過靈活協調機製來加強人權與(yu) 獲得知識行動之間的聯係。[13]Joanna Kulesza在《全球信息社會(hui) 中的表達自由：互聯網人權宣言的問題》中探討了IGF的產(chan) 生和發展，以及ICCAN被美國控製的問題。[14]

　　3.2010年至今，網絡人權研究的多元化階段

　　隨著全球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研究轉向為(wei) 移動互聯網的人權、人權與(yu) 規製的平衡、網絡中立等。Aleksey Ponomarev在《平衡互聯網規製與(yu) 人權》論文中探討了對互聯網規製應當采用法律和技術規製手段，考慮有效性、成本、人權因素。[15] Richard Fontaine 和Will Rogers在《互聯網自由：虛擬時代的外交政策規則》中指出，網絡人權包括隱私權、表達自由、獲得信息和知識的權利，但更關(guan) 注表達自由。互聯網治理應通過多方利益主體(ti) 的參與(yu) 和對話，包括：公民社會(hui) 組織、政府、私人企業(ye) 、國際組織、個(ge) 人。[16]Luca Belli Matthijs van Bergen討論了網絡中立對於(yu) 人權的推動作用。[17]Joy Liddicoat和Avri Doria討論了人權和互聯網協議在基本原則上的相似性，如：責任、平等、非歧視、參與(yu) 、責任、自由等。[18] Belli L探討了通過網絡中立來保護終端用戶(end-users) 的人權。[19]Ian Brown和Christopher T. Marsden探討了互聯網治理需要加強公共產(chan) 品的競爭(zheng) 性供給，包括：創新、公共安全和基本民主權利。[20]Alec Ross回顧了互聯網自由的發展曆史，並指出其未來發展路向。[21]

　　綜觀國際網絡人權研究成果，呈現兩(liang) 個(ge) 特點：

　　第一，研究成果較為(wei) 豐(feng) 富，既有學術著作、論文，還有大量的研究報告、會(hui) 議報告。

　　第二，視角較為(wei) 多元。既有從(cong) 法律角度的研究相關(guan) 權利如何保障、互聯網如何規製的問題，也有從(cong) 國際政治、外交等層麵的研究，研究互聯網對於(yu) 國際政治格局的影響、民主的促進、互聯網政策製定以及反恐、人道主義(yi) 等問題。

　　(三)網絡人權的性質

　　網絡人權究竟是一項獨立的權利還是一係列權利的集合，主要存在兩(liang) 種觀點：

　　少數學者認為(wei) ，由於(yu) 《世界人權宣言》製定的時候互聯網並不存在，如今隨著互聯網對於(yu) 人權的作用日益明顯，從(cong) 互聯網中獲得信息的權利能夠作為(wei) 一種獨立的人權存在並且受到保護，應當獨立成為(wei) 互聯網權(Internet Human Rights)。[22]

　　多數學者認為(wei) 網絡人權並非獨立權利，而是是若幹傳(chuan) 統權利的集合, 但關(guan) 於(yu) 究竟包含了哪些權利存在著不同的理解。Aleksey Ponomarev認為(wei) 網絡人權包括表達自由、隱私權、文化多樣性、受教育權、獲取知識的權利(The Right to Access to Knowledge)等多種傳(chuan) 統人權。[23]2007年在意大利召開的“網絡權利對話論壇”上首次提出“網絡權利”(Internet Rights)這一概念，提出網絡權利包括：網絡中立(Network Neutrality)、協調性(Interoperability)、互聯網代碼的全球可達性( Global Reachability of all Internet Codes)、使用公開模板和標準( the Use of Open Formats and Standards)、公眾(zhong) 獲取知識(Public Access to Knowledge)、信息的自由流動(Freedom of Flow of Information)、創新和遵循麵向市場的原則的權利( the Right to Innovation and Compliance with the Market-orientated Principles)，比如公平和競爭(zheng) 性在線市場(Right to Fair and Competitive Online Market )以及消費者權利(Consumer Rights)。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裏在喬(qiao) 治·華盛頓大學發表演講，提出了“網絡自由”(Internet Freedom)這一概念，強調網絡自由包括：表達自由、集會(hui) 自由、結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24]

　　筆者讚成第二種觀點，因為(wei) 網絡本質上是一種媒介，不同的人權在互聯網上和實際生活中雖然表現形式不同，但本質都是一樣的。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網絡和現實的融合日益密切，很難將線上和線下的人權絕對區隔開來，因此沒有必要把網絡人權作為(wei) 一種獨立的權利加以單獨強調。但是由於(yu) 網絡人權和傳(chuan) 統人權畢竟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因此研究其特點和保護對策仍十分必要。

　　按照聯合國《國際人權憲章》的標準，網絡人權可以劃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包括網絡表達權、網絡結社自由、網絡集會(hui) 自由、網絡宗教信仰自由、網絡監督權、網絡知情權、網絡參與(yu) 公共事務權、網絡隱私權、網絡名譽權等，主要是消極權利，即不受政府任意幹涉的權利;第二類是經濟、社會(hui) 和文化權利，包括：通過網絡保障受教育權、文化多樣性、獲取知識的權利，等，這些權利屬於(yu) 積極權利，即需要政府采取措施積極加以保障的權利。

　　二、網絡人權保護和限製的基本理論

　　網絡人權作為(wei) 一種權利，政府有義(yi) 務進行保護。然而任何權利都不是絕對的，都有一定的邊界，因此對其進行限製也是國際通例。目前國際社會(hui) 爭(zheng) 議較大的問題是，對於(yu) 網絡人權是應該更多地強調自由和人權保護，還是更多地強調責任和限製。主要的代表理論有三種：

　　1.網絡自由論

　　1996年，John Peny Barlow在線上討論社區發表了“致各國政府的一封信”(也稱“虛擬空間獨立宣言”)，宣稱“你們(men) 在這裏不受歡迎，在這裏你們(men) 並不擁有主權，你們(men) 也沒有倫(lun) 理意義(yi) 上的統治權，而且，你們(men) 也沒有任何手段使我們(men) 感到必須受製於(yu) 你們(men) 。這個(ge) 網上世界並不在你們(men) 的邊界以內(nei) 。”他把互聯網當成是一個(ge) 虛擬世界，是一個(ge) 無組織、無政府、無國界的數字空間，永遠不受政府管轄。其後，以美國為(wei) 代表的國家明確提出了網絡自由理論(Internet Freedom)，並將其作為(wei) 主要外交政策之一。2010年，Ross Alec係統論證了網絡自由的曆史淵源和發展路徑;[25]2011年，美國國務卿希拉裏在喬(qiao) 治·華盛頓大學演講中正式提出了“網絡自由”這一概念。[26]網絡自由論者主張，網絡自由分為(wei) 兩(liang) 種：一種是網絡上的自由(Freedom of the Internet)，包括網絡表達自由、網絡集會(hui) 自由和網絡結社自由，是表達自由、集會(hui) 自由、結社自由等基本人權在互聯網上的延伸。另一種是通過網絡實現自由(Freedom via the Internet)即通過互聯網幫助一些個(ge) 人從(cong) 極權主義(yi) 走向民主。[27]但這一理論也受到批評，認為(wei) 該理論缺乏明確的定義(yi) [28]和確定的路徑。[29]該政策實際上有兩(liang) 個(ge) 關(guan) 鍵點：一是認為(wei) 表達自由能夠引發“親(qin) 美革命”，[30]二是公司企業(ye) 在保障表達自由方麵的地位高度模糊。[31]

　　2.網絡規製論

　　國際的主流觀點是主張網絡人權要受到一定限製，但論證的理由各有不同,主要有三個(ge) ：

　　(1)網絡主權說。2003年聯合國在日內(nei) 瓦召開的WSIS上發布了《日內(nei) 瓦原則宣言》，提出：與(yu) 互聯網有關(guan) 的公共政策問題的決(jue) 策權是各國的主權。對於(yu) 與(yu) 互聯網有關(guan) 的國際公共政策問題，各國擁有權利並負有責任。[32]

　　(2)共同責任說。2005 年，聯合國互聯網治理工作組(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簡稱WGIG)提出，網絡治理是指國家、私人部門和公民社會(hui) 在他們(men) 各自角色範圍內(nei) 製定和執行的原則、標準、規定、決(jue) 策程序以及規範互聯網發展和使用的共同計劃。強調了不同主體(ti) 在互聯網治理中的共同責任，為(wei) 網絡限製提供了一定的理論依據。

　　(3)影響巨大說。比如：歐洲人權法院早在2011年Editorial Board of Pravoye Delo and Shtekel v. Ukraine判決(jue) 中指出，互聯網在存儲(chu) 和傳(chuan) 遞信息方麵與(yu) 傳(chuan) 統的紙媒不同，互聯網在全世界擁有數十億(yi) 用戶，互聯網上的內(nei) 容對於(yu) 人權的影響要更為(wei) 巨大，因此對其規製應有別於(yu) 傳(chuan) 統紙媒，受到更多的限製。[33]

　　3. 網絡中立說

　　網絡中立(Network Neutrality)，是指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nei) ，所有互聯網用戶都可以按自己的選擇訪問網絡內(nei) 容、運行應用程序、接入設備、選擇服務提供商。這一原則要求平等對待所有互聯網內(nei) 容和訪問，防止運營商從(cong) 商業(ye) 利益出發控製傳(chuan) 輸數據的優(you) 先級，保證網絡數據傳(chuan) 輸的“中立性”。自1996年起，以哥倫(lun) 比亞(ya) 大學法學院教授Tim Wu、萬(wan) 維網發明者Tim Berners Lee、互聯網協議的共同發明者Vinton G. Cerf為(wei) 代表，認為(wei) 互聯網中為(wei) 社區免費提供服務的寬帶網絡，應當對多數人配置的設備和使用的通信模式保持中立，且不因一種通信而降低另一種通信的服務等級，以確保互聯網“非歧視性的互聯互通”。[34]該學說主要是防止通信運營商從(cong) 技術層麵阻止互聯網的信息流動，確保平等使用互聯網。

　　比較以上三種理論，筆者認為(wei) ，第二種理論即網絡限製說更為(wei) 合理。因為(wei) 無論是從(cong) 國家主權理論、還是互聯網產(chan) 生的影響來看，網絡都應該受到一定的規製，網絡人權不是絕對權利。從(cong) 世界範圍來看，很多國家也采取各種機製對網絡進行規製，比如澳大利亞(ya) 采取黑名單製度，越南、白俄羅斯以及我國采取了網絡實名製，40個(ge) 多國家對互聯網內(nei) 容進行過濾。問題的關(guan) 鍵是如何把握限製的度，這是各國都麵臨(lin) 的難題。

　　三、國際保障和限製網絡人權的製度實踐

　　由於(yu) 網絡人權的重要性，各國都強調了對網絡人權的保護，同時也允許在一定條件下對其加以限製，對於(yu) 網絡人權的保護和限製的國際經驗，有如下三方麵值得重視：

　　(一)對網絡人權的限製嚴(yan) 格遵循三段論原則

　　法治發達的國家和地區普遍注重對網絡人權的保護，一方麵需要政府采取措施積極保護，比如修建和改善網絡基礎設施，提高網絡普及率，從(cong) 而確保人們(men) 通過網絡受教育權、獲得知識的權利;另一方麵，政府在對網絡人權進行限製的時候，應當遵循一定的法律邊界，不能任性而為(wei) 。《公民權利與(yu)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歐洲人權公約》等國際公約都規定了對表達權、人格權、結社自由等權利進行限製的限製，即限製應該符合“三段論”原則。三段論的三個(ge) 要求缺一不可，具體(ti) 內(nei) 容如下：

　　1. 為(wei) 法律所規定(Prescribed by Law)

　　首先，限製應當有國內(nei) 法的根據。這裏的法包括製定法，也包括判例法。法無明文規定不得限製，這體(ti) 現了法治原則。

　　其次，歐洲人權法院在The Sunday Times vs. UK 案中，明確了“為(wei) 法律所規定”這一標準的兩(liang) 個(ge) 基本要求是：第一，法律必須可充分獲知(Accessible)：公民必須能夠在法律規則所適用的一定案件的情況中獲得充分指引，最基本的要求是法律要公布。[35]在Silver案的判決(jue) 中，歐洲人權法院認為(wei) ，英國內(nei) 務部發給各監獄長的有關(guan) 法令和指示因為(wei) 沒有公布，不能為(wei) 囚犯所用，其內(nei) 容在監獄須知的材料上也沒有說明，因而不具有可獲知性，不具備“為(wei) 法律所規定”這一要件中“法律”一詞的要求。[36]第二，可預見性(foreseeable)。一項規範除非製定得足夠準確從(cong) 而使公民能夠用於(yu) 調整自己的行為(wei) ，否則就不能被視為(wei) “法律”。法律要想使人們(men) “可以預見”自己行為(wei) 的後果，就必須在表達上具備準確性。

　　2.有正當的目的(Legitimate Aims)

　　對人權的限製還應當具有正當的目的，即符合公約規定的一個(ge) 或多個(ge) 合法目的。比如：《公民權利與(yu) 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中規定的合法目的包括：(1)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2)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歐洲人權公約》第10條第二款所提及的目的更加廣泛，大致可以區分為(wei) 三類：一類屬於(yu) 公共利益，包括國家安定、領土完整或公共安全，防止秩序混亂(luan) 或犯罪，維護公眾(zhong) 健康或公共道德等;另一類屬於(yu) 私人利益，包括保障他人的名譽或權利，防止披露保密獲得的消息等;第三類是維護司法的權威和公正無偏。這類目的兼顧公私利益：一方麵，維護司法權威和公正無疑是公共利益之所在;另一方麵，維護司法的權威和公正又常常關(guan) 涉訴訟當事人的權利，以及要求不損毀法官個(ge) 人的名譽。關(guan) 於(yu) 人格權的限製，《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也規定了合法目的包括：國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國家的經濟福利的利益，防止混亂(luan) 或犯罪、保護健康或道德、或保護他人的權利與(yu) 自由。

　　3.為(wei) 民主社會(hui) 所必需(Necessar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較之於(yu) 前兩(liang) 個(ge) 要件，證明限製是“為(wei) 民主社會(hui) 所必需”更為(wei) 關(guan) 鍵。這又保護了兩(liang) 個(ge) 層次的含義(yi) ：其一，應當有“緊迫的社會(hui) 需要”(Pressing Social Need)。其二，手段和目的之間充分且相關(guan) (Relevant and Sufficient)，合乎比例。當涉及到國家安全、道德等問題時，成員國有較為(wei) 寬泛的裁量權(Margin of Appreciation)。就表達權的限製而言，不同類型的表達也會(hui) 影響到成員國裁量權的大小。從(cong) 政治表達到藝術表達再到商業(ye) 表達，呈現為(wei) 國內(nei) 裁量範圍的遞增和歐洲監督力度的遞減。因為(wei) 政治表達具有特殊重要性，構成了民主社會(hui) 的一個(ge) 核心特征。就人格權而言，公眾(zhong) 人物(Public Figure)及政治家(Politician)由於(yu) 自願將其置身於(yu) 公眾(zhong) 監督之下，其名譽權、隱私權要受到更大的限製。[37]三段論的限製原則強調合法性、合目的性以及合比例性，和我國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則有類似之處。

　　(二)有效運用合作規製

　　國際上對於(yu) 網絡領域的規製，主要有三種模式，分別是政府規製(Statutory Regulation)、自我規製(Self-regulation)和合作規製(Co-regulation)。政府規製以國家強製力為(wei) 基礎，體(ti) 現了政府的幹預。[38]自我規製則是一種自律，包括企業(ye) 自我規製[39]和行業(ye) 協會(hui) 的自我規製。[40]政府規製和自我規製代表著規製的兩(liang) 個(ge) 極端，而合作規製則介於(yu) 二者之間，是政府與(yu) 企業(ye) 、行業(ye) 協會(hui) 等以解決(jue) 問題為(wei) 導向，共同製定標準，共同尋找對策的過程。[41]合作規製是對傳(chuan) 統政府規製的有益補充，能夠提高政府規製的能力。[42]

　　合作規製目前得到越多越多發達國家的提倡。從(cong) 具體(ti) 運作上來說，合作規製需要政府、國際組織等規製主體(ti) 擬定行為(wei) 規範、原則與(yu) 政策，最終有賴於(yu) 企業(ye) 組織等自律的實施。[43]實際上，合作規製的重心和落腳點是自律，它的最終目標是促使企業(ye) 等被規製對象高度自治，自覺維護公共利益。

　　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一些西方國家對政府垂直監管的有效性產(chan) 生了懷疑，開始尋找替代性的規製方式，並且在理念上也出現了“從(cong) 管理到治理”的轉變(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44]在之後的幾十年裏，合作規製逐漸產(chan) 生並發展起來。合作規製一開始主要應用於(yu) 與(yu) 經濟民生相關(guan) 的領域，比如食品安全、醫療、煙酒及保險等等。例如，澳大利亞(ya) 消費者協會(hui) (Australian Consumers Association)和澳大利亞(ya) 競爭(zheng) 和消費者委員會(hui) (ACCC)以合作監管的方式來製定了酒類廣告守則。酒精生產(chan) 商可以開展積極的自律，但其行為(wei) 同時也要符合一些政府或其他行業(ye) 外部製定的行為(wei) 準則，澳大利亞(ya) 政府和規範競爭(zheng) 的監管機構要參與(yu) 製定行為(wei) 準則，要與(yu) 之協商，並且要和消費者代表組織協商。[45]而在互聯網領域，由於(yu) 網絡所涉及範圍的廣泛性、內(nei) 容的複雜性和動態性，單純由政府來進行規製是不符合實際的，而純粹的自我規製又存在缺陷，因此合作規製就逐漸成為(wei) 了許多國家的選擇。

　　歐盟委員會(hui) 是合作規製的主要倡導者。2000年，裏斯本歐盟理事會(hui) 峰會(hui) 提出了改進規製的議題，峰會(hui) 號召歐盟各機構和成員國采取簡化與(yu) 改進規製的措施。承接此提議，在2001年，歐盟委員會(hui) 發布了《歐洲治理白皮書(shu) 》。在這份白皮書(shu) 中，歐盟提出必須革新其共同體(ti) 的治理方法，應減少使用從(cong) 上至下的(Top-down)管理方式，而采用非法律的手段以更有效地執行各項政策，也可以把法定規製與(yu) 其他非強製性(Non-binding)手段結合起來。並且，白皮書(shu) 也指出，由於(yu) 規則的製定要考慮技術與(yu) 市場變化，從(cong) 而導致政策與(yu) 立法也變得複雜、費時，成為(wei) 一個(ge) 缺乏靈活性與(yu) 有效性的行為(wei) 。科學與(yu) 技術的發展以及市場的變化，也帶來一係列難以預測的問題，需要各領域的專(zhuan) 家一同參與(yu) 到政策製定的過程中。所以，為(wei) 了提高立法的質量、有效性和簡化規製活動，可以將規製的實施引入合作規製的框架之中。[46]此白皮書(shu) 成為(wei) 了關(guan) 於(yu) 歐盟治理的重要文件。

　　1998年歐盟理事會(hui) 發出了一份建議文件，對國家層麵的傳(chuan) 媒領域保護未成年人的自我規製提出了指導意見，此文件是歐盟第一份涵蓋所有電子媒體(ti) (包括網絡視聽內(nei) 容與(yu) 信息服務)的法規。而對此建議的評估報告中，歐盟委員會(hui) 稱，合作規製意味著公共規製機構的適度介入，是公共規製機構與(yu) 產(chan) 業(ye) 部門、其他利益相關(guan) 者相互合作的規製形式，具有靈活性、適應性和效率高的特點，在未成年人保護方麵，合作規製常常是達成目標較好的約束機製。[47]

　　此外，在歐盟2007年頒布的《視聽媒體(ti) 服務指令》(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中也特別規定，“成員國應該在各自法律所允許的前提下，鼓勵在國家層級上使用行業(ye) 自律與(yu) 合作規製的方式貫徹本指令的要求。”此指令也是對媒介融合背景下歐盟視聽內(nei) 容傳(chuan) 播的最全麵的立法。[48]

　　在美國，雖然傳(chuan) 統上對於(yu) 互聯網的規製以自我規製為(wei) 主，但在涉及未成年人保護的一些高度敏感的問題上，也開始采用合作規製。首先，在刑事層麵，1998年《保護兒(er) 童不受性侵犯法令》強製要求私營部門揭發違法行為(wei) 。如果網絡服務供應商發現了與(yu) 兒(er) 童色情有關(guan) 的內(nei) 容，必須主動向執法機構報告。如果沒有報告而被執法部門發現的話，可能會(hui) 為(wei) 網絡服務提供商帶來一筆高額的罰款，第一次是處以5萬(wan) 美元，之後為(wei) 10萬(wan) 美元。[49]同樣，2000年的《兒(er) 童互聯網保護法》也有類似的要求。這部法案要求公共圖書(shu) 館如果不能有效地限製人們(men) 在圖書(shu) 館的電腦上瀏覽色情內(nei) 容，他們(men) 的聯邦基金有可能會(hui) 被撤銷。[50]

　　(三)在網絡立法時開展人權影響評估

　　在人權保障方麵，英國、愛爾蘭(lan) 、新西蘭(lan) 、歐盟委員會(hui) 都在立法之前把該法案對於(yu) 人權或公民權利的影響作為(wei) 評估標準之一。愛爾蘭(lan) 要求評估實施主體(ti) 應當考慮規製對於(yu) 憲法和愛爾蘭(lan) 所加入的國際公約(如《世界人權宣言》及《歐洲人權公約》)所規定權利的影響，在保護個(ge) 人自由和增加社會(hui) 福利之間保持平衡。[51]歐盟委員會(hui) 也列舉(ju) 了許多規製需要考慮的公民權利，具體(ti) 包括：(1)平等權;(2)財產(chan) 權;(3)獲得正義(yi) 的權利;(4)獲得社會(hui) 保障、健康及教育的權利;(5)隱私權;(6)知情權;(7)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受害人和目擊證人的權利。[52]而英國對於(yu) 人權的審查規定最為(wei) 詳細，要求評估實施主體(ti) 根據1998年製定，2000年生效的《人權法》(Human Rights Act of 1998)的規定，對規製是否侵犯人權進行評價(jia) 。這些權利可以分為(wei) 三類：一是絕對權利(Absolute Right)，即任何時候都絕對不能被國家限製或剝奪的，如免於(yu) 酷刑或受到非人道或侮辱性對待及懲罰;二是受限製的權利(Limited Right)，即在明確且限定的情形下可以被限製，如自由權;三是有限權利(Qualified Right)，即需要在個(ge) 人權利和廣泛的國家或社會(hui) 利益之間求得平衡，如個(ge) 人隱私和家庭生活受到尊重的權利，宗教和信仰自由、表達權，結社與(yu) 集會(hui) 的自由，財產(chan) 權和教育權等。[53]而評估時，應當遵循以下步驟：(1)判斷該規製是否涉及公約權利;(2)判斷該規製是否限製了這些權利;(3)判斷被限製的權利的屬性是否屬於(yu) 絕對權利、受限製的權利還是有限權利;(4)如果屬於(yu) 受限製或有限權利，需要判斷這種限製是否在法律所允許的範圍內(nei) 。最後，決(jue) 定該規製合法還是違法。

　　四、國際經驗對我國的啟示

　　近年來，我國的網絡人權保障體(ti) 係不斷完善。根據2016年我國發布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2-2015年)〉實施評估報告》，截至2015年年底，互聯網網民達到6.88億(yi) ，互聯網人口普及率達到50.3%。網民通過各種互聯網平台發表言論，對各級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評和建議，對公務人員的行為(wei) 進行監督，對公民的知情權、參與(yu) 權、表達權、監督權的保障也不斷加強。互聯網建設也為(wei) 公民享受文化權利提供了更便捷的條件。2016年《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16-2020年)》也強調要依法保障公民的互聯網言論自由，繼續完善為(wei) 網民發表言論的服務，重視互聯網反映的社情民意。

　　但實踐中我國網絡人權保障也麵臨(lin) 一些問題，主要包括：

　　第一，網絡立法層出不窮，但層級不高，且與(yu) 上位法之間存在一定衝(chong) 突。例如：自2014年，國務院授權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負責互聯網信息內(nei) 容管理工作以來，國家網信辦發布了一係列互聯網監管的規範性文件，包括：《即時通信工具公眾(zhong) 信息服務發展管理暫行規定》《互聯網用戶賬號名稱管理規定》《互聯網信息搜索服務管理規定》《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序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等，對網絡服務提供商的義(yi) 務作了細化和嚴(yan) 格的規定.然而，這些規範性文件中的一些要求與(yu) 上位法相違背：如《移動互聯網應用程序信息服務管理規定》第七條第三款中“視情采取警示、限製功能、暫停更新、關(guan) 閉賬號等處置措施”屬於(yu) 行政處罰，卻缺乏明確的上位法依據，與(yu) 《行政處罰法》第十四條中“規章以下的規範性文件不得設定行政處罰”的要求相違背。而且，由於(yu) 規範性文件位階低，難以設定違反義(yi) 務的法律後果，導致其規製目標難以實現。

　　第二，網絡監管力度的加強容易對網絡表達權、監督權、知情權、隱私權等權利造成過度限製。隨著網絡違法的不斷增加，我國網絡監管力度也逐漸加大，網絡實名製的推進引發了社會(hui) 各界對於(yu) 個(ge) 人信息以及表達權保護的擔憂。而對網絡違法不良信息(淫穢色情、謠言等)的嚴(yan) 厲打擊，由於(yu) 執法標準的不統一，也容易對公民正常的表達權、知情權、監督權等權利造成過度幹涉。比如：2012年，重慶職工方洪因在微博上發表上批評性言論被勞動教養(yang) ，法院認為(wei) ，方洪在騰訊微博上發表的評論，雖然言辭不雅，但不屬於(yu) 散布謠言，也未造成擾亂(luan) 社會(hui) 治安秩序的嚴(yan) 重後果，更不具備“嚴(yan) 重危害社會(hui) 秩序和國家利益”這一基本要件;國家公務人員對公民基於(yu) 其職務行為(wei) 的批評，應當保持克製、包容、謙恭的態度。被告以原告方洪虛構事實擾亂(luan) 社會(hui) 治安秩序作出勞動教養(yang) 一年的決(jue) 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判決(jue) 此決(jue) 定違法。在2013年最高法和最高檢聯合發布的《關(guan) 於(yu) 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司法解釋出台後不久，甘肅省張家川縣初三學生楊輝因發帖質疑該縣一名男子非正常死亡案件有內(nei) 情，被當地警方援引該司法解釋以尋釁滋事罪刑拘，引發社會(hui) 各界對於(yu) 該司法解釋會(hui) 導致警察濫用公權力的擔憂。後楊被予以行政拘留後獲釋。

　　第三，網絡監管以集中整治模式為(wei) 主，常態化、日常化監管機製尚不健全。從(cong) 國家網信辦的監管實踐來看，集中整治模式占了主導地位。從(cong) 14年9月開始，國家網信辦陸續開展了“整治網絡彈窗”專(zhuan) 項行動、掃黃打非淨網行動、清理整治網絡視頻有害信息的專(zhuan) 項行動、網絡彈窗專(zhuan) 項整治行動、網絡敲詐和有償(chang) 刪帖、跟帖評論專(zhuan) 項整治等專(zhuan) 項行動，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處罰了一批企業(ye) ，在短期內(nei) 抑製了違法的勢頭。這種集中整治往往是集中執法力量在一段時間內(nei) 從(cong) 重從(cong) 快打擊違法行為(wei) ，體(ti) 現政府對某類違法行為(wei) 嚴(yan) 懲的決(jue) 心，比較容易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但也容易出現選擇性執法、濫用裁量權、執法成本太高等問題，弱化了法律權威，有損政府的信用，治標不治本。[54]

　　筆者認為(wei) ，國際對於(yu) 網絡人權的保障和限製的成功經驗對我國改進網絡人權保障提供了有益參考，我國可以考慮從(cong) 以下幾方麵來改進網絡人權保障：

　　(一)依法保障網絡人權，對網絡人權的限製應當合法

　　網絡人權是全球各國都重視和保護的基本人權，雖然國際公認的標準是，基於(yu) 國家安全、社會(hui) 公共安全和他人合法權益的理由，可以對網絡人權進行一定的限製，但是也要給限製設定邊界。筆者認為(wei) ，在我國對於(yu) 網絡人權的限製應當遵循以下兩(liang) 個(ge) 基本原則：

　　1.依法行政原則

　　這一原則包括法律優(you) 先和法律保留兩(liang) 部分內(nei) 容。所謂法律優(you) 先是指一切行政活動的法律依據，均不得與(yu) 上位法相抵觸，如：行政法規不能違反憲法和法律，部門規章不得與(yu) 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例如：上位法已經規定了對某一侵犯隱私權行為(wei) 的處罰幅度，則下位法隻能在此幅度範圍內(nei) 進行處罰，而不能超過該幅度進行，否則就構成違法。而法律保留是指特定的行政行為(wei) ，必須有法律授權的依據。我國《立法法》第8條規定了隻能由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製定法律的十類事項，但第9條又規定了，本法第八條規定的事項尚未製定法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i) 及其常務委員會(hui) 有權作出決(jue) 定，授權國務院可以根據實際需要，對其中的部分事項先製定行政法規，但是有關(guan) 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製人身自由的強製措施和處罰、司法製度等事項除外。換言之，有關(guan) 犯罪和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和限製人身自由的強製措施和處罰、司法製度等事項屬於(yu) 絕對法律保留的範疇，隻能由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製定。如果某一行政法規規定了對侵犯網絡人權的行為(wei) 可以判處刑罰，則違背了這一原則。

　　因此，在保障網絡人權時，需要考慮行政行為(wei) 的依據是否與(yu) 上位法相抵觸，是否存在職權違法、程序違法等情形，該行為(wei) 是否需要法律保留。

　　2.比例原則

　　產(chan) 生於(yu) 19世紀德國警察法上的比例原則被尊奉為(wei) 行政法上的帝王條款。比例原涵蓋了適當性、必要性及均衡性三個(ge) 層層遞進，環環相扣的步驟，成為(wei) 判斷行政行為(wei) 適法性的有效工具。這一原則要求行政權應當考慮手段和目的之間的關(guan) 係，確保手段能夠達到目的，且對相對人造成的侵害最小，成本與(yu) 收益之間成比例。因此，在保護網絡人權時，應當考慮是否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如果對某一侵犯網絡隱私權的行為(wei) ，隻需通過罰款即可解決(jue) ，而行政機關(guan) 采取了行政拘留的手段，則屬於(yu) 不合比例的行為(wei) 。

　　(二)實現從(cong) 網絡監管到網絡治理的轉變

　　在我國大力推進依法行政，建設法治政府，並推動互聯網+行動計劃的背景下，我國互聯網監管應當實現以下四個(ge) 轉變：

　　1.從(cong) 單中心監管到多主體(ti) 治理的轉變

　　監管(Regulation)和治理(Governance)具有不同的內(nei) 涵。傳(chuan) 統的互聯網監管強調政府的控製和主導地位，監管工具主要是設定許可、限定禁止內(nei) 容、設定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的各種義(yi) 務等，以幹預行政為(wei) 主。而互聯網治理內(nei) 涵更豐(feng) 富。根據2005年聯合國互聯網工作小組(WGIG)的定義(yi) ，是指各國政府、私營部門和民間社會(hui) 根據各自的作用製定和實施旨在規範互聯網發展和使用的共同原則、準則、規則、決(jue) 策程序和方案。[55]因此治理強調多主體(ti) 的協調、合作、互動，綜合運用政府監管、合作監管、自我監管等多種機製。互聯網產(chan) 業(ye) 具有很強的技術性和創新性，新的問題層出不窮，在互聯網監管機關(guan) 人力和技術水平都有限的情況下，僅(jin) 靠行政機關(guan) 的剛性監管，往往成本很高，而且效果不佳。在我國政府大力推行簡政放權的背景下，積極發揮政府、企業(ye) 、行業(ye) 協會(hui) 、社會(hui) 公眾(zhong) 的共同作用，通過合作監管、自我監管等方式能夠降低監管成本，提升監管效果。其中政府應當扮演的角色包括：設定最低標準，召集多方協商機製，支持和鼓勵各方主體(ti) 參與(yu) 協商，提升其參與(yu) 協商的能力，以及進行最終的監督。政府和企業(ye) 應該共同製定標準，共同執行，同時發揮行業(ye) 協會(hui) 自律、公民投訴舉(ju) 報等機製作用，才符合多主體(ti) 治理的要求。

　　2.從(cong) 剛性監管到剛柔並濟的轉變

　　互聯網治理強調治理手段的剛柔相濟，不僅(jin) 包括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強製等硬法機製，也包括行政指導、行政資助、行政獎勵、行政調解等軟法和非強製性監管手段，通過利益誘導機製引導行政相對人糾正違法行為(wei) ，鼓勵他們(men) 積極創新和提升守法意識。這些柔性監管手段具有平等協商性和自由選擇性，從(cong) 挖掘和滿足行政相對人的需求入手，符合民主行政、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趨勢，容易取得行政相對人的認同和配合。行政指導手段更加靈活，運用領域更加廣泛，不僅(jin) 是在行政相對人存在嚴(yan) 重違法違規之前可以運用，在其存在輕微違法苗頭時，或者為(wei) 了促成行政相對人事業(ye) 的發展壯大均可采用。當然，需要處理好剛性和柔性手段之間的關(guan) 係，既不能以指導、獎勵等柔性手段取代處罰等剛性手段，也不能單純地一罰了之、以罰代管，而是剛柔相濟，采用能夠達到行政目標的最佳方式。

　　3.從(cong) 集中整治到常態化監管的轉變

　　實踐證明，集中整治模式具有較多弊端，容易導致選擇性執法，執法裁量權濫用等情形，因此監管機關(guan) 應當轉變觀念，以常態化監管為(wei) 主，從(cong) 依賴突擊和集中整治的粗放型監管模式向依靠多方參與(yu) 、建立長效機製和加強技術手段的監管模式轉變。同時，科學劃分監管機關(guan) 的權限，合理配置執法力量，推進綜合執法;嚴(yan) 格遵守執法程序，完善監督製約機製，對監管機關(guan) 為(wei) 追求政績搞集中整治執法而忽略日常執法的行為(wei) 的瀆職和行政不作為(wei) 加大問責力度;建立健全科學的公務員考評機製，將公務員的提升和獎懲與(yu) 其日常執法績效相結合。

　　4.從(cong) 重實體(ti) 、輕程序到樹立程序正當理念的轉變

　　程序正義(yi) 是實現實體(ti) 正義(yi) 的前提和保障。互聯網監管領域存在著重實體(ti) 、輕程序的問題，立法決(jue) 策不夠公開透明，監管程序不周全，與(yu) 現代法治強調程序正當的理念不相契合。筆者認為(wei) ，互聯網監管的立法、決(jue) 策、執法全過程都應當貫徹程序正當理念。互聯網監管機關(guan) 不僅(jin) 應當在規範性文件中設計出能夠有效保障行政相對人民主權、參與(yu) 權、知情權、獲得救濟權的程序，更應當在出台法律法規和重大行政決(jue) 策作出之前，按照《國務院關(guan) 於(yu) 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要求，公開征求意見，鼓勵社會(hui) 公眾(zhong) 、利害關(guan) 係人、專(zhuan) 家、行業(ye) 協會(hui) 的廣泛參與(yu) 。同時，應當建立行政立法評估製度，對立法和決(jue) 策的合法性、有效性等問題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引起人權影響評估，及時修改或者廢止那些不合時宜的條款。同時，在行政執法中完善執法程序，明確具體(ti) 操作流程，建立執法全過程記錄製度，完善行政執法公示和結果公開製度。

　　(三)完善保障網絡人權的具體(ti) 製度

　　1. 完善相關(guan) 立法

　　首先，我國還應該盡快出台互聯網領域的基本法，或者修改《互聯網信息服務管理辦法》，對互聯網法律關(guan) 係主體(ti) 的權利、義(yi) 務、責任加以明確，細化網絡信息的傳(chuan) 播規範，網絡監管的標準、程序、救濟途徑，避免出現上位法缺失，下位法任意擴權的問題。

　　其次，在全麵推進網絡實名製的同時，應當加強個(ge) 人信息保護。我國已經在《網絡安全法》中加入個(ge) 人信息保護專(zhuan) 章，明確界定了個(ge) 人信息的範圍，個(ge) 人信息保護的基本原則,網絡運營者的個(ge) 人信息保護的義(yi) 務，信息主體(ti) 的刪除權、更正權等。但這些規定還有待進一步細化和落實。

　　再次，在出台相關(guan) 立法時以及立法實施後，我國可以借鑒國際經驗，對該立法對人權的影響進行評估，使得立法在人權保障方麵發揮重要作用。

　　2.完善網絡人權的監管體(ti) 製

　　針對我國網絡監管中重政府監管，輕合作監管和自我監管的情形，筆者認為(wei) ，

　　首先，政府監管部門應當從(cong) 行業(ye) 資質、隱私保護、實名注冊(ce) 、備案審核、內(nei) 容限製等方麵對網絡服務提供者進行指導和合作，合理界定平台責任，實現政府監管和行業(ye) 自律並行。

　　其次，加強網信辦、工信部、公安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等網絡監管部門之間的協調分工，推進綜合執法，避免政出多門。

　　第三，在網絡知情權，公共事務參與(yu) 權方麵，依據“互聯網+政務”的精神，發揮微博、微信作為(wei) 政務公開和輿論監督的平台作用，進一步推動“微博、微信問政”，通過平台發布政府信息，接收違規違紀、政府效能等方麵的舉(ju) 報。完善從(cong) 平台建設、信息推廣、公眾(zhong) 參與(yu) 到對於(yu) 舉(ju) 報的反饋、處理再到處理結果的公開等完整的製度鏈條，最大程度地便利公眾(zhong) 對於(yu) 公共事務的參與(yu) 和輿論監督。

　　最後，監管部門應當大量采取行政指導、行政獎勵、行政資助等柔性手段進行監管，例如對公民和企業(ye) 發提示信息，指導其提高防範意識;對違法的個(ge) 人或企業(ye) 給予警告;對有功的企業(ye) 和個(ge) 人給予獎勵等。

　　注釋:

　　[1] 《信息社會(hui) 高峰會(hui) 議原則宣言》，https://www.itu.int/dms_pub/itu-s/md/03/wsis/doc/S03-WSIS-DOC-0004!!PDF-C.pdf，2016年10月27日訪問。

　　[2] Wolfgang Kleinw?chter，Human Rights and Internet Governance，https://dl.collaboratory.de/mind/mind_04berlin.pdf，2016年10月27日訪問。

　　[3] Resolution on the Promotion，Protection and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on the Internet， https://ap.ohchr.org/documents/dpage_e.aspx?si=A/HRC/RES/20/8，2016年10月27日訪問。

　　[4] Promotion，Protection and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on the Internet，https://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HRC/32/L.20，2016年10月27日訪問。

　　[5] David R. Johnson and David G. Post，“Law and Borders – The Rise of Law in Cyberspace”，Stanford Law Review(1996)，vol. 48.

　　[6] T. Cochrane，“The Law of Nations in Cyberspace Fashioning a Cause of Ac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Reports of the Internet.”，Michigan Telecommunications & Technology Law Review(1998)，Vol. 4:157.

　　[7] Lawrence Lessig,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New York: Basic Books，2000.

　　[8] S. Hick, E. F. Halpin, E. Hoskins，Human Rights and the Internet，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0.

　　[9] Stuart Biegel, Beyond Our Control? Confronting the Limits of Our Legal Systems in the Age of Cyberspace， 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1.

　　[10] A.N Selian，ICT in Support of Human Rights，Democracy and Good Governance. Geneva: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2002.

　　[11] Balkin J.，Digital Speech and Democratic culture: a Theory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 79:1，available at https://www.yale.edu/lawweb/jbalkin/telecom/digitalspeechanddemocraticculture.pdf.，2016年10月27日訪問。

　　[12] Michael L. Best，Can the Internet be a Human Right? Human Rights & Human Welfare，2004，Vol.4.

　　[13] Molly Beutz Land，Protecting Rights Online (November 4，2008)，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Forthcoming，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1295448.，2016年10月27日訪問。

　　[14] Joanna Kulesza，Freedom of Information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Question of the Internet Bill of Rights，University of Warmia and Mazury in Olsztyn Law Review，2008，Vol. 1，pp. 81-95，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1446771.，2016年10月27日訪問。

　　[15] Aleksey Ponomarev，Balancing Internet Regulation and Human Rights，Master Thesis，Stockholm University，2010.

　　[16] Richard Fontaine and Will Rogers，Internet Freedom：A Foreign Policy Imperative in the Digital Age，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ociety，June 2011.

　　[17] Luca Belli Matthijs van Bergen，Protecting Human Rights through Network Neutrality: Furthering Internet Users’ Interest，Modernising Human Rights and Safeguarding the Open Internet，Steering Committee on Media and Information Society(CDMSI)4th meeting Strasbourg 3-6，December 2013，CDMSI(2013)misc 19E.

　　[18] Human Rights and Internet Protocols: Comparing Processes and Principles，Council of Europe，Internet Governance，Council of Europe Strategy 2012-2015，CM(2011)175 final，March15，2012，paragraph I.8.e， available at https://wcd.coe.int/ViewDoc.jsp?id=1919461.，2016年10月27日訪問。

　　[19] Belli L.，Council of Europe Multi-Stakeholder Dialogue on Network Neutrality and Human Rights，Outcome Paper，June 2013.

　　[20] Ian Brown and Christopher T. Marsden，Regulating Code: Good Governance and Better Regul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Cambridge:MIT Press，2013.

　　[21] Alec Ross，“Internet Freedom: Historic Roots and the Road Forward”，SAIS Review，2010，30(2): pp.3–15.

　　[22] 同注13

　　[23] Aleksey Ponomarev，Balancing Internet Regulation and Human Rights，Stockholm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Law Master Program in Law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09-2010Course B Thesis，available at:https://ssrn.com/abstract=1990182.，2016年10月27日訪問。

　　[24] Hillary Rodham Clinton，“Internet Rights and Wrongs: Choices &Challenges in a Networked World”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Washington (February15，2011)，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2/156619.htm.，2016年10月27日訪問。

　　[25] Alec Ross，Internet Freedom: Historic Roots and the Road Forward，SAIS Review，Volume 30，Number 2，Summer-Fall，2010，pp. 3-15 (Article).

　　[26] Hillary Rodham Clinton，“Internet Rights and Wrongs: Choices &Challenges in a Networked World”，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Washington (February15，2011)，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2/156619.htm.，2016年10月27日訪問。

　　[27] 同注17

　　[28] McCarthy D.R.，“Open Networks and the Open Doo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arration of the Internet.” Foreign Policy Anal(2011)，Foreign Policy Analysis 7(1): pp.89–111.

　　[29] 同注21

　　[30] Joseph S. Nye，“Get Smart: Combining Hard and Soft Power”，Foreign Affairs，2009，88(4): 160–63.

　　[31] Rebecca MacKinnon，Consent of the Networke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Internet Freedom. New York: Basic Books，2012.

　　[32]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2003.

　　[33] Editorial Board of Pravoye Delo and Shtekel v. Ukraine (Application no. 33014/05).

　　[34] Network neutrality: Insights gained by juxtaposing the US and Korea，20th ITS Biennial Conference，Rio de Janeiro，Brazil，30 Nov. - 03 Dec. 2014: The Net and the Internet - Emerging Markets and Policies.

　　[35] Sunday Times v. The United Kingdom，App.no.6538/74( ECtHR，April 26，1979).

　　[36] Council of Europe(ed.)，The exceptions to article 8 to11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1997，p.10.

　　[37] Jacobs，White & Ovey，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325-328.

　　[38] Bettina Lange，“Understanding Regulatory Law: Empirical versus Systems-Theoretical Approaches?”，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1998)，pp. 449-450

　　[39] John T. Scholz，“Managing Regulatory Enforcement in the Unites States”，in Handbook of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edited by David Rosenbloom & Richard D. Schwartz)， 1994，p.431.

　　[40] Cary Coglianese and Evan Mendelson， Meta-Regul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in Robert Baldwin，Martin Cave and Martin Lodge (eds.)， Oxford Handbook on Regulation，2010，pp.146-153.

　　[41] [美]朱迪. 弗裏曼：《合作監管與(yu) 新行政法》，畢洪海譯，商務印書(shu) 館2010年版，第34-35頁。

　　[42] Jacob Torfing，”Governance Networks”，in David Levi-Faur (Editor)， Oxford Handbook of Governanc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103.

　　[43] 李繼東(dong) ：《複合規製：媒介融合時代的規製模式探微》，載《國際新聞界》2013年第7期。

　　[44] 張文峰：《西方國家傳(chuan) 媒治理中的替代性規製》，載《新聞界》2015年第5期。

　　[45] Christopher T. Marsden， Internet co-regulation: European Law，Regulation Governance and Legitimacy in Cyberspa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p.54.

　　[46] European Commission:“European Governance: A White Paper”，Brussels，COM(2001)428 final，July 25，2001.

　　[47] Second Evaluation Report from the Committee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lia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uncil Recommendation of 24 September 1998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and human dignity，COM(2002)776 final.

　　[48] https://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id=199673.，2016年10月27日訪問。

　　[49] Protection of Children From Sexual Predators Act of 1998， https://www.congress.gov/105/plaws/publ314/PLAW-105publ314.pdf.，2016年10月27日訪問。

　　[50] Children's Internet Protection Act of 2000，https://ifea.net/cipa.pdf.，2016年10月27日訪問。

　　[51] RIA Guideline，How to conduct a 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Published by Department of the Taoiseach，Publications_Archive/Publications_2011/Revised_RIA_Guidelines_June_2009.pdf，2016年10月27日訪問。

　　[52] Impact Assessment Guideline，https://ec.europa.eu/governance/impact/commission_guidelines/docs/iag_2009_en.pdf，，2016年10月27日訪問。

　　[53] 該法律將《歐洲人權公約》及議定書(shu) 中的十六項權利規定為(wei) “公約權利”(Conventional right)，包括：(1)生存權;(2)免於(yu) 酷刑或受到非人道或侮辱性對待及懲罰;(3)免於(yu) 奴役或強製性勞動;(4)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權利;(5)公正審判的權利;(6)法無規定不受懲罰;(7)個(ge) 人隱私和家庭生活受到尊重的權利;(8)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9)表達自由;(10)結社與(yu) 集會(hui) 的自由;(11)結婚和組成家庭的權利;(12)不受歧視的權利，除非基於(yu) 正當理由，不得因種族、宗教、性別、政治見解或其他個(ge) 人地位而受到歧視;(13)財產(chan) 權;受教育的權利;以及自由選舉(ju) 的權利;(14)教育權;(15)選舉(ju) 權;(16)廢除死刑。Making sense of human rights: a short introduction， https://www.justice.gov.uk/docs/hr-handbook-introduction.pdf，P3.，2016年10月27日訪問。

　　[54] 嚴(yan) 春銀：《運動式行政執法現象評析》，https://fzb.nc.gov.cn/InfoDetails.aspx?InfoID=89，2016年10月27日訪問。

　　[55]《信息社會(hui) 突尼斯議程》，https://www.un.org/chinese/events/wsis/agenda.htm，2016年10月27日訪問。

　　作者簡介：鄭寧，中國傳(chuan) 媒大學文法學部法律係副教授，法學博士。

　　文章來源：《人權》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