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迄今已近十載，然而世界經濟複蘇依然在困頓中緩慢前行，加之由此派生的種種問題接踵而來，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並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使得全球經濟治理陷入更多困惑而難以抉擇。

　　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麵臨(lin) 的多重挑戰

　　世界經濟潛在增長率長期低迷。全球經濟增長是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的首要命題。然而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的實際增長率始終沒有恢複到危機前的水平。危機爆發九年以來，全球GDP平均增速僅(jin) 3.5%，低於(yu) 危機前5年1.6個(ge) 百分點。全球貿易持續下滑，連續五年低於(yu) 世界經濟增速。2015年全球貿易總額下降幅度近14%，2016年態勢延續，全球貿易創2009年以來最低水平。同時，G20成員平均每月新采取的貿易限製措施數量達到2009年以來最高，而新一輪科技和產(chan) 業(ye) 革命仍處在孕育階段，其作為(wei) 潛在經濟增長的動能並沒有及時到位。此外，發達國家麵臨(lin) 去杠杆、老齡化、宗教和民粹主義(yi) 等一係列問題，都使得全球經濟潛在增長率預期下降。

　　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更加碎片化，現有的全球治理還遠不到位。首先，在貿易體(ti) 製建設上，多哈回合的停滯導致以WTO為(wei) 基礎的多邊貿易體(ti) 製受阻，而區域或雙邊協定卻層出不窮，進一步導致國際規則碎片化。其次，2008年金融危機突發，使得全球治理領域的思想交鋒和規則競爭(zheng) 明顯加強，全球治理思想出現混亂(luan) 且日漸分化。例如，反映在發展的“搭便車”問題上，中國歡迎世界人民搭便車而個(ge) 別國家對此更多的則是不滿。再次，近年來，服務貿易、電子商務以及投資與(yu) 貿易的關(guan) 係變化等，已經深刻改變了國際貿易的內(nei) 涵，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的內(nei) 容也更加精細專(zhuan) 業(ye) 化。此外，金融危機後，各國都更願意從(cong) 直接見效入手，專(zhuan) 注於(yu) 解決(jue) 國內(nei) 問題，並在全球範圍內(nei) 進行收縮，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更加失序，全球化在全球範圍內(nei) 遭遇重大挫折，現有的全球治理還遠不到位。

　　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與(yu) 全球經濟格局不匹配。當前，新興(xing) 經濟體(ti) 正集體(ti) 迅速崛起，但是在現有的國際經濟體(ti) 係中卻缺少話語權，而發達國家經濟相對實力下降，但在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中，仍處於(yu) 主導地位。自2002年以來，以中國為(wei) 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從(cong) 33%增加到61.4%，然而發達國家正在逐年下降，失去了對全球經濟的帶動地位。上述國際經濟力量對比所發生的重大變化，理應反映在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的改革中，然而現實卻不盡然。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的這種滯後性也致使全球經濟改革受阻。

　　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麵臨(lin) 的風險

　　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所麵臨(lin) 的諸多挑戰要求其必須進行相應的變革。整體(ti) 而言，中國麵臨(lin) 著兩(liang) 種風險，一種是變革的風險，一種是不變革的風險。

　　改革意味著壓力。伴隨中國經濟的崛起，一些發達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人民幣匯率、市場開放等問題上對我國的要求越來越高，一些發展中國家對我國的期待也越來越多。因此，中國從(cong) 全球經濟治理的外圍漸趨核心，承擔越來越多的國際責任成為(wei) 必然之勢。但由於(yu) 全球公共產(chan) 品提供是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成本，這一過程也意味著中國必須為(wei) 國際規則載體(ti) 和平台運行擔負更多成本和智力支持。而我國仍是處於(yu) 並將長期處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的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情並沒有發生根本變化。這種外界認知與(yu) 我國實際情況的落差給我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帶來複雜影響。

　　頂層設計是改革的第二重壓力。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核心圈的職能之一是設計規則，涉及對提升全球治理的議題設置，推動全球經濟治理務實機製的建設，聚集全球治理支持的國際力量等問題的創新型統籌思路與(yu) 方案，特別是對於(yu) 中國理念的糅合。雖然這既不能一蹴而就，也不是中國一家之言便可決(jue) 定，但全球化生產(chan) 協作的深度，決(jue) 定了經濟政策的協同與(yu) 調節必須非常謹慎，機製設計如有不慎，可能會(hui) 使中國乃至全球經濟付出沉重代價(jia) 。

　　以除舊布新為(wei) 特征的改革蘊含著雙刃劍的原始要義(yi) 。通過主導全球經濟治理體(ti) 製的規則和議程設定，能夠將符合自己利益的內(nei) 容納入到多邊貿易規則中來，國際秩序的建立背後實為(wei) 國家利益和價(jia) 值觀。由於(yu) 發達經濟體(ti) 和新興(xing) 經濟體(ti) 利益訴求差異較大，且發達國家作為(wei) 舊有體(ti) 係的受益者同時也是堅定的捍衛者，新興(xing) 經濟體(ti) 在推進除舊布新的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改革中將必然引發兩(liang) 大陣營長期的摩擦與(yu) 博弈，因此這不論對於(yu) 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而言，都將是風險與(yu) 收益並存。

　　不變革的風險在於(yu) ，前述挑戰將繼續深入影響一些國家的政治架構和政治生態，減損國際社會(hui) 對全球化的民意支持，削弱國際組織的權威性，衝(chong) 擊國際體(ti) 係的穩定性，使得國際組織的治理能力下降。

　　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國擔當

　　中國已經意識到其作為(wei) 新型大國對國際事務的巨大影響，並以勇於(yu) 擔當又不失謙和的態度為(wei) 全球經濟治理體(ti) 係改革提供中國方案，努力推動全球化和開放共享，而絕非“國強必霸”。

　　改革國內(nei) 經濟治理模式，提升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綜合國力。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將取決(jue) 於(yu) 中國國內(nei) 的治理。借鑒2008年金融危機的教訓以及中國經濟治理模式的經驗，中國未來的經濟治理模式將繼續沿著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幹預和提高社會(hui) 福利水平的方向發展，以進一步增強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對於(yu) 新興(xing) 世界的吸引力，提升中國參與(yu) 全球經濟治理的軟實力。首先，政府要轉變行政職能，從(cong) 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向市場注入更多活力;其次，政府要強化監督職能，摒除市場上出現的不正當競爭(zheng) 問題，維護良好的市場競爭(zheng) 環境;再次，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增強國內(nei) 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堅實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擴大國內(nei) 消費市場，真正提高普通勞動者的生活水平。

　　維護現有多邊和區域貿易談判成果。堅定維護WTO多邊貿易體(ti) 製，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yi) ，推動貿易和投資開放。通過積極參與(yu) 和主導東(dong) 亞(ya) 區域經濟一體(ti) 化的經貿合作實踐，逐步培育均衡、普惠、共贏的多邊貿易體(ti) 製，構建和積累區域範圍內(nei) 跨國貿易合作的有效治理機製和治理經驗，推進WTO框架下全球貿易規則和貿易政策的合理化，努力推進構建多邊共贏的全球貿易治理框架。在多邊貿易框架之外，在區域經濟合作層麵謀劃布局。中國發起“一帶一路”倡議，積極參與(yu) 東(dong) 亞(ya) “10+3”自由貿易區和APEC合作新機製的區域經濟整合，都可以作為(wei) 中國更好參與(yu) 區域經濟治理的戰略實踐平台和試驗基地，推進自由貿易區戰略的升級和優(you) 化，加快推進區域經濟集團的內(nei) 部整合進程，提升利益捆綁程度。

　　充分參與(yu) 並完善G20全球治理機製。G20機製是目前大國協調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平台，甚至越來越被國際社會(hui) 視為(wei) 未來全球經濟治理的指導委員會(hui) ，因為(wei) 該機製適應國際經濟權力結構的變遷，承認新興(xing) 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製度性地位，采用相對較低的國際交易成本和論壇式的製度安排滿足了大多數成員的製度偏好。G20是中國建立新型大國關(guan) 係的重要舞台和實踐平台，但是由於(yu) G20並沒有常設秘書(shu) 處，其所達成的許多決(jue) 定和共識仍需要通過有關(guan) 國際組織和大國去推行和落實。由於(yu) 大國對G20利益取向的差異，發達國家同新興(xing) 市場國家治理議題和方案的競爭(zheng) 將長期存在，同時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內(nei) 部也存在競合關(guan) 係。因此，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的新型大國關(guan) 係，發展和加強中美戰略互信、中俄戰略互補、中歐戰略互動，成為(wei) 當前中國經濟外交的重心和關(guan) 鍵。

　　探討構建以“金磚國家”機製為(wei) 核心的多層次、規範化合作機製。構建新興(xing) 國家間合作機製是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機製變革的重要途徑，新興(xing) 國家之間的合作雖然已經出現了擴大與(yu) 深化的趨勢，但還受自身經濟對發達國家的依賴度高、相似度高，製度性合作機製缺乏等因素製約，合作深度有限。中國應繼續推動“金磚國家”合作機製化，同時發揮“金磚國家合作機製”在帶動新興(xing) 國家間合作中的龍頭作用。中國應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推動“金磚國家”深化合作，在條件成熟的領域積極推動合作製度化，擴大貨幣互換與(yu) 本幣結算，落實“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應急外匯儲(chu) 備庫，減少對美元依賴，支持共同發展，抵禦外部風險，共同倡議和推動國際經濟機構改革。通過融合創建將“金磚國家”合作機製建成新興(xing) 國家間合作的核心機製，聯合其他新興(xing) 國家使之成為(wei) 與(yu) G8並駕齊驅的新型全球經濟治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