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本來是一種客觀趨勢，但由於(yu) 受到資本和技術的主導而打上了人類主觀的烙印。從(cong)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與(yu) 反全球化兩(liang) 個(ge) 進程同時存在，共同塑造著國際秩序。此前，反全球化的力量缺乏有力的、可依賴的工具而顯得式微。然而，當下逆全球化的力量似乎發生了變化，某種意義(yi) 上由原來的草根、中產(chan) 者變成了資本本身。其具體(ti) 表現為(wei)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反全球化力量主要是歐美國家的中產(chan) 社會(hui) 成員。此外，一些發展中國家受自身利益局限，也對全球化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排斥現象。

　　從(cong) 廣義(yi) 來說，全球化是指地球上處於(yu) 不同地區的人們(men) 相互交往的客觀現象。早期的全球化進程雖然受到技術落後的製約，但也不同程度促進了人類社會(hui) 的融合與(yu) 發展。它首先表現為(wei) 一種不自覺的交往，即各種文明在人類活動的推動下開展了非常有益的交往與(yu) 交流。因此，盡管四大文明古國相互之間被高山、河流所阻隔，但從(cong) 考古資料來看，交往、融合已在不自覺的狀態之下發生。例如，漢代派張騫出使西域，使漢朝與(yu) 西域各族的交往日益頻繁。又如，鳩摩羅什把大量佛教典籍翻譯成西域各族文字和漢文，成為(wei) 古印度文明與(yu) 中華文明交往、融合的重要證據。

　　早期的全球化還表現為(wei) 宗教的對外擴張。宗教作為(wei) 一種特殊的文化，在早期全球化進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盡管全球化是一個(ge) 多元化的過程，但其本身也包含著同質化的內(nei) 容。

　　如果說1500年前的世界，全球化的進程是在戰爭(zheng) 、宗教、文化以及簡單商品經濟推動下非自覺行進著的，那1500年後的全球化之路又是怎樣開啟的呢?有學者梳理指出，從(cong) 曆史的角度看，1492年是近代全球化的開始，到1992年正好是500年。在這500年間，人類的交往程度大為(wei) 增加，其中依舊充滿了戰爭(zheng) 、掠奪、衝(chong) 突、殖民，但始終改變不了聯合的趨勢。

　　具體(ti) 來看，歐洲早期的航海家在探險之中意外地為(wei) 資本開辟了通往“新大陸”的新航路。隨後，曆經大約四個(ge) 世紀的文藝複興(xing) 運動，促進了歐洲科學技術的發展，從(cong) 而催生了工業(ye) 革命。工業(ye) 革命為(wei) 資本的迅速增值提供了全新手段。在此情形下，資本借助於(yu) 技術通過新航路而走向世界，從(cong) 而不僅(jin) 開拓了世界市場，而且一定程度上結束了民族地方史。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資本把一切落後的民族都卷入到文明之中，並摧毀落後民族的文化和社會(hui) 經濟。

　　從(cong) 1992年起，全球化可謂開啟了新的500年。這個(ge) 新進程的重要標誌，就是市場體(ti) 製在全球範圍內(nei) 取得絕對優(you) 勢。一方麵，資本的規模、流動速度和方向以及對社會(hui) 產(chan) 生的影響等，遠遠超出曆史上任何時代。加之信息技術日新月異，尤其是建立在互聯網與(yu) “雲(yun) 平台”之上的大數據技術，極大地改變了全球化的內(nei) 涵和性質，使其由不自覺的客觀趨勢變成了資本和技術強力主導下的主觀化進程。另一方麵，當下的全球化是在國際規則引導下的進程，不再是一種資本無序競爭(zheng) 的狀態。蘇聯解體(ti) 後，兩(liang) 極格局走向了多極化;美國作為(wei) 唯一的超級大國也日益處於(yu) 霸權戰略頹勢，其權勢霸權不得不轉向製度霸權，即依賴於(yu) 國際製度來確保利益攫取。

　　新形勢下，全球化震蕩的首要原因是美國國內(nei) 戰略和政策的調整。在政黨(dang) 輪替製度下，不同的政黨(dang) 有不同的具體(ti) 治國策略。冷戰結束以來，美國政黨(dang) 經過幾度輪替，從(cong) 老布什到克林頓，然後又回到共和黨(dang) 人小布什手中，之後奧巴馬代表民主黨(dang) 重新上台執政。現在，特朗普上台，共和黨(dang) 卷土重來。幾次政黨(dang) 輪替，基本上延續了民主、共和兩(liang) 黨(dang) 各自的傳(chuan) 統。前者被視為(wei) 自由主義(yi) 政黨(dang) ，後者常被貼上保守主義(yi) 、孤立主義(yi) 的標簽。從(cong) 這一意義(yi) 上說，特朗普的主張並沒有違背共和黨(dang) 的曆史傳(chuan) 統。

　　有觀察家認為(wei) ，特朗普由於(yu) 沒有從(cong) 政經驗而具有不確定性的風險，但從(cong) 大的曆史傳(chuan) 統來看，特朗普的政策意圖又是確定的。在政黨(dang) 輪替中，後一任總是想改變一下前任的政策和策略，但在維護美國的主導方麵沒有什麽(me) 不同。無論是幹預主義(yi) 還是孤立主義(yi) ，本質上都是為(wei) 美國霸權服務的。

　　與(yu) 此同時，我們(men) 也要看到，特朗普在全球化上的暫時收縮，並不意味著美國整體(ti) 對外行為(wei) 的收縮。相反，他“一心一意搞內(nei) 部建設”，並非僅(jin) 僅(jin) 為(wei) 了經濟複興(xing) ，還更加強調增強美國的軍(jun) 事力量，以強化美國的戰略力量。

　　總的來看，中國的崛起速度之快，客觀上促進了國際權力的轉移。這是否意味著“美國秩序”的終結?從(cong) 長遠來看，如果美國國力持續衰落，將從(cong) 根本上改變美國在世界上的主導地位。與(yu) 之相伴，美國主導世界的手段也正在發生某種變化。就此而言，全球化震蕩並不直接意味著“美國秩序”的終結，而更多表現為(wei) 美國的戰略性調整。

　　那麽(me) ，中國是否有能力主導新的全球化進程?不少人認為(wei) ，特朗普的逆全球化政策取向為(wei) 中國主導全球化提供了機遇。筆者認為(wei) ，它還意味著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將進一步延續。作為(wei) 一個(ge) 發展中大國，中國不僅(jin) 要善於(yu) 從(cong) 別國的失誤中抓住機會(hui) ，而且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來創造更多的機會(hui) 。事實上，主導全球化進程不能僅(jin) 僅(jin) 依賴經濟實力，還需要進一步提升國際規則的塑造能力、國際議程的設置能力、國際貿易體(ti) 係的構塑能力、國際價(jia) 值的供給能力、國際道義(yi) 的維護能力以及國際事務的話語能力，等等。這些都需要我們(men) 在發展好自己的基礎上，與(yu) 世界各國共享發展機遇，齊心構建命運共同體(t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