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來，以習(xi) 近平同誌為(wei) 核心的黨(dang) 中央準確把握全球經濟發展大勢，深入研究經濟規律，指引著中國經濟行穩致遠。在全球經濟整體(ti) 複蘇乏力的背景下，2017年1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世界經濟展望》的報告，其中有一組預測數據迅速引起了全球輿論的關(guan) 注：中國經濟2016年增長速度超過印度，位列第一。中國經濟增長的內(nei) 在邏輯是什麽(me) ？本期學海觀潮專(zhuan) 訪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曹和平，對此展開探討。

中國道路對全球經濟貢獻卓著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2016年中國經濟可以說是逆勢增長，從(cong)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發布的數據看，甚至超過了後發優(you) 勢較強的印度。其原因是什麽(me) ？

曹和平：相較而言，中國決(jue) 策層對經濟周期的判斷比印度要準確，政策組合切入其可能下行的時機點也比較好。如果用更為(wei) 學術性的語言，就是宏觀決(jue) 策啟用的多手段、多批次的穩健略偏寬鬆的貨幣政策（考慮到了過調後果）和財政政策（比印度經驗多）實實在在地組合為(wei) 一股可以抗衡經濟下行的杠杆力量，預設性地矯正了下行的方向。

回過頭來看，中國經濟有近40年的改革經驗，其中宏觀決(jue) 策團隊有30年以上的時間都在用這類總需求管理的操作方法，抗衡經濟下行比尋找經濟新增長動力機製的辦法要多。這也許也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說中國重奪經濟增長第一的觀察基礎吧。

其實中國已經不把增速第一放在宏觀管理前沿的緊急點位置了。中國人均GDP達到3萬(wan) 元人民幣（約5000美元段）後，經濟進入了發展經濟學所謂的中等收入階段。更具宏觀變量的內(nei) 在組合邏輯，增速應該有所減緩，也就是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提及的經濟轉向新常態——從(cong) 超高速向中高速增長區間過渡。同時，還應調整決(jue) 策施力的方向，從(cong) “出口導向加投資拉動型”的力量組合向“需求導向加創新驅動型”的力量組合轉變，或者稱為(wei) 尋找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機製。這時候，大家在思考，對應的宏觀政策是什麽(me) ？2015年11月，習(xi) 總書(shu) 記提出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思路。這應該是中國決(jue) 策層、理論界、媒體(ti) 和企業(ye) 界等社會(hui) 主導力量共同努力，習(xi) 總書(shu) 記審時度勢，在適當時候取舍決(jue) 策，國務院恰當出台配套政策的結果。

2015年暑假，我們(men) 課題組調研了全國41個(ge) 城市；2016年暑假，我們(men) 又先後走訪了21個(ge) 城市；剛剛過去的這個(ge) 寒假，我們(men) 走訪了8個(ge) 城市。從(cong) 對這些城市的一線調研實踐中我們(men) 獲得了一個(ge) 綜合性判斷，即雖然各地經濟換擋的方式不一，陣痛各異，持續時間長短不同，但從(cong) 結構變遷的一維方向上看，經濟增速穩定下來，向優(you) 化結構的“好”的方向上走是肯定的。

和印度比起來，應該說，中國的決(jue) 策變量更為(wei) 優(you) 秀。當中央決(jue) 策機構提出連續性、係列性保增長和調結構政策時，地方也大致按照這個(ge) 方向走。中國決(jue) 策變量在經濟當中的引導性力量相對較強，抗衡經濟下行周期的反周期力量的操作能力也比較強。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從(cong) 發展經濟學角度，怎麽(me) 看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新興(xing) 經濟體(ti) 對全球經濟的貢獻？

曹和平：據國家統計局1月20日發布的數據，2016年中國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首次邁上“70萬(wan) 億(yi) ”台階，達到74.4萬(wan) 億(yi) 元人民幣。按可比價(jia) 格計算，較上年增長6.7%。世界銀行評估稱，2016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wei) 33.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評估數字為(wei) 40%。

應該說，作為(wei) 發展中國家，中國對世界範圍的發展中經濟體(ti) 的貢獻，證明了一種在政府主導下成功起飛並持續增長的模式。另外，隨著經濟增長，通過雙邊貿易，中國為(wei) 這些國家的出口帶來了中國的市場需求，為(wei) 這些國家的進口帶去了中國的技術。這在非洲、南美和東(dong) 南亞(ya) 表現得特別突出。

作為(wei) 新興(xing) 經濟體(ti) ，中國對世界的貢獻，是成為(wei) 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原來都認為(wei) ，經濟發展的驅動性力量是發達經濟體(ti) 。而現在，經濟發展的力量是發展中經濟體(ti) 和發達經濟體(ti) 兩(liang) 個(ge) 輪子的綜合力矩在驅動。

我們(men) 也許還可以問，中國經濟對世界的貢獻是怎麽(me) 來的？有兩(liang) 個(ge) 方麵的源頭：對西方發達經濟技術的學習(xi) ，對西方起源的關(guan) 於(yu) 發展理論的孜孜以求，對西方管理技術的借鑒等等；但更為(wei) 重要的源頭是，基於(yu) 自己的資源稟賦構成和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曆史發展積累實際，借鑒西方沉澱的人類文明優(you) 秀成果，並將其改造運用於(yu) 中國具體(ti) 實踐，找到了一套適用於(yu) 自己的發展模式。為(wei) 什麽(me) 中國就能找到這套模式？實際上，中國數千年經濟發展的分化組合和均衡收斂過程，為(wei) 中國經濟提供了一種“公共品—私人品”結構的曆史遺產(chan) 。這種遺產(chan) 組合使得中國經濟更多地具有正向的外部性基礎。這正是中國經濟模式不同於(yu) 新古典經濟模式的根源所在，也是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道路的合理性所在。換句話說，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還貢獻了一種路徑或者發展方向，而且實踐證明這種方向是可行的，而不是像福山說的“全世界隻有一條路，曆史是會(hui) 終結在美國那種製度模式”。中國經濟進入結構優(you) 化改革階段，中國經濟對世界的貢獻比增量貢獻、速率貢獻要多，更有很多無形的貢獻和榜樣的力量。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體(ti) 現優(you) 質決(jue) 策變量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中國經濟在內(nei) 外環境交迫背景下逆勢增長，離不開宏觀調控的有效部署。其中很重要的舉(ju) 措就是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從(cong) 決(jue) 策變量角度如何看這種改革思路？

曹和平：凱恩斯在1936年發表了他的《就業(ye) 、利息和貨幣通論》。到20世紀40年代，他發現了一個(ge) 巨大的問題：20世紀三四十年代技術變革其實很快，但為(wei) 什麽(me) 美國會(hui) 有那麽(me) 高的失業(ye) 率呢？

凱恩斯認為(wei) ，工業(ye) 革命200多年後，薩伊提出的供給總是創造需求的邏輯不再適用。他發現，當技術革命不斷發展，生產(chan) 變量增長得過快，供給在某一個(ge) 階段超過需求時，就會(hui) 出現經濟下行期。這時候，在國家層麵出現貿易保護主義(yi) 行為(wei) ，如果各國仿效，整個(ge) 世界經濟也可能被拉下去。一戰和二戰就是實例。所以，凱恩斯修正說，供給和需求的關(guan) 係應該被倒過來，變為(wei) 需求創造供給。二戰以後，西方主要經濟體(ti) 實行凱恩斯主義(yi) 管理時，經濟增長的效果確實顯著。這就是凱恩斯主義(yi) 革命的理論內(nei) 核。

但凱恩斯的總需求管理理論有一個(ge) 負麵效應。每當經濟處在下行期時，首先是貨幣或者財政投放以刺激市場。貨幣和財政都投放高流動性資產(chan) ，投放到市場，兩(liang) 年半以後，勞動力被整合，廠商中間品市場繁榮。但貨幣並不可能完全被回籠，每次危機後都會(hui) 出現大概兩(liang) 個(ge) 百分點的通貨膨脹累計。從(cong) 1944年到1980年，36年間大概是5—6個(ge) 周期。一個(ge) 周期兩(liang) 個(ge) 百分點，累積到裏根執政時，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到了12%左右，失業(ye) 率也達到新高。這個(ge) 時候，美國人就在思考，凱恩斯革命的邏輯可能又得倒回去了。

中國有自己的特點。二戰後的西方經濟增長主要靠技術推動，國外商品出口市場貢獻比較小。但在kaiyun官方地址開放後幾十年的經濟增長中，國際商品市場起了較大的作用。我們(men) 通過增加投資需求，滿足國內(nei) 國際市場的消費需求。幾個(ge) 周期累積下來，從(cong) 1978年到2013年，也是近36年時間，我們(men) 累積了“過剩”的產(chan) 能。以鋼鐵產(chan) 量為(wei) 例，到2013年，全世界的鋼鐵產(chan) 量大概15億(yi) 噸，中國的鋼鐵產(chan) 量接近9億(yi) 噸。美國、日本、德國、法國、意大利的鋼鐵加起來，還沒有中國多。這時候，中國總需求管理和西方總需求管理累計的宏觀負麵後果不一樣，對方是滯脹，我們(men) 是過剩。

累積的“過剩”產(chan) 能，隻要國際市場經濟處在擴張期，我國經濟發展在均衡管理意義(yi) 上就是可持續的。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全球經濟處在下行期，國際市場的總體(ti) 需求下降。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人大體(ti) 找到了自己的矯正方式，即進行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實施“三去一降一補”政策。

這一政策相當有效。這時世界發現，中國政府的決(jue) 策變量一直是腳踏實地的，在虛心學習(xi) 西方發達經濟體(ti) 的經驗的同時，卻不盲目照搬西方教條，而是結合中國國情。從(cong) 2013年開始，中國經濟向新常態方向轉變，然後延伸到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加上結構調整和動力轉化，中國經濟實現逆勢穩增長。其實，在世界經濟處在下行期比較早的時候，我們(men) 比別人先走出來一步。章家敦之流所“預言”的“崩潰”，實在是不了解中國的實際。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單一維度分析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章家敦有自己所堅持的一套理論和方法嗎？為(wei) 什麽(me) 他無力解釋中國經濟實踐所走出來的道路？

曹和平：發展經濟學中有一種觀點認為(wei) ，人均年收入在6000美元至1萬(wan) 美元段（現在可能調整一下，應該在8000美元至1.5萬(wan) 美元段），中產(chan) 階級的規模會(hui) 不斷擴大。這將使整個(ge) 社會(hui) 的需求多元化，利益相對分化。他們(men) 之間的不同訴求，使形成共識決(jue) 策的難度增加，進而引發衝(chong) 突性社會(hui) 事件。經濟學家把這個(ge) 過程叫“中等收入陷阱”。而章家敦卻把這個(ge) 過程當作中國邁不過關(guan) 口的最大命門。實踐證明，章家敦落下了幼稚的笑柄。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ge) 發展經濟學概念。中國現階段人均GDP已超過8000美元，能夠用“中等收入陷阱”這樣一個(ge) 概念去思考中國問題嗎？

曹和平：“中等收入陷阱”是個(ge) 工具概念。如果用態度性判斷，結果往往會(hui) 走向錯誤的大門。

“中等收入陷阱”是在20世紀90年代發展經濟學理論成熟後，對人均收入處在中等段位上一些結構性、非經濟性的觀察現象的概括。“中等收入陷阱”能夠描述一個(ge) 國家經濟發展處在這個(ge) 段位上所有的動力機製嗎？我覺得不完全行。“中等收入陷阱”理論有一個(ge) 缺點，它僅(jin) 僅(jin) 討論了發展結構，沒有討論發展的外部性因素。主流經濟學都在忽略甚至蔑視這種外部性力量。什麽(me) 叫外部性？比如兩(liang) 個(ge) 人吵架時，關(guan) 係會(hui) 變得很緊張。但要記得，兩(liang) 個(ge) 人如果變成朋友或一對夫妻，這種互動力量就會(hui) 有天壤之別。發展經濟學和主流經濟學忽略了中等收入階段的飛躍性、正外部性，單單強調這一時期的負向外部性。

中國當前所處的經濟階段，勞動力水平大大提高，新的生活水平和教育帶來了創新和高技術能力的飛躍和突破，對產(chan) 業(ye) 鏈從(cong) 低端向高端爬升的衝(chong) 擊能力更強。所以，“中等收入陷阱”是假定在原來的條件下，碰到了這個(ge) 問題容易栽跟頭。但依靠正外部性，就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發展經濟學的“中等收入陷阱”理論，在20世紀90年代成熟時，忽略了正外部性這個(ge) 概念，而正外部性恰好是中國成長的秘密。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2016年中國經濟逆勢增長，增長率成為(wei) 全球第一名。如何看待結構轉型和保增長之間的關(guan) 係？

曹和平：從(cong) 經濟發展角度看，以“去產(chan) 能”為(wei) 例，會(hui) 發現兩(liang) 個(ge) 問題：一是政治經濟學，即利益分配問題；一是效益經濟學，即怎麽(me) 讓我們(men) 生活得更好。我認為(wei) ，應該在兩(liang) 者之間取一個(ge) 均衡點，基本目標是瞄著效益經濟學方向，更高目標是瞄準公平問題。

2012年底，中國服務業(ye) 在GDP中的占比為(wei) 49%，第一次超過了製造業(ye) 。“三產(chan) 超過了二產(chan) ”，這是一個(ge) 巨大的變化，中國從(cong) 製造經濟邁向服務經濟。也就是說，同樣大的經濟體(ti) 量，藍領工人的工作崗位提供的價(jia) 值總量低於(yu) 白領工人的工作崗位提供的價(jia) 值總量。這正是我們(men) 所想要達到的目標。此後，服務業(ye) 比重一年增長0.8個(ge) 百分點。2016年估計服務業(ye) 在GDP中的占比要達到54%左右。2012年到現在5年，每年增長近1個(ge) 百分點。發展經濟學認為(wei) ，結構變革的高速期，服務業(ye) 在GDP中的比重是每年增長0.3個(ge) 百分點，而我們(men) 每年增長近1個(ge) 百分點。在“去產(chan) 能”過程中，我們(men) 實際獲得了巨大的結構變遷優(you) 勢。這種結構變化會(hui) 使未來的投資報酬率更高。

樂(le) 觀謹慎  穩中求進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關(guan) 於(yu) 中國經濟增長的周期論，我們(men) 總是說，要重視周期，但也不唯周期論。我知道您曾經提到過一個(ge) “秋千論”，怎麽(me) 理解？

曹和平：如果給經濟周期波動曲線沿著中間線畫一個(ge) 趨勢線的話，會(hui) 發現，經濟處在繁榮周期時，波動曲線在趨勢線上麵；下行期時，波動曲線在趨勢線下麵。宏觀經濟調控時，目標既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要圍繞趨勢線附近調節。“秋千論”其實是說，宏觀調整常常會(hui) 調整過頭了，出現超調（overshooting）現象。實際上，經濟沿著它的趨勢線走更節約。所以“秋千論”要求宏觀管理不要調整過度，而是要達到最優(you) 方向。

《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所以，宏觀調控這隻手在推經濟增長這架“秋千”時，不能推得過高。因此，中國宏觀調控和新時期以來穩中求進的總基調是相互融合的。

曹和平：對。我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一直持樂(le) 觀態度。為(wei) 什麽(me) ？因為(wei) 在一個(ge) 經濟成長過程中，樂(le) 觀情緒一定要占主導地位。所以樂(le) 觀是個(ge) 好東(dong) 西，謹慎是個(ge) 好東(dong) 西。但是謹慎和悲觀一結合，那可就是個(ge) 壞東(dong) 西，樂(le) 觀和莽撞一結合，也是個(ge) 壞東(dong) 西。

舉(ju) 例來說，中國人的環境意識，這三年來進步特別快。今年春節期間，我發現北京人放鞭炮的持續時間，不到去年的十分之一，放鞭炮的力度和頻率，不到去年的五分之一。大家把自己傳(chuan) 統的一些行為(wei) 丟(diu) 掉，願意貢獻給環境治理。中國人為(wei) 了追求進步願意更改自己的行為(wei) ，這是中國發展的內(nei) 在動力，也是當下中國經濟能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因素，更是中國經濟前景將會(hui) 更加光明的內(nei) 生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