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xi) 近平主席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hui) 的主旨演講中，引用英國文學家狄更斯的名言描述當前全球化進程的現狀：“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等“黑天鵝事件”相繼發生，全球經濟貿易思想和發展戰略迎來新的曆史轉折點，“逆全球化”思潮蔓延。尤其是特朗普打著“美國優(you) 先”和“讓就業(ye) 崗位回歸本土”的大旗，遵循“購美國貨、雇美國人”的規則，把所有對其製造業(ye) 及就業(ye) 職位造成衝(chong) 擊的其他國家(如中國、德國、日本、墨西哥等)視為(wei) “美國再次強大”的絆腳石，並對這些國家的製造商發出威脅，將對它們(men) 的進口產(chan) 品征收高額的懲罰性關(guan) 稅，以糾正所謂的“貿易不平衡”，其實質是搞貿易保護主義(yi) 。事實上，中美貿易健康發展的根本在於(yu) ，誰能夠更好地解決(jue) 自己國家的內(nei) 部問題和提升國際競爭(zheng) 力。對於(yu) 特朗普政府的貿易保護主義(yi) ，中國應保持足夠的耐心，需要在供給側(ce) 等方麵提升自身的實力。

　　依靠技術創新驅動

　　助推製造業(ye) 發展

　　中國要推進全球化，關(guan) 鍵還是要依靠自身經濟實力的增強，並著力提高供給質量和效率，擴大有效的和中高端的供給，重點是促進以技術創新為(wei) 支撐的工業(ye) 發展。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為(wei) 應對危機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發達國家紛紛實施“再工業(ye) 化”戰略，並以更加積極的政策態勢努力推進實體(ti) 經濟(尤其是製造業(ye) )的發展。同時，一些發展中國家通過積極參與(yu) 全球產(chan) 業(ye) 分工、承接產(chan) 業(ye) 和資本轉移的方式，拓展其在國際市場的生存空間。可以說，我國製造業(ye) 正麵臨(lin) 著發達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雙重擠壓”。盡管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ye) 化進程持續發展，並形成了若幹具有國際競爭(zheng) 力的優(you) 勢產(chan) 業(ye) 和骨幹企業(ye) ，但與(yu) 先進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突出表現為(wei) 關(guan) 鍵核心技術與(yu) 高端裝備對外依存度高，以企業(ye) 為(wei) 主體(ti) 的製造業(ye) 創新體(ti) 係不完善，而核心資源不能通過買(mai) 賣獲得，必須由企業(ye) 自己在探索過程中逐漸構建。實體(ti) 經濟競爭(zheng) 力的源泉是基於(yu) 技術創新所獲得的核心能力。縱觀世界近200年的工業(ye) 化曆程，後發國家趕超先進國家的關(guan) 鍵性因素是通過技術創新形成自己的核心力量，打破先行國家的壟斷和控製。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2015年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隨著各類生產(chan) 要素(勞動力、固定資本和能源)對中國GDP增長率邊際貢獻的下降，如果未來中國要實現5.5%—6.5%的增長率，那麽(me) 成功的技術創新對中國GDP增長率可貢獻2%—3%，占GDP總增長率的35%—50%。可見，在後發國家維持經濟合理增速和實施趕超戰略中，技術創新占據核心地位。

　　構建開放共贏的合作模式

　　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源於(yu) 勞動分工和市場需求的不斷擴大。在現代經濟中，當國內(nei) 勞動分工程度和市場需求的擴展在一個(ge) 時期達到一定限度時，需要突破國界的限製，向國際勞動分工發展，參與(yu) 國際供應鏈的生產(chan) ，不斷拓展海外市場。國際供應鏈的形成源於(yu) 各國在不同的生產(chan) 環節上擁有的比較優(you) 勢。曆史上，列強實現海外擴張的手段主要依靠強大軍(jun) 事力量的“炮艦政策”，對弱國小國殖民化。中國是發展中的社會(hui) 主義(yi) 大國，在對外經濟關(guan) 係的發展中堅持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原則，積極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ti) ，倡導在開放性的國際秩序中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與(yu)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產(chan) 業(ye) 對接與(yu) 合作。借助於(yu) “一帶一路”倡議，投資於(yu)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實現資源的跨國有效配置。中國能從(cong) 這些國家進口工業(ye) 發展所需要的能源和原材料，為(wei) 工業(ye) 的發展提供保障，更關(guan) 注促進東(dong) 道國的當地就業(ye) 和經濟自主發展程度的提升。有學者指出：“特朗普看到了貧富差距、製造業(ye) 空心化等問題，但是他的手段是錯誤的。要解決(jue) 這些問題，不能靠貿易保護主義(yi) ，需要通過國際合作，用新型的全球化來解決(jue) 這些問題。”一國試圖采取“以鄰為(wei) 壑”的貿易保護主義(yi) 政策，必將遭受其他國家的報複，進而喪(sang) 失其所擁有的全球競爭(zheng) 優(you) 勢，並最終引致國內(nei) 經濟效率的低下。

　　靈活運用國際貿易規則

　　應努力提升我國對國際貿易規則的靈活運用能力，以應對不斷增加的貿易摩擦。中國作為(wei) 高度開放性的經濟體(ti) ，特朗普所謂的關(guan) 稅壁壘和反傾(qing) 銷政策可能對中國造成巨大的影響。若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yi) 政策對中國進口產(chan) 品實施無理的高額關(guan) 稅，在現行的WTO框架下，中國政府和企業(ye) 不會(hui) 坐以待斃，能夠依據並靈活運用WTO框架內(nei) 所允許的條款，對美國製定的每一項不合理的關(guan) 稅措施采取有力的反擊。如針對那些對中國進口產(chan) 品實施高額關(guan) 稅的地區，中國也可通過對該地區的貿易限製，或實施反傾(qing) 銷關(guan) 稅及反補貼關(guan) 稅，進而影響該地區的就業(ye) 水平。

　　有效推動金融發展

　　技術創新的實現需要動員各方麵的力量。其中，“金融發展如何有效促進技術創新”這一問題，引起了學者和政策製定者的高度關(guan) 注。《中國製造2025》行動綱領指出：“為(wei) 實現有效的技術創新，需要完善金融扶持政策，深化金融領域改革，擴寬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拉詹和津加萊斯創造性地把金融發展視為(wei) “軟”的要素稟賦，認為(wei) 金融發展能夠有效地減輕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和委托代理問題，進而降低企業(ye) 的外部融資成本。相關(guan) 實證研究表明，金融發展對技術創新的作用是非線性的，或更準確地說，是“倒U型”的。在臨(lin) 界點前，金融發展對技術創新有促進作用，然而，跨越臨(lin) 界點後，“脫實向虛”的金融發展對技術創新將產(chan) 生抑製作用。由此可見，金融發展不僅(jin) 具有金融深化效應，更有金融錯配效應，一個(ge) 過分擴張引致的龐大而複雜的金融體(ti) 係，所托起的虛擬經濟很難監管到位，將增加係統性風險發生的可能性。信用資源的嚴(yan) 重錯配必然降低金融發展促進技術創新和經濟增長的效率，金融發展與(yu) 實體(ti) 經濟的失衡將加劇整體(ti) 經濟的不確定性和波動性，催生嚴(yan) 重的資產(chan) 泡沫，為(wei) 危機的爆發埋下隱患。金融發展的著力點應該落到對技術創新的持續性作用上，全心全意地為(wei) 實體(ti) 經濟服務，告別過分依賴信用擴張引致債(zhai) 務積壓的增長模式。

　　(作者單位：暨南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