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倪春納(1987- )，法學博士，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助理研究員，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yi) 學院博士後流動站研究人員。

　　內(nei) 容提要：近年來，全球民主衰退現象成為(wei) 國外學術界關(guan) 注的熱點話題。與(yu) 以往民主衰退成因分析側(ce) 重於(yu) 過程與(yu) 結構取向不同，當前國外學者主要從(cong) 治理危機、威權主義(yi) 複興(xing) 、恐怖主義(yi) 蔓延以及地緣政治學的視角來解讀民主衰退的發生邏輯。國外學者對民主衰退成因的新近研究，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一種域外的認知視角。

　　關(guan) 鍵 詞：民主衰退/治理危機/威權主義(yi) /恐怖主義(yi) /地緣政治

　　標題注釋：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意識形態安全視閾下西方民主話語輸出新動態研究”(項目號：16CKS029)的階段性成果。

　　近年來，“民主的衰退”成為(wei) 國際政治的一個(ge) 顯著趨勢。2016年，經濟學人智庫(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公布的“民主指數”報告指出，全球“民主”進入了“令人焦慮的時代”。無獨有偶，其他幾個(ge) 重要的民主評估機構也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如德國貝塔斯曼基金會(hui) 發布的2016年“貝塔斯曼轉型指數”(Bertelsmann Transformation Index)顯示，在過去的兩(liang) 年間，全球國家中民主質量顯著下降的比例超過了五分之一，而顯著提升的國家數量則不足十分之一。①“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披露的最新數據也表明，2015年，全球多達72個(ge) 國家的“自由程度”在下降，而上升的國家僅(jin) 有43個(ge) 。更重要的是，全球“自由程度”已經連續十年處於(yu) 下降之中，因此“自由之家”將過去的十年稱為(wei) 民主“衰退的十年”。②長期致力於(yu) 民主衰退研究的斯坦福大學著名學者拉裏·戴蒙德(Larry Diamond)指出，波瀾壯闊的“第三波”在2006年前後進入拐點，全球民主在此之後陷入了一個(ge) 漫長的停滯期。“自由民主國家”(liberal democracy)和“選舉(ju) 民主國家”(electoral democracy)的數量在2006年之後分別有所下降。戴蒙德指出，民主衰退還突出地表現為(wei) ，近年來民主崩潰(democratic breakdown)的速度明顯加快了。自1999年巴基斯坦發生政變顛覆民主政權以來，民主崩潰的步伐開始加速。③民主崩潰的比例在21世紀最初的15年間為(wei) 17.6%，而上一個(ge) 15年則隻有12.7%。總體(ti) 來看，1974～2014年間，全球所有民主國家中有29%的國家發生了民主崩潰，在西方以外的民主國家中，民主崩潰的比例更是高達35%。在穩定的西方民主國家之外的重要國家中(人口超過8000萬(wan) 或者國民收入超過1300億(yi) 美元的國家)，民主不是處於(yu) 停滯狀態就是發生了倒退。即使那些未發生民主崩潰的新興(xing) 民主國家，目前也遭遇了各種危機和困境，如選舉(ju) 質量差強人意，同時還存在“非自由民主”發展不平衡的問題。④此外，包括美國在內(nei) 的老牌西方國家的民主有效性和活力及對民主的自信均在衰減。如美國的政治生活正陷入空前的政治極化和政治僵局之中。美國民眾(zhong) 對國會(hui) 的認同以及對政府的信任均處於(yu) 曆史低穀。競選費用前所未有的增加，黑金政治影響的飆升以及公民投票率的新低等，都是美國民主製度處於(yu) “亞(ya) 健康”的明顯病症。“美國如今遭受政治衰敗源自法治和‘民主’無法為(wei) 國家能力所平衡。”⑤

　　民主衰退成因研究的學術譜係

　　與(yu) 戴蒙德共同創建《民主雜誌》的著名學者馬克·普拉塔納(Marc F.Plattner)認為(wei) ，盡管全球民主國家的數量變動幅度不大，但是國際社會(hui) 為(wei) 何普遍認為(wei) 民主處於(yu) 衰退之中呢?普拉塔納強調，應該探尋“民主衰退論”得以興(xing) 起的真正根源。⑥早期國外學者對民主衰退的成因的探索主要可分為(wei) 兩(liang) 條路徑：一是討論政治行為(wei) 者尤其是精英在民主衰退過程中的作用;二是聚焦於(yu) 經濟、政治等宏觀的結構性因素對民主衰退的影響。從(cong) 過程視角分析民主衰退的代表性學者為(wei) 胡安·林茨(Juan Linz)和阿爾弗雷德·斯泰潘(Alfred Stepan)。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他們(men) 對德國、西班牙和智利民主崩潰的案例研究發現，民主崩潰的主要原因在於(yu) 政治主體(ti) 之間的互動，其中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經濟精英和軍(jun) 隊等政治主體(ti) 的選擇，對民主政體(ti) 的穩定性產(chan) 生了尤為(wei) 直接的影響。⑦林茨和斯泰潘認為(wei) ：“主要的政治團體(ti) 不尋求推翻民主政體(ti) ，或者脫離國家而獨立，這樣，在行為(wei) 層麵民主就成了最佳的政體(ti) 選擇。達到這樣一種共識之後，在民主轉型過程之中新生的民選政府，其所麵臨(lin) 的主要問題就不再是如何防止民主崩潰。即使在麵臨(lin) 嚴(yan) 重的政治和經濟危機之時，民眾(zhong) 中的絕大多數也都相信，任何進一步的政治調整都必須在民主的製度框架之內(nei) 進行，這樣，在態度層麵民主就成了最佳的政體(ti) 選擇。當國家之中的所有行動者都習(xi) 慣於(yu) 這麽(me) 一種事實，即政治衝(chong) 突必須依據既定規則加以解決(jue) ，如果違反這些規則，很可能既沒有效率又代價(jia) 高昂，此時在製度層麵，民主就成了最佳的政體(ti) 選擇。”⑧斯科特·門瓦林(Scott P.Mainwaring)等學者對拉丁美洲“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分析發現，主要的政治主體(ti) 對民主的態度是民主製度能否存續的決(jue) 定性因素之一。⑨其他一些著名的民主理論學者，如吉列爾莫·奧唐奈(Guillermo O'Donnell)、托馬斯·卡羅瑟斯(Thomas Carothers)等也秉持相近的立場。近年來異軍(jun) 突起的民主化“再分配主義(yi) 理論”試圖從(cong) 財富分配的角度對民主製度如何鞏固做出全新的解讀。該理論認為(wei) ，民主製度的建立和鞏固取決(jue) 於(yu) 精英與(yu) 大眾(zhong) 之間的政治博弈。在收入分配相對平等的情況下，中間選民的稅收偏好很少帶有沒收性質，精英因而不會(hui) 懼怕再分配而選擇接納民主製度。反之，較高的財富不平等將導致有利於(yu) 多數選民的再分配政策，從(cong) 而加劇了階級衝(chong) 突和社會(hui) 矛盾，最終將不利於(yu) 民主製度的鞏固。⑩客觀地說，民主衰退的過程分析在解釋單個(ge) 民主崩潰案例時十分有效，但是在觀察群體(ti) 案例時存在解釋效力不足的缺陷。詹姆斯·羅賓遜(James A.Robinson)指出，在政治學和社會(hui) 學領域中，充斥著大量關(guan) 於(yu) 民主生成與(yu) 鞏固富有深刻見解的案例研究，但是這些研究對於(yu) 何種條件將引導一個(ge) 社會(hui) 成為(wei) 和維持民主製度，並沒有提供多少有益的理論總結。(11)同時一些過程取向的研究所援引的案例年代較為(wei) 久遠，甚至是“第三波”之前的案例，在此基礎上得出的結論是否具有普遍性值得商榷。如以往過程取向的研究認為(wei) ，民主政體(ti) 的崩潰主要是軍(jun) 事政變或行政政變造成的。但是自2000年以來，全球發生的25起民主崩潰案例，都不是由軍(jun) 事政變或行政政變引發，而主要是民主權利和民主程序的漸進衰退，最終將民主體(ti) 製推向競爭(zheng) 性威權導致的。(12)

　　民主衰退的結構性分析主要側(ce) 重於(yu) 討論結構性因素如經濟變量、政治製度等對民主衰退的影響。自李普塞特提出良好的經濟表現將有利於(yu) 民主政體(ti) 的延續之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ei) ，國外學者普遍相信經濟發展與(yu) 民主製度之間存在著顯著關(guan) 聯。(13)亞(ya) 當·普澤沃斯基(Adam Przeworski)等學者發現，民主政權對經濟表現十分敏感，並且經濟危機時間越長，民主崩潰的概率就越高。當人均收入連續增長三年或以上時，民主崩潰的概率為(wei) 1/135;而當人均收入連續兩(liang) 年下降時，民主崩潰的概率為(wei) 1/13。普澤沃斯基總結道，多數民主“死亡”時總有經濟危機相伴：39個(ge) 民主“死亡”案例中，有28個(ge) 在前一年或前兩(liang) 年內(nei) 人均收入處於(yu) 下降之中。(14)戴蒙德對此提出不同看法，他指出，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引發了自大蕭條以來最嚴(yan) 重的經濟衰退，但是卻並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民主衰退。他認為(wei) ，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有三個(ge) 。首先，遭受經濟危機打擊的重災區，多數是富裕的工業(ye) 化民主國家和歐洲新興(xing) 的市場經濟國家。民主製度在這些國家中經曆了數十年的成功運作之後已經得到了鞏固;其次，在新興(xing) 和脆弱的民主國家中，經濟危機往往造成了民選政府的倒台而非民主製度的崩潰;第三，在經濟危機爆發之前，已經有民主崩潰的案例發生，同時令人意外的是，許多國家在發生民主崩潰時依然保持著穩健的經濟增長。早期結構取向的民主衰退研究還忽視了深入探究向“民主”轉型的步伐放緩甚至是停滯了的原因。嚴(yan) 格說來，民主衰退既包括民主國家所遭遇的各種困境和危機，同時也包括向“民主”轉型漸趨於(yu) 停滯的問題。如卡萊斯·鮑什(Carles Boix)指出，經濟因素與(yu) 民主之間的關(guan) 聯隨著時間而不斷削弱。從(cong) 20世紀早期開始，經濟現代化的各個(ge) 變量，如收入水平、經濟平等、城市化、教育等變量與(yu) 民主之間的聯係在逐漸減弱。他認為(wei) 國際環境的變化可能是導致這種變化的原因之一。(15)約爾根·默勒()和斯文—埃裏克·斯康寧(Svend-Erik Skaaning)兩(liang) 位學者也發現，自1992年起，結構性因素對民主的影響在變弱。(16)

　　在以往結構取向的研究中，國外學者還普遍認為(wei) ，議會(hui) 製還是總統製、聯邦製還是單一製、兩(liang) 黨(dang) 製還是多黨(dang) 製等結構性差異對民主的穩定性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事實上，有關(guan) 政治製度對民主衰退的影響並沒有達成共識。如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胡安·林茨等學者主張，議會(hui) 製比總統製更有利於(yu) 民主的穩定。但是鮑什等學者的研究發現，總統製或議會(hui) 製本身與(yu) 民主政權的脆弱性之間並不存在顯著關(guan) 聯。(17)門瓦林對31個(ge) 能夠長期維持民主政權的國家的分析發現，其中議會(hui) 製和總統製國家的數量分別是24個(ge) 和4個(ge) ，他據此得出總統製不利於(yu) 民主鞏固的結論。但是在最近的研究中，門瓦林認為(wei) 行政與(yu) 立法之間的關(guan) 係可能並不是影響民主製度崩潰或幸存的主要原因。他指出，當政治領導人對民主擁有強烈的價(jia) 值偏愛和避免激進的政策立場時，民主製度就有可能會(hui) 幸存下來;而當區域環境有利於(yu) 民主價(jia) 值的傳(chuan) 播以及國內(nei) 政治環境較為(wei) 溫和時，民主製度就會(hui) 變得更為(wei) 強健。(18)近年來，有國外學者對介於(yu) “民主”和“獨裁”之間的“部分民主”或“半民主”政權的持續性進行了探討。其中，卡爾·亨利克·克魯特森(Carl Henrik Knutsen)等學者發現，民主的程度差異而非軍(jun) 政府或主導政權的黨(dang) 派，是解釋為(wei) 何有的政權發生了崩潰而其他政權卻能夠延續下來的關(guan) 鍵原因。(19)此外，斯蒂芬·海哥德(Stephan Haggard)和羅伯特·考夫曼(Robert R.Kaufman)也對以往單純強調製度類型的研究提出了質疑。他們(men) 指出，對許多新興(xing) 的民主國家而言，問題並不是出在正式的體(ti) 製安排上，而是這些體(ti) 製安排不能對在任者或反對派形成真正的約束。也就是說，製度設計本身具有重要性，製度化水平的高低同樣具有重要性。在製度化水平低的民主國家中，在任者不願或不能向反對派做出可信的承諾，他們(men) 通過無視、改變和削弱憲法體(ti) 製來追求政治目的或個(ge) 人利益。這種行為(wei) 預期同樣適用於(yu) 反對派。他們(men) 總結道，正是製度化水平低而非製度本身導致了民主製度的削弱和被推翻。(20)

　　民主衰退成因研究的新進展

　　民主衰退過程取向和結構取向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已經逐漸被國外學者所察覺。在近年來的民主衰退的歸因分析中，國外學者在吸取和總結既有的研究基礎上，更側(ce) 重於(yu) 分析民主製度的績效而非製度結構本身。與(yu) 此同時，從(cong) 民主國家外部的國際因素來思考民主衰退也是顯著的特征之一。需要指出的，沒有任何單一變量即可有效預測民主衰退是否會(hui) 發生，民主衰退是許多變量共同作用的結果。(21)如戴蒙德發現，那些發生民主崩潰的國家具有一些相似的特征：多數是貧困的或收入中等偏下的國家;以世界銀行的善治衡量標準來看，這些國家的排名都很靠後;政治不穩定和暴力水平較高，並被階級、種族等界線深深割裂;行政權力被嚴(yan) 重濫用。(22)斯蒂芬·海哥德和羅伯特·考夫曼也認為(wei) ，貧窮、不平等、資源尋租和族群異質性都可能對民主的穩定性產(chan) 生影響。在眾(zhong) 多可能對民主衰退產(chan) 生影響的因素中，以下幾個(ge) 原因在近年來的研究中被反複加以強調。

　　首先，治理困境削弱了民主製度的合法性。在許多國外學者看來，民主製度之所以具有合法性而被廣泛認同，原因在於(yu) 它是達致善治的必要前提。相反，治理不善無疑會(hui) 影響公民對民主的滿意度，同時也削弱了公民對民主的支持。(23)如戴蒙德明確指出，民主衰退最重要的原因莫過於(yu) 糟糕的治理。(24)普拉塔納認為(wei) ，2008年金融危機及其發酵至今的後果，致使當前發達民主國家在經濟發展和政治合法性上深陷困境。與(yu) 此同時，在新興(xing) 市場國家中，那種認為(wei) 西方的製度和政策不值得效仿的觀點越來越有吸引力，而困擾發達民主國家的政治紊亂(luan) 及其應對失靈又進一步削弱了自身的吸引力。(25)卡內(nei) 基國際和平基金會(hui) 的副主席、民主援助和比較民主化研究的權威托馬斯·卡羅瑟斯指出，民主的全球停滯是過去十年間國際政治發展最為(wei) 顯著的特征之一。“阿拉伯之春”曾被認為(wei) 是新一波民主化浪潮的標誌，然而最初進發的樂(le) 觀希望旋即被悲觀主義(yi) 情緒所取代。卡瑟羅斯指出，當前美國和歐洲民主國家的“陣痛”，損害了其民主在世界各地人民心中的形象。在美國，政治極化導致的功能失調、政治中金錢作用的飆升以及不公正劃分選區導致的代表性扭曲等成為(wei) 美國特有的問題;在歐洲，歐元危機、極端主義(yi) 政黨(dang) 的興(xing) 起以及對少數族群社會(hui) 整合的挑戰等，都對民主的興(xing) 盛產(chan) 生了質疑。許多轉型國家人們(men) 開始相信，自由民主製度可能並不是影響治理和保持經濟活力的決(jue) 定性因素。(26)福山指出，很難判斷全球是否正在經曆一股民主回潮，但是不難判斷的是，近年來全球民主國家的表現確實難以令人滿意。全球最發達和成熟的民主國家——美國和歐盟國家正在經受巨大的經濟危機，並且已然陷入了增長緩慢和收入停滯的困境之中。許多新興(xing) 的民主國家，從(cong) 巴西到土耳其再到印度，在諸多方麵的表現也差強人意，並且爆發了層出不窮的社會(hui) 抗爭(zheng) 運動。福山認為(wei) ，在過去數十年裏，多數的民主倒退(democratic setbacks)都與(yu) 製度化的失敗有關(guan) ，許多新興(xing) 民主國家和老牌民主國家的國家能力滯後於(yu) 民主問責的普遍要求。未能建設成為(wei) 現代的、治理良好的國家是近年來民主轉型的致命缺陷。福山指出，現代自由民主製度包括三個(ge) 基本要素：“國家”“法治”和“民主問責”。“國家”在既定疆域內(nei) 合法壟斷強製權力的行使。國家集中和行使權力來維持和平;保衛群體(ti) 防禦外部敵人;執行法律和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法治”是一係列對公民和精英具有約束力並反映群體(ti) 價(jia) 值觀的規章製度。“民主問責”試圖確保政府為(wei) 群體(ti) 利益而非統治者的私利行事，它主要通過自由公正的多黨(dang) 選舉(ju) 等程序來實現，盡管“程序性問責”與(yu) “實質性問責”並不經常保持一致。福山強調，一個(ge) 自由民主國家需要平衡這些製度之間的潛在衝(chong) 突。國家產(chan) 生和行使權力，法治和民主問責旨在約束權力和保證權力行使符合公共利益。他認為(wei) ，現代國家與(yu) 民主製度之間的發展失衡，導致了新興(xing) 民主國家和老牌民主國家不能滿足公民對高質量公共服務的需求，這種狀況進而也導致了民主製度合法性的不斷喪(sang) 失。(27)一些學者也秉持相同的立場。如丹·史萊特(Dan Slater)等學者對139個(ge) 國家橫截麵的分析顯示，當代的民主崩潰均可以追溯到“弱國家”的政治根源上。(28)約爾根·默勒和斯文—埃裏克·斯康寧進一步指出，民主穩定性依賴於(yu) 不同類型的國家能力。與(yu) 威權政權完全依賴強製力量維持政權不同，“行政有效性”即執行政策的能力，對民主政權能否保持穩定最為(wei) 關(guan) 鍵。(29)

　　其次，在國外學者看來，民主衰退的發生還應該歸咎於(yu) “威權主義(yi) 的複興(xing) ”。如《民主雜誌》自2015年第1期聚焦“民主衰退”話題以來，已經連續五期重點討論了威權主義(yi) 對民主的“負麵”影響。戴蒙德認為(wei) ，全球民主衰退的一個(ge) 重要方麵是威權主義(yi) 的複興(xing) 。一方麵，從(cong) 國內(nei) 來看，當前威權國家對民主衰退最突出的影響是，製定法律將民主國家對威權國家的政黨(dang) 、運動、媒體(ti) 、選舉(ju) 監督和公民社會(hui) 組織的國際資金流動和技術援助活動定罪，以及對非政府組織能力、形式和運作等方麵施加諸多的限製。根據戴蒙德的統計，在西方世界之外的98個(ge) 國家中，有51個(ge) 禁止或限製國外對國內(nei) 公民社會(hui) 組織進行援助。與(yu) 此同時，威權國家甚至包括民主國家在內(nei) ，在壓製網絡自由方麵變得資源更加豐(feng) 富、手段更加嫻熟和態度更加強硬;另一方麵，從(cong) 國際上來看，戴蒙德認為(wei) ，威權主義(yi) 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他們(men) 試圖重塑國際的價(jia) 值和規範以削弱民主的影響。威權國家成立了資金雄厚的國際傳(chuan) 播媒體(ti) 來改變國際傳(chuan) 媒環境。不過威權主義(yi) 對全球民主的挑戰並不僅(jin) 限於(yu) 對信息環境的操縱上，同時也在明顯地削弱一些重要的民主和人權機構，如美洲國家組織、歐洲議會(hui) 和歐洲安全與(yu) 合作組織等。此外，威權國家還成立了新的國際組織，試圖在國界線之外輸出威權主義(yi) 的價(jia) 值規範。(30)普拉塔納讚同戴蒙德的判斷，他指出，民主聲譽萎縮的另一麵相是許多重要的威權國家的影響力在與(yu) 日俱增。盡管在21世紀最初幾年裏，流行的“民主勝利論”遭到了指責，但是僅(jin) 就全球權力與(yu) 合法性而言，民主並沒有遭遇到強有力的競爭(zheng) 對手。然而十年之後，那種認為(wei) 民主會(hui) 繼續保持霸權的信念被動搖了，最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出現了強大的反民主力量。(31)普拉塔納認為(wei) ，一些威權國家的成功實踐表明，實現重大的經濟進步並不以引進民主製度為(wei) 前提，因此人們(men) 質疑民主可能隻是適用於(yu) 富裕國家的政治製度。普拉塔納還認為(wei) ，俄羅斯、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委內(nei) 瑞拉等威權國家都在相互學習(xi) 借鑒，甚至是合作共同反對民主進步。(32)克裏斯多夫·沃克爾(Christopher Walker)進一步指出，盡管威權國家彼此各異，在很多方麵存在著顯著不同，但是在阻礙民主進步和削弱民主原則的世界影響力方麵的立場則是一致的。在過去十年裏，這些國家精於(yu) 改進鎮壓和控製的技術手段。(33)此外，與(yu) 西方政客(如希拉裏)堅信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將摧毀威權政權的樂(le) 觀基調相反，有學者發現，威權政權不僅(jin) 沒有被網絡技術的發展所削弱，相反他們(men) 正在積極塑造具有戰略優(you) 勢的網絡空間，已經掌握了包括技術手段、法律、政策和法規以及更為(wei) 隱蔽和具有進攻性的技術。(34)2016年1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發行了名為(wei) 《走向世界的威權主義(yi) ：民主的挑戰》的論文集，集中了有關(guan) 威權主義(yi) 導致全球民主衰退的研究成果。該書(shu) 的基本論調是，過去十年間，威權國家開始變得有恃無恐，並在國際舞台上擁有話語權。幾個(ge) 重要的威權國家采取了新的策略和方式，來控製民主的擴散和挑戰自由主義(yi) 的國際秩序;與(yu) 此同時，發達民主國家正在逐步退縮，未能有效地回應威權國家造成的威脅。(35)不過也有學者指出，“非民主”的區域性大國不能簡單地認定是“威權支持者”。當這些國家認為(wei) 西方國家對第三國的民主輸出，損害了其地緣政治利益或危及政權生存時，他們(men) 自然會(hui) 做出相應的回應，因而不能武斷地把這些國家的行為(wei) 定性為(wei) “獨裁輸出”(autocracy promotion)。(36)

　　第三，恐怖主義(yi) 蔓延及其引發的政治後果也被視為(wei) 民主衰退的重要誘因。自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許多國家應對恐怖主義(yi) 的措施對民主製度本身及其擴散形成了直接的威脅。在國內(nei) ，公民的政治權利因“反恐”而受到了公權力的擠壓和侵犯;在國際，“反恐”的安全議題壓倒了民主輸出。亞(ya) 曆山大·庫利(Alexander Cooley)指出，過去十年間，國際社會(hui) 對民主的強烈反彈力度在增加，並有不可遏製的發展態勢，其中最強有力的反彈是後9·11時代的反恐與(yu) 安全轉向。自2001年發生恐怖襲擊以來，國際社會(hui) 不僅(jin) 僅(jin) 是美國普遍接受了這樣的看法：安全和個(ge) 人自由之間的平衡，需要進行調整以向前者傾(qing) 斜。這種“國際緊急狀態”賦權政府擴張行政權力;增加保密範圍和國家特權;設置非法程序;擴大國內(nei) 監控;繞過國家庇護程序以及安全部門進行各種合作以躲避監督。庫利指出，21世紀初，為(wei) 了打擊恐怖主義(yi) 和加強國家安全，“反憲政”的舉(ju) 措逐漸在全球擴散開來。(37)艾琳娜·波卡洛娃(Elena Pokalova)發現，9·11恐怖襲擊之後，全球製定反恐法律的國家數量顯著增加。一些國家修改了既有的刑法，其他國家則製定了專(zhuan) 門的反恐法。許多國家以反對恐怖主義(yi) 和加強國家安全為(wei) 名，肆意擴張和濫用公共權力，如當前土耳其成為(wei) 以傳(chuan) 播恐怖主義(yi) 宣傳(chuan) 為(wei) 名監禁記者最多的國家。(38)事實上，不僅(jin) 僅(jin) 是土耳其，自詡為(wei) 世界“民主燈塔”的美國也以反恐的名義(yi) 濫施暴力，嚴(yan) 重侵犯公民權利。在國際上，恐怖主義(yi) 蔓延的全球氛圍也不利於(yu) 民主的擴散。卡羅瑟斯指出，盡管奧巴馬的一些顧問堅持聲稱美國政府仍在竭力推動民主輸出，但是大量令人信服的證據表明，美國對很多地方是否應該促進民主化猶豫不決(jue) 。當前美國和歐洲正專(zhuan) 注於(yu) 中東(dong) 、前蘇聯和東(dong) 亞(ya) 地區令人堪憂的安全挑戰，許多政策製定者都主張，這些地區的政治穩定與(yu) 民主變革相比具有絕對的優(you) 先性。(39)也有學者認為(wei) ，21世紀初期的全球民主擴散與(yu) 反恐戰爭(zheng) 密切關(guan) 聯。美國外交政策的製定者一直堅信，恐怖主義(yi) 孕育於(yu) 威權政權之下，因此輸出更為(wei) 開放的和經濟繁榮的治理體(ti) 係，將有助於(yu) 根除恐怖主義(yi) 賴以滋生的土壤。小布什政府是這種觀點的積極鼓吹者和踐行者，他將民主輸出作為(wei) 全球反恐戰爭(zheng) 的核心原則。在第二次就職演講中，小布什更加明確地表達了“自由社會(hui) 之下的寬容是解決(jue) 激進主義(yi) 和恐怖主義(yi) 的一劑良藥”。小布什用這一說辭為(wei) 美國強行推動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政權變更進行辯護，同時也向威權國家的民主改革施加了更大的外部壓力。(40)恐怖主義(yi) 蔓延對民主的負麵影響還可以通過“民主和平論”理論的“逆向因果解釋”(reverse causality explanation)來解讀。“民主和平論”的擁躉們(men) 認為(wei) ，民主國家相互間很少會(hui) 發生戰爭(zheng) ，並且與(yu) “非民主國家”相比，民主國家也不容易發生內(nei) 戰和卷入國際衝(chong) 突之中。“民主和平論”的“逆向因果解釋”理論認為(wei) ，“民主”與(yu) “和平”之間存在內(nei) 生性問題，即民主對戰爭(zheng) 存在消極影響的同時，和平也對民主施加了積極作用。(41)一方麵，由於(yu) 缺少外部威脅，國內(nei) 政治力量的擴散使得廣泛的和平產(chan) 生了更多的民主國家，從(cong) 而使和平成為(wei) 民主的前因;另一方麵，戰爭(zheng) 衝(chong) 突將推動國內(nei) 政治權力的集中，公民權利和自由往往受到限製。在戰爭(zheng) 狀態下，即使是民主政府也會(hui) 推遲選舉(ju) 或施行軍(jun) 事管製法令。(42)“民主和平論”的逆向因果邏輯表明，民主的興(xing) 盛取決(jue) 於(yu) 適宜的尤其是和平的國際環境，而當前全球蔓延和猖獗的恐怖主義(yi) 以及各國應對恐怖主義(yi) 而采取的措施均對“民主”產(chan) 生了不利影響。

　　第四，一些國外學者認為(wei) ，當前的民主衰退是由民主國家與(yu) 其競爭(zheng) 對手之間的政治地理位移導致的。布魯斯金學會(hui) 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認為(wei) ，從(cong) 民主“波浪”和“回潮”的曆史來看，全球的民主衰退都與(yu) 地緣政治(geopolitics)密切相關(guan) 。他指出，20世紀70年代之所以會(hui) 爆發“第三波”，是因為(wei) 全球的權力和理念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當時的國際氛圍變得越來越有利於(yu) 民主國家而對威權國家不利。卡根認為(wei) ，在推動民主“大爆炸”方麵，美國起到了關(guan) 鍵性的作用。從(cong) 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美國開始對獨裁政權秉持一種更為(wei) 批判的立場。由人權支持者領導的美國國會(hui) 大幅削減和限製美國援助威權國家盟友。自葡萄牙“康乃馨革命”以來，美國在全球運用了各種手段，包括直接的軍(jun) 事幹預、援助民主轉型和阻止對脆弱民主國家的破壞活動。如1989年，在軍(jun) 事強人曼努埃爾·諾列加(Manuel Noriega)宣布大選無效之後，喬(qiao) 治·布什總統入侵了巴拿馬並幫助建立了“民主政府”。與(yu) 此同時，美國還利用自身的影響力阻止了洪都拉斯、玻利維亞(ya) 、薩爾瓦多、秘魯和韓國的軍(jun) 事政變。卡根指出，即使在美國沒有發揮重大影響的情況下，全球和區域性的發展依然有可能會(hui) 促成一波民主化浪潮。但問題是，這股民主化浪潮會(hui) 不會(hui) 規模如此龐大和持久?卡根認為(wei) ，美國與(yu) 民主國家盟友積極地在全球塑造出了一個(ge) 廣泛的共識，他們(men) 更多地同情民主價(jia) 值觀而非威權價(jia) 值觀。這對許多國家的國內(nei) 政治過程產(chan) 生了影響，使得威權政府越來越難平安地渡過政治危機與(yu) 經濟風暴，而各種民主運動則越來越具有合法性。卡根認為(wei) ，在以美國為(wei) 首的西方民主國家主導的世界格局中，國際層麵的權力平衡自然向民主傾(qing) 斜，這種情形有助於(yu) 解釋為(wei) 何在此後的民主革命能夠取得勝利。但是如果美國不再如此強大，向民主轉型的國家就會(hui) 驟減，已發生的民主轉型也會(hui) 曇花一現，在這種地緣政治背景下，更易於(yu) 發生民主回潮。(43)還有學者指出，美英的領導尤其是他們(men) 取得了兩(liang) 次大戰和“冷戰”的勝利，成為(wei) 民主得以擴散的必要條件，同時超級大國間的權力移轉帶來的“霸權衝(chong) 擊”(hegemonic shocks)也催生出了更多的民主國家。(44)此外，還有國外學者討論了區域一體(ti) 化和“民主限定性條件”(democratic conditionality)對某一區域或某個(ge) 國家民主前景的影響。過去60年間，全球區域一體(ti) 化組織(regional integration organizations，Rioses)的數量急劇增加。各國組成Rioses，通過實現區域內(nei) 的貿易自由化和提高資本與(yu) 人力的流動性來促進經濟繁榮。推動區域一體(ti) 化需要成員國能夠保持穩定的狀態。為(wei) 了降低成員國的政治不確定性，Rioses施加了“民主”性質的條款。這些條款原則上要求，隻有民主國家才能加入特定的Rioses，同時一旦獲得成員國的身份後，就必須繼續維持民主製度。Rioses正式的民主限定性條件要求，成員國必須通過自由公正的選舉(ju) 而定期和有序地進行權力移轉。當某個(ge) 成員國違反民主原則時，Rioses會(hui) 給予相應的製裁。(45)歐盟是利用民主限定性條件向其周邊國家輸出民主的典型代表。弗蘭(lan) 克·施美爾芬尼希(Frank Schimmelfennig)等學者發現，歐盟對周邊國家的政治性附加條件——提供歐盟成員國的前景作為(wei) 它們(men) 進行政治改革的回報，對民主有著強烈的影響。(46)還有學者指出，當前東(dong) 歐各國的民主前景取決(jue) 於(yu) 他們(men) 是選擇站在俄羅斯這邊還是歐盟那邊，這種情形表明，一國保持在民主軌道行使的能力受到其國際盟友和地理環境的限製。(47)無獨有偶，門瓦林對拉丁美洲的研究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發現國際性因素如美國的政策和該地區民主國家的總數，是發生民主崩潰或民主轉型的重要預報器。(48)不過，簡·圖瑞爾(Jan Teorell)指出，由民主國家組成的區域組織的成員國身份確實有助於(yu) 促進民主化，但是個(ge) 案研究結果表明並非始終如此。(49)

　　盡管國外學術界普遍認為(wei) 民主衰退是毋庸置疑的客觀事實，但是也有國外學者對“民主衰退”命題提出了質疑，如民主理論權威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C.Schmitter)認為(wei) ，當前有關(guan) 民主處於(yu) 危機和衰退之中的證據，都是源於(yu) 不可靠的定量數據和從(cong) 定性研究中得出的選擇性推論。多數主張民主衰退研究援引的數據主要出自“自由之家”的年度報告，尤其是自2008年以來，“自由之家”屢次強調全球“民主在潰退”和“自由程度”在下降。施密特認為(wei) 這個(ge) 判斷極具誤導性。因為(wei) “自由之家”使用的變量受到區間的限製(1～7)，民主政權的得分沒有繼續提升的空間，而許多不民主政權也不存在繼續下降的可能。(50)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斯蒂芬·列維茨基(Steven Levitsky)也認為(wei) ，總體(ti) 上看，全球民主在過去十年間保持穩定，並且相對於(yu) 20世紀90年代亦有顯著的進步，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謂的“民主衰退”現象。(51)施密特和列維茨基似乎證據充分、言辭鑿鑿，不過民主衰退成為(wei) 當前國外民主化研究中最受關(guan) 注的主題，如將“民主”與(yu) “崩潰”(breakdown)、“垮台”(meltdown)、“失敗”(failure)、“回潮”(reversal)、“衰退”(decline)、“危機”(crisis)、“挑戰”(challenge)、“退化”(regression)、“侵蝕”(erosion)、“停滯”(stagnation)、“撤退”(retreat)、“不滿”(dissatisfied)、“赤字”(deficit)、“幻滅”(disillusionment)等負麵詞語聯係起來的學術研究如雨後春筍般成長起來，數量更是不勝枚舉(ju) 。

　　國外學者對民主衰退的歸因分析開始關(guan) 注民主國家內(nei) 部的治理危機，這一研究取向具有合理性。因為(wei) 不論是老牌民主國家還是新興(xing) 民主國家，都必須解決(jue) 好自身所麵臨(lin) 的治理困境。如果不能推進經濟發展，降低社會(hui) 不平等、有效打擊腐敗和罪犯、切實保障自由和法治，民眾(zhong) 不可避免地終將失去對民主製度的信心。(52)需要指出的是，當前更多國外學者同時還試圖從(cong) 民主國家外部來探尋民主衰退的根源，但是這些外部因素事實上並不是構成民主衰退的直接誘因。國外學者將矛頭指向威權主義(yi) 的複興(xing) 和地緣政治的影響上，是帶有強烈的價(jia) 值訴求和意識形態色彩的，如他們(men) 在分析中一致性地將中國崛起視為(wei) “民主”的重大威脅。戴蒙德指出，中國利用建立孔子學院、舉(ju) 辦盛大會(hui) 議和開展交流項目等“軟實力”建設，來輸出自己的製度模式和價(jia) 值觀。(53)甚至有國外學者發明了“獨裁輸出”這個(ge) 充滿強烈貶抑色彩的術語來“汙名化”中國，將中國置於(yu) “民主”的對立麵和導致全球民主衰退的“罪魁”而大申撻伐。在多數國外學者看來，民主是一種普世價(jia) 值，但是他們(men) 將自由民主視為(wei) 唯一價(jia) 值可欲的製度模式，而拒絕和承認其他非自由主義(yi) 的民主形態。近年來，斯泰潘·林德博格(Staffan Lindberg)和簡·圖瑞爾等幾位國外學者發起了“民主多樣性”(Varieties of Democracy)的研究項目，認為(wei) 自1900年以來，實踐中的民主模式並非僅(jin) 有自由民主一種，同時還包括多頭政體(ti) 、協商民主、參與(yu) 民主和平等民主。(54)遺憾的是，“民主多樣性”並沒有得到國外主流學術界的認可，他們(men) 在政體(ti) 劃分上更多地還是沿襲“自由之家”“民主一不民主”此類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與(yu) 此同時，多數悲鳴民主衰退的國外學者還希冀美國能夠繼續維持和強化其全球霸主的地位，這種心態在民主衰退的地緣政治解釋中有赤裸裸的展現。如普拉塔納明確指出，美國及其“民主盟友”絕對主導下的“單極化契機”(unipolar moment)是民主抗爭(zheng) 備受矚目並成為(wei) 可能，但是如果缺失這一有利的國際環境，民主就很難昌盛起來。如果地緣政治平衡向威權國家傾(qing) 斜，對其他國家而言，威權模式就頗具吸引力，而民主製度則會(hui) 漸失光彩。(55)這種論調看似是在討論民主衰退的地緣政治學，但同時也是在為(wei) 美國遏製中國崛起製造輿論，為(wei) 美國在國際事務中奉行更為(wei) 強硬的路線進行背書(shu) 。總之，國外學者對民主衰退成因的新近研究，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一種域外的認知視角，但是其背後暗含的意識形態色彩，及其對我國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則值得重視和警惕。

　　注釋：

　　①數據參見貝塔斯曼基金會(hui) 的官方網站。

　　②Arch Puddington and Tyler Roylance,"Anxious Dictators,Wavering Democrats",Journal of Democracy,Vol.27,No.2,2016,pp.86～100.

　　③拉裏·戴蒙德：《今日之民主第三波》，《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2年第5期。

　　④祁玲玲：《從(cong) 樂(le) 觀到審慎：新興(xing) 民主國家民主鞏固困境的實證研究》，《江蘇社會(hui) 科學》2012年第5期。

　　⑤曹起瞳：《美國政治衰敗：經驗事實與(yu) 理論溯源》，《江海學刊》2016年第2期。

　　⑥(25)(32)(55)Marc F.Plattner,"Is Democracy in Decline?" Journal of Democracy,Vol.26,No.1,2015,pp.5～11.

　　⑦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The Breakdown of Democratic Regimes,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

　　⑧[美]胡安·林茨、阿爾弗萊德·斯泰潘：《民主轉型與(yu) 鞏固的問題：南歐、南美後後共產(chan) 主義(yi) 歐洲》，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頁。

　　⑨Frances Hagopian and Scott P.Mainwaring eds,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tization in Latin America:Advances and Setback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7.

　　⑩倪春納：《民主化的“再分配主義(yi) 理論”辨析》，《南京社會(hui) 科學》2016年第3期。

　　(11)James A.Robinso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9,2006,pp.503～527.

　　(12)(24)(53)Larry Diamond,"Facing up the Democratic Recession",Journal of Democracy,Vol.26,No.1,2015,pp.141～155.

　　(13)Geddes,Barbara,"What Causes Democratization",in Carles Boix and Susan C.Stokes(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Poli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317～339.

　　(14)Adam Przeworski,Michael E.Alvarez,José Antonio Cheibub,and Fernando Limongi,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Well-Being in the World,1950～199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109～111.

　　(15)Caries Boix,Michael Miller,and Sebastian Rosato,"A Complete Data Set of Political Regimes,1800～2007",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6,No.12,2013,pp.1523～1554.

　　(16) and Svend-Erik Skaaning,Requisites of Democracy:Conceptualization,Measurement and Explana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1,p.103.

　　(17)Carles Boix,Democracy and Redistrib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Jose Antonio Cheibub,Presidentialism,Parliamentarism,and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Ming Sing,"Explaining Democratic Survival Globally(1946～2002)",Journal of Politics,Vol.72,No.2,2010,pp.438～455.

　　(18)Scott Mainwaring and Aníbal Pérez-,"Democratic Breakdown and Survival",Journal of Democracy,Vol.24,No.2,2013,pp.123～137.

　　(19)Carl Henrik Knutsen and Mokleiv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me Survival:Why Are Semi-Democracies Less Durable Than Autocracies and Democrac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59,No.3,2015,pp.656～670.

　　(20)Stephan Haggard and Robert R.Kaufman,"Democratization During the Third Wave",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9,2016,pp.125～144.

　　(21)Abraham Diskin,Hanna Diskin and Reuven Y.Hazan,"Why Democracies Collapse:The Reasons for Democratic Failure and Success",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26,No.3,2005,pp.291～309.

　　(22)拉裏·戴蒙德：《民主因何而退潮》，《國外社會(hui) 科學》2012年第1期。

　　(23)Guillermo Cordero and Pablo Simón,"Economic Crisis and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Europe",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39,No.2,2016,pp.305～325.

　　(26)(39)Thomas Carothers,"Democracy Aid at 25;Time to Choose",Journal of Democracy,Vol.26,No.1,2015,pp.59～73.

　　(27)Francis Fukuyama,"Why Is Democracy Performing So Poorly?"Journal of Democracy,Vol.26,No.1,2015,pp.11～20.

　　(28)Dan Slater,Benjamin Smith,and Gautam Nair,"Economic Origins of Democratic Breakdown? The Redistributive Model and the Postcolonial State",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12,No.2,2014,pp.353～374.

　　(29)David Andersen,,Lasse Lykke and Svend-Erik Skaaning," State Capacity and Political Regime Stability",Democratization,Vol.21,No.7,2014,pp.1305～1325.

　　(30)Christopher Walker,Marc Plattner,and Larry Diamond,"Soft Power:Authoritarianism Goes Global",American Interest,March 28,2016.

　　(31)Marc F.Plattner,"The Authoritarian Challenge",Journal of Democracy,Vol.21,No.4,2010,pp.169～172.

　　(33)Christopher Walker,"The Authoritarian Resurgence",Journal of Democracy,Vol.26,No.2,2015,p.21.

　　(34)Ron Deibert,"Cyberspace Under Siege",Journal of Democracy,Vol.26,No.3,2015,pp.64～78.

　　(35)Larry Diamond,Marc F.Plattner and Christopher Walker,Authoritarianism Goes Global:The Challenge to Democrac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6.

　　(36)Thomas Rissea and Nelli Babayan,"Democracy Promotion and the Challenges of Illiberal Regional Powers: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Democratization,Vol.22,No.3,2015,pp.381～389.

　　(37)Alexander Cooley,"Countering Democratic Norms",Journal of Democracy,Vol.26,No.3,2015,pp.49～63.

　　(38)Elena Pokalova,"Legislative Responses to Terrorism:What Drives States to Adopt New Counterterrorism Legislation?" 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Vol.27,No.3,2015,pp.474～496.

　　(40)Erica Chenoweth,"Terrorism and Democracy",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6,2013,pp.355～378.

　　(41)Rafael Reuveny and Li Quan,"The Joint Democracy-Dyadic Conflict Nexus:A Simultaneous Equations Model",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7,No.3,2003,pp.325～246.

　　(42)William R.Thompson,"Democracy and Peace:Putting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0,No.1,1996,pp.144～174.

　　(43)Robert Kagan,"The Weight of Geopolitics",Journal of Democracy,Vol.26,No.1,2015,pp.21～31.

　　(44)Kevin Narizny,"Anglo-American Primacy and the Global Spread of Democracy:An International Geneology",World Politics,Vol.64,No.2,2012,pp.341～373; Seva Gunitsky,"From Shocks to Waves:Hegemonic Transitions and Democrat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68,No.3,2014,pp.561～597.

　　(45)Gaspare M.Genna and Taeko Hiroi,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Democratic Conditionality:How Democracy Clauses Help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nd Deepening,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5,p.165.

　　(46)Frank Schimmelfennig and Hanno Scholtz,"EU Democracy Promotion In the European Neighborhood",European Union Politics,Vol.9,No.2,2008,pp.187～215.

　　(47)Alina Mungiu-Pippidi,"The Splintering of Postcommunist Europe",Journal of Democracy,Vol.26,No.1,2015,pp.88～100.

　　(48)Scott Mainwaring and Aníbal Pérez-,"Cross-Currents in Latin America",Journal of Democracy,Vol.26,No.1,2015,pp.114～127.

　　(49)Jan Teorell,Determinants of Democratization:Explaining Regime Change in the World,1972～200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99.

　　(50)Philippe C.Schmitter,"Crisis and Transition,but not Decline",Journal of Democracy,Vol.26,No.1,2015,pp.32～44.

　　(51)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Way,"The Myth of Democratic Recession",Journal of Democracy,Vol.26,No.1,2015,pp.45～58.

　　(52)陳堯：《民主衰落研究的興(xing) 起》，《江海學刊》2016年第2期。

　　(54)Staffan I.Lindberg et al.,"V-Dem:A New Way to Measure Democracy",Journal of Democracy,Vol.25,No.3,2014,pp.159～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