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2月19日是鄧小平同誌逝世20周年紀念日。本微信公眾(zhong) 號特刊發此文以紀念這位kaiyun官方地址開放事業(ye) 的設計者和領導者。本文原載《鄧小平研究》創刊號(2015年9月)，略有刪節。

　　本文從(cong) 五個(ge) 方麵論述了鄧小平對中國政治進步的重大貢獻：一、真正的改革，必須解放思想;二、不徹底否定“文革”，就不能實行改革開放;三、個(ge) 人專(zhuan) 權和崇拜，會(hui) 給國家帶來災難;四、推進民主和法製，是政治體(ti) 製改革的目標;五、黨(dang) 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是政治體(ti) 製改革的關(guan) 鍵。

　　作者認為(wei) ，一方麵，鄧小平為(wei) 推進中國政治的進步做出了曆史性的重大貢獻，他還曾設想到21世紀中葉，中國大陸“可以實行普選”;另一方麵，鄧小平在政治體(ti) 製改革方麵還有許多沒有完成的重大任務，他對中國政治發展的長遠戰略也缺乏係統的思考，完成鄧小平未竟的政治改革事業(ye) ，是他的後繼者們(men) 義(yi) 不容辭的曆史責任。

　　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翻開了中國曆史的新篇章，極大地改變了中國乃至世界的曆史進程。改革開放的過程，是中國社會(hui) 的整體(ti) 變革過程，是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進步在內(nei) 的社會(hui) 整體(ti) 進步過程。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後，我們(men) 已經可以從(cong) 多個(ge) 角度來觀察它對中國曆史進程，甚至對世界曆史進程的深遠意義(yi) 。

　　從(cong) 中國現代化進程看，改革開放開創了中國現代化的新階段，即從(cong) 先前的工業(ye) 化轉變為(wei) 整個(ge) 社會(hui) 的現代化;從(cong) 民族複興(xing) 的角度看，它導致了中國的迅速崛起，使中國再次成為(wei) 世界政治經濟強國;從(cong) 社會(hui) 主義(yi) 發展史看，它創造了社會(hui) 主義(yi) 在當代的新形式，即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當然，改革開放不是鄧小平一個(ge) 人的事業(ye) ，它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由全體(ti) 中國人民參與(yu) 的民族進步事業(ye) 。但鄧小平是改革開放大業(ye) 的原創者、領導者和設計者，他的思想、決(jue) 策和行為(wei) 有著決(jue) 定性的意義(yi) 。正如習(xi) 近平同誌在紀念鄧小平同誌誕辰110周年的座談會(hui) 上指出，鄧小平對黨(dang) 和人民的貢獻，是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不僅(jin) 改變了中國人民的曆史命運，而且改變了世界的曆史進程。“正是由於(yu) 有鄧小平同誌大力倡導和全力推進的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才能欣欣向榮，中國人民才能過上小康生活，中華民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才能以新的姿態屹立於(yu) 世界東(dong) 方”。“如果沒有鄧小平同誌，中國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國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開放的新局麵和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的光明前景”。

　　評價(jia) 鄧小平的改革，首先就會(hui) 想到改革導致了中國的巨大經濟進步。鄧小平重視科學技術作為(wei) 第一生產(chan) 力的重大作用，改革傳(chuan) 統的計劃經濟體(ti) 製，創立了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從(cong) 而極大地釋放了社會(hui) 生產(chan) 力，使中國經濟得以長時期的迅速發展，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年均GDP增速連續超過30年的奇跡，使中國作為(wei)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ti) 異軍(jun) 突起，中華民族再次踏上了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征程。然而，鄧小平對中國社會(hui) 進步的貢獻，遠不止經濟改革。

　　在中國特定的社會(hui) 曆史背景下，經濟與(yu) 政治的關(guan) 係尤其密不可分。政治改革通常是經濟發展的原動力，沒有政治改革，經濟改革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的突破。正如鄧小平自己所說：重要的是政治體(ti) 製不適應經濟體(ti) 製改革的要求。“我們(men) 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ti) 製改革”。“隻搞經濟體(ti) 製改革，不搞政治體(ti) 製改革，經濟體(ti) 製改革也搞不通”。不僅(jin) 如此，政治一旦倒退，經濟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甚至也無法得到保障。所以，鄧小平發動的改革不僅(jin) 是一場經濟改革，也是一場政治改革;鄧小平不僅(jin) 對中國的經濟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也對中國的政治進步做出了巨大貢獻。

　　概括地說，鄧小平推動的重要政治改革包括：倡導解放思想、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強調民主法製、反對個(ge) 人專(zhuan) 權和個(ge) 人崇拜、改革黨(dang) 和國家領導製度，以及把和平與(yu) 發展當作時代主題、推行一國兩(liang) 製、將對內(nei) 改革與(yu) 對外開放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等等。這些政治改革已經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政治發展進程和政治文化傳(chuan) 統，是鄧小平對中國政治進步的重大貢獻，也應當成為(wei) 未來中國政治發展的寶貴遺產(chan) ，值得後繼者們(men) 牢牢銘記。

　　真正的改革，必須解放思想

　　思想觀念決(jue) 定著人們(men) 的所作所為(wei) ，有什麽(me) 樣的觀念，就會(hui) 導致什麽(me) 樣的行動。在我國，觀念對行為(wei) 的製約作用尤其重大，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政治學意義(yi) 上的所謂合法性問題，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尤為(wei) 突出。什麽(me) 事都得有個(ge) 說法，要對現狀有所改變，那就更得有個(ge) 說法。像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這樣重視意識形態的政黨(dang) 在世界上並不多，但這恰恰符合中國的傳(chuan) 統政治文化。所以，外國人很難理解，中國的改革開放居然肇源於(yu) 1978年開始的一場“真理標準大討論”。

　　鄧小平深刻地理解中國的傳(chuan) 統文化和中共自身的特性，特別強調解放思想和轉變觀念的重要性。他說：“一個(ge) 黨(dang) 、一個(ge) 國家、一個(ge) 民族，如果一切從(cong) 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dang) 亡國”。本著對思想解放極端重要性的深刻認識，鄧小平親(qin) 自領導了真理標準大討論。在他看來，“關(guan) 於(yu)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zheng) 論”。正是通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使全黨(dang) 從(cong) 教條馬克思主義(yi) 和和"兩(liang) 個(ge) 凡是"的束縛中解放出來，為(wei) 恢複和確立黨(dang) 的實事求是，理論聯係實際，一切從(cong) 實際出發，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的思想路線，為(wei) 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的召開和實現全黨(dang) 工作重點的轉移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什麽(me) 叫解放思想?鄧小平回答說：“我們(men) 講解放思想，是指在馬克思主義(yi) 指導下打破習(xi) 慣勢力和主觀偏見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jue) 新問題。”他還說：“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就是實事求是。今後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堅持實事求是，就必須解放思想”。換言之，解放思想就是根據發展變化了的實際，提出新的思想觀念，用以取代舊的觀念，指導新的實踐。新觀念取代舊觀念是一個(ge) 充滿鬥爭(zheng) 和艱難的過程，有時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價(jia) 。解放思想，實質上也是衝(chong) 突舊觀念的束縛，進行自由的思考。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可以說，解放思想就是自由地進行思想。反過來說，思想解放就是思想自由。因此，“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不發揚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解放。

　　當然，解放思想或自由思想，絕不是無的放矢地胡思亂(luan) 想。而是從(cong) 實際出發，根據社會(hui) 發展規律，進行獨立自由地思考，提出與(yu) 社會(hui) 進步方向相一致的新觀點新理論。解放思想之所以對改革如此重要，是因為(wei) 真正的改革必定要衝(chong) 破現存的製度和思想桎梏，提出新的政策，建立新的製度，這就必然要有新理論新思想。從(cong) 古今中外的曆史來看，大凡真正偉(wei) 大的改革，無一不從(cong) 解放思想開始。

　　在鄧小平看來，對於(yu) 在中國推行並領導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來說，解放思想“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搞清楚“什麽(me) 是社會(hui) 主義(yi) ，如何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他多次說：什麽(me) 叫社會(hui) 主義(yi) ，什麽(me) 叫馬克思主義(yi) ?我們(men) 過去對這個(ge) 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所以，“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於(yu) 包括什麽(me) 叫社會(hui) 主義(yi) 這個(ge) 問題也要解放思想。經濟長期處於(yu) 停滯狀態總不能叫社會(hui) 主義(yi) 。人民生活長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總不能叫社會(hui) 主義(yi) ”。現在回過頭來看，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完全可以說，就是一個(ge) 新舊觀念交替的過程，是新的社會(hui) 主義(yi) 觀念戰勝傳(chuan) 統社會(hui) 主義(yi) 觀念的過程。

　　對比一下改革開放前後我們(men) 對“社會(hui) 主義(yi) ”和“馬克思主義(yi) ”的理解，例如從(cong) 強調“計劃經濟”到強調“市場經濟”;從(cong) 強調“階級鬥爭(zheng) ”到強調“和諧社會(hui) ”;從(cong) 強調“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到強調“人民民主” ;從(cong) 強調政治運動到強調依法治國;就可以明白，鄧小平思想解放的力度有多大。禁錮思想，不可能有任何意義(yi) 的真正改革。沒有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也就不可能有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隻有解放思想，才能有偉(wei) 大的改革開放。這是鄧小平對當代中國政治進步的首要貢獻。

　　不徹底否定“文革”，就沒有改革開放

　　鄧小平扭轉中國曆史進程的首要舉(ju) 措，就是徹底否定由毛澤東(dong) 親(qin) 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chan) 階級“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清楚地知道，中國未來的發展和改革都繞不開對“文化大革命”的評判，不徹底否定“文革”，就不可能有中國未來的改革與(yu) 發展。雖然鄧小平對“文革”的本質和危害的認識也有一個(ge) 逐漸深入的過程，而且他對“文革”的處理非常講究政治策略，但鄧小平對“文革”的態度非常明確，這就是堅決(jue) 、徹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

　　在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後，鄧小平認識到徹底否定“文革”的時機已經到來。1980年，他在會(hui) 見日本公明黨(dang) 領導時說：“現在大體(ti) 可以說，‘文化大革命’肯定是個(ge) 錯誤，因為(wei) ‘文化大革命’確實沒有給我們(men) 帶來好處”。1981年他在會(hui) 見金日成時說：“‘文化大革命’無論從(cong) 哪個(ge) 角度講，都是不正確的”。鄧小平對“文革”的徹底否定，集中體(ti) 現在他親(qin) 自主導和審定的《關(guan) 於(yu) 建國以來黨(dang) 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jue) 議》(以下簡稱《決(jue) 議》)中。

　　《決(jue) 議》正式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dang) 、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yan) 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dong) 同誌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的曆史，證明毛澤東(dong) 同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yi) ，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dang) 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決(jue) 議》從(cong) 四個(ge) 方麵係統論述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和危害：(一)“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yi) 路線或資本主義(yi) 道路的鬥爭(zheng) ，這個(ge) 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並且在一係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導致敵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dang) 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幹部，即社會(hui) 主義(yi) 事業(ye) 的骨幹力量。 “文化大革命”對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使許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識分子遭到打擊和迫害，也嚴(yan) 重地混淆了敵我。(三)“文化大革命”名義(yi) 上是直接依靠群眾(zhong) ，實際上既脫離了黨(dang) 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群眾(zhong) 。(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yi) 上的革命或社會(hui) 進步。它根本不是“亂(luan) 了敵人”而隻是亂(luan) 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luan) ”達到“天下大治”。《決(jue) 議》關(guan) 於(yu) “文化大革命”的最終結論是：曆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dang) 、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yan) 重災難的內(nei) 亂(luan) 。

　　毛澤東(dong) 自己將“文革”列為(wei) 一生所做的兩(liang) 件大事之一。徹底否定“文革”，不僅(jin) 需要極大的勇氣和魄力，而且更需要深遠的曆史眼光。“說‘文化大革命’耽誤了一代人，其實還不止一代。它使無政府主義(yi) 、極端個(ge) 人主義(yi) 泛濫，嚴(yan) 重地敗壞了社會(hui) 風氣”。放眼整個(ge) 中華文明史來看，“文革”的災難與(yu) 危害，絕不僅(jin) 僅(jin) 限於(yu) “文革”的十年，其毒害將是數十上百年，甚至更長。“文革”對傳(chuan) 統中華文明的破壞，在許多方麵將永遠不可修複。質而言之，“文革”偏離了人類文明的大道，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一場浩劫。從(cong) 我們(men) 這些經曆過“文革”的人看來，即使現下社會(hui) 中的信仰缺失和道德淪喪(sang) ，在很大程度上也與(yu) “文革”對人類文明主流的破壞直接相關(guan) 。當然，全麵徹底否定“文革”，並不是說整個(ge) “文革”期間就沒有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文革”本身與(yu) “文革”中發生的事情必須區別開來。“文革”也從(cong) 反麵給我們(men) 提供了慘痛的教訓，從(cong) 而促使我黨(dang) 進行改革開放。正如鄧小平所說：“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現行的一係列政策，就是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

　　推進民主和法製是政治體(ti) 製改革的目標

　　民主和法製是鄧小平總結中國傳(chuan) 統政治的曆史經驗，特別是總結建國後曆次政治運動經驗後得出的最重要教訓，也是他在“文革”結束複出後最重視的兩(liang) 件政治法寶。

　　民主集中製，既是黨(dang) 的組織原則，也是黨(dang) 和國家政治生活的基本製度。鄧小平總結建國後的政治經驗，認為(wei) 在民主與(yu) 集中的關(guan) 係上，我們(men) 過分強調了集中，而忽視了民主。他說：“我們(men) 需要集中統一的領導，但是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當前這個(ge) 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要保持民主與(yu) 集中之間的合適平衡，今後必須更多發揚民主。他說：“我們(men) 過去對民主宣傳(chuan) 得不夠，實行得不夠，製度上有許多不完善，因此，繼續努力發揚民主，是我們(men) 全黨(dang) 今後一個(ge) 長時期的堅定不移的目標”。

　　黨(dang) 內(nei) 政治生活之所以多集中而少民主，一個(ge) 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數千年專(zhuan) 製主義(yi) 的政治傳(chuan) 統。中國缺少民主法製的傳(chuan) 統，幾千年的專(zhuan) 製集權不僅(jin) 深刻地影響了社會(hui) 的政治生活，也深刻影響了黨(dang) 內(nei) 的政治生活。鄧小平說：“我們(men) 過去的一些製度，實際上受了封建主義(yi) 的影響，包括個(ge) 人迷信、家長製或家長作風，甚至包括幹部職務終身製。我們(men) 現在正在研究避免重複這種現象，準備從(cong) 改革製度著手。我們(men) 這個(ge) 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hui) 的曆史，缺乏社會(hui) 主義(yi) 的民主和社會(hui) 主義(yi) 的法製。現在我們(men) 要認真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的民主製度和社會(hui) 主義(yi) 法製。隻有這樣，才能解決(jue) 問題”。

　　對於(yu) 鄧小平來說，以下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hui) 主義(yi) ，就沒有社會(hui) 主義(yi) 的現代化。當然，民主化和現代化一樣，必須一步步地前進。社會(hui) 主義(yi) 愈發展，民主也愈發展”。他多次強調，政治體(ti) 製改革的總目標，就是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調動廣大人民群眾(zhong) 的積極性。在他看來，發展民主政治和發展經濟一樣，是兩(liang) 項最重要的改革任務。他說：“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一係列新的政策。就國內(nei) 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兩(liang) 條，一條是政治上發展民主，一條是經濟上進行改革，同時相應地進行社會(hui) 其他領域的改革”。像其他老一輩的中共無產(chan) 階級革命家一樣，鄧小平的政治理想是，在中國創造出“比資本主義(yi) 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要實現這個(ge) 理想，首先要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ti) 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ye) 事業(ye) 的權力，享有各項公民權利。

　　在馬克思主義(yi) 看來，民主是一種國家製度。民主作為(wei) 一種國家製度，其實質是人民當家作主，是人民民主。民主有諸多要素，如選舉(ju) 、參與(yu) 、監督、權力的製約等，還有必不可少的一個(ge) 要素就是法治。民主與(yu) 法治的有機結合，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本質。鄧小平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始終將民主與(yu) 法製密不可分地聯係在一起。他屢屢強調：“政治體(ti) 製改革包括民主和法製”。為(wei) 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製。在發揚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的同時，還要加強社會(hui) 主義(yi) 的法製。他說：“民主和法製，這兩(liang) 個(ge) 方麵都應該加強，過去我們(men) 都不足。要加強民主就要加強法製。沒有廣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沒有健全的法製也是不行的”。

　　除了極個(ge) 別的地方提到過“法治”外，鄧小平更多講的是“法製”。而目前我們(men) 所強調的是“水治”而非“刀製”。然而，仔細觀察就會(hui) 發現，鄧小平講的“法製”其實就是現在我們(men) 流行的概念“法治”。因為(wei) 他始終強調以下三點，一是法律必須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之上，二是法律的意誌高於(yu) 任何組織和個(ge) 人的意誌，包括黨(dang) 和國家領導人的意誌，三是必須嚴(yan) 格按照法律辦事。“法製”與(yu) “法治”都強調依法辦事，但後者更強調法律是最高權威。正是在鄧小平領導下，我們(men) 黨(dang) 做出了法治國家建設上一個(ge) 突破性的決(jue) 定：任何個(ge) 人都不允許超越法律之上，任何組織，包括黨(dang) 組織本身，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框架內(nei) 活動。黨(dang) 領導人民製定法律，自身必須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

　　個(ge) 人專(zhuan) 權和崇拜會(hui) 給國家帶來災難

　　民主法治與(yu) 個(ge) 人專(zhuan) 權勢不兩(liang) 立，弘揚民主法治，必須遏製個(ge) 人專(zhuan) 權。“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曆史性災難，之所以能夠在新中國得以發生，一個(ge) 重要原因就是領袖的個(ge) 人專(zhuan) 權達到了至高無上、無法約束的地步。而個(ge) 人專(zhuan) 權的形成，與(yu) 個(ge) 人崇拜也有著內(nei) 在的聯係。鄧小平深刻地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十分清楚，“文化大革命”這樣的災難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發生，一個(ge) 重要的因素是毛澤東(dong) 個(ge) 人的權力沒有任何的約束，對毛澤東(dong) 本人的個(ge) 人崇拜和個(ge) 人迷信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其實，像鄧小平這樣的黨(dang) 和國家領導人，對毛澤東(dong) 發動“文革”並非沒有異議，也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抵製，例如老帥們(men) 的所謂“二月逆流”和鄧小平的所謂“右傾(qing) 翻案風”都反映了黨(dang) 內(nei) 對“文革”的抵製，但這些抵製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意義(yi) 。因為(wei) 毛澤東(dong) 本人的權威已經到了為(wei) 所欲為(wei) 的地步。但即使像毛澤東(dong) 這樣傑出的偉(wei) 大領袖，也終究是人而不是神，也難免犯錯誤。當最高領袖的權力不受任何製約時，一旦他犯錯誤，那就意味著整個(ge) 國家和民族災難的來臨(lin) 。

　　鑒於(yu) “文化大革命”的慘痛教訓，鄧小平及其他老一輩中共領導人在“文革”結束後都致力於(yu) 反對個(ge) 人專(zhuan) 權和個(ge) 人崇拜。鄧小平多次振聾發聵地指出：“一個(ge) 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liang) 個(ge) 人的聲望上麵，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 “權力不宜過分集中。權力過分集中，妨礙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製度和黨(dang) 的民主集中製的實行，妨礙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的發展，妨礙集體(ti) 智慧的發揮，容易造成個(ge) 人專(zhuan) 斷，破壞集體(ti) 領導，也是在新的條件下產(chan) 生官僚主義(yi) 的一個(ge) 重要原因”。為(wei) 了克服領導人的個(ge) 人專(zhuan) 權，鄧小平采取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措施，例如加強集體(ti) 領導，所有重大事項必須經領導班子集體(ti) 審議決(jue) 定;明確規定領導幹部不能兼職過多，等等。他說：“一個(ge) 人的經驗、知識和精力有限，上下左右兼職過多，工作難以深入”。

　　個(ge) 人專(zhuan) 權一方麵與(yu) 體(ti) 製機製不健全有關(guan) 係，另一方麵也與(yu) 個(ge) 人崇拜和個(ge) 人迷信不可分割。從(cong) 人類政治發展史來看，這兩(liang) 者之間其實有著一種內(nei) 在的聯係。個(ge) 人崇拜和個(ge) 人迷信勢必導致個(ge) 人專(zhuan) 製和權力不受約束。另一方麵，凡想要實行個(ge) 人專(zhuan) 權，必定要搞個(ge) 人崇拜和個(ge) 人迷信。作為(wei) 一位資深政治家，鄧小平深諳此理。很難得的是，鄧小平是黨(dang) 內(nei) 對個(ge) 人崇拜和個(ge) 人迷信的危害認識很早的少數領袖之一，早在黨(dang) 的八大上，他就提出：“把個(ge) 人神化會(hui) 造成多麽(me) 嚴(yan) 重的惡果。我們(men) 黨(dang) 從(cong) 來認為(wei) ，任何政黨(dang) 和任何個(ge) 人在自己的活動中，都不會(hui) 沒有缺點和錯誤……因為(wei) 這樣，我們(men) 黨(dang) 也厭棄對於(yu) 個(ge) 人的神化”。

　　更難能可貴的是，“文革”結束後，已經成為(wei) 黨(dang) 內(nei) 最高領袖的鄧小平以身作則，明確要求“永遠不要過分突出我個(ge) 人”。當美國記者華萊士問他，為(wei) 何不像其他中共領袖那樣在公共場合掛他的畫像時，鄧小平回答說：個(ge) 人是集體(ti) 的一分子，他不僅(jin) 不提倡掛領袖畫像，甚至也不讚成給他個(ge) 人寫(xie) 傳(chuan) 記。 此外，鄧小平還致力於(yu) 從(cong) 製度上和傳(chuan) 統文化的根源上遏製個(ge) 人崇拜和個(ge) 人迷信。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後，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hui) 通過的《關(guan) 於(yu) 黨(dang) 內(nei) 政治生活若幹準則》專(zhuan) 門就“堅持集體(ti) 領導，反對個(ge) 人專(zhuan) 斷”做出了具體(ti) 規定。中共中央還專(zhuan) 門通過了《關(guan) 於(yu) 堅持“少宣傳(chuan) 個(ge) 人”的幾個(ge) 問題的指示》，明確規定，“一律不得新建關(guan) 於(yu) 老一代革命家個(ge) 人的紀念堂、紀念館、紀念亭、紀念碑等建築”、“少宣傳(chuan) 領導人個(ge) 人的沒有重要意義(yi) 的活動和講話”。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反對個(ge) 人崇拜還寫(xie) 進了黨(dang) 的章程，成為(wei) 黨(dang) 內(nei) 的重要法規。黨(dang) 的十二大通過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章程》在“黨(dang) 的組織製度”這一節中還特別增加了這樣一個(ge) 條款：“黨(dang) 禁止任何形式的個(ge) 人崇拜”。這一條款至今仍然是黨(dang) 章的重要規定，各級黨(dang) 組織和每一位黨(dang) 員都必須嚴(yan) 格遵守。

　　黨(dang) 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是政治體(ti) 製改革的關(guan) 鍵

　　在任何社會(hui) 政治體(ti) 製中，決(jue) 定政治發展狀況的無非是製度和人兩(liang) 個(ge) 基本因素。對於(yu) 任何政治統治來說，製度和人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但製度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孰輕孰重恰是區分傳(chuan) 統政治和現代政治的一個(ge) 基本標準。在傳(chuan) 統體(ti) 製下，人的因素重於(yu) 製度的因素，而在現代政治條件下，製度的因素重於(yu) 人的因素。鄧小平是一位具有現代意識的卓越政治家，他清醒地認識到國家治理主要不能依靠個(ge) 人，而要依靠製度。“製度是決(jue) 定因素”，這是鄧小平關(guan) 於(yu) 中國政治的曆史經驗和政治改革得出的最重要結論。據此，鄧小平強調政治製度的改革，尤其是黨(dang) 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這既是鄧小平留下的最重要的政治遺產(chan) 之一，也是鄧小平終其一生而未完成的政治遺願。

　　不管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強調民主法製，還是反對個(ge) 人專(zhuan) 權和個(ge) 人崇拜，其實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鄧小平對於(yu) 黨(dang) 和國家領導製度的反思。無論是在正式的報告中，還是在非正式的會(hui) 談中，鄧小平反複強調，法律和製度是國家治理的根本。作為(wei) 一位資深政治家，鄧小平當然清楚人的因素在中國政治中的極端重要性，他也因此常常說人的因素是“關(guan) 鍵因素”。但毫無疑問，他更加重視製度的作用。他解釋說：這“不是說個(ge) 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製度、組織製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

　　國家的製度是一個(ge) 龐大的體(ti) 係，包括經濟製度、政治製度和社會(hui) 製度。在所有國家製度中，政治製度是核心，而在政治製度中黨(dang) 和國家的領導製度又是關(guan) 鍵。鄧小平看到，“改革和完善黨(dang) 和國家各方麵的製度，是一項艱巨的長期的任務，改革並完善黨(dang) 和國家的領導製度，是實現這個(ge) 任務的關(guan) 鍵。對此，我們(men) 必須有足夠的認識”。本著這樣的思路，對黨(dang) 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思考，鄧小平用力甚多，複出後他一直沒有停止探索。在凝聚鄧小平政治改革主要思想的《黨(dang) 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一文中，他係統地列舉(ju) 了官僚主義(yi) 、權力過分集中、家長製、終身製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等政治上的弊端，並且分析了產(chan) 生這些政治弊端的曆史和現實原因。

　　在黨(dang) 和國家領導製度問題上，鄧小平不僅(jin) 僅(jin) 是在思想認識上重視，更重要的是將它付之實踐。他身體(ti) 力行，努力推動了政治體(ti) 製的改革。改革開放以來我們(men) 一些最重要的製度性改革，大多都是在鄧小平領導下開始推進的。例如，恢複憲法和法律的權威，著手建立國家的法律體(ti) 係，開始進行適度的黨(dang) 政分開，帶頭廢除實際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製，從(cong) 製度上禁止個(ge) 人崇拜和個(ge) 人專(zhuan) 製，轉變黨(dang) 的執政方式，終止急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努力推行基層民主和黨(dang) 內(nei) 民主，等等。

　　實事求是地說，鄧小平是一位現實主義(yi) 政治家，加上曆史條件的限製，在政治改革方麵，他更多關(guan) 注的是“文革”結束後所麵臨(lin) 的現實問題，對中國政治發展的長遠戰略還缺乏係統的思考。他曾設想，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大陸“可以實行普選”，這樣的預測在他那裏已經十分少見了。他關(guan) 於(yu) 黨(dang) 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的許多任務，至今也仍未完成。在今天看來，鄧小平在政治體(ti) 製改革，特別是黨(dang) 和國家領導製度改革問題上，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破題，而非提出成熟的解決(jue) 方案。對此，他自己有清醒的認識。他從(cong) 改革開放初就開始係統探索政治體(ti) 製改革，但直到晚年，他一方麵看到了政治體(ti) 製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另一方麵也承認自己“還沒有完全理出頭緒”。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政治體(ti) 製改革，特別是黨(dang) 和國家領導體(ti) 製的改革，是鄧小平未竟的改革事業(ye) ，也是他的後繼者的曆史使命。

　　本文原載於(yu) 《鄧小平研究》2015年創刊號，原文標題為(wei) 《略論鄧小平與(yu) 中國政治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