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前瞻國際大勢，世界不約而同紛紛聚焦西方發達國家。就連以往常常更多審視其他國家和地區風險挑戰的美歐國家，也都更加擔憂自身存在的問題和可能發生的變局及其對世界現實和潛在的重大衝(chong) 擊。長期占據國際體(ti) 係主導地位的美歐自身發展和穩定問題日益成為(wei) 加重世界失序混亂(luan) 和不確定性的重要因素。這已成為(wei) 觀察和思考世界變革調整大勢的一個(ge) 重要視角。

　　自近代以來，世界曆史演進的一條重要主線就是歐美向全球擴張並逐步確立主導地位。特別是1991年蘇聯解體(ti) 之後，美歐更是借助無孔不入的全球化和信息化進程，憑借強大的資本和軍(jun) 事力量，將其政治、經濟、文化、軍(jun) 事等一整套思想、製度及其實踐全方位推廣，使西方國家在世界範圍內(nei) 的權勢盛極一時。在美洲，美國推動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並利用20世紀90年代拉美債(zhai) 務危機全麵推廣實施新自由主義(yi) 經濟政策。在歐洲，北約東(dong) 擴和歐盟東(dong) 擴不斷推進，甚至一度要把環地中海周邊地區也整合進來。在全球，美歐高舉(ju) 保護人權的旗幟，利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hui) 這個(ge) 平台批評指責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人權發展，喊著“人權高於(yu) 主權”的論調對發展中國家大肆進行人道主義(yi) 幹預。與(yu) 此同時，美歐文化也裹挾著一股強勢向全球廣泛傳(chuan) 播。在此進程中，世界的動蕩和混亂(luan) 主要集中於(yu) 廣大發展中國家或者西方在亞(ya) 非拉地區所製造的種種危機。

　　然而，2008年美國爆發金融危機，並引發歐洲的債(zhai) 務危機。從(cong) 那時至今，美歐不僅(jin) 尚未完全擺脫金融經濟危機，而且由此激發和催化的政治、經濟、社會(hui) 、安全問題不斷發酵和持續累積，正變得越來越突出。這給美歐內(nei) 部的發展和治理構成一係列挑戰。這些挑戰的衍生和發展同美歐長期奉行的價(jia) 值觀、製度設計、道路選擇緊密相關(guan) ，具有比較明顯的係統性、根本性和長期性，短期內(nei) 難以實現重大改變，除非進行比較全麵深刻的變革。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和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作為(wei) 重大曆史事件，盡管是管窺之孔，卻已充分體(ti) 現出問題所在之深刻、克服挑戰之艱難、衝(chong) 擊世界之嚴(yan) 重。展望2017年，這一趨勢將在英國“脫歐”的談判和歐洲多國的政局變動，以及美國特朗普政府的施政中更加充分地反映出來，對世界造成更大更廣的係列衝(chong) 擊。這就使得長期占據國際體(ti) 係主導地位的美歐的自身發展和穩定問題日益成為(wei) 加重世界失序混亂(luan) 和不確定性的重要因素。這已成為(wei) 觀察和思考世界變革調整大勢的一個(ge) 重要視角。

　　經濟：整體(ti) 下沉態勢明顯

　　從(cong) 經濟領域看，美歐整體(ti) 下沉的態勢變得越來越明顯。2008年以來，美歐通過加強金融監管、實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堅持緊縮性財政政策等，不斷刺激經濟增長，確實也實現了經濟不同程度的增長。美英德等國的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GDP)增速甚至從(cong) 2014年以來都實現了1%以上的增長。但是，總體(ti) 看，以“西方七國”為(wei) 代表的美歐傳(chuan) 統發達國家整體(ti) 下沉趨勢仍在繼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的數據，“西方七國”(G7，美、加、英、法、德、意、日)從(cong) 2007年到2015年底，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GDP)總和在世界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GDP)總量中所占的比例從(cong) 54.82%下降為(wei) 46.38%;預計2016年和2017年，這個(ge) 比例將分別進一步下降到45.62%和44.87%。

　　其中，美國作為(wei) 西方發達國家的首要代表和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其“一超”的總體(ti) 地位依然突出，經濟總量繼續保持增長態勢。但是，美國經濟在世界經濟體(ti) 係中的相對權重卻在下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的數據加以計算，從(cong) 2006年到2017年，美國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GDP)的總和在世界GDP總量中所占比例將從(cong) 27.13%下降為(wei) 23.8%。政府債(zhai) 務則大幅攀升，截至2016財年於(yu) 9月結束時，已經達到19.5萬(wan) 億(yi) 美元，約為(wei) 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的106%，2016年底預計將突破20萬(wan) 億(yi) 美元。在美國之外，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等西方主要國家，雖然就自身發展的縱向比較而言絕對經濟總量大都不斷提高，但就橫向比較而言各自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相對占比同樣在持續下降。它們(men) 的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GDP)在世界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GDP)總量中所占的比例，從(cong) 2006年到2017年期間，同樣分別從(cong) 5.07%下降到3.66%、從(cong) 4.55%下降到2.39%、從(cong) 5.88%下降到4.32%、從(cong) 8.53%下降到5.12%。

　　這種經濟發展態勢表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裏根總統和撒切爾夫人等領導人在美英實行並向全世界推廣的、以“華盛頓共識”為(wei) 代表的新自由主義(yi) 經濟政策存在明顯弊端，已遭遇嚴(yan) 重挫折，急需調整。然而，金融危機以來美歐積極尋求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和新的增長模式，至今尚未找到，仍在探索之中。這也就是說，美歐依然沒能從(cong) 經濟政策乃至製度層麵找到解決(jue) 問題的辦法，或者有解決(jue) 問題的方案卻囿於(yu) 製度局限而無法加以推行。美歐在經曆19世紀的“自由貿易資本主義(yi) 1.0版”、20世紀30年代的“國家福利資本主義(yi) 2.0版”、20世紀80年代的“新自由資本主義(yi) 3.0版”之後，能否如其思想家和政要所期待的那樣轉型升級為(wei) “更加溫和、更加注重公平的資本主義(yi) 4.0版”，這依然是它們(men) 亟待解決(jue) 的重大問題。在此態勢下，美歐的經濟民族主義(yi) 情緒高漲，貿易保護主義(yi) 持續上升，對外援助不斷減少，正在從(cong) 過去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地區一體(ti) 化的積極推動者和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供給方演變成如今的阻礙者和需求方，對世界發展的消極影響持續增大。國際社會(hui) 越來越期待新興(xing) 經濟體(ti) 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xing) 大國對世界的發展進步發揮積極的再平衡作用。

　　政治社會(hui) ：多方矛盾交織並持續加重

　　從(cong) 政治社會(hui) 領域看，美歐長期存在的多重矛盾相互交織聯動並呈持續加重之勢。首先，在全球化進程中，美歐資本在世界範圍內(nei) 追逐最大利潤，導致產(chan) 業(ye) 大批外移到亞(ya) 非拉新興(xing) 經濟體(ti) 和發展中國家，加劇了美歐內(nei) 部資本與(yu) 勞動的對立。同時，從(cong) 亞(ya) 非拉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被美歐發動戰爭(zheng) 打亂(luan) 的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ya) 、利比亞(ya) 等國大批湧入的外來移民，與(yu) 當地民眾(zhong) 在就業(ye) 方麵形成競爭(zheng) ，客觀上拉低了美歐中下層民眾(zhong) 的就業(ye) 薪酬。此外，人工智能等一係列先進技術在美歐製造業(ye) 和服務業(ye) 不斷推廣應用，又替代了越來越多中低收入者的就業(ye) 。例如，在美國，無人駕駛汽車日益廣泛的應用，將直接威脅300多萬(wan) 職業(ye) 卡車司機的工作機會(hui) ;約有1700萬(wan) —2000萬(wan) 墨西哥移民的存在直接擠壓美國本土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中年男子就業(ye) 機會(hui) 。這些因素加上金融危機之後經濟發展乏力無法提供更多的就業(ye) 機會(hui) ，使得美歐內(nei) 部的失業(ye) 問題難有明顯好轉。

　　其次，與(yu) 上述變化趨勢緊密相關(guan) ，金融和製造業(ye) 資本家群體(ti) 所代表的富有階層作為(wei) 全球化進程的“贏者”，由於(yu) 資本的全球擴張而導致財富持續快速增長。而廣大中產(chan) 階級和下層民眾(zhong) 作為(wei) 全球化進程的“輸者”，則由於(yu) 就業(ye) 競爭(zheng) 力下降和機會(hui) 流失而導致財富持續縮水。這“一升一降”的直接後果就是社會(hui) 兩(liang) 極分化持續加重，中產(chan) 階級的規模持續萎縮，美歐社會(hui) 原有的中間大、兩(liang) 頭小的橄欖形社會(hui) 結構向中下層規模持續擴大的金字塔形轉變。又以美國為(wei) 例，1%最富有的家庭占有全國家庭總財富的40%左右。根據美國稅收政策中心公布的數據顯示，如果特朗普政府把企業(ye) 稅率從(cong) 30%降至15%的計劃得以實施，那將使中產(chan) 階級中一部分人的稅後收入增加1.8%、平均提高1010美元，使占美國人口0.1%的收入最高的小群體(ti) 稅後收入提高14%、平均獲得近110萬(wan) 美元的收入。這就意味著，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擴大的兩(liang) 極分化可能在特朗普新政下進一步加劇而非縮小。

　　再次，本國民眾(zhong) 與(yu) 外來移民的人口比例此消彼長引發憂慮，增大外來移民融合難度，激化安全矛盾。美歐原本就長期存在大批外來移民。金融危機後，在經濟增長乏力和就業(ye) 機會(hui) 總體(ti) 下降的背景下，外來移民就業(ye) 所受排擠和被邊緣化加重，與(yu) 當地社會(hui) 的文化和身份認同程度明顯下降。這種趨勢在又一組“一升一降”(即美歐社會(hui) 長期存在的白人人口老齡化和出生率下降導致白人人口相對數量持續下降，以及外來移民人口增長尤其是2014年以來新一輪難民移民大規模湧入導致包括穆斯林在內(nei) 的非白人人口數量不斷上升)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快速凸顯出來。以美歐白人與(yu) 穆斯林的對比為(wei) 例，根據美國皮尤調查公司提供的數據，2013年歐洲的穆斯林人口已達到5638萬(wan) ，在總人口中的占比達到7%，其中法國、英國、德國的穆斯林人口數量分別為(wei) 642萬(wan) 、280萬(wan) 、305萬(wan) ，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別為(wei) 10%、4.8%、3.7%。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使得美歐本土白人與(yu) 外來各種有色族裔移民之間的經濟利益之爭(zheng) 、價(jia) 值文化的碰撞、身份認同的糾結、政治認同的分裂等愈加凸顯。在外來移民和難民製造的暴恐襲擊和刑事犯罪明顯上升的催化作用下，這一係列裂隙所引發的現實和潛在安全風險變得越發突出，激發和助推美歐社會(hui) 本國民眾(zhong) 的排外主義(yi) 、反移民思潮，甚至開始出現極端化苗頭。美歐曾經呈現和極力標榜的自由、開放、多元、包容、融合的氣象開始顯著減退。

　　所有這些問題疊加在一起，為(wei) 美歐極右思潮的發展壯大提供了有利條件，使得混雜反精英、反建製、反移民、反一體(ti) 化、白人至上等元素的政治思潮快速泛起，使得西方民主製度的聲譽和影響不斷下降。根據美國《民主雜誌》所刊文章提供的數據，美國大多出生於(yu) 20世紀80年代的“千禧一代”，26%的人認為(wei) 領導人以自有選舉(ju) 方式產(chan) 生“並不重要”，43%的人認為(wei) 軍(jun) 隊可以在政府治國不力的情況下接管政權;美國富有人群中，35%的人認為(wei) 軍(jun) 隊可以在民主製度失敗時接管政府，32%的人更喜歡強硬的領導人。蓋洛普的民調更進一步顯示，1982年認可社會(hui) 主義(yi) 的美國人隻有20%，2015年表示會(hui) 投票給“自稱是社會(hui) 主義(yi) 者”的總統參選人的美國人則高達47%。這些變化都在共同重塑著美歐國家的政治生態。2016年英國全民公投“脫歐”、法國“國民陣線”和意大利“五星運動”等右翼黨(dang) 派影響不斷上升、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德國納粹思想重新受到關(guan) 注等事態，其實都是這種政治生態深刻變化的反映和結果。

　　對外關(guan) 係：國際地位和作用相對下降

　　從(cong) 對外關(guan) 係領域看，美歐的國際地位和作用不斷相對下降。在自身經濟實力整體(ti) 下降和政治社會(hui) 安全問題凸顯的背景下，“伊斯蘭(lan) 國”等極端組織威脅持續、敘利亞(ya) 危機愈演愈烈且尚無重大轉機、烏(wu) 克蘭(lan) 問題仍陷僵局、朝核問題麵臨(lin) 新形勢、英國全民公投脫離削弱歐盟、總統大選影響美國軟實力等一係列挑戰，使得美歐掌控地區和國際局勢的意願、能力和決(jue) 心均不同程度地有所下降。它們(men) 對有利於(yu) 地區和世界發展穩定的問題和危機越來越不願意出力，對獲取和維護自身利益則越來越不擇手段。俄羅斯、南非、布隆迪、岡(gang) 比亞(ya) 四國相繼宣布退出美歐主導的國際刑事法院，菲律賓杜特爾特政府表達類似意願，諸如此類的因素從(cong) 一個(ge) 側(ce) 麵表明美歐自近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所主導的國際體(ti) 係正在醞釀更加深刻的變動。為(wei) 了防止世界主導地位進一步下滑，美歐加快調整內(nei) 外戰略。

　　就美國而言，其維護霸權的戰略在總統更替中既延續又調整。奧巴馬政府執政八年，為(wei) 了確保美國繼續“領導世界一百年”，極力掌握世界發展和國際秩序轉換的戰略主動權。在經濟社會(hui) 領域，積極推進金融、教育、科技、醫療、移民等一係列改革，力圖通過“再工業(ye) 化”計劃來促使美國海外企業(ye) 回歸，實施能源自給計劃降低生產(chan) 成本和提升經濟競爭(zheng) 力，與(yu) 23個(ge) 經濟體(ti) (共50個(ge) 國家)開啟服務貿易協定談判，與(yu) 歐盟進行“跨大西洋貿易與(yu) 投資夥(huo) 伴協議”(TTIP)談判，與(yu) 日本、澳大利亞(ya) 、加拿大、新加坡、文萊、馬來西亞(ya) 、越南、新西蘭(lan) 、智利、墨西哥、秘魯等11個(ge) 國家談判達成“跨太平洋夥(huo) 伴關(guan) 係協定”(TPP)，力圖主導製定新的更高標準的國際貿易規則體(ti) 係。在政治外交領域，強調使用盡可能少的成本來更好地維護美國國家利益，注重借助同盟和夥(huo) 伴的作用，抬高對外軍(jun) 事行動門檻，在地區戰略中更多采用“離岸平衡”和借力打力策略，對打壓對象更多使用經濟金融製裁和多邊施壓等政策措施。

　　新當選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則高舉(ju) “美國再度強大”和“美國第一”的旗號，其競選主張、政策顧問和正在組建的政府班底傾(qing) 向表明，未來美國內(nei) 外戰略在保持一定延續性的同時，可能發生較大變化。對內(nei) ，力圖通過大幅減稅和增加補貼等措施來促使製造業(ye) 回歸和提升企業(ye) 競爭(zheng) 力，謀求放鬆國內(nei) 化石能源開發限製，大規模升級改造基礎設施，增加中產(chan) 階級就業(ye) 和中下層民眾(zhong) 福利保障;對外，要把消除“伊斯蘭(lan) 國”威脅作為(wei) 首要緊迫任務，實行大規模強軍(jun) 計劃，幫助盟友夥(huo) 伴提升能力並分擔更多安全保護費用，尋求與(yu) 俄羅斯加強反恐合作，宣布要重新談判或退出已經加入生效的北美自貿區協議(NAFTA)、“退出”已經結束談判但尚未批準生效的TPP、尖銳批評尚未結束談判的TTIP。這些政策主張一旦實施，勢必給美國乃至整個(ge) 世界造成深遠影響。

　　從(cong) 歐盟來看，其堅持以全方位推進一體(ti) 化建設來應對重重危機。歐盟在應對債(zhai) 務危機、烏(wu) 克蘭(lan) 危機、氣候變化、難民危機、英國“脫歐”、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的過程中，力圖通過持續全麵推進銀行聯盟、財政聯盟、能源聯盟、投資聯盟、數字聯盟、防務聯盟建設，確保團結，有力應對來勢猛烈的民粹主義(yi) 浪潮和右翼勢力崛起，穿越“轉型時刻”。對外，歐盟在繼續強調價(jia) 值觀、多邊外交、政治解決(jue) 辦法的同時，更加重視加強軍(jun) 事力量建設;2016年7月推出題為(wei) 《共同願景、共同行動：一個(ge) 更強大的歐洲》的全球戰略，強調要加強跨大西洋紐帶和北約聯盟、進一步整合東(dong) 歐和南歐、注重用綜合方式應對危機，支持世界各區域合作機製發展，強化以聯合國等多邊規製為(wei) 基礎的全球秩序;2016年6月底推出題為(wei) 《歐盟對華新戰略要素》的聯合戰略文件，闡明未來5年中歐關(guan) 係麵臨(lin) 的機遇和挑戰，在全球和地區治理、中歐投資協議和自貿區協議談判等方麵加強對華合作等。這些內(nei) 外戰略的實施將在2017年經受英國“脫歐”談判，法國、德國、荷蘭(lan) 、意大利等國大選的考驗。所有這些戰略和政策的實施效果勢必影響歐盟作為(wei) 一個(ge) 世界力量中心的國際地位的升降，甚至歐盟本身的存亡。

　　綜上所述，這種政治、經濟、社會(hui) 、安全和對外戰略等方麵的變化趨勢，使美歐呈現自顧不暇之態，使它們(men) 的發展戰略更加聚焦國內(nei) 而勢必減少對全球事務的資源投入，使它們(men) 長期主導的全球化和地區一體(ti) 化進程明顯受挫，使它們(men) 的國際影響力進一步下降，使它們(men) 給世界發展穩定造成越來越多的麻煩。在此演化中，跨大西洋兩(liang) 岸美歐內(nei) 部的分歧可能擴大，俄羅斯的戰略環境可能得到改善，日本追求政治和軍(jun) 事大國的步伐可能進一步加快，新興(xing) 大國在地區和全球事務中的作用有望提升，橫跨東(dong) 南亞(ya) —南亞(ya) —中亞(ya) —西亞(ya) —北非的伊斯蘭(lan) 世界可能發生重大變動，基督教文明、伊斯蘭(lan) 文明、中華文明三大文明體(ti) 係之間以及中美俄、美歐俄、中美歐、中美日、中美印等三角關(guan) 係之間的聯動調適將更趨錯綜複雜和多變難定，世界的多極化、板塊化和碎片化趨勢將更加凸顯，國際安全形勢將更加複雜多變甚至麵臨(lin) 更多更大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