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我國人均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GDP)已達8000美元，要跨入人均1.2萬(wan) 美元的高收入國家行列，尚需要邁上一個(ge) 大台階。從(cong) 國際經驗來看，這是一個(ge) 難度較大的台階，不少國家在這一台階前徘徊多年也未能跨上去。我國能不能順利跨越這道門檻，是對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執政能力的考驗。按照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要求，聚焦於(yu) 三項重大改革，釋放三方麵的巨大潛力，形成三大經濟增長引擎，足以驅動中國在2022年左右躍升為(wei) 高收入國家。

　　推動城鄉(xiang) 一體(ti) 破除認識誤區

　　分析正反兩(liang) 方麵經驗，所有進入高收入行列的國家，都是在基本消除城鄉(xiang) 發展差距之後;而所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城鄉(xiang) 差距大是其顯著特征。韓國在40多年工業(ye) 化過程中，城鄉(xiang) 收入比始終保持在1∶0.9左右，這得益於(yu) 韓國從(cong) 上世紀70年代開始，成功實施了新農(nong) 村建設運動，而且韓國農(nong) 民通過出讓土地分享到了城市化過程中土地增值的財產(chan) 性收入。

　　我國目前城鄉(xiang) 收入比為(wei) 2.7∶1，城鄉(xiang) 二元結構特征明顯。這既是跨入高收入國家的主要障礙，也是當前經濟增長的主要潛力所在。造成城鄉(xiang) 發展差距大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城鄉(xiang) 居民財產(chan) 權和戶籍權益不平等，製約著農(nong) 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鎮居民的房地產(chan) 已經商品化，但農(nong) 民的房地產(chan) 仍然非商品化，使農(nong) 民分享不到城市化過程中不動產(chan) 增值的收益。另外，農(nong) 民工盡管為(wei) 其所在城市做出了重大貢獻，但農(nong) 村戶籍使其分享不到附加在城市戶籍上的各種公共服務。二是城鄉(xiang) 市場之間存在的政策壁壘，嚴(yan) 重阻礙了生產(chan) 要素的雙向自由流動和農(nong) 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的提高。農(nong) 村的勞動力、資金、土地等可以源源不斷流入城市，而城市的資本、人才、技術流不進農(nong) 村。三是政府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投資的重點在城市。

　　黨(dang) 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對農(nong) 村承包地、宅基地、集體(ti) 經營性建設用地管理體(ti) 製有了重大突破，允許其用益物權抵押、擔保、轉讓。粗略計算，僅(jin) 承包地的經營權轉讓，每年可獲得轉讓費1萬(wan) 多億(yi) 元;宅基地的總價(jia) 值達50多萬(wan) 億(yi) 元。若以這“三塊地”為(wei) 質押，在“十三五”期間撬動銀行貸款和社會(hui) 資金20萬(wan) 億(yi) 元，投入農(nong) 業(ye) 現代化、新農(nong) 村建設和農(nong) 民工市民化，在城市資本堰塞湖上炸開一道缺口，必將產(chan) 生瀑布效應。耕地經營權的流轉有助於(yu) 發展集約化、現代化農(nong) 業(ye) ，對農(nong) 業(ye) 機械等農(nong) 用生產(chan) 資料提出更多需求，並能吸引高素質勞動力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經營，從(cong) 而大幅度提高農(nong) 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使農(nong) 民真正成為(wei) 一個(ge) 體(ti) 麵的職業(ye) 。新農(nong) 村建設將改變農(nong) 村生活條件和生態環境，使農(nong) 村變得比城市更宜居、更漂亮，並將為(wei) 建材、家電、汽車等提供新的巨大市場。而農(nong) 民工市民化將使農(nong) 民工和留守農(nong) 村的兒(er) 童、婦女、老人共4億(yi) 人實現全家團圓夢，並對城市建設和服務業(ye) 發展帶來巨大需求。

　　推進城鄉(xiang) 一體(ti) 化改革，關(guan) 鍵是要破除一些認識誤區。農(nong) 村土地實行所有權與(yu) 用益物權分離，允許用益物權抵押、擔保、轉讓，不是對土地公有製的否定，而是對土地集體(ti) 所有製實現方式的完善。通過所有權與(yu) 用益物權分離，土地成為(wei) 可交換、整合的生產(chan) 要素，才能實現與(yu) 市場經濟對接，發揮市場對土地資源配置的決(jue) 定性作用。

　　當然，土地流轉有一個(ge) 用途管製問題，農(nong) 業(ye) 用地轉為(wei) 非農(nong) 業(ye) 用地，必須依法合規。國務院今年2月印發的關(guan) 於(yu) 推進新型城鎮化的若幹意見，提出要“全麵實現城市建設用地增加與(yu) 農(nong) 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鉤的政策”，是對三中全會(hui) 精神的具體(ti) 落實。實際上，農(nong) 村土地製度的改革，也是借鑒了國有資產(chan) 管理體(ti) 製改革的經驗。長期以來，農(nong) 村土地非商品化，已經嚴(yan) 重製約了農(nong) 村經濟與(yu) 市場經濟的融合，阻礙了農(nong) 村生產(chan) 力發展。三中全會(hui) 指明了農(nong) 村土地製度改革的方向，需要不折不扣地落實。

　　重慶市去年地區生產(chan) 總值同比增長11%，在全國各省(區市)中名列第一。重慶以西部山區的困難條件，何以領跑全國?部分原因在於(yu) 連續七年實行城鄉(xiang) 一體(ti) 化改革，釋放出巨大的增長潛力。近幾年，重慶的戶籍人口城市化率提高速度在全國所有城市中是最高的。通過建立全市統一的地票市場，使退出宅基地的農(nong) 民分享到重慶市區的級差地租，獲得一筆可觀的財產(chan) 性收入。通過市場機製和政府支持，等於(yu) 送給每一個(ge) 進城落戶的農(nong) 民10萬(wan) 元“安家費”和5件“新衣服”，包括享受市民的醫療、養(yang) 老、住房保障、子女入學入托政策和城市居民所有的公共服務。這些如能在全國推廣，必將為(wei) 整個(ge) 國民經濟注入巨大活力，成為(wei)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舉(ju) 措。

　　完善投資體(ti) 製 增加公共產(chan) 品

　　目前，我國生產(chan) 資料和個(ge) 人消費資料幾乎全部處於(yu) 產(chan) 能過剩狀態，唯有公共產(chan) 品包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包括環境、交通、市政、教育、醫療、養(yang) 老、信息、文化等，遠遠滿足不了廣大居民的需要。公共產(chan) 品供給不足的原因，是長期以來主要依靠財政投資。財力不足導致發展滯後，農(nong) 村的發展更落後於(yu) 城市。解決(jue) 這一問題，必須加快投資體(ti) 製改革，推行政府與(yu) 企業(ye) 合作模式，通過政策設計，使投資公共產(chan) 品能夠獲得合理回報，並通過公開招標，挑選有資質的企業(ye) 承擔建設、經營任務。在具體(ti) 方式上，可以有多種選擇，包括“建設-經營-轉讓”(BOT)、“建設-轉讓”(BT)等。采用這種模式，解決(jue) 城市交通擁堵、停車難、看病難、入托難、進敬老院難，以及垃圾、汙水處理等問題，就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此外，抓緊建設覆蓋全國的高鐵網、城市群內(nei) 部和市區郊區之間的軌道交通網，建設覆蓋城鄉(xiang) 的新一代互聯網，將為(wei) 未來發展奠定基礎。

　　如何把節能環保產(chan) 業(ye) 打造為(wei) 一大支柱產(chan) 業(ye) ，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重大任務。這就要把環境治理培育為(wei) 新的投資熱點和經濟增長點。為(wei) 此，要真正落實“誰汙染、誰付費，推行第三方治理製度”。政府要製定統一的汙染物排放標準，並嚴(yan) 格監督執行，使所有企業(ye) 處於(yu) 同一起跑線上，改變治理汙染的企業(ye) 吃虧(kui) 、弄虛作假的企業(ye) 賺錢的狀態。應當看到，目前治理各種汙染物的技術和裝備都是成熟的，大部分立足國內(nei) 即可解決(jue) ，需要的隻是一定的成本和認真的態度。通過上述供給側(ce) 體(ti) 製改革，激發投資活力，優(you) 化投資結構，不僅(jin) 體(ti) 現以人為(wei) 本的發展目的，而且對近期穩增長和長期持續發展，進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將發揮至關(guan) 重要的作用。

　　推行政府與(yu) 社會(hui) 資本合作(PPP)模式，必須有多個(ge) 部門協調配合。優(you) 選建設項目是規劃和行業(ye) 主管部門的職責，財政需要提供引導資金支持，銀行信貸資金應當跟進，隻有相互配合，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則，單靠哪一個(ge) 部門，都是難以完成的。選擇投資主體(ti) ，對國有企業(ye) 、民營企業(ye) 應一視同仁，平等競爭(zheng) 。鼓勵各類所有製企業(ye) 組建股份製的項目公司，建立強有力的領導指揮機構，承擔投資風險。要堅持過去行之有效的項目業(ye) 主負責製、招標投標製、施工監理製等，確保工程質量。要加強對PPP項目從(cong) 建設、經營到資金償(chang) 還的全過程管理，避免出現違約和債(zhai) 務風險。

　　借鑒美國經驗 狠抓科技創新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實現產(chan) 業(ye) 結構從(cong) 以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為(wei) 主向以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為(wei) 主的轉變。這就必須加大技術研發投入，以具有自主知識產(chan) 權的技術提升產(chan) 業(ye) 結構和產(chan) 品結構。依靠外資公司帶來的技術，是不可能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因為(wei) ，誰掌握了技術，誰就掌握了利潤的分配權。

　　從(cong) 國際比較來看，美國之所以長期居於(yu) 全球科技領先地位，有許多成功經驗。要想在科技創新能力上趕上和超過美國，至少應當在以下五個(ge) 方麵向美國學習(xi) ：

　　一是美國有充分競爭(zheng) 的市場。企業(ye) 不創新，就意味著很快會(hui) 倒閉。所以，美國的企業(ye) 都把創新作為(wei) 生存之道。美國大學之間也有激烈競爭(zheng) 。好的大學才能吸引到優(you) 質生源，教師的薪酬才能高一些。美國考核大學辦得好壞，主要看對相關(guan) 產(chan) 業(ye) 發展的影響度，即一個(ge) 學院或一個(ge) 係在多大程度上帶動了相關(guan) 產(chan) 業(ye) 的技術進步。大學是科技進步的策源地，是創造技術專(zhuan) 利的基地，教師站在科技進步的最前沿，培養(yang) 出的學生也是創新型的。

　　二是美國政府在不同時期提出一些重大科技工程，政府與(yu) 企業(ye) 合作攻克，帶動了世界技術進步。如政府提出“星球大戰”計劃帶動了航天航空業(ye) 發展;信息高速公路工程帶動了互聯網的發展;最近提出的新能源和再工業(ye) 化計劃，正在取得進展。

　　三是完善的風險投資體(ti) 係。包括天使投資、種子基金、創業(ye) 投資基金(VC)、私募股權投資基金(PE)、納斯達克市場等。在斯坦福大學旁邊，有一個(ge) 風險投資小鎮，集中了一大批風險投資公司。學校的老師學生有一個(ge) 創新構想，馬上就會(hui) 有一批風險投資家圍上來，幫助分析深化研究的路徑、技術工程化和產(chan) 業(ye) 化的前景，並提供資金支持。許多創新可能失敗了，但少數成功的創新所帶來的收益遠遠彌補了失敗的損失。

　　四是吸引全球人才。美國通過提供優(you) 厚的報酬和良好的研究條件，吸引了全球創新人才。美國的大學用優(you) 厚的獎學金吸引全球的尖子生來留學，畢業(ye) 後挑選優(you) 秀者留下工作。我們(men) 提出要“擇天下英才而用之”，美國實際上早就是這麽(me) 做的。

　　五是軍(jun) 民融合的工業(ye) 體(ti) 係。美國國防部每年有3000億(yi) 美元以上的軍(jun) 事科研課題和軍(jun) 品訂貨，接受課題研究和訂貨的企業(ye) ，除了滿足軍(jun) 方需求外，其技術成果可以無償(chang) 轉為(wei) 民用，帶動了民用高科技產(chan) 業(ye) 發展。我們(men) 在科技創新上正處於(yu) 追趕美國的過程中，認真研究借鑒美國的經驗是必要的。

　　除此之外，我們(men) 還要繼續強化企業(ye) 作為(wei) 創新主體(ti) 的作用。令人高興(xing) 的是，在全球企業(ye) 按國際專(zhuan) 利申請量排名中，華為(wei) 、中興(xing) 連續幾年居於(yu) 前三位。在進入前10名的企業(ye) 中，中國企業(ye) 已占一半左右。應鼓勵企業(ye) 把更多的利潤用於(yu) 研發投入，特別是要發揮國有企業(ye) 在自主創新中的骨幹和帶動作用。對一些高度依賴進口的高科技產(chan) 品，如芯片、發動機、碳纖維等，應組織產(chan) 業(ye) 集群，實施協同攻關(guan) ，成果共享。

　　最後，還有一個(ge) 問題亟待我們(men) 解決(jue) 。改革30多年來，我們(men) 通過改革科技體(ti) 製，努力使企業(ye) 成為(wei) 創新主體(ti) ，解決(jue) 了長期存在的科技與(yu) 經濟兩(liang) 張皮問題。然而科技與(yu) 教育兩(liang) 張皮的問題尚未破題，主要表現在大學的創新能力薄弱，對產(chan) 業(ye) 技術進步的影響力微乎其微，大學每年提交的專(zhuan) 利申請量相較之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具有創新能力的師資極度缺乏，教材內(nei) 容陳舊，向學生大量灌輸早已過時的落後技術和知識;大學之間和學校內(nei) 部缺乏競爭(zheng) 機製，近親(qin) 繁殖，培養(yang) 不出拔尖人才和領軍(jun) 人才;學校與(yu) 風險投資體(ti) 係、企業(ye) 之間缺乏緊密聯係機製，人才培養(yang) 結構與(yu) 市場需求脫節。因此，改革教育體(ti) 製，創辦高水平、創新型大學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的基礎工程。

　　改革教育體(ti) 製，首先應建立大學之間和大學內(nei) 部的競爭(zheng) 機製，建立大學質量的第三方評估製度和大學教授的聘任製，鼓勵社會(hui) 辦學、中外合作辦學。其次，以優(you) 厚待遇從(cong) 全球選拔具有創新能力的師資。斯坦福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對教師的選拔都極為(wei) 嚴(yan) 格，隻有在全球同行評議中被公認為(wei) 前幾名的學者才予以聘任，寧缺毋濫。這項製度如果全麵推行有困難，可先在部分學校實行。第三，建立大學與(yu) 風險投資的對接機製。完善從(cong) 天使投資到創業(ye) 板市場的風險投資體(ti) 係，實施創新全過程的跟蹤服務。鼓勵大學的教師、學生創造專(zhuan) 利等科技成果，並以自己的成果創辦高新技術公司。第四，從(cong) 基礎教育到大學教育都要改變填鴨式、應試型教育為(wei) 啟發式、創新型教育，培養(yang) 學生的創新思維方式;同時擴大職業(ye) 教育比例，重視對學生動手能力的技能培訓;還要賦予大學在學科選擇、教師選拔、教學內(nei) 容、培養(yang) 方式等方麵的自主權。

　　【作者簡介】鄭新立，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曾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多次參加中央文件、政府工作報告和五年規劃起草工作，2014年被中國《經濟學家周報》評選為(wei) 上一年度中國十大著名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