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民主目前還沒有走到那一步。因此，南非議會(hui) 、非國大黨(dang) 內(nei) 的各種民主場合的交鋒具有明顯的社會(hui) 背景，純粹比賽偶像魅力的“民主秀”成分較少。換言之，除了民主政治的程序優(you) 點外，南非民主政治的實質內(nei) 容還是非常突出的。形象相對不佳的祖馬能夠勝過溫文爾雅、風度翩翩的姆貝基，就是因為(wei) 祖馬的社會(hui) 基礎比姆貝基雄厚。而王曉鵬先生提到的工會(hui) 太強、罷工太多等等，也是目前南非“階級社會(hui) ”的寫(xie) 照。

　　種族隔離時代留給新南非一個(ge) 貧富懸殊的社會(hui) 。貧富差距首先存在於(yu) “黑白”之間。在種族隔離時代最嚴(yan) 重的1970年，黑人的平均收入隻有白人的6.8%;在種族隔離末期的1987年，這個(ge) 比值提高到8.5%;在過渡期的1993年為(wei) 10.9%;在新南非初年的1995年為(wei) 13.5%，到2000年提高到15.9%;但2008年由於(yu) 經濟危機，黑人失業(ye) 率升高，這個(ge) 比值又跌到13.0%。當年發生的“排外騷亂(luan) ”就與(yu) 此有關(guan) 。

　　新南非黑人內(nei) 部的貧富分化比白人內(nei) 部更高。2004年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白人中僅(jin) 為(wei) 0.36，並不高於(yu) 歐美，而在黑人中卻達到0.51，不僅(jin) 高於(yu) 白人，也高於(yu) 有色人和亞(ya) 裔。民主化以來，南非的黑白收入差距下降了，特別是姆貝基政府出台了著名的《黑人經濟賦權法》(縮寫(xie) BEE，被戲稱為(wei) “蜜蜂法案”)，鼓勵黑人企業(ye) 家成長，用中國的說法，就是“讓一部分黑人先富起來”。十多年來“富黑人”(又稱“蜜蜂富豪”)持續崛起，對縮小這種差異很有影響。

　　“蜜蜂富豪”的快速崛起不僅(jin) 由於(yu) 種族隔離的廢除，與(yu) 新南非的經濟改革也很有關(guan) 係。我以前曾指出，舊南非經濟具有“種族社會(hui) 主義(yi) ”的特點，在白人私有經濟發達的同時，為(wei) 了“布爾人的團結”，給“窮白人”提供鐵飯碗，並且強化白人國家的經濟控製能力，建立了龐大的國有經濟。種族隔離末期，南非出現經濟危機，“種族社會(hui) 主義(yi) ”難以為(wei) 繼，變革國有經濟就成為(wei) 趨勢。

　　非國大政府實行種族和解政策，並沒有像“黑人統治”的津巴布韋等國那樣打擊、沒收白人私有財產(chan) ，但對於(yu) 原來白人國家的國有經濟，則明顯加大了改革力度。一方麵讓黑人進入國企，改變員工和管理層的種族結構，另一方麵，從(cong) 長遠講為(wei) 了推行“新自由主義(yi) ”經濟思想，從(cong) 眼前講為(wei) 了解決(jue) 轉型期國家的財政困境，非國大掌權後的南非也出現了一輪國有資產(chan) 私有化的浪潮。在初期，這種改革隻是使一些“窮白人”丟(diu) 了鐵飯碗，黑人並沒有多少異議，無論從(cong) 喜歡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yi) ”右派的角度，還是從(cong) 充實國家財政增加黑人福利的左派角度，這項政策都能得到支持。於(yu) 是大量資源從(cong) 國家控製下釋放出來，轉入私人手中，而在“蜜蜂法案”給定的條件下，主要是轉入黑人手中。

　　這就催生了一大批“富蜜蜂”，例如號稱南非五大富豪之一、在世界500富豪中名列第447的帕特裏斯·莫澤佩(Patrice　Motsepe，一譯莫特賽比)。他在2011年擁有的私人資產(chan) 淨值為(wei) 27億(yi) 美元(221億(yi) 蘭(lan) 特)。莫澤佩原來是個(ge) 黑人律師，對法律變化有特殊的敏感。《黑人經濟賦權法》剛通過，他就捕捉到機會(hui) ，籌資盤下多處礦山，包括金礦、鉑礦、有色金屬和鐵礦，成為(wei) 南非首個(ge) 黑人持有的巨型企業(ye) “非洲彩虹礦業(ye) ”集團(ARM　)的老板。耐人尋味的是，這位黑人首富還是一位共產(chan) 黨(dang) 員，不時可以看到他與(yu) 南非共領導人一起出現在黨(dang) 的集會(hui) 上。

　　莫澤佩的姐夫西裏爾·拉馬福薩的崛起更是傳(chuan) 奇：他是老資格的非國大活動家，而且是非國大中的“左派”、南非最強大的工會(hui) 組織全國礦工工會(hui) (NUM)的領袖。在過渡時期，他是與(yu) 白人政府談判的非國大代表團團長，又是製憲會(hui) 議主席。新南非建立後，他成為(wei) 非國大副主席，是新政府中的核心人物之一。“蜜蜂法”通過後，他立即華麗(li) 轉身，辭去政府職務(但仍保留非國大的要職)，下海“采蜜”，成為(wei) “新非洲投資有限公司”的董事，後又創辦Shanduka集團，廣泛投資於(yu) 礦山、能源、房地產(chan) 、銀行、保險和電信等行業(ye) ，從(cong) 礦工領袖一變而為(wei) 礦業(ye) 大亨，成為(wei) 與(yu) 內(nei) 弟齊名的大富豪。據說，他在“非洲大陸前40位富豪”中排第21位。

　　但是在另一方麵，大部分黑人得到的好處並不那麽(me) 明顯。盡管強大的工會(hui) 使黑人正式工人的工資明顯增長，但由於(yu) 經濟增速不夠以及結構調整，黑人失業(ye) 率一直很高，導致貧困率居高不下。結果就是：與(yu) 種族隔離時代黑人的普遍貧困相比，新南非的黑人貧富分化十分迅速。一百年前南非是：白人有貧富，黑人全都窮。新南非在短短十幾年間就使黑人從(cong) 普遍窮困的“平均主義(yi) ”狀態變得遠比白人更加貧富懸殊——這使人聯想到，中國這些年不也是從(cong) 所謂“平均主義(yi) ”時代很快變成遠甚於(yu) 西方的、基尼係數高達0.5-0.6的高度不平等社會(hui) 了嗎?

　　由於(yu) 黑人中貧富分化的發展抵消了黑白分化的縮小，南非今天全國總的貧富分化程度反而比種族隔離時代更高。有統計認為(wei) ，2009年南非的基尼係數達到0.631，位居全球第二。更有甚者，有的研究甚至算出南非基尼係數高達0.70，乃至0.75。還有一種說法是南非位居全球十個(ge) 基尼係數最高的國家之列。

　　就變化趨勢而言，有研究認為(wei) 在曼德拉和姆貝基時代的1993-2008十五年間，南非基尼係數上升了四個(ge) 百分點，從(cong) 0.66升為(wei) 0.70　，還有數據說從(cong) 1994到2005年間，南非基尼係數從(cong) 0.593升至0.631。總之，新南非的黑人與(yu) 白人之間要比過去平等，但是黑人內(nei) 部的分化卻很劇烈，而黑人又占南非人口的絕大多數——南非黑人原來占總人口的不到四分之三，由於(yu) 種族隔離廢除後部分白人遷走，現在已經占到五分之四。因此，黑人中的分化實際上決(jue) 定著整個(ge) 南非的分化狀況。這就使得舊南非已經很嚴(yan) 重的貧富分化在新南非總體(ti) 上不僅(jin) 沒有緩解，而且更加嚴(yan) 重。從(cong) 絕對值而言，南非的貧富差距已列世界前茅，從(cong) 趨勢來講還有愈演愈烈之勢。這無疑對南非新生的跨種族民主製度構成了嚴(yan) 重挑戰。

　　當然事情也有另外一麵。對南非的貧富分化不能隻看基尼係數，還應考察分化的機製和性質。種族隔離時代身份性特權造成的“等級分化”在性質上不同於(yu) 新南非。在新南非，比重更大的是市場機製下形成的“階級分化”。這正如kaiyun官方地址前，同一身份人群(例如工人或農(nong) 民)中的“平均主義(yi) ”與(yu) 不同身份等級之間的“待遇”懸殊，到了改革後的市場經濟下也變成了顯性的貧富分化一樣。應當說，一定程度的非特權性的競爭(zheng) 型分化是發展市場經濟必有的現象。但是它不能懸殊得離譜，不能“贏家通吃”。特別是如果分化的懸殊又和舊體(ti) 製留下的“起點不平等”有關(guan) ，那就更讓人難以接受。

　　不過，新南非的民主製也起到了一定的“鎮痛”作用。民主南非與(yu) 市場經濟相關(guan) 的法治比較完善，《黑人經濟賦權法》和經濟改革的其他法律一直飽受爭(zheng) 議，卻是在各階層的“代議士”充分博弈後由議會(hui) 多數通過的。這個(ge) 突出“黑人賦權”的法律未必是“機會(hui) 均等”的，但由於(yu) 過去的種族隔離製度剝奪黑人機會(hui) 的嚴(yan) 重不公正，在不搞經濟清算的情況下對黑人進行“機會(hui) 補償(chang) ”，也是一種“矯正的正義(yi) ”——連諾齊克這樣極端強調自由競爭(zheng) 的思想家也是承認這一原則的。

　　當然，即便在黑人中，成為(wei) “蜜蜂富豪”的機會(hui) 也遠談不上平等，尤其對於(yu) 拉馬福薩這類從(cong) 高官變成大亨的人是否弄權致富更是爭(zheng) 議很多。不過，暴露在相當自由的南非輿論下的拉馬福薩似乎比較自信，因為(wei) 他恰恰得到了代表窮人(不是自稱代表，而是確實在自由競選中得到大量窮人選票)的南非共產(chan) 黨(dang) 和南非工會(hui) 的支持——既然窮人都不“仇富”，你們(men) 不那麽(me) 窮的人還吵吵什麽(me) 呢?

　　民主政治中的溫和土改政策

　　新南非“階級鬥爭(zheng) ”的另一個(ge) 重要話題是土地改革。在非洲，由於(yu) 白人殖民過程主要是在農(nong) 業(ye) 時代完成的，“霸占土地、奴役人民”是最嚴(yan) 重的曆史罪惡。“奴役人民”的問題在黑人解放後解決(jue) 了，收回被“霸占”土地就成了下一個(ge) “政治正確”之所在。在絕大多數非洲國家，宗主國的影響主要在城市，很多鄉(xiang) 村還保留著非洲傳(chuan) 統的部族、部落狀態。而南非和津巴布韋等少數國家在黑人解放前受到的卻是在所謂“獨立”(白人自立建國)形式下本土白人的統治，這些本土白人絕大多數原是農(nong) 業(ye) 殖民者(所謂“布爾人”即“農(nong) 夫”之意)，他們(men) 對傳(chuan) 統黑人部落生存空間的擠壓，要比“宗主國的殖民統治”嚴(yan) 重得多。黑人解放後的土改問題也就更加突出。應該說，殖民者用強權“霸占土地”要比類似中國自古以來土地私有製下民間買(mai) 賣、繼承形成的土地關(guan) 係更不公平，因此土地改革的號召力也更大。

　　如果說“白人霸占黑人土地”是曆史問題，那麽(me) 南非現代化農(nong) 業(ye) 中的勞資矛盾就是現實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認為(wei) ，資本主義(yi) 的兼並過程會(hui) 消滅家庭農(nong) 業(ye) ，在農(nong) 業(ye) 中普及使用雇傭(yong) 勞動的大農(nong) 場，從(cong) 而發展出農(nong) 業(ye) 資本家(農(nong) 場主)和農(nong) 業(ye) 工人之間的階級衝(chong) 突。但歐美並沒有出現這種場景，使用業(ye) 主家庭勞動和輔助性季節工的家庭農(nong) 場至今仍在現代農(nong) 業(ye) 中長盛不衰，倒是南非在“白人霸占”的土地上出現了馬克思設想的那種場景：使用全職性雇工(以及更多的季節工)的大農(nong) 場成為(wei) 現代農(nong) 業(ye) 的主體(ti) 。於(yu) 是南非農(nong) 場主與(yu) 農(nong) 業(ye) 工人間的階級鬥爭(zheng) 就比歐美明顯得多。土地改革主要就是這些黑人農(nong) 業(ye) 工人的要求。

　　但南非更多的鄉(xiang) 村黑人還是生活在類似過去“黑人家園”那樣的傳(chuan) 統部落地區，部落“集體(ti) 所有”的土地分成小塊份地由家庭耕作，類似中國的“責任田”，但在南非它完全是赤貧狀態下糊口型的自給農(nong) 業(ye) ，並沒有“責任田”那種把農(nong) 民從(cong) 人民公社桎梏下解放出來的積極作用。舊南非隻是以此作為(wei) 城市黑人“流動工人”的所謂退路，把他們(men) 的“戶籍”留在農(nong) 村，形成“三留守(留守婦女、兒(er) 童、老人)”人群。

　　由於(yu) 靠這種糊口農(nong) 業(ye) 維持黑人勞工家庭的“兩(liang) 棲”性顯然不可持續，當年設計這種“種族主義(yi) 新農(nong) 村”體(ti) 製的湯姆林森就曾提出要給“黑人家園”補充土地，使那裏的農(nong) 業(ye) 能有吸引力，但因白人農(nong) 場主不肯而未實現。白人政權轉而希望靠唆使黑人酋長“獨立建國”來實現流動勞工的“外籍化”。但黑人解放粉碎了這一邪惡的夢想。新南非廢除黑人家園製度後，這裏的兩(liang) 棲家庭主要去向是進城團聚;願意留居部落的，則希望政府提升公共服務，更新基礎設施，以便就地脫貧。真正想既不進城又脫離部落、移居到原白人農(nong) 場地區去通過土地改革“當家作主”的黑人並不多。

　　所以，在南非要求激進土改的主要是黑人農(nong) 業(ye) 工人。盡管在前“黑人家園”與(yu) 白人農(nong) 場區接壤地帶，很多“家園”居民就在附近白人農(nong) 場做工，並因而兼有農(nong) 業(ye) 工人身份，但是南非農(nong) 業(ye) 工人總數仍比前“黑人家園”人口少得多，當然比總數約四萬(wan) 餘(yu) 人的白人農(nong) 場主還是多得多。在南非，今天基本沒有中國那種農(nong) 民(peasants)概念，原“家園”人口被視為(wei) 傳(chuan) 統部落居民，所謂“農(nong) 民”(farm-ers)是指農(nong) 場主。盡管新南非黑人中出現很多“蜜蜂富豪”，但農(nong) 業(ye) 並不吸引他們(men) ，所以農(nong) 場主基本上仍是白人。於(yu) 是在南非，你常常會(hui) 看到“工人”(黑人農(nong) 工)要求土改、而“農(nong) 民”(白人務農(nong) 者)反對土改，這種現象中國人不易理解。

　　盡管“奪回白人霸占的土地”訴求很正義(yi) ，但是另一方麵，不僅(jin) 糾正三百年來的不公正要受到現實狀態的“時效”製約，畢竟“霸占”並非這一代人的事，如果不想搞一場“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要為(wei) 幾代人以前的“霸占”而清算現在的業(ye) 主，顯然是不現實的。更重要的是，當代南非白人經營的現代化農(nong) 場農(nong) 業(ye) 與(yu) 黑人傳(chuan) 統的部落農(nong) 業(ye) 之間有巨大的生產(chan) 力差距，這是中國過去那種地主主要出租土地，而佃農(nong) 與(yu) 自耕農(nong) 搞的都是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完全無法相比的。中國的土改盡管至少從(cong) 現代產(chan) 權觀念看，其公正性存在爭(zheng) 論，但對生產(chan) 力尚無很大的負麵影響(後來的集體(ti) 化另當別論)。但在南非、津巴布韋這兩(liang) 個(ge) 南部非洲國家，激進土改至少在許多黑人看來無疑是公正的，但對白人農(nong) 民而言，讓他們(men) 為(wei) 百年前祖先的罪過而吃苦頭是否公平就是另一回事。然而，南非在生產(chan) 力方麵的巨大損失很慘重，更不用說這種做法完全不考慮黑白和解，在政治上也有負麵影響。

　　更何況，現實中的變革動力主要不是來自抽象的正義(yi) 觀念而是來自現實的利益博弈，民主政治下尤其如此。而南非的黑人農(nong) 工和白人農(nong) 民在黑白兩(liang) 大種族中各自都是很小的群體(ti) 。南非黑人如今高度城市化，鄉(xiang) 居者少，鄉(xiang) 居者中部落民也更多，農(nong) 工更少;四萬(wan) 農(nong) 場主在白人中是少數就更不用說，而且相對來說，他們(men) 在各自種族中也都比較弱勢：“老布爾”今天即使在阿非利卡語中也成了保守、顢頇的代名詞，早已不是白人的主流社會(hui) ，而在今天高度組織化的南非工人階級中，農(nong) 工的組織程度又比較低，在工全會(hui) 中基本說不上話。絕大多數黑人和絕大多數白人對於(yu) 他們(men) 的訴求很難有切膚之感。

　　不過，南非農(nong) 業(ye) 中的階級鬥爭(zheng) 卻比城裏要更與(yu) “黑白鬥爭(zheng) ”相重疊。城裏如今黑白種族分化都很明顯，黑富豪與(yu) 窮白人都不罕見。但是農(nong) 場主中並沒有黑富豪，農(nong) 工中也沒有“老布爾”，農(nong) 業(ye) 中“工人”與(yu) “農(nong) 民”的鬥爭(zheng) 幾乎就等於(yu) 黑白鬥爭(zheng) 。而黑白問題在南非當然非常重要而且事關(guan) “政治正確”，土改問題在民主政治中經常炒得很熱就容易理解。但由於(yu) 不是絕大多數人的切膚之痛，它實際上一直隻是其他鬥爭(zheng) 借用的籌碼，本身在國內(nei) 政治中並不真正受重視。

　　在經常被拿來與(yu) 南非做比較的津巴布韋，“黑人統治”後穆加貝政府本來土地政策也並不十分極端，但他的專(zhuan) 製統治遇到危機、經濟衰退引起不滿後，就越來越需要尋找“敵人”，用激進土改調動民粹情緒，以把憤怒引向白人農(nong) 民的辦法來回避政治改革。結果是對該國農(nong) 業(ye) 造成嚴(yan) 重破壞，把當年號稱“非洲麵包籃”的農(nong) 業(ye) 先進地區弄成了一個(ge) 依靠國際社會(hui) 救濟的饑饉之鄉(xiang) 。對南非來說，這是前車之鑒。加上新南非一直實行民主政治，民眾(zhong) 的不滿可以在政黨(dang) 鬥爭(zheng) 和政治家的輪替中釋放，階級鬥爭(zheng) 更可以充分地表現為(wei) 代議製下的討價(jia) 還價(jia) ，無需人為(wei) 地製造你死我活的氣氛。因此，南非走了一條完全不同於(yu) 津巴布韋的土改之路。

　　新南非政府1994年執政後就承諾通過法治、和平的手段，經過一定時間，漸進地消除土地問題上的不公平。該年的《重建與(yu) 發展計劃》列有土改內(nei) 容。當時宣布經過20年，到2014年將有30%的土地重新分配給黑人。

　　最近，祖馬總統在紀念1913年種族主義(yi) 《土地法》100周年之際發表文告，承認土改“一直進展緩慢，2014年再分配的目標將無法實現。迄今隻有670萬(wan) 公頃的土地被轉移、再分配和歸還。”緩慢的原因在於(yu) 非國大政府在公平問題上一直堅持贖買(mai) 而不是剝奪，在效率問題上堅持發展商業(ye) 性黑人農(nong) 場，而不是用傳(chuan) 統部落農(nong) 業(ye) 取代白人農(nong) 場農(nong) 業(ye) 這兩(liang) 大原則。

　　在上述670萬(wan) 公頃土地中，有400多萬(wan) 公頃是政府收購的。這些土地上共有4813個(ge) 農(nong) 場已轉移給黑人。通過各種再分配方案，這四百多萬(wan) 公頃土地惠及了23萬(wan) 多黑人，包括5萬(wan) 多婦女，32563個(ge) 年輕人和674名傷(shang) 殘軍(jun) 人。2010年以來，南非政府又以資本重組的方式改造了696個(ge) 大農(nong) 場，即以政府參股和黑人入股的方式把原來完全由白人獨資的農(nong) 場改製為(wei) 股份化的農(nong) 業(ye) 企業(ye) ，這696個(ge) 資本重組農(nong) 場中有332個(ge) 種植場、364個(ge) 畜禽養(yang) 殖場，共為(wei) 4　982名全職工人解決(jue) 了就業(ye) ，並投資18億(yi) 蘭(lan) 特建設基礎設施。這些農(nong) 場全部盈利，到2013年1月底已經收入1.26億(yi) 蘭(lan) 特。

　　土改緩慢引起了像馬勒馬那樣的激進人物的強烈抨擊，他甚至主張學習(xi) 津巴布韋，搞暴力土改。南非民主政治中也有不少團體(ti) 要求加速土改。但是，即便在“更左”的祖馬取代“自由主義(yi) 的”姆貝基後，非國大政府的土地政策仍然一以貫之。原因有二：

　　一是種族隔離製度廢除後黑人加速進入城市，尤其是原來“流動工人”留在“黑人家園”的家屬，即留守兒(er) 童、留守老人、留守婦女之類，大都進城團聚，南非本國籍“農(nong) 民工候鳥現象”已基本消除。2009年，南非五千萬(wan) 人口中隻有1200萬(wan) 生活在農(nong) 村，農(nong) 業(ye) 勞動力與(yu) 產(chan) 值占全國總量的比重更隻有幾個(ge) 百分點，土地問題的壓力相對而言不是很大。

　　二是如同在非農(nong) 業(ye) 領域一樣，非國大政府實行“以福利代替清算”，以二次分配代替產(chan) 權剝奪的社會(hui) 民主主義(yi) 政策，盡管土地改革步伐緩慢，但農(nong) 村公共服務進步明顯。祖馬政府宣布：“生活在農(nong) 村的人們(men) 也應該有水、電、衛生、優(you) 質的醫療保健和教育，有道路和賺錢機會(hui) 。”因此決(jue) 定把土地改革工作從(cong) 農(nong) 業(ye) 部剝離，另設專(zhuan) 門的土改機構，而讓農(nong) 業(ye) 部專(zhuan) 注於(yu) 國家的農(nong) 村發展計劃。南非政府仍然強調農(nong) 村優(you) 先，但值得注意的是已經不怎麽(me) 提土改優(you) 先了。

　　盡管如此，土地問題在南非還未解決(jue) ，仍將繼續成為(wei) 民主政治中的一個(ge) 話題。尤其是南非自種族隔離製度末期以來，失業(ye) 率和犯罪率高企，生活在警方治安力量薄弱的農(nong) 村地區、而又相對富裕的白人農(nong) 民-農(nong) 場主成為(wei) 犯罪分子重要的作案對象。襲擊白人農(nong) 場，尤其是造成命案的襲擊事件頻發，成為(wei) 南非治安問題的一個(ge) 突出方麵。據說四萬(wan) 餘(yu) 農(nong) 場主中如今累計已有三千人遭到謀殺，命案發生率四倍於(yu) 城裏——眾(zhong) 所周知，南非城裏的暴力犯罪已經夠嚴(yan) 重的了。於(yu) 是，正如在土改問題上非國大政府受到兩(liang) 方麵的抨擊——“工人”嫌土改太溫和，“農(nong) 民”卻說土改太激進，在農(nong) 場主遇襲問題上是“右派”指責政府懲辦不力，“左派”指責政府小題大做。

　　如果按過去的意識形態史觀，我們(men) 會(hui) 說這是針對白人富戶的農(nong) 民“起義(yi) ”，正如過去我們(men) 把中國古書(shu) 上所有關(guan) 於(yu) “賊”、“寇”的記載都編入“農(nong) 民起義(yi) 資料集”一樣。但是今天在南非，“白人農(nong) 場主遇襲”問題反而使激進土改更難進行：

　　一是現今南非民眾(zhong) 和政府都對犯罪率高企深惡痛絕，對犯罪都要譴責和懲辦。結果常常使政府麵臨(lin) 尷尬。如1997年曼德拉總統在此類報道的壓力下，批準建立了保護農(nong) 場的專(zhuan) 職警察部隊，結果到2003年發現，這支部隊成了當年白人極右翼民兵的變身，不得不予以解散。2010年白人極右翼分子歐仁·特列布蘭(lan) 奇在自己農(nong) 場被兩(liang) 名黑人農(nong) 工謀殺。他本人原來搞過極右翼恐怖活動，並曾因此被判刑，是個(ge) 聲名狼藉的人。但他的被殺卻把他變為(wei) 偶像，數千人參加葬禮，白人右翼輿論強烈反彈，把這類事件稱為(wei) (針對白人的)“種族主義(yi) 暴行”。政府除了呼籲“冷靜”外無法反擊，還宣布禁唱了馬勒馬派的一首激進歌曲(其中有“殺死布爾人”的歌詞)。這類報道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把白人農(nong) 場主塑造成“弱勢群體(ti) ”，對他們(men) 的激烈措施更難出台了。

　　二是襲擊使許多農(nong) 場主棄耕和逃離，影響了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並在國內(nei) 外引發了對南非“津巴布韋化”的擔憂。

　　三是在襲擊罪案頻發的同時，農(nong) 業(ye) 工人有組織的博弈卻不發達，而且行動也往往得不到城裏工會(hui) 的支持。在強工會(hui) 、多罷工的新南非，這一現象耐人尋味。2012年8月在馬裏卡納礦山工潮的影響下，西開普省一些葡萄園農(nong) 工發動“有組織、但沒有政黨(dang) 、工會(hui) 和NGO支持的罷工”，被視為(wei) “沉寂幾十年後”出現的農(nong) 場工人運動，但工會(hui) 在當地的組織卻反對這一罷工，使這次罕見的農(nong) 業(ye) 工潮無果而終。另外，十多年來全職農(nong) 工不斷減少，農(nong) 場主更傾(qing) 向於(yu) 雇用季節工和外籍勞工，也使得農(nong) 業(ye) 工人難以形成足夠的壓力集團。

　　因此一般認為(wei) 南非目前的溫和土改政策還會(hui) 繼續，盡管爭(zheng) 論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