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自由派思想家把困境歸因於(yu) 東(dong) 歐的社會(hui) 保障太多、福利包袱太重，這種解釋是與(yu) 新保守主義(yi) 反對福利國家、反對強大工會(hui) 的立場相符的。如薩克斯便認為(wei) 東(dong) 歐應當向包括中國在內(nei) 的"亞(ya) 洲虎"學習(xi) ，擺脫福利國家這種"歐洲病"，奈斯比特認為(wei) 包括中國在內(nei) 的亞(ya) 洲是自由主義(yi) 的典範，它以家庭責任排斥了歐洲傳(chuan) 統的國家責任，因而創造了奇跡。波蘭(lan) 學者科沃德科也認為(wei) 東(dong) 歐不可能像中國那樣吸引外資，因為(wei) 東(dong) 歐(例如波蘭(lan) )工會(hui) 太強大，嚇跑了投資者。應當承認，這些人的確看到了歐洲式的民主資本主義(yi) 與(yu) 亞(ya) 洲的專(zhuan) 製資本主義(yi) 在國家責任與(yu) 勞動者權利方麵的重大區別，然而至少在東(dong) 歐內(nei) 部，這些說法不能解釋何以例如波蘭(lan) 的工會(hui) 比俄羅斯的更強大，但波蘭(lan) 的經濟包括對外資的吸引力都比俄羅斯強得多。

　　更多的論者把中俄分別看成漸進與(yu) 激進兩(liang) 種改革的標本，並從(cong) 兩(liang) 國實踐的對比中得出激進不如漸進的結論。前述斯蒂格利茨報告便是這種說法最近和最有影響的一個(ge) 版本。斯蒂格利茨把中俄列為(wei) 改革模式的兩(liang) 個(ge) 極端，而中東(dong) 歐諸國位於(yu) 兩(liang) 者之間。他認為(wei) 俄羅斯改革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激進自由主義(yi) 烏(wu) 托邦計劃，而kaiyun官方地址是自下而上的多元化的群眾(zhong) 選擇。前者忽視了國家的作用，而後者發揮了國家的協調功能。這樣一種解釋邏輯上似乎很合理，可惜與(yu) 事實難以契合。首先那種以中俄為(wei) 兩(liang) 極東(dong) 歐居中間的排列就與(yu) 人們(men) 通常的觀察不符。斯蒂格利茨這樣排列是基於(yu) 轉軌效果中國最好俄羅斯最差而東(dong) 歐居中，然而轉軌方式絕不是這樣的順序，中俄之比姑且不論，東(dong) 歐的激進怎能說次於(yu) 俄羅斯?其實前麵的敘述已表明俄羅斯的10年改革同樣可以說是摸著石頭過河，尤其在1994年前後經曆了明顯的調整，此前在兩(liang) 宮拉鋸戰的條件下甚至可以說是葉利欽與(yu) 議會(hui) 各摸各的石頭各過各的河，哪有什麽(me) 自上而下的計劃可言。就1994年後的情況而言，俄羅斯的改革方式實居東(dong) 歐與(yu) 中國之間，無論是從(cong) 民主到新權威，從(cong) 大眾(zhong) 私有化到寡頭化，還是從(cong) 西化到民族主義(yi) 。然而中俄經濟增長的差異不僅(jin) 沒縮小，俄羅斯與(yu) 東(dong) 歐的差距反而拉大了。可見斯蒂格利茨的解釋也不能服人。

　　我國廢除公社製度的改革通過公共選擇、平分土地而政府予以認可的方式實現了農(nong) 民走向市場時大致的起點平等。在某種意義(yi) 上，"平分土地"與(yu) 每人一份的"證券私有化"性質相似，都是以民主方式擺脫共同體(ti) 的束縛。但東(dong) 歐人擺脫束縛，便要付出失去保護的代價(jia) ，而中國農(nong) 民之所以主動發動改革，正是由於(yu) 舊農(nong) 業(ye) 體(ti) 製即使在計劃經濟範圍內(nei) 也顯得很不公平。它是一種"由國家控製而由農(nong) 民承擔控製後果"的經濟，既不同於(yu) 真正的集體(ti) 經濟，也不同於(yu) 國家控製、國家承擔責任的城市國營經濟，共同體(ti) 的束縛功能極強而保護功能缺失，隻有"父權"而無"父責"，這即使在共同體(ti) 本位的價(jia) 值觀下也是極不公正的。這種隻是為(wei) 了取得原始積累而管製農(nong) 民的體(ti) 製在蘇聯雖也存在過，但他們(men) 在原始積累過程完成後，工業(ye) 已停止了對農(nong) 民的"抽取"，從(cong) 1966年蘇聯集體(ti) 農(nong) 莊實行"有保障的工資製"起，其體(ti) 製已變為(wei) 如城市國企一樣的"國家承擔控製後果"之經濟，擺脫共同體(ti) 的束縛就意味著失去共同體(ti) 的保護。就這個(ge) 意義(yi) 而言，蘇聯的農(nong) 業(ye) 與(yu) 我國的國企都比我國的人民公社體(ti) 製要公平些。多數東(dong) 歐國家農(nong) 業(ye) 體(ti) 製與(yu) 1966年後蘇聯類似，而且原始積累時期更短(捷克、民主德國等工業(ye) 化國家基本上沒有此時期)。少數東(dong) 歐國家劇變前就沒有搞過農(nong) 業(ye) 集體(ti) 化，如南斯拉夫與(yu) 波蘭(lan) ，那裏的農(nong) 業(ye) 劇變前就是個(ge) 體(ti) 農(nong) 場農(nong) 業(ye) ，但國家從(cong) 60年代後為(wei) 了增加"社會(hui) 主義(yi) 吸引力"仍出資為(wei) 農(nong) 民建立了退休、免費醫療等社會(hui) 保障製度。換言之，南、波的舊體(ti) 製對農(nong) 民有保護而很少束縛，那裏的農(nong) 民就更談不上主動改革了。

　　總之，kaiyun官方地址的前期成功，很大程度上靠農(nong) 村改革(不僅(jin) 是農(nong) 業(ye) 改革，號稱"從(cong) 無到有"、"從(cong) 三分天下有其一到半壁江山"的鄉(xiang) 鎮工業(ye) 是我國改革時期工業(ye) 成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也是從(cong) 大包幹產(chan) 生的後續變革)，而農(nong) 村改革的成功，一不是靠"漸進"，二不是靠"不動存量"，而是由於(yu) 兩(liang) 個(ge) 因素：一是改革前農(nong) 村體(ti) 製特別不公正(既相對城市體(ti) 製，也相對蘇聯東(dong) 歐農(nong) 業(ye) 體(ti) 製而言)，二是改革過程較好地體(ti) 現了公共選擇、起點平等。如果中國農(nong) 民像國企或蘇聯農(nong) 民那樣被國家管起來但也包下來了，或者像波蘭(lan) 農(nong) 民那樣國家不管卻也包下來，中國農(nong) 民就不會(hui) 有那種由"管而不包"逼出來的改革衝(chong) 動。而如果農(nong) 村改革不是以平分土地為(wei) 起點，而是開始就把公社改成社長的私人莊園並把農(nong) 民一腳踢出去，或變為(wei) 莊園裏的長工，那農(nong) 民不反"改革"才怪呢!

　　從(cong) 廣義(yi) 契約--廣義(yi) 公正的角度講，人們(men) 放棄自由是為(wei) 了獲取保護。而共同體(ti) 在實行束縛的同時也就承擔了保護義(yi) 務。擺脫這樣的束縛是要付出代價(jia) 的。而我國的公社隻有束縛卻無保護，擺脫它的過程便成了中外改革史上罕見的"無代價(jia) 的進步"。套用馬克思的話說，農(nong) 民在這一過程中失去的隻是鎖鏈，他們(men) 得到的卻是生存與(yu) 發展的機會(hui) ，而且這一機會(hui) (以土地為(wei) 載體(ti) )在他們(men) 中的初始分配又較均等，他們(men) 何樂(le) 不為(wei) ?顯然，這樣一場類似"帕累托改進"的變革得以實現，既不是由於(yu) 什麽(me) 特殊"文化"的影響(城市裏接受"市場文化"的影響不比閉塞的鄉(xiang) 村更多嗎)，更不是由於(yu) 改革前的公社有什麽(me) "經濟民主"，而就是由於(yu) 擺脫不公正的衝(chong) 動與(yu) 公平的要求。

　　農(nong) 村改革使中國80%以上人口主動掀起了求變的大潮，而俄羅斯農(nong) 民正相反，"有保障的工資製"下他們(men) 成為(wei) 比城裏人更被動的改革滯後者。俄羅斯政府曾以豁免巨額債(zhai) 務為(wei) 誘餌獎勵願意改革的集體(ti) 農(nong) 莊，然而應者寥寥，拖延兩(liang) 年之後俄羅斯政府終於(yu) 不得不無條件取消了這些債(zhai) 務。至今俄國的農(nong) 業(ye) 仍是俄經濟中最不景氣也最難改革的部門。

　　但國企改革在我國就沒有這麽(me) 順當了……而農(nong) 村改革的經驗、日本戰後解散財閥時的"證券民主化"經驗與(yu) 當代波蘭(lan) 、捷克等國的轉軌經驗都表明，"以起點平等原則找到最初所有者，以規則公平原則找到最終所有者"是解決(jue) 進入市場時產(chan) 權初始配置問題的重要思路。即使不講起點平等，也不能排斥公共選擇。存量資產(chan) 既然是公共的積累，那麽(me) 無論是"分"、是"賣"還是"送"，都不能不考慮公共(不是抽象而不可分的"公共"，而是由每一個(ge) 人集合而成的"公共")權益。東(dong) 歐尤其是民主德國不少"爛攤子"企業(ye) 是采用象征性價(jia) 格"送"掉的。但這種方案都經過工會(hui) 同意並以強大的工會(hui) 力量保證"送"的條件(職工就業(ye) 等)得以落實。如果不是這樣，"送"就行不通。

　　目前我國以國企為(wei) 代表的存量經濟問題成堆，但從(cong) 一些指標看尚未出現東(dong) 歐國家改革初期那種大滑坡的局麵。這成為(wei) 一些人全盤否定"激進改革"以至否定公正改革的主要理由。其實，這裏除了一些深層問題尚被掩蓋乃至尚在積累以外，更重要的因素在於(yu) 中國與(yu) 蘇聯改革前體(ti) 製的不同。雖然中蘇舊體(ti) 製都是在落後的農(nong) 民國家裏發生的革命的結果，帶有希克斯稱為(wei) 前市場的傳(chuan) 統時代"命令經濟"的特征，但俄國受工業(ye) 文明、市民社會(hui) 的影響畢竟深一些，其體(ti) 製較多具有工業(ye) 文明的"科學主義(yi) 的理性計劃"成分。從(cong) 列寧欣賞福特製、泰勒製，斯大林時期的"馬鋼憲法"強調專(zhuan) 家治廠、經濟核算、科層管理與(yu) 一長製，直到勃列日涅夫時代大興(xing) 數理經濟學，強調要素配置的最優(you) 化模型，逐步發展了一套"科學計劃"體(ti) 製。該體(ti) 製與(yu) 規範的市場經濟相比固然既無效率也不人道，但與(yu) 大轟大嗡的農(nong) 民戰爭(zheng) 式的"運動經濟"和長官意誌的"命令經濟"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強得多。蘇聯把"科學計劃"的潛力發揮到了極致。以致在這一方向上已無發展餘(yu) 地，而另尋出路則要付出打亂(luan) 原有的"科學計劃"的代價(jia) 。

　　中國則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帶有傳(chuan) 統農(nong) 民戰爭(zheng) 色彩的、"無計劃的命令經濟"，體(ti) 現的與(yu) 其說是工業(ye) 文明的科學主義(yi) 和經濟理性，毋寧說是農(nong) 業(ye) 時代的長官意誌與(yu) 浪漫激情。中國的"鞍鋼憲法"與(yu) 蘇聯的"馬鋼憲法"，中國的黨(dang) 委製與(yu) 蘇聯的一長製，中國的政工治廠與(yu) 蘇聯的專(zhuan) 家治廠，中國的群眾(zhong) 運動與(yu) 蘇聯的科層管理，中國的政治掛帥與(yu) 蘇聯的經濟核算，中國直到改革前仍隻知道"政治經濟學"而不知數理經濟學，而蘇聯改革前經濟學界已很少有人吃前一碗飯，中國的"小而全"、"山散洞"與(yu) 蘇聯強調優(you) 化分工、規模效應、科學布局……都反映了這種農(nong) 業(ye) 時代的"命令經濟"不同於(yu) 工業(ye) 時代的"計劃經濟"。

　　因此，中國一方麵在"計劃經濟"方麵還有極大的改進餘(yu) 地，不像蘇聯那樣已經走到盡頭，非得徹底改換"路線"不可(kaiyun官方地址前期與(yu) 其說是擺脫蘇聯模式，不如說在許多領域是放棄"運動經濟"而恢複蘇式管理。這從(cong) 鄧小平關(guan) 於(yu) "改革實際上在七五年就開始了，隻是當時叫做整頓"的話中可以清楚看出);另一方麵中國根本沒有享受過"科學計劃"的好處，當然也不必承受放棄"科學計劃"所要付的代價(jia) 。kaiyun官方地址前的經濟本來就具有"既無市場又無計劃"的特點，也就不存在像蘇東(dong) 那樣從(cong) 理性計劃陷入"無計劃無市場"的轉型陣痛的問題。

　　這一切使中國的改革具有某種"落後的優(you) 勢"，但我們(men) 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我們(men) 如今的成就與(yu) 他們(men) 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與(yu) 其說是表明我們(men) 如今幹得比他們(men) 好，毋寧說是表明我們(men) 過去幹得比他們(men) 差--我們(men) 的公社不如他們(men) 的農(nong) 莊公平，而我們(men) 的命令經濟不如他們(men) 的計劃經濟有效率。但他們(men) 當年的成就既然走到了盡頭，我們(men) 也不能隻吃"落後優(you) 勢"的老本。我們(men) 如今還在用"全國托拉斯化"的思路來解決(jue) 重複建設、山頭經濟的問題，這無可非議，"專(zhuan) 家的計劃"畢竟比"諸侯們(men) "的攀比競賽更講配置效率。但人家沿這條路走到底也不過如此，我們(men) 又能在這條路上走多久?應當看到，以公社製度的極不公平來反襯的公平改進和以"運動經濟"的極無效率來反襯的效率改進都有時效限製。如今國企的管理水平不用說遠高於(yu) "文革"時期，但國企的困境卻遠甚於(yu) 那時，同時權錢結合的原始積累也形成了嚴(yan) 重的社會(hui) 不公。這一切都表明改革進程已進入了又一個(ge) 臨(lin) 界點，是走向公平競爭(zheng) 的市場經濟，還是陷入"不公平的偽(wei) 競爭(zheng) "與(yu) "反競爭(zheng) 的偽(wei) 公平"循環的怪圈，就看我們(men) 此時的選擇了。

　　此時認真分析葉利欽時代的曆史是意義(yi) 重大的。然而如今兩(liang) 種似是而非的論點卻值得注意："右"的一種認為(wei) 俄羅斯虧(kui) 在"平民主義(yi) "上，似乎如果不搞"平分證券"而一開始就放縱寡頭搞"亞(ya) 洲自由主義(yi) "就好了;"左"的一種認為(wei) 俄羅斯虧(kui) 在"激進改革"上，似乎"普魯士道路"當年救不了沙俄如今卻可以救蘇聯。然而我們(men) 已經看到葉利欽時代既不缺寡頭也不缺新權威，他們(men) 所缺的不就是我們(men) 也要爭(zheng) 取的嗎?總而言之，葉利欽時代給我們(men) 的教訓絕不是公正太多，民主太多，而是相反，我們(men) 需要更多的公正，更多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