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絕大部分人(不管來自哪裏，具有怎樣的文化背景，或對“伊斯蘭(lan) 國”及伊斯蘭(lan) 極端主義(yi) 抱有何種立場)想必都會(hui) 認可這樣一個(ge) 明顯的事實——曾在中東(dong) 核心地區不可一世的極端組織“伊斯蘭(lan) 國”正在快速走向衰亡。在伊拉克，麵對伊拉克軍(jun) 隊的持續進攻，“伊斯蘭(lan) 國”丟(diu) 失最後的主要城市摩蘇爾隻是時間問題;在敘利亞(ya) ，由於(yu) 俄軍(jun) 的強力火力支援，敘政府軍(jun) 的軍(jun) 事行動順利推進，在2016年年底完全拿下了北部重鎮阿勒頗，“伊斯蘭(lan) 國”和“勝利陣線”(可以視為(wei) 低配版的“伊斯蘭(lan) 國”)等極端組織則損兵折將(包括幾個(ge) 著名“網紅”在內(nei) 的重要頭目相繼被“斬首”)、連續失地，其在敘利亞(ya) 的大本營拉卡已處於(yu) 包圍之中，頗有危如累卵之勢。雖然“伊斯蘭(lan) 國”在相當不利的形勢下仍能組織起一些取得成效的反撲，如從(cong) 敘政府軍(jun) 手中重新奪回中部古城巴爾米拉，但這些反撲攻勢歸根結底隻是杯水車薪，難以從(cong) 根本上扭轉其每況愈下的戰局。在相對遠離中東(dong) 中心地帶的利比亞(ya) ，政府軍(jun) 也於(yu) 去年12月從(cong) “伊斯蘭(lan) 國”手中奪回北部港口城市蘇爾特，使其喪(sang) 失全部固定控製區。概而言之，作為(wei) 政權形式而存在的“伊斯蘭(lan) 國”已經不可能逃脫滅亡的命運，中東(dong) 的地緣政治博弈當然會(hui) 一直持續下去，但“伊斯蘭(lan) 國”顯然已經快從(cong) 主要“玩家”的陣營中出局了。

　　就現在看來，“伊斯蘭(lan) 國”的軍(jun) 事實力和組織能力並不像早先一些分析人士(很多還來自西方智庫)描述的那麽(me) 強大，在沒有較強外部勢力介入的情況下，其戰場表現相對於(yu) 多年鎮暴、精疲力竭的敘利亞(ya) 政府軍(jun) 和腐敗叢(cong) 生、士氣低落的伊拉克軍(jun) 隊似乎可圈可點;但在美、俄等世界強國軍(jun) 事介入後——相較於(yu) 美國軍(jun) 事行動所帶有的“麵子工程”色彩，俄軍(jun) 敘利亞(ya) 巴沙爾政權的支持顯然更為(wei) 賣力，但兩(liang) 大國誰在打擊“伊斯蘭(lan) 國”行動中功勞更大不是本文關(guan) 注的重點——伊斯蘭(lan) 國的戰場優(you) 勢即開始迅速喪(sang) 失，最終落到了今天積重難返的田地，在這一點上，“伊斯蘭(lan) 國”並沒有比薩達姆、卡紮菲、塔利班政權和“基地”組織表現出更強的反抗能力。

　　所以，真正應該引起人們(men) 思考的，不是“伊斯蘭(lan) 國”的戰術、軍(jun) 事能力和政權組織特點，而是這樣一個(ge) 極端、暴力、魚龍混雜且沒有任何先進理論作為(wei) 指導思想的偽(wei) 裝成國家形態的武裝集團(西方語境常稱之為(wei) “偽(wei) 國家”，“ pseudo - state”)，為(wei) 什麽(me) 能讓幾乎整個(ge) 伊斯蘭(lan) 世界乃至西方發達國家的大批穆斯林青年(當然也包括一些持有極端立場的非穆斯林人士)趨之若鶩，“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概言之，“伊斯蘭(lan) 國”所具有的三個(ge) 性質可以作為(wei) 這個(ge) 問題比較好的解答:第一是“反抗性”，“伊斯蘭(lan) 國”的上層人物和宣傳(chuan) 機器一直不遺餘(yu) 力地把“伊斯蘭(lan) 國”宣揚為(wei) “正義(yi) 的反抗者”，它既反抗巴沙爾·阿薩德這樣的伊斯蘭(lan) 世界獨裁者，反抗什葉派“異端”對遜尼派教眾(zhong) 的排斥，也反抗非伊斯蘭(lan) 世界對伊斯蘭(lan) 世界的壓迫，而在美歐等以基督教思想為(wei) 基石的西方國家，穆斯林青年往往難以真正融入主流社會(hui) ，他們(men) 常因被視為(wei) “他者”而感到憤懣不平，“伊斯蘭(lan) 國”宣揚的“反抗精神”正回應了他們(men) 發自心底的抗爭(zheng) 訴求;第二是“流行性”，與(yu) 其前輩“基地”組織一樣，“伊斯蘭(lan) 國”的宣傳(chuan) 者擅長利用 facebook、 youtube等新興(xing) 社交媒體(ti) ，他們(men) 既熟悉年輕人的喜好和交流方式，也深諳新媒體(ti) 傳(chuan) 播學原理，像展示割喉、斬首、集體(ti) 處決(jue) 等反人類行徑，雖讓人們(men) 對其殘酷的作風咋舌，但也起到了抓人眼球的突出媒體(ti) 宣傳(chuan) 效果，同時，青年又是一個(ge) 容易互相影響、躁動跟風的群體(ti) ，這在一定時期內(nei) 就形成了參加“伊斯蘭(lan) 國”是一種時尚行為(wei) 的輿論環境，在“不明真相”情況下加入“伊斯蘭(lan) 國”的年輕人並不在少數;第三是“宏大性”，在某些方麵，“伊斯蘭(lan) 國”的思想體(ti) 係顯然比基地組織更加保守——如“基地”組織尚且呼籲伊斯蘭(lan) 世界不同教派的團結，而“伊斯蘭(lan) 國”則具有更強烈的遜尼派原教旨主義(yi) 色彩，對什葉派采取敵視態度，但其在宏大敘事的構建上卻是相當成功的，巴格達迪從(cong) 一開始就宣稱並不滿足立國於(yu) 中東(dong) ，

　　而是要建立一個(ge) 地跨亞(ya) 歐的“大哈裏發帝國”,這一目標的潛台詞實際上就是伊斯蘭(lan) 世界的聯合，以及伊斯蘭(lan) 世界對非伊斯蘭(lan) 世界所製定世界秩序的全麵反抗(通過其定義(yi) 的“進攻性聖戰”來實現)，這種宏大的敘事手法為(wei) 其參與(yu) 者描繪出遙遠而美好的圖景，讓他們(men) 相信自已是處於(yu) 一項偉(wei) 大事業(ye) 的過程之中，從(cong) 而獲得更強烈的戰鬥熱情，同時也變得更加狂熱。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眾(zhong) 多穆斯林青年對“伊斯蘭(lan) 國”表現出的興(xing) 趣和向往，從(cong) 根本上說是因為(wei) 他們(men) 對現有社會(hui) 體(ti) 係的深刻不滿，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伊斯蘭(lan) 國家，生活在這些國家的穆斯林青年普遍感到迷茫、憤怒，他們(men) 想擁抱西方的先進文化，但又為(wei) 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所困;他們(men) 想回歸伊斯蘭(lan) 式的生活，又發現自己對伊斯蘭(lan) 文化的真正傳(chuan) 統知之甚少。持久的挫敗感和疏離感讓他們(men) 既看不到個(ge) 人在未來的發展方向，也對作為(wei) 一個(ge) 集合體(ti) 的穆斯林群體(ti) 的發展道路感到悲觀。憤怒和仇恨總要找到發泄的渠道，就像青春期的年輕人總需要愛情，愛情不隻帶來歡愉，也會(hui) 帶來苦澀和失落。對於(yu) 充滿憤怒、迷茫的伊斯蘭(lan) 世界年輕人，“伊斯蘭(lan) 國”的出現正好起到了如愛情一般的致幻作用。這些生活並不如意的年輕人以為(wei) 加入了“伊斯蘭(lan) 國”就是投入解放伊斯蘭(lan) 世界的“聖戰”，找回自己的身份認同和人生價(jia) 值，最終成為(wei) 英雄般的殉教者，在天堂中獲得永遠的幸福。然而，一切構築在虛像之上的壯美圖景終究都會(hui) 化為(wei) 泡影，一個(ge) 建立在落後意識形態之上卻想從(cong) 根本上顛覆國際體(ti) 係的組織最終自然也隻有失敗一途，“伊斯蘭(lan) 國”為(wei) 這些年輕人帶來的不是勝利、榮耀和尊嚴(yan) ，而是隻有死亡。

　　有名言曰:“愛情是一場遊戲，開始容易，結束很難。”( Love is a game, Easy to start,Hard to finish.)一場虛幻的愛情總會(hui) 醒來，但要抹平一切痕跡卻不容易。同樣，“伊斯蘭(lan) 國”的滅亡固然不可逆轉，但其影響並不會(hui) 在短時間內(nei) 消失無蹤。一方麵，戰場失利、喪(sang) 失大片控製地區的“伊斯蘭(lan) 國”正從(cong) “偽(wei) 國家”向傳(chuan) 統恐怖組織回歸，組織成員通過發動更多的血腥恐怖襲擊來“刷存在”，其行凶的地點遍布敘利亞(ya) 、伊拉克、也門、土耳其、埃及乃至法、德等歐洲國家，既是報複，也是向世人宣示該組織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更為(wei) 關(guan) 鍵的問題在於(yu) ，即使實體(ti) 被削弱或消滅，“伊斯蘭(lan) 國”的“思想殘留”仍能夠持續發酵，通過互聯網和新興(xing) 社交媒體(ti) 等平台，其宣揚的極端主義(yi) 思想仍在影響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青年，這些青年不會(hui) 再前往中東(dong) 參加“伊斯蘭(lan) 國”，甚至不會(hui) 和任何極端組織進行實質性的聯係，但他們(men) 卻可能毫無憐憫和猶豫地實施“獨狼”式恐怖襲擊，他們(men) 原先的朋友和鄰居，可能就是每一場新恐襲的犧牲者。可以說，隻要伊斯蘭(lan) 世界不能從(cong) 總體(ti) 上的憤怒狀態中解脫，“伊斯蘭(lan) 國”的“幽靈”，就將長期在全球各國徘徊，沒有哪個(ge) 主要國家能夠獨善其身。

　　從(cong) 本質上說，伊斯蘭(lan) 文明圈的普遍憤怒源自於(yu) 伊斯蘭(lan) 世界與(yu) 非伊斯蘭(lan) 世界間的“不調適性”，一方麵隨著現代化風潮對各種傳(chuan) 統文化的消解和吞噬，穆斯林社會(hui) 不得不承受來自外部世界越來越大的壓力，另一方麵伊斯蘭(lan) 世界於(yu) 國際體(ti) 係中又在遭受不斷被邊緣化的命運，特別是進入後冷戰時期，在亨廷頓的“文明衝(chong) 突論”正在成為(wei) “自我實現的預言”這一大背景下，伊斯蘭(lan) 世界與(yu) 非伊斯蘭(lan) 世界的摩擦進一步加劇，全球化的到來雖然擴大了不同國家和文化間的交流，但也增加了新的矛盾和衝(chong) 突點，伊斯蘭(lan) 世界的“異質”色彩和“他者”身份在全球化時代反而顯得更加突出。當前伊斯蘭(lan) 世界出現的極端化意識形態和恐怖主義(yi) 浪潮，實際是這種“不調適性”不斷深化的一個(ge) 必然結果，在其他變革道路被堵死的情況下，一些伊斯蘭(lan) 主義(yi) 者認為(wei) 隻有訴諸於(yu) 暴力、流血和排他性的手段才能解決(jue) 伊斯蘭(lan) 世界麵臨(lin) 的內(nei) 外部危機，把這一路線發展到極致的，就是“伊斯蘭(lan) 國”。然而，事實證明，“伊斯蘭(lan) 國”的所作所為(wei) 不僅(jin) 沒有讓穆斯林從(cong) “卡菲勒”(不信教者)的“壓迫”下獲得解放，反而進一步汙名化了伊斯蘭(lan) 文明的內(nei) 涵，增加了外界對穆斯林群體(ti) 的不安和敵意，在很大程度上更加惡化了全球穆斯林的生存狀態(近期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特朗普試圖推行的“限穆令”)。在實現伊斯蘭(lan) 世界“解放”這一目標上，納賽爾沒有成功，薩達姆和卡紮菲沒有成功，哈桑·班納和賽義(yi) 德·庫特卜沒有成功，本·拉登和紮瓦赫裏沒有成功，巴格達迪則更不可能成功。謬誤的思想不可能催生正確的路線,從(cong) 一開始就走在偏激、仇恨和報複之路上的“伊斯蘭(lan) 國”，歸根到底隻是一個(ge) 以美妙的憧憬為(wei) 開端、為(wei) 其參加者帶來了短暫幸福感但終究不會(hui) 有任何結果的虛假“愛情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