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致我國產(chan) 業(ye) 供給側(ce) 結構性矛盾的因素錯綜複雜，但大體(ti) 上可以分解為(wei) 體(ti) 製、產(chan) 業(ye) 政策和公共服務體(ti) 係三個(ge) 既相互影響又相對獨立的層麵。體(ti) 製層麵的因素主要是反壟斷、國有企業(ye) 改革、知識產(chan) 權保護、地方政府發展導向等法律和產(chan) 業(ye) 治理體(ti) 係方麵的問題;產(chan) 業(ye) 政策因素主要指稅收優(you) 惠、財政補貼等結構性的產(chan) 業(ye) 政策工具;公共服務體(ti) 係主要包括科技基礎設施建設、共性技術供給、促進適用技術擴散應用等內(nei) 容。

　　體(ti) 製、產(chan) 業(ye) 政策和公共服務體(ti) 係相互作用、相互補充，共同構成完整的產(chan) 業(ye) 供給體(ti) 係。其中，體(ti) 製性改革是產(chan) 業(ye) 供給體(ti) 係質量提升的關(guan) 鍵。體(ti) 製性改革能否深入推進，不僅(jin) 直接影響產(chan) 業(ye) 供給體(ti) 係的質量，而且決(jue) 定了產(chan) 業(ye) 政策製定實施和公共服務體(ti) 係建設的效果。與(yu) 此同時，產(chan) 業(ye) 政策和公共服務體(ti) 係的積極作用也不可忽視。

　　從(cong) 改革的基本取向看，體(ti) 製層麵產(chan) 業(ye)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優(you) 化競爭(zheng) 秩序和強化各類主體(ti) 的創新發展導向，從(cong) 而更好地發揮市場本身驅動創新發展的作用。而產(chan) 業(ye) 政策和公共服務體(ti) 係則是針對市場本身不能有效解決(jue) 的問題，通過政府對市場有條件的、恰當的幹預來進一步增強產(chan) 業(ye) 的有效供給能力。其中，產(chan) 業(ye) 政策更多是通過激勵性的措施促使企業(ye) 朝著有利於(yu) 產(chan) 業(ye) 有效供給提升的方向投資和發展，而公共服務體(ti) 係則旨在通過提供市場本身不能或不願提供的服務來直接提升企業(ye) 的競爭(zheng) 能力。可以說，體(ti) 製改革的本質是培育和增強市場，而產(chan) 業(ye) 政策優(you) 化和公共服務體(ti) 係建設的本質是科學合理地幹預市場。

　　體(ti) 製層麵產(chan) 業(ye) 供給體(ti) 係質量提升的要點，一是構建更加完善的市場競爭(zheng) 秩序，二是進一步增強地方政府的創新發展導向，促使企業(ye) 和政府形成創新發展的合力。前者主要是為(wei) 了反壟斷和防止不正當競爭(zheng) ，包括由於(yu) 行政壟斷和國有企業(ye) 地方保護導致的體(ti) 製性壟斷和不正當競爭(zheng) ，以及隨著民營企業(ye) 發展壯大而日益嚴(yan) 重且在軟件和互聯網領域表現尤為(wei) 突出的經濟性壟斷和不正當競爭(zheng) 。與(yu) 此同時，切實加強知識產(chan) 權保護，促進形成創新者的賺錢效應，激勵企業(ye) 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創新，而非僅(jin) 是規模導向的生產(chan) 性投資。從(cong) 矯正地方政府發展導向的角度看，以往以財政分灶吃飯為(wei) 特點的地方政府激勵體(ti) 製，對於(yu) 激發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驅動工業(ye) 快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同時也導致要素價(jia) 格扭曲和低端產(chan) 能過剩等嚴(yan) 重問題。為(wei) 了更好地適應產(chan) 業(ye) 結構調整和創新能力提升，地方政府激勵結構必須根據新的技術經濟範式要求適時進行調整，包括通過中央與(yu) 地方財權和事權的合理劃分、官員考核評價(jia) 體(ti) 係的完善，引導地區間競爭(zheng) 朝著追求更加多元化的經濟社會(hui) 發展目標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轉變。

　　產(chan) 業(ye) 政策層麵產(chan) 業(ye) 供給體(ti) 係質量提升的基本方向，一是將產(chan) 業(ye) 政策資源配置的指向由特定產(chan) 業(ye) 逐漸轉向技術創新。目前我國產(chan) 業(ye) 政策的基本指向仍是產(chan) 業(ye) 或產(chan) 業(ye) 領域，如《中國製造2025》提出了十大重點產(chan) 業(ye) 領域。而反觀美、日、德等國的產(chan) 業(ye) 政策，其稅收、財政等結構性措施都是指向這些產(chan) 業(ye) 或領域特定的技術研發環節。產(chan) 業(ye) 政策與(yu) 產(chan) 業(ye) 掛鉤還是與(yu) 這些產(chan) 業(ye) 的技術創新掛鉤，會(hui) 產(chan) 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如果是與(yu) 產(chan) 業(ye) 掛鉤，會(hui) 誘導企業(ye) 擴大生產(chan) 性投資，而這正是近年來我國光伏甚至工業(ye) 機器人等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產(chan) 能過剩的重要原因。二是在政策設計時根據不同政策工具的優(you) 缺點進行靈活組合。目前我國的產(chan) 業(ye) 政策存在過度依賴稅收優(you) 惠和財政補貼的問題，事實上，每一項政策工具都有其優(you) 勢和局限。例如，稅收優(you) 惠可降低政府對企業(ye) 創新活動的信息要求，但通常是與(yu) 企業(ye) 的研發支出掛鉤，所以會(hui) 激勵企業(ye) 更多地把資源投向可測度的研發支出方麵，卻不能保證企業(ye) 的創新效果和研發效率;財政補貼可以解決(jue) 稅收優(you) 惠的激勵扭曲問題，但對政府的創新識別能力和企業(ye) 的道德風險都有很高的要求;市場化程度更高的產(chan) 業(ye) 基金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但參與(yu) 產(chan) 業(ye) 基金的私人資本要求最高的投資回報，因此產(chan) 業(ye) 基金不能有效促進投資周期長、投資風險大的通用技術和共性技術投資。基於(yu) 上述原因，合理的產(chan) 業(ye) 政策體(ti) 係應是能夠有效發揮不同政策工具互補性的政策組合。

　　科技服務體(ti) 係的經濟功能主要是通過促進戰略性前沿技術、通用技術、共性技術的供給、擴散和應用，切實提升企業(ye) 的技術創新能力。隨著我國產(chan) 業(ye) 結構的日益完備和技術水平向國際前沿的逼近，旨在促進產(chan) 業(ye) 發展的公共政策資源應更多配置到公共服務體(ti) 係建設，而不是稅收優(you) 惠和財政補貼。創新驅動導向的公共服務體(ti) 係主要包括科技基礎設施、共性技術研發服務和技術擴散服務三個(ge) 組成部分。其中，構成科技基礎設施核心的國家實驗室，其主要功能是圍繞國家重大科技和產(chan) 業(ye) 發展使命，依靠跨學科、大協作和高強度資金支持開展戰略性研究。共性技術由於(yu) 既不屬於(yu) 典型的科學，也不屬於(yu) 典型的技術，因此常常成為(wei) 科學向技術轉化的“死亡之穀”。共性技術服務機構的功能正是解決(jue) 競爭(zheng) 前技術即共性技術的供給不足問題。如果說國家實驗室和共性技術研發機構的主要作用是向產(chan) 業(ye) 提供戰略性技術和共性技術，技術擴散服務體(ti) 係的作用則主要是促進已形成的先進適用技術(主要是工藝技術)向廣大企業(ye) 的擴散和應用。與(yu) 發達工業(ye) 國家相比，我國在公共科技服務體(ti) 係建設方麵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現在科技服務體(ti) 係的特定主體(ti) 和功能缺失。例如，目前我國的國家實驗室主要依托於(yu) 高校，缺乏相對獨立的組織結構和人員，這使得國家實驗室實際上成為(wei) 高校學科建設的平台，任務導向型、戰略性的前沿技術研究主體(ti) 在中國的創新體(ti) 係中名存實無。在共性技術研發方麵，2002年前後開始實施的科研院所改製使得中國國家層麵的共性技術研發機構從(cong) 有到無。因此，《中國製造2025》提出的建設一批製造業(ye) 創新中心，應能夠采用兼顧公益性和效率性的治理體(ti) 係，切實發揮共性技術研發和供給的功能。除了提供戰略性前沿技術和共性技術的服務外，公共服務體(ti) 係還應承擔促進技術擴散的功能，後者恰是我國產(chan) 業(ye) 創新體(ti) 係的空白，也是近年來我國工業(ye) 生產(chan) 效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今後，應通過建設“製造業(ye) 創新網絡”、進行中小企業(ye) 技術谘詢師和管理顧問認證等做法，為(wei) 中小企業(ye) 提供質量管理、現場管理、流程優(you) 化等方麵的谘詢與(yu) 培訓，從(cong) 生產(chan) 工藝而不是生產(chan) 裝備的層麵切實提高我國的生產(chan) 製造水平和效率。

　　(作者：賀俊，係中國企業(ye) 管理研究會(hui) 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