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語：

　　本文節選自中國地質大學2012級博士吳達的畢業(ye) 論文《我國煤炭產(chan) 業(ye) 供給側(ce) 改革與(yu) 發展路徑研究》。該論文基於(yu) 經濟與(yu) 能源消費增速、彈性係數、消費強度等指標，綜合采用彈性係數法和部門需求法預測中國煤炭需求趨勢，得出未來十年我國煤炭需求總量整體(ti) 逐步下降，並參考發達國家經驗與(yu) 能源替代節點提出能源結構拐點提前到來的趨勢及需滿足的影響要素。下文係該論文部分內(nei) 容摘編，敬請閱讀。

　　我國能源供給側(ce) 存在的主要問題是高能耗、高汙染、產(chan) 能過剩和供需錯配，使得變革成本增加同時非市場化的供能係統造成供給結構剛性。因此，需要從(cong) 這四個(ge) 方麵入手，進行能源供給結構改革。

　　我國能源供給結構的弊端

　　我國經濟體(ti) 量龐大，能源消耗基量較大，能耗增長率較快，經濟增長單位能耗較高，這樣的發展模式將不利於(yu) 我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更與(yu) “降成本”的改革目標相違背。

　　首先，能源是企業(ye) 生產(chan) 的成本，消耗大量的能源帶動生產(chan) 的模式會(hui) 增加企業(ye) 的生產(chan) 成本，特別是在未來國家取消能源價(jia) 格管製的時候，企業(ye) 無法再取得廉價(jia) 資源，而成本是企業(ye) 重要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這會(hui) 造成我國企業(ye) 國際競爭(zheng) 力的減弱，阻礙企業(ye) 的轉型升級;其次，能源的高消耗會(hui) 增加對外能源依賴度，能源是國家的命脈所在，在全球格局和競爭(zheng) 日益激烈的今天，過高的對外依存度會(hui) 使國家容易受到其他國家能源戰略的掣肘，不利於(yu) 中國的能源安全和國家安全;最後，高耗能的發展模式會(hui) 麵臨(lin) 來自環境的製約，地球上的能源總量是有限的，國土資源能承受的開發程度也是有限的，過高的能源需求更容易在資源有限條件下耗盡國家未來發展的儲(chu) 備資源，可謂後患無窮。

　　其次，高汙染的能源結構帶來治理和政治壓力。化石能源特別是煤炭資源屬於(yu) 高汙染、高碳化的能源，燃燒、使用後會(hui) 向大氣中排入二氧化碳和硫化物，化石能源的開采也會(hui) 對地表結構造成損壞。2015年我國煤炭資源生產(chan) 和消耗占比均在60%以上，高於(yu) 世界平均水平，這樣能源供給結構不但對我國生態壞境造成嚴(yan) 重破壞，與(yu) 可持續發展理念相違背，還威脅著國土資源的安全和能源環境再生，更給政府帶來外部的環境壓力和環境治理成本。為(wei) 了完成我國在巴黎氣候協定裏承諾的國家自主貢獻，即在2030年前後碳排放達標及清潔能源比重達到20%，政府持續加大在非化石能源領域的投資和建設，其投資規模占世界總量的1/3。

　　再次，產(chan) 能過剩和供需錯配增加了變革成本。我國的能源供給存在嚴(yan) 重的產(chan) 能過剩，特別是煤炭行業(ye) 和火電行業(ye) ，目前中國的煤炭總產(chan) 能已經達到了55億(yi) 噸，超過了市場需求總量近20億(yi) 噸;煉油能力超過7億(yi) 噸，但平均開工率僅(jin) 67%，山東(dong) 地煉的開工率更是僅(jin) 在30%左右;發電裝機容量接近14億(yi) 千瓦，火電裝機容量嚴(yan) 重過剩，2014年火電利用小時數為(wei) 4706小時，跌破5000小時，創1978年以來新低(林衛斌，2016)，而且由於(yu) 政策引導不足等原因，許多企業(ye) 還在繼續投資建設火電廠。供需錯配主要集中於(yu) 再生能源領域，由於(yu) 技術、設備跟不上，輸電、儲(chu) 電難題難以解決(jue) ，加之政策引導不完善，造成部分地區再生能源投產(chan) 過度，而生產(chan) 的能源本地無法消化，輸往外地又難以實現，導致地方產(chan) 能過剩，棄風棄電現象嚴(yan) 重。而國家層麵又需要清潔能源在供給機構中占比的大幅提升，這樣就造成了國家訴求和產(chan) 業(ye) 實際的背道而馳，既不利於(yu) 國家政策實施，也不利於(yu) 地方收入的實現。

　　能源供給結構改革的國際經驗

　　(1)美國

　　美國的能源供給側(ce) 改革主要集中於(yu) 兩(liang) 個(ge) 時期，第一個(ge) 時期是1981-1989年裏根政府執政時期，當時美國經濟陷入了“滯脹”的困境，凱恩斯主義(yi) 的需求側(ce) 管理失靈，為(wei) 了遏製美國國內(nei) “滯脹”現象，釋放市場和企業(ye) 活力，推動經濟增長從(cong) 乏力轉變為(wei) 恢複企穩增長狀態，美國政府在能源領域推出放鬆石油、天然氣市場的準入門檻，逐步取消能源管製的政策措施，以刺激能源供給和恢複經濟增長(肖誌興(xing) ，2016)，能源管製和準入門檻的放鬆帶來了美國石油和天然氣產(chan) 量的波動上升，雖然後來由於(yu) 美國實行石油海外進口替代政策，石油產(chan) 量有所下降，但仍表明裏根政府的能源供給側(ce) 改革政策收到了一定成效。

　　第二階段是2009年的頁岩氣革命，為(wei) 了確保美國的能源安全和能源獨立，美國政府鼓勵國內(nei) 能源自己自足和能源開發創新，2009年的頁岩氣革命大幅降低了美國天然氣可產(chan) 產(chan) 量和生產(chan) 成本，從(cong) 而降低了美國對外的能源依賴，2015年，美國又將太陽能和風能等可再生能源行業(ye) 所實施的稅收抵免政策進一步延長5年，太陽能、風能設備的安裝成本持續走低，可再生能源發電將在未來會(hui) 變得更加便宜。

　　(2)英國

　　英國能源的供給側(ce) 改革主要體(ti) 現在對能源結構轉型上，顯著標誌是“去煤”。英國是世界上最老牌的工業(ye) 國家，煤炭經濟起步較早，同時英國也是較早受到煤炭消耗汙染和溫室氣體(ti) 排放影響的國家，20世紀初，倫(lun) 敦等城市就已經出現了嚴(yan) 重的空氣汙染和霧霾天氣，造成了國民死於(yu) 呼吸係統疾病人數飆升，為(wei) 了轉變能源消費模式，治理能源消費帶來的汙染，英國由早期煤炭行業(ye) 的蓬勃發展走上了長達60年的漫漫“去煤”路。英國煤炭產(chan) 量由1981年的1.27億(yi) 噸銳減至2014年的0.12億(yi) 噸，至2015年底，英國關(guan) 停了大部分的煤炭企業(ye) (肖誌興(xing) 2016)。為(wei) 了提升低汙染的天然氣等能源和再生能源在能源結構中的占比，並彌補傳(chuan) 統化能下降帶來的電力缺口，英國采用“提前拍賣供電協議”和增加補貼的方式，來提升供電企業(ye) 的積極性，降低供電成本，充分利用市場機製帶動能源供給的合理配置。

　　(3)日本

　　日本的供給改革也主要分兩(liang) 個(ge) 時期。第一個(ge) 時期是二戰以後，日本的情況比較特殊，由於(yu) 受到地理環境和國土麵積的限製，日本本國的能源儲(chu) 量及其匱乏，能源對外依存度高達90%(肖誌興(xing) ，2016)，特別是石油等資源主要供應地集中在遠離日本的中東(dong) ，這樣的供給結構決(jue) 定了日本能源供給容易受到國際能源局勢的影響;二戰以後，日本經濟迅速崛起，能源消耗大幅增加，而有限的國土麵積的汙染承受能力十分有限，這迫使日本隻能以低汙染的石油和天然氣為(wei) 主要能源供給，但1973年的石油危機又使得日本經濟陷入“滯脹”危機，迫使日本不得不采取能源供給側(ce) 的變革，其主要措施是：提倡低能耗的發展模式、鼓勵高效能的石油生產(chan) 設備，並通過向海外轉移等方式消除國內(nei) 的高耗能企業(ye) ;對受石油危機影響的產(chan) 業(ye) 進行供需關(guan) 係預測管理，由國家調控過剩產(chan) 能的同時通過專(zhuan) 項資金扶持新能源產(chan) 業(ye) 的發展與(yu) 創新。第二階段是2011年福島核電站事故後，受輿論壓力影響，日本核電項目暫停，能源對外依存度陡然增加，火力發電比重大幅上升。日本提出能源的供給側(ce) 改革側(ce) 重於(yu) 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和逐步擺脫對核電的依賴，並通過實現減稅政策支持能源供給側(ce) 的改革。

　　國際能源結構改革的啟示

　　經濟發展去煤化是必經之路。美、英、日三國在能源供給側(ce) 改革過程中都認識到了經濟發展對煤炭過度依賴帶來的弊端和不可持續性，並堅定不移的把去煤化作為(wei) 供給改革的重中之重，最終三國都順利完成了脫煤改革，大幅降低了煤炭在國家能源供給中的比重，提升了天然氣、石油、核電等能源的使用率。盡管去煤化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業(ye) 負擔，犧牲一定的利益，但長遠來看對國家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發展的貢獻可見一斑。

　　降低能耗強度、鼓勵新能源開發、降低對外依存度是重點。無論是能源相對充裕的美國、英國，還是資源匱乏的日本，都通過政策積極引導產(chan) 業(ye) 技術升級，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生產(chan) 能耗強度;同時又通過政府補貼等形式鼓勵核電、生物能源等開發利用技術的研發，引導再生能源產(chan) 業(ye) 的擴張，提高再生能源在國家能源供給中的占比。更重要的是通過上述各種手段避免國家對能源的過度依賴，通過自給自足的模式降低對外能源依存，確保國家能源安全和能源戰略獨立性。

　　市場化是保障。上述三國在能源供給側(ce) 改革中，都在能源供給中大力引進了市場化機製，通過降低市場準入門檻，引入競爭(zheng) ，引導價(jia) 格機製的形成來構建能源供給的市場化體(ti) 製，利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調節能源供給結構，可以說，市場化是能源供給良性調整的重要保障。

　　我國能源供給側(ce) 改革的宏觀環境分析

　　一個(ge) 成功的改革政策需要“天時地利人和”——既要國內(nei) 宏微觀因素的配合，又要國際因素和局勢的順應，這樣改革才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從(cong) 國內(nei) 國際因素來看，目前利用供給側(ce) 改革推動能源結構優(you) 化既存在明顯的支撐點，又有明顯的阻礙點。

　　(1)國際供給因素

　　我國能源供給側(ce) 改革的一個(ge) 重要步驟是利用相對清潔的天然氣、石油等化石能源替代高碳性的煤炭資源供給，化解煤炭產(chan) 能過剩，實現能源結構的優(you) 化;但我國目前的化石能源供給有限，無法滿足國內(nei) 現在和未來的需求缺口，天然氣、石油供給中的很大一部分依賴進口，國際化石能源供應價(jia) 格直接影響著我國化石能源相對於(yu) 煤炭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和替代成本。

　　當前大部分的國際能源以美元為(wei) 計價(jia) 標準，人民幣匯率作為(wei) 國際進口能源的人民幣價(jia) 格的重要乘數，其波動對我國能源進口價(jia) 格的變動顯而易見。未來一段時間內(nei) ，人民幣貶值將會(hui) 是一個(ge) 持續性的過程。從(cong) 匯率的角度看人民幣貶值降低了我國的國際購買(mai) 能力，增加了能源進口成本，不利於(yu) 我國的煤炭替代戰略的實施。

　　據社科院世界能源發展報告顯示，全球天然氣儲(chu) 產(chan) 量繼續保持增長。目前全球範圍內(nei) 的天然氣探明儲(chu) 量為(wei) 189萬(wan) 億(yi) 立方米，年開采量為(wei) 3.67萬(wan) 億(yi) 立方米，儲(chu) 采比維持較高水平。統計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球液化天然氣(LNG)的年產(chan) 能達3.25億(yi) 噸，比上年增加5.2%。其中，2015年計劃投產(chan) 的5個(ge) 項目中，隻有3個(ge) 項目投產(chan) ，新增產(chan) 能1980萬(wan) 噸/年。全球範圍內(nei) 正在建設中的或計劃建設的LNG項目有55項，產(chan) 能達5.9億(yi) 噸/年，這些項目將在未來幾年達到投產(chan) 條件。全球LNG產(chan) 能穩步提高，即將進入產(chan) 能集中釋放期。原油方麵，沙特地區產(chan) 量依舊屢創新高，供大於(yu) 求趨勢仍未消除，所以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內(nei) ，國際油氣價(jia) 格不會(hui) 出現大幅上漲。綜合來看，國際油氣價(jia) 格對中國能源結構優(you) 化形成有力支撐，能抵消部分人民幣貶值帶來的負麵效果，但會(hui) 增加中國對外的能源依賴。

　　(2)國內(nei) 需求因素

　　2012年底，我國第三產(chan) 業(ye) 首次超過第二產(chan) 業(ye) ，成為(wei) 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由於(yu) 中國人口和匯率紅利消失，中國的製造業(ye) 優(you) 勢已不再，國外投資者逐漸把投資向中國周邊地區轉移，中國製造業(ye) 已在衰退。未來一段時間內(nei) ，無論是國家經濟還是工業(ye) 增長都會(hui) 是一個(ge) 緩慢下行的趨勢，隨之對能源特別是高汙染能源的消費也會(hui) 隨之減少，煤炭消費結構的基礎將會(hui) 慢慢消失。國家完全可以在重新分配社會(hui) 能源，調整產(chan) 業(ye) 結構的過程中，重新定義(yi) 各種能源的占比結構，引導良性能源結構的形成。從(cong) 這一點來說是對中國的能源供給結構改革有利的。

　　雖然天然氣等清潔能源比重上升明顯，但煤炭、熱力、電力仍然是我國居民生活能源消費的主要領域，我國熱能生產(chan) ，特別是北方的冬季供暖和供電，主要依托燃燒能(火電、鍋爐)生產(chan) 係統，需要消耗大量的煤炭資源，這也是造成霧霾的一個(ge) 重要原因。熱力和電力是剛性需求，雖然居民存在清潔、低價(jia) 能源的消費訴求，但在能源供給硬件技術不發生改變的情況下，居民消費的結構不會(hui) 發生根本改變，也不能對我國的生活能源供給結構轉變提供支撐。

　　(3)碳稅改革因素

　　碳稅政策的實施未來可能是能源消費結構調整的重要推手，中國的碳稅政策的實施相關(guan) 工作從(cong) 2015年開始，主要內(nei) 容包括全國性碳交易市場的建設和碳稅標準的設計。2016-2020年為(wei) 全國碳市場第一階段，參與(yu) 企業(ye) 範圍涵蓋石化、化工、建材、鋼鐵、有色、造紙、電力、航空八大行業(ye) ;2020年以後是全國碳市場的第二階段，即完善和拓展階段，擴大參與(yu) 企業(ye) 範圍和交易產(chan) 品，發展多元化交易模式(碳排放交易網)。短期看，碳稅的開征無疑會(hui) 給相關(guan) 企業(ye) 帶來額外的成本，削減企業(ye) 利潤，短期來看與(yu) 供給側(ce) 改革的“降成本”相悖，但這部分成本是可以解決(jue) 的，目前的主流思想是通過稅製改革和政府補貼的形式對企業(ye) 做一定的補償(chang) 。在一段時間內(nei) 開征碳稅會(hui) 抑製中國的經濟增速，帶來中國經濟體(ti) 係的陣痛，這一部分損失隻能通過供給側(ce) 改革帶來的未來收益進行消化，政策實施初期需要考慮稅率的強度。(完)

　　(本文摘自中國地質大學資源產(chan) 業(ye) 經濟學博士吳達畢業(ye) 論文《我國煤炭產(chan) 業(ye) 供給側(ce) 改革與(yu) 發展路徑研究》第六章，本文僅(jin) 代表作者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