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先生日前在法國新聞網刊文，認為(wei)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內(nei) 閣團隊在籌備其對華政策時，除了要警惕大家已經熟悉的修昔底德陷阱外，還“必須擔心‘金德爾伯格陷阱’：也就是對手主動示弱而不是示強。”文中，他還質疑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不斷壯大，中國是否會(hui) 為(wei) 提供全球公共產(chan) 品貢獻自己的力量，暗示美國新政府應該讓中國承擔更多的世界責任，以避免美國由於(yu) 承擔太多責任而陷入難以自拔的困境。對此，我們(men) 需要進一步分析和討論。

　　全球化的成本誰來承擔?

　　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

　　首先，隨著全球化和各國相互依賴加深，對公共產(chan) 品的需求日益劇增，但是正如金德爾伯格在其著名的《蕭條中的世界：1929-1939》一書(shu) 中指出的，世界經濟體(ti) 係的運行，無法完全依靠市場自發的力量，或者說不能指望各國自覺、自願地提供確保經濟體(ti) 係穩定所必需的成本，因此必須有一個(ge) 國家在其中發揮領導作用，提供這種公共成本。所以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看世界秩序的穩定確實需要一個(ge) 領導者。

　　自地理大發現以來，不斷擴展和深化的生產(chan) 與(yu) 消費將世界連為(wei) 一體(ti) ，相互依賴逐漸成為(wei) 現實。在這一過程中，盡管充滿了殖民、掠奪與(yu) 殺戮，但也帶來市場的開放和生產(chan) 效率的提高。商品、服務、生產(chan) 要素與(yu) 信息跨國界流動，通過國際分工，在世界市場範圍內(nei) 提高了資源的配置效率，同時使各國間的經濟相互依賴日益加深。同時，全球化使技術擴散成為(wei) 現實，並呈現加速度趨勢。這一切都極大提高了人類社會(hui) 創造財富的能力和速度，成為(wei) 人類進入並享受現代社會(hui) 的關(guan) 鍵因素。

　　但全球化的一個(ge) 弊端是並非所有國家或民族都能從(cong) 中受益或一直受益。因此，邏輯上全球化這個(ge) 有益於(yu) 人類整體(ti) 進步的路徑並非是唯一的必選項，它同樣存在理性失敗或倒退的可能。那些關(guan) 心“公共利益”並願意承擔“公共成本”的國家，就是世界經濟體(ti) 係的領導者，同時也是世界政治體(ti) 係中的領導者。

　　公共成本的概念在實踐與(yu) 學術中逐漸發展為(wei) 公共產(chan) 品，包括開放自由的貿易體(ti) 係、穩定高效的金融市場、海洋自由航行、製止地區衝(chong) 突與(yu) 戰爭(zheng) 等。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全球經濟陷入危機，甚至導致了世界大戰，其原因之一就在於(yu) 美國雖然在實力上取代了當時的大英帝國成為(wei) 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卻不願意接替英國承擔為(wei) 全球提供公共產(chan) 品的責任。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生產(chan) 要素在全球範圍內(nei) 的流動進一步加深了各國間的相互依賴，形成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勢態。國際社會(hui) 的利益關(guan) 係也由傳(chuan) 統的排他性零和關(guan) 係轉變為(wei) 利他性非零和關(guan) 係。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席卷全球，無論是發達經濟體(ti) 還是發展中國家都無法幸免就證明了這一點。同時，地區衝(chong) 突所導致的人道主義(yi) 災難、武器擴散、海盜、非法入境、恐怖主義(yi) 和極端宗教思想等問題也使任何國家都不可能獨善其身。因此，世界對公共產(chan) 品的需求比曆史上任何時代都要強烈。

　　誰會(hui) 陷入“金德爾伯格陷阱”?

　　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ti) 係建立，確立了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ti) 係

　　其次，美國未能承擔起世界領導者的責任。盡管金德爾伯格被譽為(wei) “霸權穩定論”的開創者，但他本人並不願意用“霸權”這個(ge) 詞，因為(wei) 它意味著“隨心所欲地去幹任何事情”。相反，他更願意用“領導者”，即“基於(yu) 道義(yi) 的熏陶和所處的地位而不得不為(wei) 之”。

　　毋庸置疑，美國在二戰後成為(wei) 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並在西方世界建立起以美國為(wei) 主導的資本主義(yi) 世界體(ti) 係——布雷頓森林體(ti) 係，發揮了世界領導者的作用。馬歇爾計劃等援助項目的實施以及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的建立，對於(yu) 戰後恢複世界經濟、穩定世界秩序起到了關(guan) 鍵作用。國際製度、機製和國際法的不斷發展與(yu) 進步有助於(yu) 規範各民族國家交往之間的行為(wei) 方式，削弱了安全困境，並且提供了文明且和平的爭(zheng) 端解決(jue) 機製。

　　但是，作為(wei) 世界領導者，一個(ge) 國家既要有足夠的能力維持影響國家之間關(guan) 係的必要規則，並且要有足夠的意願和正確的手段來這樣做。隨著蘇聯解體(ti) 和冷戰結束，美國成為(wei) 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卻越來越凸顯出了單邊主義(yi) 和霸權主義(yi) 。

　　目前全球麵臨(lin) 的諸多嚴(yan) 重挑戰，比如敘利亞(ya) 難民、國際恐怖主義(yi) 、朝核危機等，都與(yu) 美國實施的錯誤政策息息相關(guan) 。除此之外，奧巴馬政府的“亞(ya) 太再平衡”策略以及配套的跨太平洋夥(huo) 伴關(guan) 係協定協定(TPP)，都致力於(yu) 打造一個(ge) 將中國孤立世界，而不是一個(ge) 合作共贏的世界。特朗普總統及其團隊，更是凸顯出了反全球化和孤立主義(yi) 的傾(qing) 向，給世界的未來發展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在某種意義(yi) 上來說，美國已經不再是世界問題的解決(jue) 者，而是問題本身。因此，約瑟夫·奈教授所擔心的“金德爾伯格陷阱”，不應該是擔心中國“是否會(hui) 為(wei) 提供全球公共產(chan) 品貢獻自己的力量”，而更應該是擔心美國是否還有意願和正確的手段繼續為(wei) 全球提供公共產(chan) 品。

　　約瑟夫·奈擔心的不該是中國

　　再次，中國一直是現行國際體(ti) 係的參與(yu) 者、建設者、貢獻者，同時也是受益者。平心而論，中國的實力和美國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但是，作為(wei) 國際社會(hui) 負責任的平等一員，中國依然願意為(wei) 世界和平與(yu) 秩序穩定做出貢獻，提供與(yu) 自身實力相匹配的公共產(chan) 品。

　　政治上，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之一，也是對維護世界和平負有最大責任的安全理事會(hui) 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zheng) 中，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因此更加珍愛和平，也更願意支持聯合國在維護世界和平方麵發揮最大、最重要的作用。

　　1971年新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以來，在各個(ge) 層麵都與(yu) 聯合國展開了卓有成效的戰略溝通與(yu) 務實合作，中國對聯合國事業(ye) 的支持也不斷增強。與(yu) 長期拖欠聯合國會(hui) 費的美國相比，中國不但按時足額繳納會(hui) 費，而且目前已經成為(wei) 僅(jin) 次於(yu) 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會(hui) 費繳納國，也是僅(jin) 次於(yu) 美國的第二大維和經費貢獻國。作為(wei) 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代表，中國已經事實上成為(wei) 維護以聯合國為(wei) 代表的世界秩序的中流砥柱。

　　同時，中國的改革開放本身就是不斷融入世界體(ti) 係的過程，抓住了“和平與(yu) 發展”的時代主題，充分利用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積極參與(yu) 國際競爭(zheng) ，發揮自身的比較優(you) 勢。在過去的三十多年中，中國無論是在經濟建設方麵，還是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麵，都取得了舉(ju) 世矚目的成績。近年來，中國政府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並在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ya) 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方麵做出了努力，本質上這就是在與(yu) 世界分享中國的繁榮和發展路徑，特別是kaiyun官方地址開放的成功經驗。在G20杭州峰會(hui) 期間，中國政府更是倡議各國實施更加協調的國際經濟政策，共同努力“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這些都是中國給世界提供的公共產(chan) 品。

　　對此，奈教授也承認：“中國的所作所為(wei) 並非以推翻現有自由世界秩序為(wei) 目的，而是為(wei) 了強化其自身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力。”盡管中國政府一再倡議構建“命運共同體(ti) ”，但如果美國新政府決(jue) 意選擇另外一條路徑，中國並沒有足夠的能力來構建新的全球秩序並充當其中的“領導者”。換句話說，約瑟夫·奈所擔心的“金德爾伯格陷阱”是有可能的，但唯一能夠導致這一結果的變量是美國，而不是中國。

　　所以，目前來看，中國既沒有改變現有國際體(ti) 係的能力，也沒有意願這樣做。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體(ti) 係，不意味著另起爐灶，而是要推動它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至於(yu) 世界因美國實力的相對衰落而導致“金德爾伯格陷阱”的問題，美國另一位政治學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羅伯特·基歐漢先生其實已經在《霸權之後》一書(shu) 中給出了答案：維持現有體(ti) 係的關(guan) 鍵在於(yu) 創建一個(ge) 無論是盟國還是第三世界國家都能夠參與(yu) 合作的機製。但實現這一點的關(guan) 鍵是，中國有意願繼續參與(yu) 國際合作，美國是否有意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