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始於(yu) 金融、經濟領域，並逐步蔓延到政治、社會(hui) 各個(ge) 方麵。從(cong) 影響程度和範圍看，這場危機當屬近百年來最嚴(yan) 重之列，對各主要資本主義(yi) 國家產(chan) 生了重大影響，激發人們(men) 思考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ti) 係變革的深層次問題。

　　新一輪資本主義(yi) 危機突出表現為(wei) 信用危機和治理危機

　　此輪資本主義(yi) 危機雖然發端於(yu) 金融領域，但突出表現在債(zhai) 務問題上，由此引發了資本主義(yi) 國家的信用危機和治理危機。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幾乎所有發達資本主義(yi) 國家的主權債(zhai) 務負擔率(主權債(zhai) 務占GDP的比重)都呈大幅上升之勢：大部分發達資本主義(yi) 國家超過了60%的國際警戒線，不少國家甚至超過了80%甚至90%的高壓線。資本主義(yi) 國家發生債(zhai) 務危機早已有之，但主要資本主義(yi) 國家幾乎同時陷入整體(ti) 性、係統性的債(zhai) 務危機，卻是資本主義(yi) 危機的新表現。

　　造成主要資本主義(yi) 國家債(zhai) 務危機的原因是多方麵的。20世紀70年代美元與(yu) 金本位製脫鉤後，金融資本主義(yi) 迅速發展，導致發達資本主義(yi) 國家實體(ti) 經濟與(yu) 虛擬經濟嚴(yan) 重脫節。美元扮演的國際貨幣角色，使其在國際貿易中維持長期逆差，這就進一步使生產(chan) 與(yu) 消費發生分離。跨國公司的貿易迅速擴大，西方主要資本主義(yi) 國家諸多產(chan) 業(ye) 向外轉移，很大程度上減少了政府的稅收。與(yu) 此同時，西方資本主義(yi) 國家在社會(hui) 領域普遍實行高福利政策，而多黨(dang) 政治體(ti) 係中政黨(dang) 政策的短期性以及政黨(dang) 的勝選需要，又從(cong) 體(ti) 製上助長了福利擴張和財政透支。這些都是資本主義(yi) 國家發生債(zhai) 務危機的重要原因。

　　缺乏節製是資本主義(yi) 債(zhai) 務危機爆發的深層次原因。資本具有逐利的本性，而現實生活中市場信息不對稱、不完全、不確定是常態。在缺乏法律和製度製約的情況下，市場主體(ti) 特別是占有信息優(you) 勢的一方為(wei) 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可能會(hui) 故意隱瞞相關(guan) 信息，或者采取投機、欺詐行為(wei) ，從(cong) 而對另一方的利益造成損害。信息不對稱的情況累積起來，就會(hui) 破壞市場正常運行，甚至產(chan) 生信用危機和經濟危機。有人將20世紀70年代後資本主義(yi) 國家的財政狀況形容為(wei) “食之者眾(zhong) ，生之者寡;用之者疾，為(wei) 之者舒”，這與(yu) 我國古代“生之者眾(zhong) ，食之者寡;為(wei) 之者疾，用之者舒”的節製財政思想截然相反。這種狀況自然無法持久，不可避免地導致債(zhai) 務危機。

　　新一輪資本主義(yi) 危機暴露的深層次問題

　　債(zhai) 務危機對主要資本主義(yi) 國家的影響巨大而深遠。為(wei) 了應對金融危機，西方資本主義(yi) 國家紛紛推出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但國家公共開支的劇增同經濟複蘇乏力、稅收減少的矛盾，反而導致政府債(zhai) 務的進一步攀升。隻要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低於(yu) 債(zhai) 務膨脹速度，國家支出與(yu) 國家稅收之間的結構性缺口必然導致債(zhai) 務問題越積越重。長遠來看，降低政府債(zhai) 務水平應削減公共開支和社會(hui) 福利，但這必然降低民眾(zhong) 生活與(yu) 福利水平，進而加劇民眾(zhong) 與(yu) 政府之間的矛盾，導致社會(hui) 衝(chong) 突不斷。為(wei) 了緩解債(zhai) 務危機，一些西方資本主義(yi) 國家試圖通過增稅來平衡財政收支，但又遇到大財團的巨大阻力。如此一來，這些國家就陷入“兩(liang) 麵不討好”的尷尬境地。

　　債(zhai) 務問題使人們(men) 開始懷疑通過國家調節來避免資本主義(yi) 危機的傳(chuan) 統方案。實際上，債(zhai) 務問題大大削弱了西方資本主義(yi) 國家應對危機的能力，這是新自由主義(yi) “去國家化”“最小政府”經濟思潮盛行的必然結果。這一輪資本主義(yi) 危機暴露的不單單是市場失靈，還有嚴(yan) 重的政府失靈。大部分西方資本主義(yi) 國家在應對危機時所表現出的焦慮、慌亂(luan) 和失序，反映了這些國家因財政狀況惡化而造成的信用危機和治理危機，同時也成為(wei) 危及當今世界穩定的不確定因素。

　　這一輪危機標誌著資本主義(yi) 的價(jia) 值觀和意識形態在褪色。二戰後，西方幾代理論家苦心包裝的所謂西式自由民主和市場原教旨主義(yi) 價(jia) 值觀，既在其國內(nei) 遭到質疑和反思，又在國際上遇到越來越多的抵製和阻擊。曾經被宣揚為(wei) 一些西方大國軟實力重要組成部分的價(jia) 值觀和製度資源逐漸流失。危機之下，一些西方資本主義(yi) 國家在選舉(ju) 政治、政黨(dang) 政治、議會(hui) 政治、對外政治中的表現，讓人很難將其與(yu) 人類理想的政治文明聯係在一起。因此，這一輪危機對全世界來說，還是一場生動的政治製度教育。主要西方資本主義(yi) 國家製度體(ti) 係運行過程中出現的相互掣肘、漫天許諾、彼此否決(jue) 、分裂對立等現象，促使越來越多的人反思這種製度體(ti) 係的合理性。

　　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ti) 係變革的新契機

　　當前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的係統性危機，促使人們(men) 深入思考資本主義(yi) 體(ti) 係與(yu) 外部世界之間的矛盾，為(wei) 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ti) 係變革打開了新空間、提供了新契機。

　　資本主義(yi) 在其擴張過程中，構造了一個(ge) 包括中心和外圍的體(ti) 係，使其可以將發展的經濟和社會(hui) 成本幾乎不受限製地轉嫁到外圍和邊緣。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出於(yu) 自身利益考慮，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對世界其他國家經濟產(chan) 生嚴(yan) 重的消極外溢效果。由此可見，資本主義(yi) 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必然在國內(nei) 和國際產(chan) 生更大的不平等，這是資本主義(yi) 運行過程中固有的成本社會(hui) 化和利潤私人占有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資本主義(yi) 體(ti) 係本身並不具有在內(nei) 部消化危機和壓力的能力，它隻有不斷通過成本的外部轉嫁才能維持運行。這與(yu) 世界需要的平等、互助、包容、共享的價(jia) 值理念是背離的。近年來，那些堅持獨立自主發展道路的國家獲得了更多的政治、經濟能力以抵禦外部幹涉和危機轉嫁。這表明，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ti) 係正在發生積極變化。

　　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ti) 係如果縱容一些國家將內(nei) 部成本轉嫁給別國承擔，或者對此類現象束手無策，這樣的體(ti) 係就不可能公正，也很難持久。正因如此，國際金融危機後應運而生的二十國集團，取代過去的七國集團成為(wei) 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平台。然而，西方資本主義(yi) 國家出現的係統性債(zhai) 務問題，使得其承擔世界經濟政治治理責任的信用和能力受到質疑。資本主義(yi) 經濟政治製度本身，正在成為(wei) 許多全球性合作方案的抵製力量。構建國內(nei) 製度體(ti) 係和世界治理體(ti) 係相互適應、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抵觸、相互衝(chong) 突的國際秩序，成為(wei) 人類在探索更好社會(hui) 製度道路上麵臨(lin) 的重大課題。

　　在這一輪國際金融危機期間，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直維持在20%—30%的高水平。中國製度體(ti) 係在處理與(yu) 外部世界關(guan) 係上的積極作為(wei) ，為(wei) 世界經濟政治治理體(ti) 係變革提供了有益借鑒。中國始終將國內(nei) 經濟社會(hui) 發展放在世界格局下來考慮，通過國內(nei) 經濟社會(hui) 發展促進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ti) 係變革，同時推動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ti) 係變革以更好地服務國內(nei) 經濟社會(hui) 發展。這是一種促進國內(nei) 治理與(yu) 全球治理良性互動的製度方案，它解釋了中國為(wei) 什麽(me) 能以內(nei) 部製度創新的方式消化壓力，而不是像一些發達資本主義(yi) 國家那樣通過對外擴張、搞殖民地的方式實現國家富強。中國很重視將合理的國際方案通過國內(nei) 發展規劃予以認真落實，這種國內(nei) 製度和國際製度保持協調的方式，是中國製度體(ti) 係很重要的一個(ge) 特點。它與(yu) 資本主義(yi) 國家分權製衡的製度體(ti) 係在對外關(guan) 係上的邏輯迥然有別，為(wei) 推進國際經濟政治治理體(ti) 係變革拓展了富有啟發性的新視野。

　　(作者為(wei) 複旦大學國際關(guan) 係與(yu) 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