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ce) 改革的深遠意義(yi) 不亞(ya) 於(yu) 一場經濟革命：重建經濟競爭(zheng) 優(you) 勢基礎的革命。對於(yu) 企業(ye) 、產(chan) 業(ye) 乃至整個(ge) 國家而言，傳(chuan) 統上采用的成本領先戰略，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落伍，不足以保證在日益激烈的經濟競爭(zheng) 中獲得戰略優(you) 勢，甚至不足以保證企業(ye) 的生存。供給側(ce) 改革的根本目的，就在於(yu) 為(wei) 中國經濟重建競爭(zheng) 優(you) 勢的厚實基礎，避免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zheng) 中淪為(wei) 輸家，主要涉及四個(ge) 重大主題——經濟政策導向、政府與(yu) 市場關(guan) 係、平等競爭(zheng) 和企業(ye) 家精神。

　　轉換經濟政策導向

　　供給側(ce) 改革首先明確要求轉換經濟政策導向：從(cong) 特定目標導向轉向競爭(zheng) 基礎導向。兩(liang) 者之間存在根本差異。目標導向關(guan) 注增長率、就業(ye) 率、通貨膨脹率和國際收支平衡等特定宏觀目標，也關(guan) 注服務業(ye) 、高科技產(chan) 業(ye) 比重等中觀目標，還關(guan) 注引導企業(ye) 的特定行為(wei) (如鼓勵創新與(yu) 投資)這類微觀目標。經濟政策因而被看作對這些特定目標的技術性回應，而政府與(yu) 學者的任務就在於(yu) 協調一致地推動指向特定目標的政策方案。隱含的邏輯是：判定政策成敗得失的唯一標準就在於(yu) 特定目標是否達成，而最可能達成目標的政策方案便為(wei) 最優(you) 方案。

　　由於(yu) 忽視如何建構競爭(zheng) 優(you) 勢的基礎這一根本問題，目標導向型經濟政策的局限性非常明顯。快速全球化和技術進步，也使其代價(jia) 越來越大，而且越來越不靈驗。長期實行的需求管理政策帶有濃厚的凱恩斯主義(yi) 與(yu) 貨幣主義(yi) 色彩，在許多國家經曆了長期的失敗，發展中國家尤其如此。中國依然需要這類宏觀經濟政策，但認識到其固有的局限性更加重要。一般來講，盡管基本規則和實務操作相對簡單，但這類政策需要嚴(yan) 格的製度條件才能奏效。發展中國家大多不具備這些條件，這也意味著對這類政策的價(jia) 值決(jue) 不可高估，尤其不可淩駕於(yu) “結構性政策”之上。

　　供給側(ce) 改革所致力推動的正是結構性政策，聚焦經濟競爭(zheng) 優(you) 勢的基礎究竟是什麽(me) 以及如何建構的中長期戰略問題。隨著內(nei) 外環境的深刻變化，如何在成本領先戰略之外，再造競爭(zheng) 優(you) 勢的新基礎，實為(wei) 當前和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最緊迫務實的課題，它比經濟政策的特定目標重要得多，也比整體(ti) 經濟體(ti) 量重要得多。從(cong) 根本上講，中國經濟的未來，不在於(yu) 體(ti) 量的大小，而在於(yu) “拿什麽(me) 競爭(zheng) ”。中國沒有必要成為(wei) 外強中幹的經濟龐然大物，而應成為(wei) 富於(yu) 競爭(zheng) 力與(yu) 活力的大型經濟體(ti) ，尤其是在企業(ye) 與(yu) 產(chan) 業(ye) 的核心競爭(zheng) 力方麵。

　　再造政府與(yu) 市場的關(guan) 係

　　為(wei) 構建競爭(zheng) 優(you) 勢的新基礎，供給側(ce) 改革致力達成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提出的宏大命題——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jue) 定性作用”，讓政府更好地發揮作用。政府與(yu) 市場的相互關(guan) 係紊亂(luan) 長期困擾著中國經濟，產(chan) 業(ye) 政策與(yu) 行政審批領域尤其如此。

　　問題並不在於(yu) “誰的作用大(小)一點”或“政府應多管還是少管”這麽(me) 簡單。真正的問題在於(yu) ：如何確保將政府幹預限定在“市場失靈顯著且後果嚴(yan) 重”的領域。許多市場失靈並非來自市場本身，而是源於(yu) 過度或不當的政府幹預引發的外生失靈，如同過量或不當服藥引發人體(ti) 疾病、損害自我修複能力一樣，這類失靈本質上是政府失靈而非“真正的市場失靈”，後者可稱為(wei) 內(nei) 生失靈。清晰地區分外生失靈與(yu) 內(nei) 生失靈至關(guan) 緊要，後者相當於(yu) 人體(ti) 自身產(chan) 生的疾病。

　　中國經濟的內(nei) 生失靈集中體(ti) 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首先是外部性，包括發明創新活動給社會(hui) 帶來的“正外部性”以及環境汙染與(yu) 破壞給社會(hui) 帶來的“負外部性”。其次是與(yu) 信息不對稱相關(guan) 的欺詐行為(wei) ，食品與(yu) 醫藥領域最為(wei) 嚴(yan) 重。內(nei) 生失靈也包括壟斷。但在我國，壟斷主要不是內(nei) 生的，而是外生的國企壟斷和利益集團式的壟斷，在幾乎所有重要行業(ye) 都相當明顯。沒有強有力的供給側(ce) 改革，將無法設想經濟機遇可以平等地賦予民企和所有人。

　　促進平等競爭(zheng)

　　平等競爭(zheng) 是競爭(zheng) 優(you) 勢的重要來源。不平等競爭(zheng) 造就競爭(zheng) 劣勢而非優(you) 勢，供給側(ce) 改革因而應致力於(yu) 消除不平等競爭(zheng) ，特別是民企與(yu) 國企間競爭(zheng) 條件的不平等以及社會(hui) 固化導致的個(ge) 人經濟機遇間的不平等，社會(hui) 底層人士尤其如此。

　　不平等競爭(zheng) 有許多來源，並非隻是壟斷，但壟斷是其中重要的根源。

　　旨在促進民企與(yu) 國企間平等競爭(zheng) 的供給側(ce) 改革，應致力消除經濟政策的“身份取向”。對國企的偏愛無異於(yu) 對民企的歧視，盡管民企的經濟績效、活動與(yu) 創新潛力，甚至超過國企。

　　真正意義(yi) 上的現代市場經濟，需要民企作為(wei) 重要基礎或基石。在“包容性發展”的理念下，確保民企在稅收、信貸、政府采購、補貼等政策清單中取得平等地位，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和緊迫。民企與(yu) 國企，原本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企業(ye) 公民”，理應享受平等的國民待遇。對民企帶有政策偏見和歧視的經濟體(ti) ，不可能在長期競爭(zheng) 中獲得優(you) 勢。隻要確保民企與(yu) 國企具有平等競爭(zheng) 的起點、條件和基礎，那麽(me) ，贏家必定就是更具競爭(zheng) 優(you) 勢的一方。至於(yu) 國企的“社會(hui) 職能”，應盡快移交政府，這是平等競爭(zheng) 的重要方麵。

　　激勵企業(ye) 家精神

　　縱觀曆史，經濟競爭(zheng) 力最強的國家和經濟體(ti) ，無一不是企業(ye) 家精神最旺盛的國家和經濟體(ti) ，沒有例外。繁榮與(yu) 富強的深層根源，不是尖端的科技，而是彌足珍貴的大批職業(ye) 企業(ye) 家和企業(ye) 家精神的崛起。中國的現狀還相差較遠。

　　有鑒於(yu) 此，供給側(ce) 改革的核心要義(yi) ，並非僅(jin) 僅(jin) 是引導以合理成本充分提供消費者喜愛的一流產(chan) 品與(yu) 服務，也不僅(jin) 是確定產(chan) 業(ye) 優(you) 先性的政策清單，而是為(wei) 企業(ye) 家精神的成長創造最適宜的製度與(yu) 政策環境。從(cong) 根本意義(yi) 上講，中國經濟最重要也最缺失的東(dong) 西，不是產(chan) 品與(yu) 科技，也不是產(chan) 業(ye) 的升級換代，而是真正的企業(ye) 家精神。

　　(作者為(wei)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政府預算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