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指出，不能用解決(jue) 周期性、總量性的辦法去解決(jue) 結構性問題，必須從(cong)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guan) 係新的動態均衡。

　　在財稅理論界，有關(guan) 宏觀稅收支出側(ce) 的結構性改革沒有引起足夠的關(guan) 注。其實，收入總量決(jue) 定支出總量，支出結構會(hui) 反作用收入總量。當前熱議的宏觀稅負問題，不隻是存在稅收收入結構問題，亦有稅收支出結構問題。如果稅收支出的結構合理即在支出中能為(wei) 企業(ye) 減少不合理、不規範的負擔，就會(hui) 降低宏觀稅負。

　　中國宏觀稅負是高是低主要是體(ti) 現在計算口徑和計算目的兩(liang) 個(ge) 問題上

　　福耀董事長曹德旺因國內(nei) 稅負高於(yu) 美國要去美國投資建廠和財稅專(zhuan) 家“死亡稅率”的形象比喻像導火線一樣，再次引爆了中國宏觀稅負是高是低這一爭(zheng) 論了30多年至今尚未達成共識的話題，隨著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社科院三大財稅權威智庫的陸續發聲以及各路學者的不斷殺出，爭(zheng) 議正在發酵。然而，各主流媒體(ti) 、特別是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聯合召開的媒體(ti) 吹風會(hui) ，雖未正麵回應宏觀稅負孰高孰低這一敏感話題，但卻同聲強調營改增的減稅效果以及2017年繼續擴大減稅規模的趨勢，這些聲音似乎又給出了宏觀稅負走勢的答案。然而，上述論證似未能切中宏觀稅負爭(zheng) 議的要害。

　　為(wei) 什麽(me) 中國宏觀稅負是高是低爭(zheng) 論了30多年至今仍未達成共識?縱觀30多年的爭(zheng) 論，集中體(ti) 現在計算口徑和計算目的兩(liang) 個(ge) 問題上。宏觀稅負是稅收總量(分子)與(yu) GDP(分母)之比，當GDP(分母)一定的前提下，宏觀稅負的高低則取決(jue) 於(yu) 稅收總量(分子)。盡管理論界計算口徑有多種觀點，歸納起來不外窄、中、寬三種口徑：窄口徑是實際稅收即法定稅收(應收稅收)與(yu) 稅收損失(優(you) 惠與(yu) 流失)的差額，大致在20%以內(nei) ;中口徑是實際稅收加上社保基金，大致在25%左右;寬口徑是實際稅收收入加上非稅收收入，由於(yu) 計算口徑又不同，大致在30%-40%甚至更高。計算目的歸納起來也有三種：一是作為(wei) 稅製改革頂層設計的依據時，一般采用窄口徑;二是作為(wei) 國際稅製比較依據時，因國外法定稅收一般都包括社保稅，一般采用中口徑;三是作為(wei) 討論企業(ye) 稅負依據時，一般采用寬口徑。顯然，計算口徑與(yu) 計算目的的差異，是導致30多年紛爭(zheng) 不止的主要原因。這在邏輯上，違背了同一律，繼續討論下去一時難以達成共識，應當另辟研究路徑，爭(zheng) 取最大公約數。

　　“降低宏觀稅負”中的“宏觀稅負”是從(cong) 微觀結構性改革層麵降低企業(ye) 稅費負擔角度提出的

　　為(wei) 什麽(me) 要將宏觀稅負的討論統一到結構性改革上來?宏觀稅負既是一個(ge) 總量問題、更是一個(ge) 結構問題，既然宏觀稅負的總量問題爭(zheng) 論已無意義(yi) ，就應當將討論轉移到結構上來。

　　首先，這是因為(wei) 中國國情發生了三大根本性變化：第一、中國經濟運行特點發生了根本變化。中國已進入經濟運行的新常態，新常態要解決(jue) 的核心問題不是總量問題(中國經濟總量已位列世界第二)，而是結構問題。這個(ge) 結構問題集中表現在經濟增長速度的結構性變化、經濟增長方式的結構性變化和經濟增長動力的結構性變化三個(ge) 方麵。第二、中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發生了根本變化。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明確指出，我國經濟運行麵臨(lin) 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失衡，導致經濟循環不暢。第三，解決(jue) 主要矛盾的戰略戰術發生了根本變化。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指出，不能用解決(jue) 周期性、總量性的辦法去解決(jue) 結構性問題，必須從(cong)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努力實現供求關(guan) 係新的動態均衡。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其次，十八大以來中央曾三次明確部署本輪稅製改革的主基調是調整和優(you) 化稅製結構：第一次，十八大明確指出稅製改革的總目標是“優(you) 化結構、社會(hui) 公平”。第二次，2014年6月30日通過的《深化財稅體(ti) 製改革總體(ti) 方案》中再次提出“稅製結構優(you) 化”是稅製改革的目標;第三次，“十三五規劃”提出建立現代稅收製度的目標是“稅種科學、結構優(you) 化”。最後，中央提出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核心是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是一個(ge) 廣義(yi) 的改革概念，包括政治體(ti) 製、機製的結構性改革;經濟體(ti) 製、機製的結構性改革;社會(hui) 體(ti) 製、機製的結構性改革等等。目前，經濟體(ti) 製、機製結構性改革的主要矛盾是供求失衡的矛盾。因此，應當通過供給側(ce) 和需求側(ce) 的結構性改革來化解這一矛盾，而作為(wei) 宏觀經濟重要政策工具的宏觀稅負的結構性改革則應當服務於(yu) 這一國家宏觀戰略部署。

　　2016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hui) 議將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以來提出“穩定宏觀稅負”改為(wei) “降低宏觀稅負”，個(ge) 中釋放了什麽(me) 信號?首先，應當厘清提出的背景。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提出“改革稅製、穩定稅負”和2014年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強調“穩定宏觀稅負”的背景都是為(wei) 了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或收入格局的總體(ti) 穩定，而這種穩定首先要求宏觀稅負的穩定。2016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hui) 議是在要求全麵落實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五大重點任務，為(wei) 尋求“降成本”路徑時提出“降低宏觀稅負”的。其次，背景不同決(jue) 定了“宏觀稅負”的內(nei) 涵不同。“穩定宏觀稅負”中的“宏觀稅負”是從(cong) 宏觀總量層麵平衡中央與(yu) 地方稅收收入格局角度提出的;“降低宏觀稅負”中的“宏觀稅負”是從(cong) 微觀結構性改革層麵降低企業(ye) 稅費負擔角度提出的。顯然，前者是指總量穩定，後者是指結構調整。

　　推進宏觀稅負的結構性改革應當包括宏觀稅收收入側(ce) 結構性改革和宏觀稅收支出側(ce) 結構性改革

　　如何推進宏觀稅負的結構性改革?推進宏觀稅負的結構性改革應當包括宏觀稅收收入側(ce) 結構性改革和宏觀稅收支出側(ce) 結構性改革兩(liang) 個(ge) 側(ce) 麵，兩(liang) 個(ge) 側(ce) 麵相輔相成、相互影響、相互製約。

　　宏觀稅收收入側(ce) 結構性改革包括稅種結構、稅負結構、歸屬結構、稅費結構等四個(ge) 層麵的結構性改革。首先、稅種結構性改革。稅種結構主要是指直接稅與(yu) 間接稅在全部稅收收入中的比例關(guan) 係。世界稅製發展的規律證明，直接稅與(yu) 間接稅的比例關(guan) 係與(yu) 一國經濟發展水平和國民收入狀況呈正相關(guan) 關(guan) 係：當一國經濟發展水平和國民收入水平相對較低時，這時強調效率，間接稅占的比重較高;反之，則強調公平，這時直接稅占的比重應當較高。2014年中國已成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人均GDP已達中上等水平，基尼係數已突破0.4的國際警戒線，而中國直接稅僅(jin) 占全部稅收收入的30%左右，顯然這與(yu) 經濟規律相悖。

　　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確定了宏觀稅收收入結構性改革的基本原則是“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在列入三中全會(hui) 改革的六大稅種中，房地產(chan) 稅和個(ge) 人所得稅就屬於(yu) 直接稅。因此，房地產(chan) 稅和個(ge) 人所得稅的改革當屬宏觀稅收收入中的結構性增量改革。所謂宏觀稅收收入的結構性增量改革是指，從(cong) 宏觀總量上看相對於(yu) 增值稅的減量性改革，兩(liang) 個(ge) 直接稅的改革屬於(yu) 增量性改革。需要強調說明的是，房地產(chan) 稅和個(ge) 人所得稅的改革盡管從(cong) 宏觀總量上看是增量改革，但從(cong) 微觀上看卻是有增有減的結構性改革。

　　比如，房地產(chan) 稅改革從(cong) 總量上看是增量改革，但其實質是有增有減的結構性改革，這種結構性改革集中體(ti) 現在兩(liang) 個(ge) 層麵：一是稅負環節的結構性改革即一方麵降低開發、交易環節稅負，另一方麵提高持有環節的稅負。二是稅費的結構性改革即清費立稅。再如，個(ge) 人所得稅改革從(cong) 總量上看是增量改革，但其實質也是有增有減的結構性改革，這種結構性改革集中體(ti) 現在個(ge) 人所得稅的調節高收入、擴大中等收入、扶持低收入的改革定位上。

　　其次，稅負結構性改革。稅負結構性改革主要指調整法人稅負與(yu) 自然人稅負的結構性比例關(guan) 係。中國社科院財稅戰略研究院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目前我國法人稅負與(yu) 自然人稅負的結構比重是90∶10。而大量研究資料表明，我國分配格局成寶塔形，處於(yu) 寶塔頂端的1%的富人卻擁有全國私人資產(chan) 總額的90%以上，顯然，自然人納稅所占比重偏低。

　　因此，稅負結構性改革的大趨勢是“一高一低”：一方麵法人稅負應當逐步降低;另一方麵自然人的稅負應當逐步提高。前者符合降低企業(ye) 成本的結構性改革要求，後者符合調整貧富差距的結構性改革要求。

　　再次，稅收歸屬結構性改革。稅收歸屬結構性改革是指中央稅收收入與(yu) 地方稅收收入的結構性調整。當前，由於(yu) 中央與(yu) 地方的事權與(yu) 支出責任的不匹配，從(cong) 而導致地方加大非稅收入的做法已成為(wei) 增加企業(ye) 負擔普遍現象。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要求“結合稅製改革，考慮稅種屬性，進一步理順中央與(yu) 地方收入劃分”。“稅種屬性”就是稅收歸屬結構，“理順中央與(yu) 地方收入劃分”就是實施稅收歸屬結構的結構性改革，通過稅製改革重新調整現行稅種的歸屬關(guan) 係，以解決(jue) 中央與(yu) 地方事權同支出責任不匹配的頑疾。

　　最後，稅費結構性改革。稅費結構性改革是指調整稅收收入與(yu) 非稅收入的比例關(guan) 係的改革。中辦國辦聯合下發的《深化國地稅征管體(ti) 製改革方案》中明確提出的“健全地方稅費收入體(ti) 係”釋放了什麽(me) 信號?一是稅費結構性調整已納入規範化、法製化軌道;二是稅費結構性調整已納入地方稅收收入的結構性調整軌道;三是重新明確界定了地方稅收征收機構的職責範圍。當前，資源稅的改革、環境稅的即將開征、房地產(chan) 稅的結構性改革都彰顯了稅費結構性改革的大趨勢。

　　在財稅理論界，有關(guan) 宏觀稅收支出側(ce) 的結構性改革是一個(ge) 被遺忘的角落。其實，收入總量決(jue) 定支出總量，支出結構會(hui) 反作用收入總量。當前熱議的宏觀稅負問題，不隻是存在稅收收入結構問題，亦有稅收支出結構問題。道理很簡單，如果稅收支出的結構合理即在支出中能為(wei) 企業(ye) 減少不合理、不規範的負擔，比如，一是政府應當增加公共服務支出以減少企業(ye) 的各種不合理、不規範的攤派(比如降低製度交易成本、物流成本、企業(ye) 人工成本等等);二是政府應當減少企業(ye) 的公共服務負擔(比如減少企業(ye) “五險一金”支出等等)，顯然，調整稅收支出側(ce) 結構，加大政府對公共服務的支出，就會(hui) 降低宏觀稅負。

　　(作者係中國稅務學會(hui) 學術委員會(hui) 研究部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