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men) 現在所處的這個(ge) 年月，騙子似乎越來越多了。搭個(ge) 野班子，刻上幾個(ge) “籌備中心”的圖章，上上下下全國各地能卷走幾十萬(wan) ;把頭梳得溜光，一副金絲(si) 眼鏡，一隻密碼提包，操上幾句“廣普話”，做港商狀，便能弄到上百萬(wan) 的訂單貨款，然後逃之夭夭。小“托”小騙拖欠賴賬之類已多到報刊都不願再作報道的地步;假冒偽(wei) 劣之多，以至於(yu) 要成立“打假辦公室”，還要來個(ge) “質量萬(wan) 裏行”;甚至連政府機構內(nei) 部都是“村騙鄉(xiang) 、鄉(xiang) 騙縣、一直騙到國務院”。無怪乎那麽(me) 多人驚呼世風日下，有的甚至責怪搞市場經濟搞得人們(men) 道德淪喪(sang) 。

　　其實如果我們(men) 承認人非聖賢，承認總會(hui) 有些人要利用各種可能的機會(hui) 和製度上的漏洞，用各種可能的辦法為(wei) 自己謀取一份利益，就應該承認在體(ti) 製改革的過程中，“騙子”多了一些是十分自然、十分正常的現象。

　　如果說“亂(luan) 世出豪傑”的話，那我們(men) 可以說“改革出騙子”。原因並不複雜：改革是一種破舊立新的過程，舊的一套體(ti) 製、規章以至於(yu) 與(yu) 之相適應的道德規範、行為(wei) 準則正在解體(ti) 、失去效力，而新的市場經濟的規則與(yu) 規範還沒有完全形成，還不完善，人們(men) 還不知道怎樣在新的體(ti) 製下保護自己的利益、謹防坑蒙拐騙，經濟生活當中就難免出現一些“製度真空”，可供“小人”們(men) 鑽的空子也就會(hui) 多起來。騙子多了，說明我們(men) 的改革正在深入進行，遍地鋪開。騙子的個(ge) 數衡量著改革的深度與(yu) 廣度。

　　信用、信譽、誠實、“保質保量”這些東(dong) 西，不能僅(jin) 當做一種“美德”來看，也得當做一種製度的“產(chan) 品”來看待。經濟學可以完全不承認、不依賴什麽(me) “為(wei) 消費者負責”、“為(wei) 他人著想”的美德，而隻承認斤斤計較的利害得失。我們(men) 可以不去管古代的誠實與(yu) 信用是怎麽(me) 形成的，在現代商品經濟中，信用不是因為(wei) 其美好才被人們(men) 信奉，而隻是因為(wei) 它有用、有利，才被人們(men) 遵守。

　　其基本邏輯無非是：你想騙我，我也想騙你;你想騙我時我便想方設法防你的騙，我想騙你時便要琢磨著如何讓防騙的你防不著我的騙;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騙到最後大家一方麵被騙得越來越聰明，另一方麵也騙得累了，才發現其實誰都不是傻子，天生被騙而不會(hui) 騙人;大家費了那麽(me) 多心思你騙我我騙你還不如誰都不騙更省事、更合算、更經濟一些(節省“交易成本”)，於(yu) 是大家偃旗息鼓，製定下一些共同防騙的規章製度以利於(yu) 好好合作，人也顯得誠實、講信用、講道德了起來。

　　事物發展的這一邏輯，一方麵表明在新型的商業(ye) 道德確立之前，總難免有一個(ge) 騙子泛濫的過程，另一方麵也說明，有利於(yu) 大家誠實合作的製度，往往正是在大家你騙我、我騙你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有騙人的，就有人要防騙，那防騙的過程，其實正是製度的形成過程。比如“合同”或“契約”就是為(wei) 了防騙而產(chan) 生的。最初大家可能都是君子口頭協議，後來有人事後不認賬，才發現得有“合同”這樣一種事前用文字寫(xie) 下的製度。

　　怎麽(me) 訂合同，也是騙出來的學問，一筆買(mai) 賣裏可供鑽的空子會(hui) 有很多，一開始誰都不可能想得很全麵，受了騙，吃一塹長一智，下次再訂合同就會(hui) 完善一些，於(yu) 是乎合同的文本也就越來越長，條款越來越多，越來越細。

　　光有合同還不行，還得保證執行，不執行合同的人要是不受懲罰，合同不過是一紙空文，於(yu) 是先是有了私人間的“械鬥”或“私設公堂”，然後有了“要債(zhai) 公司”(黑幫團夥(huo) 有時也起這種作用)，後來發現還是大家交點稅，搞些社會(hui) 的、公共的機構比較便宜，也容易較為(wei) 公正，於(yu) 是“攢”出了政府、法庭、警察之類的玩意兒(er) ，私人合同中的一些條款，也變成了大家共有的法律中的一些內(nei) 容，免得每次都要重寫(xie) 一遍。仔細分析一下就不難發現，大大小小的製度很大程度上都是為(wei) 了防騙而建立的。

　　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體(ti) 製，是靠垂直的管理與(yu) 監督來維持的，與(yu) 之相適應的，大家都形成了對上負責、對上級誠實就是對人民誠實的道德準則。體(ti) 製改革，引入市場機製後，經濟主體(ti) 多了，橫向的經濟往來多了，怎麽(me) 向“別人”誠實的問題便突出了起來。舊的規則和舊的道德已不再適用，新的還有待建立，於(yu) 是出現了騙子增多、“三角債(zhai) ”難清，“欠賬的是爺爺，要賬的是孫子”之類的事情。

　　所以問題不在於(yu) “道德淪喪(sang) ”，而在於(yu) 如何在新條件下重建“防騙體(ti) 係”。在這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政府經濟職能的轉變，其首要職能要由原來的“發號施令”，轉變為(wei) “保護產(chan) 權”，法律的設置和執法機構的加強，也要與(yu) 此相適應。市場經濟搞起來了，政府的職能與(yu) 之不相適應，出現“政府缺位”，其他一些東(dong) 西就會(hui) 來“補位”，像“要債(zhai) 公司”、“家族勢力”、“黑幫團夥(huo) ”之類也會(hui) 趁火打劫。

　　“保護產(chan) 權”一事不由政府當做“公共物品”來加以提供，就會(hui) 有人來當做“私人物品”來加以提供，同時就難免產(chan) 生出許多副產(chan) 品。我們(men) 已經有了政府機器，最好還是靠轉變職能過渡到新體(ti) 製，而不要再走一個(ge) 漫長的重組過程。與(yu) 此同時，各種民間的“防騙工事”，也需逐步建立、完善起來，像法律顧問、法律事務所、商業(ye) 合同、“消費者協會(hui) ”之類的機製，也起著防騙的重要作用。

　　在我們(men) 的改革過程中，隨著騙子的增多，政府職能的轉變和民間機構的建設也在進行。我之所以對騙子增多這件事持樂(le) 觀態度，根本上還是因為(wei) 相信防騙的新規則、新體(ti) 製以及新型的商業(ye) 道德，必將在大小騙局之中誕生。雖然有國外一些現成的規則可供參考借鑒，但有中國特色的騙子總得我們(men) 自己對付，所以新體(ti) 製有賴於(yu) 我們(men) 自己在與(yu) 各色騙子的周旋中逐步形成、掌握和應用。

　　我們(men) 誰都不是先知先覺，不受騙還不知防騙之重要，不受騙也就難以學會(hui) 防騙，所以在一開始不可能把規則都搞得很完善、很精細，總要有一個(ge) 過程。騙子一多，大家都引起重視，新規則才能普遍地形成;騙術越高明，規則才會(hui) 定得越嚴(yan) 密。你仔細觀察一下，現在的騙子們(men) 其實騙術還很簡單、原始，得手還太容易(體(ti) 製的漏洞還太大、人們(men) 還太“傻”)，所以從(cong) 體(ti) 製改革的全過程來說，我們(men) 還和騙子們(men) 一樣，都隻是處在“初級階段”。

　　(摘自樊綱著作《經濟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