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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人們(men) 談論的企業(ye) 稅負重，大都是在微觀層麵得出的判斷。一旦上升到宏觀層麵，可能就會(hui) 有更多的發現”

　　2.“千斤重擔如果兩(liang) 個(ge) 人分擔，每人也就五百斤。而千斤重擔如果都壓在一個(ge) 人身上，這個(ge) 人的負擔肯定是非常重的”

　　3.“如果企業(ye) 和個(ge) 人能夠共同分擔中國宏觀稅負，那企業(ye) 稅負水平自然會(hui) 降下來，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4.“‘逐步提升直接稅比重’。其潛台詞，就是在穩定稅負前提下，對個(ge) 人增加一點稅收”

　　《等深線》記者 杜麗(li) 娟

　　伴隨著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的結束，減稅降費仍然是2017年政策主張的高頻率詞匯。企業(ye) 家異口同聲呼籲要為(wei) 企業(ye) 減稅，輿論對減稅所寄予的期望似乎比減稅本身對企業(ye) 帶來的效果更讓人興(xing) 奮。

　　然而就像硬幣有兩(liang) 麵，要研究中國企業(ye) 的稅負問題必須結合中國的稅情。如果拋開中外稅製的差異性，僅(jin) 就國內(nei) 企業(ye) 稅負情況來看，其問題要比平日看到或人們(men) 論及的複雜得多。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所長高培勇在接受專(zhuan) 訪時表示，不宜將中國稅負與(yu) 其他國家做簡單比較，而要紮根於(yu) 中國的現實稅情，紮根於(yu) 中國的現實國情。

　　70和90

　　《等深線》：在當下隻要談起企業(ye) 稅負重，就會(hui) 引起很多共鳴，似乎整個(ge) 社會(hui) 對於(yu) 稅負都會(hui) 有各種怨言。在你看來，當前企業(ye) 稅負情況如何?導致社會(hui) 上這樣輿論的原因是什麽(me) ?

　　高培勇：人們(men) 談論的企業(ye) 稅負重，大都是在微觀層麵得出的判斷。一旦上升到宏觀層麵，可能就會(hui) 有更多的發現。比如，中國的企業(ye) 稅負幾乎就是宏觀稅負，兩(liang) 者之間存在著高度近似。這是因為(wei) ，中國的稅收幾乎都是從(cong) 企業(ye) 那裏收上來的，自然人直接納稅的情形比較少見。因而，當說到中國的宏觀稅負是怎樣一種水平的時候，那幾乎可以立刻換一種表述，即中國的企業(ye) 稅負是多少。當說到中國宏觀稅負和國際上相比處於(yu) 怎樣一種水平的時候，那幾乎就是在拿中國企業(ye) 稅負水平做國際比較。

　　再如，即便把中國所有的稅費收入加總，宏觀稅負水平大概在33%-35%之間，這個(ge) 水平和整個(ge) 工業(ye) 化國家的平均稅負(39%)水平比，並不能算是高的。但是，一旦論及企業(ye) 稅負水平，由於(yu) 我們(men) 的宏觀稅負水平約等於(yu) 企業(ye) 稅負水平，而在其他國家，宏觀稅負水平則基本上由企業(ye) 和自然人均擔，那我們(men) 的企業(ye) 稅負水平就是高的了。道理非常簡單。千斤重擔如果兩(liang) 個(ge) 人分擔，每人也就五百斤。而千斤重擔如果都壓在一個(ge) 人身上，這個(ge) 人的負擔肯定是非常重的。

　　之所以出現這樣一種情形，源自於(yu) 我國現實的稅製結構。現實中國的稅製結構可以兩(liang) 個(ge) 數字可以概括，一是70%，一個(ge) 是90%。

　　“70%”意味著，在我國，政府每征收100元的稅收，其中有70元的稅來自流轉稅(也就是在流通領域征的稅)。流轉稅通常是要加在商品或服務價(jia) 格中轉嫁出去的。

　　“90%”意味著，在我國，政府每征收100元的稅，其中90元是從(cong) 企業(ye) 那裏收來的，這在世界範圍內(nei) 幾乎是絕無僅(jin) 有的特例。

　　這就是說，目前幾乎所有的稅收都是落在企業(ye) 身上，都是從(cong) 企業(ye) 口袋裏掏錢，如果企業(ye) 和個(ge) 人能夠共同分擔中國宏觀稅負，那企業(ye) 稅負水平自然會(hui) 降下來，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在這種條件下要把企業(ye) 稅負降下來，首先需要改革稅製結構，這是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非常重要的內(nei) 容。但這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向個(ge) 人征稅如同割肉

　　《等深線》：直接稅和間接稅所占比重的調整，能否參照歐美模式?

　　高培勇：在向個(ge) 人征稅問題上，我們(men) 一直沒有真正邁開腳步，仍然走的是繞開個(ge) 人，向企業(ye) 征稅，由企業(ye) 再將稅收通過價(jia) 格渠道轉嫁到個(ge) 人身上的道路。

　　這種稅製結構和其他國家相比，就存在很大的不同。稅收有直接稅和間接稅之分，直接稅對自然人收，間接稅對企業(ye) 收。在歐洲，直接稅占比大概是55%，間接稅是45%，兩(liang) 者基本處於(yu) 一個(ge) 均衡的比重。

　　美國的直接稅占比更大，其中70%來自直接稅，即向個(ge) 人征收，30%來自間接稅，是企業(ye) 貢獻。

　　如果中國也是這樣一個(ge) 結構，我們(men) 收100元，55元落在個(ge) 人身上，45元落在企業(ye) 身上，企業(ye) 稅負不就降下來了嗎?或者55元落在企業(ye) 身上，45元落在個(ge) 人身上，企業(ye) 稅負也會(hui) 相應降下來。但是，由於(yu) 前所述及的原因，向個(ge) 人征稅一直非常困難。因而，一個(ge) 慣性的選擇，就是把稅放在企業(ye) 身上。盡管企業(ye) 在稅負問題上隻具有統計意義(yi) ，其所繳納的所有的稅收都是要轉嫁給個(ge) 人的，不是向前轉嫁給消費者，就是向後轉嫁給股東(dong) 。

　　《等深線》：和個(ge) 人相關(guan) 的稅製改革總是會(hui) 引起更多的關(guan) 注，盡管企業(ye) 稅負重，但和個(ge) 人利益發生衝(chong) 突時，大多數人的選擇又是怎樣?

　　高培勇：目前的格局是，舉(ju) 凡涉及企業(ye) 稅的調整，在社會(hui) 上基本不會(hui) 有多大的反響。但一旦涉及個(ge) 人稅如個(ge) 人所得稅，哪怕是微乎其微的調整，都會(hui) 引致極大的反響。不妨試想，如果去年5月營改增涉及的不是企業(ye) 稅，而是個(ge) 人所得稅，其推進的情形會(hui) 是我們(men) 看到的樣子嗎?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在稅改路線上跟以前不同的提法，就是“逐步提升直接稅比重”。其潛台詞，就是在穩定稅負前提下，對個(ge) 人增加一點稅收，減少間接稅的比重。

　　因為(wei) 對企業(ye) 的征稅很難形成割肉之感，但一旦延伸到個(ge) 人，那就如同割肉。所以，必須認識到的一點是，在當前的中國，要徹底解決(jue) 企業(ye) 稅負水平偏高的問題，隻能走稅製結構調整的路子——逐步增加直接稅比重，同時降低間接稅比重。隻有間接稅降下來了，企業(ye) 稅負水平才可能真正獲得減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