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十三五”規劃的主線，它的提出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必然選擇。正確理解並有效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對中國2020年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長遠的戰略意義(yi) 。要實現這一點，就要基於(yu) 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現狀以及未來的發展目標，厘清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基本邏輯。

　　基於(yu) 此，本文對中國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曆史邏輯、理論邏輯和現實邏輯進行深入分析，這在實踐中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具有重要意義(yi) 。

　　一、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曆史邏輯

　　從(cong) 根本上講，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是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經濟學的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這一點常常被忽略。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公報指出：“實現四個(ge) 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chan) 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麵地改變同生產(chan) 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正確改革同生產(chan) 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和上層建築。”[1]但是，如何通過改革解放生產(chan) 力、大幅度提高生產(chan) 力?如何使生產(chan) 關(guan) 係和上層建築適應生產(chan) 力的迅速發展?在改革開放之初，還沒有現成的答案，就也就客觀上決(jue) 定了，中國的經濟改革需要摸著石頭過河，不斷地實踐，不斷地試錯。與(yu) 此同時，不斷探索經濟改革的頂層設計，不斷地增加經濟改革實踐的自覺性，不斷豐(feng) 富中國特色的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理論，並不斷提高它對於(yu) 中國經濟改革的指導性。

　　回顧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經濟改革曆程，中國近40年的改革實踐本身就是典型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講，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對中國經濟改革曆程和發展內(nei) 涵的高度概括，它包括三個(ge) 有機聯係的關(guan) 鍵詞。一是“改革”這一主線，貫徹至今，其本質就是通過不斷完善製度建設來調整生產(chan) 關(guan) 係、解放生產(chan) 力，以適應和應對經濟高速增長所帶來的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急劇變化;二是“供給側(ce) ”這一重點，因為(wei) 改革大大促進了生產(chan) 力的解放，極大地增加了經濟增長的供給要素，如勞動要素、資本要素、技術要素、知識要素、信息要素等，這都屬於(yu) 供給側(ce) 範疇;三是“結構性”這一特征，因為(wei) 改革極大地促進了要素資源配置的變化，產(chan) 業(ye) 機構、就業(ye) 結構、消費結構、投資結構、所有製結構、人口結構、城鄉(xiang) 結構等結構性因素一直在變化之中，是影響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決(jue) 定因素。隻不過當時沒有使用“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這一說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大體(ti) 上經曆了五次三中全會(hui) 經濟體(ti) 製改革決(jue) 策，形成了五個(ge) 重要階段，都充分體(ti) 現了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階段性特征。

　　第一次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開啟了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的發動階段，中國處在人均收入極其低下、溫飽問題尚未解決(jue) 、重點減少極度貧困的階段。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以及四中全會(hui) 製定了《關(guan) 於(yu) 加快農(nong) 業(ye) 發展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提出了25項政策，直接啟動了農(nong) 村改革，全麵推行了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成為(wei) 農(nong) 村經濟改革的關(guan) 鍵性製度安排，極大地推進了這一時期的經濟發展。首先，農(nong) 村人均收入出現前所未有的高增長。1978-1985年期間，按不變價(jia) 格計算，農(nong) 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2.7倍，年平均增長率為(wei) 15.2%;其次，大幅度減少絕對貧困人口。按2010年農(nong) 村貧困線標準，1978年我國農(nong) 村貧困人口為(wei) 7.70億(yi) 人，到1985年減少為(wei) 6.61億(yi) 人，貧困發生率由97.5%下降為(wei) 78.3%[2];再有，農(nong) 村鄉(xiang) 鎮企業(ye) 創造了大量新增就業(ye) ，從(cong) 1978年2827萬(wan) 人增至1985年6967萬(wan) 人，增加了1.47倍。

　　第二次是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定，進入改革的全麵開局階段，這也是中國處在極低收入發展階段、重點解決(jue) 溫飽的階段。根據黨(dang) 的十二大提出的有係統地進行經濟體(ti) 製改革的任務，做出了《關(guan) 於(yu) 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決(jue) 定》，謀劃了“全麵改革藍圖”，首次提出了在公有製基礎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旨在建立充滿生機的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體(ti) 製。這次三中全會(hui) 開啟了以城市為(wei) 重點的經濟體(ti) 製的整體(ti) 改革，不過還是在計劃經濟體(ti) 製框架下進行，解決(jue) 原有體(ti) 製的“激勵不足”或“激勵缺位”的問題。此後，國家對企業(ye) 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製為(wei) 主轉向間接控製為(wei) 主，大幅度縮小了計劃經濟範圍;積極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個(ge) 體(ti) 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初步奠定中國對外開放格局，實施沿海率先發展戰略。可以認為(wei) ，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經濟改革是走向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道路的過渡階段。

　　第三次是1993年黨(dang) 的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明確提出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這也是中國處在低收入、重點實現小康水平的發展階段。根據黨(dang) 的十四大確定的經濟體(ti) 製改革的目標和基本原則，做出了《關(guan) 於(yu) 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共計50條，提出建立現代企業(ye) 製度、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ti) 係、建立完善宏觀經濟調控體(ti) 係、建立收入分配製度、建立社會(hui) 保障製度等重要任務，成為(wei) 新體(ti) 製的基本框架與(yu) 重要支柱，為(wei) 後來的改革所繼承下來。需要指出的是，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的重要國際背景是蘇聯解體(ti) 和東(dong) 歐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劇變，中國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提出了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凸顯了道路自信和製度自信。

　　第四次是2003年黨(dang) 的十六屆三中全會(hui) ，進入“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階段，這也是中國進入下中等收入、全麵建設小康社會(hui) 的發展階段。根據黨(dang) 的十六大提出的建成完善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ti) 係的戰略部署，做出了《關(guan) 於(yu) 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若幹問題的決(jue) 定》，共計42條，成為(wei) 指導21世紀第一個(ge) 十年kaiyun官方地址的綱領性文獻，極大地激發了市場主體(ti) 的成長與(yu) 活力。2002年全國市場主體(ti) (實有企業(ye) 和個(ge) 體(ti) 工商戶等)為(wei) 3111萬(wan) 戶，到2012年已增至5426萬(wan) 戶，其中私營企業(ye) 從(cong) 264萬(wan) 戶增至1086萬(wan) 戶，從(cong) 業(ye) 人員從(cong) 1999萬(wan) 人增至7557萬(wan) 人。這充分顯示了這一時期各類市場主體(ti) 大幅度增長，成為(wei) 創造經濟總量、貿易總量、新增就業(ye) 的主體(ti) 。

　　第五次是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中國進入“全麵深化改革”階段，這也是中國進入上中等收入、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的發展階段。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製定的《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定》，涉及336項重大舉(ju) 措，提出了全麵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重大原則，製定了全麵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和2020階段性目標，布置了“五位一體(ti) ”改革及國防軍(jun) 隊體(ti) 製改革、黨(dang) 的建設製度改革，布局了改革的戰略重點、優(you) 先順序、主攻方向、工作機製、推進方式和時間表、路線圖。僅(jin) 從(cong) 商事製度改革的紅利來看，到2015年全國市場主體(ti) (實有企業(ye) 和個(ge) 體(ti) 工商戶等)已上升至7700萬(wan) 戶，比2012年增加了2300萬(wan) 戶，其中私營企業(ye) 和個(ge) 體(ti) 工商戶就業(ye) 人員合計1.90億(yi) 人。到2015年，按2010年農(nong) 村貧困線標準，我國農(nong) 村貧困人口已經下降至5575萬(wan) 人，貧困發生率下降為(wei) 5.7%[3]到2020年有望消除全部貧困人口。

　　由以上五次三中全會(hui) 可以看出，中國的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凸顯了三個(ge) 關(guan) 鍵詞：通過改革，有效改善供給側(ce) 的要素投入及配置，進而促進了中國各類結構性變遷和優(you) 化。2015年，中國人均GDP(PPP)為(wei) 13400國際美元(2011年價(jia) 格，下同)，僅(jin) 相當於(yu) 美國人均水平(52549國際美元)的25.5%，與(yu) 美國仍舊具有很大差距。而這種差距的縮小歸根結底還是需要通過不斷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來實現。因此，未來也隻有通過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才能促進中國長期保持中高速增長，最重要的是促進中國各類結構的不斷優(you) 化。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ge) 突出性問題就是如何解決(jue) 當前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這也必須要著眼於(yu) 解決(jue) 供給側(ce) 要素配置的結構性問題，通過深化各個(ge) 領域的改革，實現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並且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

　　二、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

　　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的一個(ge) 重要原因是中國在推進經濟改革的自覺性和自主性。從(cong) 自覺性來講，中國在推進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並沒有因為(wei) 推進經濟改革可能產(chan) 生的各種風險而畏首畏尾，進而喪(sang) 失改革和發展的時機。從(cong) 自主性來講，中國的經濟改革立足於(yu) 中國經濟發展的客觀實際，並積極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客觀大勢，而不是去照搬所謂的“國際經驗”。例如，在中國決(jue) 定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過程中，中國並沒有不顧國家發展的客觀情況，盲目引入所謂的“華盛頓共識”的藥方。同樣地，中國當前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也體(ti) 現了中國推進經濟改革的自覺性和自主性。

　　當前，針對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一個(ge) 典型理解是把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與(yu) 所謂的供給側(ce) 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聯係起來，進而又把中國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與(yu) 以“供給側(ce) 經濟學”為(wei) 理論基礎的“裏根經濟學”(Reaganomics)的政策主張相提並論。從(cong) 本質上講，裏根經濟學是新自由主義(yi) 經濟學，其本質是“市場萬(wan) 能論”，而且往往把政府必要的、有益的幹預和管製打上“扭曲市場、製造不平等”的標簽;其政策主張是通過自由貿易、開放市場、私有化、放鬆管製、減稅、減少政府支出等方式促進私營部門的比重和作用，反對政府幹預。從(cong) 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期間的拉美、蘇聯以及東(dong) 歐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轉型以及20世紀90年代末亞(ya) 洲金融危機來看，基於(yu) 新自由主義(yi) 經濟學的“華盛頓共識”的政策藥方在發展中以及轉型國家的失敗案例比比皆是。奉行新自由主義(yi) 經濟學的最終結果是，政府宏觀經濟管理能力弱化，市場運行混亂(luan) ，經濟運行的係統性風險不斷累積，最終導致經濟危機、社會(hui) 動蕩。即使是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事實上也未能逃脫奉行新自由主義(yi) 經濟學政策主張所造成的惡果，例如收入分配差距急劇擴大、赤字規模急劇膨脹等，這些問題已經成為(wei) 美國經濟發展的痼疾。此外，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也是新自由主義(yi) 經濟學思想在金融領域付諸實踐的一個(ge) 典型失敗案例。

　　胡鞍鋼等對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與(yu) 裏根經濟學進行了比較分析，指出中國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與(yu) 美國20世紀80年代初實行的基於(yu) “裏根經濟學”的政策主張在經濟發展階段、政策目標以及政策手段上存在顯著差異[4]。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直接把“裏根經濟學”的政策主張應用到我國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中，必然會(hui) “張冠李戴”“開錯藥方”。因此，絕對不能認為(wei) 中國的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裏根經濟學”的中國版。針對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也明確提出，不能把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

　　三、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現實邏輯

　　中國經濟增長率下行不僅(jin) 成為(wei) 當前經濟的突出問題，也成為(wei) 全球關(guan) 注的焦點之一，因為(wei) 中國不僅(jin) 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匯率法)或第一大經濟體(ti) (購買(mai) 力平價(jia) 法)，還是世界第一大貿易體(ti) ，中國經濟未來走向，對世界240個(ge) 國家和地區，特別是對把中國作為(wei) 重要貿易夥(huo) 伴的130-140個(ge) 國家和地區直接產(chan) 生溢出效應。這是與(yu) 前幾個(ge) 階段的經濟改革最大的不同之處。

　　認清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現實邏輯，也就是準確回答為(wei) 什麽(me) 要把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作為(wei) “十三五”時期主線。把握住“主線”，就抓住了決(jue) 定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抓住了未來經濟發展所要解決(jue) 的主要矛盾，從(cong) 而起到綱舉(ju) 目張的作用。這就需要厘清當前經濟發展所麵臨(lin) 的兩(liang) 個(ge) 主要問題：其一，如何正確看待“十二五”時期的經濟增長率下行現象;其二，怎樣在“十三五”時期通過“調結構”而不是通過1998年、2008年為(wei) 應對金融危機而采取的擴大內(nei) 需，來實現“保增長”。

　　首先，要從(cong) 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分析“十五五”時期經濟增速下行。1978-2015年期間，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長速度為(wei) 9.6%，高於(yu) 日本在1950-1972年期間的平均增速9.35%，高於(yu) 韓國在1961-1996年期間的平均增速(8.6%)。從(cong) 經濟波動來看，中國經濟的高增速也曾經曆過若幹次階段性的下降(見圖1)，其中包括1978-1981年期間、1984-1990年期間、1992-1999年期間、2007-2015年期間的四次階段性經濟增速下調。總體(ti) 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速的穩定性趨於(yu) 加強。特別是1992年之後，中國經濟基本上沒有出現計劃經濟時期的“大起大落”現象，這也反映出中國宏觀調控能力的日趨成熟。總體(ti) 來看，經濟增速的變動是外部需求因素(或者說是周期性因素)、內(nei) 部結構性因素以及宏觀調控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是，每一次調整都包含了經濟結構的轉型，進而為(wei) 下一階段的增長奠定基礎。

　　圖1 中國經濟增長率(1978-2015年)(略)

　　從(cong) 2011年起，中國經濟發展開始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逐步由2011年的9.5%下降到2015年的6.9%(1991年以後首次“破七”)。對於(yu) 中國經濟增長率下行，一個(ge) 重要觀點是中國經濟受周期性因素的影響，即外部需求增速放緩(甚至負增長)拖累了中國經濟增長。從(cong) 外部需求因素來看，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確實對中國經濟造成顯著的外部衝(chong) 擊，這也與(yu) 中國高度開放、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直接相關(guan) 。從(cong) 當前世界經濟環境及近幾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態勢來看，外部需求的低迷甚至萎縮確實對我國經濟增長下行具有相當解釋力：“十二五”時期，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占GDP的比重顯著下降，由2011年的49.16%下降到2015年的35.74%，2015年的水平甚至低於(yu) 加入WTO之前的水平(2001年38.8%)。

　　金融危機以後，世界經濟正處於(yu) 新舊思維碰撞、新舊動力轉換、新舊力量對比、新舊規則交替的動蕩期、轉型期、變革期和調整期。[5]總體(ti) 來看，近年來世界經濟正麵臨(lin) 著以“低貿易增長、低經濟增長、高公共債(zhai) 務”等為(wei) 主要特征的新現實(new reality)，世界經濟正經曆著結構性變化，整體(ti) 好轉仍舊麵臨(lin) 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一方麵，新興(xing) 經濟體(ti) 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在弱化，而且出現分化。另一方麵，發達經濟體(ti) 對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也是有限的，尚不足以推動世界經濟穩定複蘇。此外，影響世界經濟增長的不確定因素不容忽視。例如，“英國脫歐”、美國大選都將深刻地影響全球資本市場，成為(wei) 影響世界經濟的重要因素。

　　盡管外部因素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不容忽視，但是，如果以此便認為(wei) 當前中國經濟麵臨(lin) 的主要問題是周期性問題也是片麵的，不能忽視結構性問題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由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周期性因素的影響，導致中國在2008年年底到2010年期間為(wei) 了實現“穩增長”實施了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計劃，從(cong) 而加劇了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並且使得結構性矛盾在“十二五”期間日益凸顯。因此，近幾年的經濟增速下行、外部需求下滑是外因、次因，而國內(nei) 經濟結構問題是內(nei) 因、主因。

　　加劇中國經濟結構性問題一個(ge) 重要因素是房地產(chan) 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圖2)。全球金融危機前，中國城鎮房地產(chan) 投資在2000-2007年期間的名義(yi) 增長率達到27.4%，接近名義(yi) GDP增長率(為(wei) 15.1%)的兩(liang) 倍。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後，城鎮房地產(chan) 投資增長率在2009年降低到14.1%，隨後在2010年反彈到32.8%。進入“十二五”時期，城鎮房地產(chan) 投資增速顯著下滑，2015年下滑至0.38%，直接導致近年來經濟增速下滑。更重要的是，房地產(chan) 投資增速的下滑又直接導致與(yu) 房地產(chan) 投資密切相關(guan) 的行業(ye) (例如煤炭、鋼鐵、水泥、建材等)的需求增速降低，進而也成為(wei) 煤炭、鋼鐵等行業(ye) 的產(chan) 能過剩的重要原因，從(cong) 而形成了當前“去庫存、去產(chan) 能”壓力。此外，為(wei) 應對國際金融危機，2008年年末開始的經濟刺激計劃導致銀行業(ye) 加大了對房地產(chan) 以及鋼鐵、煤炭、水泥等行業(ye) 的信貸投放。在地方政府的極力支持下，地方融資平台也獲得了銀行業(ye) 的巨量信貸投放，導致地方政府債(zhai) 務擴張以及杠杆率不斷提升，造成了當前的“去杠杆”壓力。

　　圖2 城鎮房地產(chan) 投資規模及增長率：2000-2015年(略)

　　其次，要從(cong) 中國經濟發展現階段的結構特征和外部因素理解供給側(ce) 結構性政策是“十三五”時期經濟發展的主線。盡管“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出現增速下滑，但是經濟結構還是得到顯著調整，符合中國經濟長期發展的結構調整方向。從(cong) 宏觀上講，“十二五”時期的結構調整主要體(ti) 現為(wei) ：第二產(chan) 業(ye) 比重顯著下降和第三產(chan) 業(ye) 比重顯著提升。其中，第三產(chan) 業(ye) 的比重由2010年的44.2%上升到2015年的50.5%;第二產(chan) 業(ye) 比重由46.2%下降到40.5%，兩(liang) 者的變動率均顯著高於(yu) 曆次五年規劃(或計劃)時期。更進一步講，結構調整必然帶來增長動力的轉換，而舊的增長動力的退出和新的增長動力發揮作用往往是不同步的。如果舊的增長動力退出相對較快，新的增長動力成長相對較慢，短期經濟增長速度就會(hui) 出現下降。因此，增速下降也是結構調整的正常反應。從(cong) “十二五”期間各省GDP平均增長率與(yu) 第二產(chan) 業(ye) 和第三產(chan) 業(ye) 的變動率的對比分析來看(見圖3)，各地區間的GDP增長率與(yu) 第三產(chan) 業(ye) 比重的變化呈現一定程度的負相關(guan) 關(guan) 係，與(yu) 第二產(chan) 業(ye) 比重的變化呈現一定程度的正相關(guan) 關(guan) 係。這也就是說，第三產(chan) 業(ye) 比重上升幅度高、第二產(chan) 業(ye) 下降幅度高的地區，GDP增長率相對較低。因此，考慮到結構性因素，“十二五”期間的經濟增速下降具有合理性，也不必對此過於(yu) 悲觀;更何況“十二五”時期的平均經濟增速為(wei) 7.8%，盡管低於(yu) 1978-2010年9.9%的增速，但是仍然高於(yu) 7%的預期目標。

　　圖3 “十二五”期間各地區經濟增長率與(yu) 經濟結構變動(略)

　　從(cong) 綜合發展指標來看，“十二五”時期經濟增長質量顯著提高，產(chan) 業(ye) 結構、城鄉(xiang) 結構、科技(除了研發經費支出占GDP比重之外)教育和資源環境類指標基本完成了“十二五”規劃目標。我們(men) 利用“目標一致法”對曆次五年規劃進行了評估，結果顯示“十五”計劃完成率為(wei) 64%，“十一五”規劃完成率為(wei) 86%，而“十二五”規劃完成率則高達96%。由此可見，盡管“十二五”期間出現經濟增長下行，但是綜合的五年規劃完成率好於(yu) 之前的兩(liang) 個(ge) 五年規劃，這也為(wei) “十三五”時期保持中高速經濟增長、實行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總體(ti) 而言，“十二五”時期所出現的這些結構性的變化具有基礎性、長期性，都是積極的、良性的變化，基本符合中國工業(ye) 化(進入第二產(chan) 業(ye) 占經濟比重下降的後期)、城鎮化(仍處在城鎮人口比重的快速上升期)發展階段，居民消費結構不斷升級的發展趨勢(尤其是城鄉(xiang) 居民恩格爾係數均下降至30%左右，進入更富裕類型階段)，與(yu) 中國經濟長期結構調整優(you) 化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

　　盡管“十二五”期間中國經濟的調結構已經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是結構性問題依舊突出，結構調整還遠遠沒有到位，“穩增長”的壓力和“調結構”的困難並存。如果處理不好，將使得“調結構”和“穩增長”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一方麵，“十三五”時期的經濟增長率仍舊是衡量這一時期發展的重要指標，因為(wei) 它涉及中國經濟總量能否在2020年實現比2010年翻番的目標。對“十三五”期間經濟增長率的正確認識，要建立在充分評估中國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基礎上。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由經濟要素實現有效配置所能達到的增長率，是在某一較長階段可維持的增長率。我們(men) 認為(wei) “十三五”期間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仍可以維持在7%左右，結構性因素仍舊是中國未來潛在增長率的重要決(jue) 定因素，解決(jue) 好結構性問題是未來中國經濟的實際增長率保持在潛在增長率水平的關(guan) 鍵。

　　從(cong) 外部需求來看，如果世界經濟“新現實”成為(wei) 世界經濟“新常態”，我們(men) 把破解當前中國經濟困境的希望寄托於(yu) 外部需求的改善，“穩增長”則必然陷入被動。因此，“調結構”是為(wei) 了爭(zheng) 取“穩增長”的主動性。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率，既要取決(jue) 於(yu) 外需因素(或者說周期性因素)，更重要的是取決(jue) 於(yu) 能否深入進行結構調整。從(cong) 結構性因素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ge) 重要推動因素就是經濟結構的不斷優(you) 化。當前，結構性問題突出地表現為(wei) 房地產(chan) 高庫存和部分工業(ye) 部門的產(chan) 能過剩，杠杆率不斷攀升，企業(ye) 經營成本攀升。從(cong) 2012年開始的工業(ye) 品出廠價(jia) 格指數出現連續四年的“通縮”現象來看，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是結構性問題，傳(chuan) 統工業(ye) 品生產(chan) 能力明顯過剩。例如，35種主要工業(ye) 產(chan) 品在過去幾年已有18種傳(chuan) 統工業(ye) 產(chan) 品產(chan) 量達到高峰並出現下降趨勢。其中，鋼鐵、電解鋁、水泥、平板玻璃、船舶行業(ye) 產(chan) 能利用率在2012年年底分別僅(jin) 為(wei) 72%、71.9%、73.7%、73.1%和75%，明顯低於(yu) 國際通常水平。[6]這反映出中國的傳(chuan) 統工業(ye) 化正在走向盡頭，也反映了要素配置效率低下，並導致金融風險的不斷累積。解決(jue) 這些問題也是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要實現的短期目標，但是也不是一、兩(liang) 年或幾年就可以完成的。

　　總體(ti) 而言，我國進入經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階段，戰略機遇期的內(nei) 涵發生深刻變化，抓住和利用好這一戰略機遇期仍麵臨(lin) 嚴(yan) 峻挑戰，特別是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凸顯，製約著全要素生產(chan) 率提高和經濟穩定增長。[7]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深入推進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不僅(jin) 是應對當前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同時也是為(wei) 未來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戰略機遇。“十三五”乃至更長時期，中國的結構調整仍將持續進行，經濟增長率既受到內(nei) 外部需求性因素影響，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jue) 於(yu) 供給側(ce) 要素的實際配置狀況，即結構性因素。未來中國經濟結構變化仍主要體(ti) 現在第二產(chan) 業(ye) 和第三產(chan) 業(ye) 比重的變動上。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把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作為(wei) 十三五時期經濟發展的主線符合中國長期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客觀需要，通過深入推進“調結構”，實現“穩增長”，這是由當前經濟發展麵臨(lin) 的主要問題決(jue) 定的。綜合考慮經濟發展階段所蘊含的後發優(you) 勢、產(chan) 業(ye) 結構變遷動能、城鎮化的拉動效應、人力資本的累計效應和規模效應以及創新驅動潛能，我們(men) 認為(wei) 未來十年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在7%左右是合理的，也是有保障的;同時，“十三五”規劃把經濟增長率預期目標確定在6.5%以上既是經濟增長的底線，也是留有餘(yu) 地、適度區間的，既沒有超出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長率，也為(wei) 結構調整留出空間。

　　“十三五”規劃明確把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作為(wei) 發展主線，這也表明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不僅(jin) 著眼於(yu) 解決(jue) 當前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更是著眼於(yu) 中國經濟的中長期發展。從(cong) 短期目標來看，要確保完成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提出的“去產(chan) 能、去庫存”等主要任務，同時要著力實現“穩增長”和“降風險”。從(cong) 中長期來看，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的基本目標還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穩定經濟潛在增長率。

　　四、結語：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是中國的實踐創新與(yu) 理論創新

　　國家“十三五”規劃首次將“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作為(wei) 五年規劃的主線。從(cong) 功能上講，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就是貫徹五大發展理念，通過深化各個(ge) 領域的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引領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對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地邁向高收入水平具有決(jue) 定性意義(yi) 。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充分體(ti) 現了當代kaiyun官方地址開放的“中國實踐”“中國理論”以及兩(liang) 者的互動，是引領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及轉變發展方式的指導思想，為(wei) 進一步實踐創新提供了理論基礎、政治共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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