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最應該操心的不是增長速度，而是經濟風險，我們(men) 不希望出現風險，所以要有下限、上限，如果做得好的話，我們(men) 能爭(zheng) 取得到一個(ge) “L”型軌跡。要想得到長期的“L”型軌跡，就需要采取諸多改革措施。

　　●一方麵通過改革使企業(ye) 有一個(ge) 更好的營商環境，降低五險的成本、製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麵通過金融體(ti) 製改革，降低融資成本，通過物流體(ti) 製改革降低物流成本，通過行政性壟斷改革降低用人成本等等，創造一個(ge) 好的營商環境。隻有推進改革，有了更好的營商環境和更好的體(ti) 製機製，才能增強企業(ye) 創造附加值的能力，擴大企業(ye) 利潤空間。

　　●對於(yu) 那些對實體(ti) 經濟沒有好處的金融創新，要有一定的控製。特別是在監管能力跟不上的時候，金融自由化的進度應該受到一定控製。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承惠等著名專(zhuan) 家在參加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主辦的“財經戰略年會(hui) 2016”時從(cong) 經濟“L”型增長、降低企業(ye) 負擔、防範金融風險等方麵闡述了如何“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

　　中國經濟增長有望實現兩(liang) 個(ge) “L”型軌跡

　　如果我們(men) 能夠正確的判斷形勢，遵從(cong) 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這個(ge) 大邏輯，引領它，用正確的促進方式，我們(men) 有望實現兩(liang) 個(ge) “L”型的軌跡，一個(ge) 是近期的，還有一個(ge) 是稍微長期一些的。

　　首先，我們(men) 不能指望“V”字型的經濟複蘇，原因是我們(men) 現在遇到的不是過去能夠帶來“V”字型複蘇的需求側(ce) 問題，而是供給側(ce) 問題。如果說人口紅利是過去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現在它的消失是不可逆轉的，用這種動能回到原來的增長速度上也是不可能的。

　　中國15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時候到達峰值，從(cong) 2011年開始負增長。而且未來可能還會(hui) 出現一次勞動力短缺的高峰，時間大概是在2017年左右，勞動力短缺的趨勢不可逆轉。

　　人口趨勢不光通過勞動力供給影響經濟增長，還通過勞動力供給短缺、工資上漲等影響經濟增長。單位勞動成本等於(yu) 工資除以勞動生產(chan) 率，工資上漲速度快於(yu) 勞動生產(chan) 率，單位勞動成本就提高，加速向發達國家靠攏，製造業(ye) 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就會(hui) 下降。勞動力素質、人力資本是靠新成長勞動力來改善的，不斷的新鮮血液，他們(men) 受教育程度高，如果這部分人的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存量的人力資本低的特征改善的速度就慢。因此預測人力資本的增量也是下降的。資本的回報率也相應下降。這些都是從(cong) 供給側(ce) 降低潛在增長率的因素。

　　我們(men) 以前預測，2010年之前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在10%左右，“十二五”時期平均為(wei) 7.6%，“十三五”時期，在沒有進行改革和經濟刺激的前提下，潛在增長率平均是6.2%。潛在增長率是一個(ge) 不可逆轉的趨勢導致的，因此我們(men) 不能假設有一個(ge) “V”字型。

　　中國經濟“V”近中期就有一個(ge) “L”型軌跡。“十三五”時期經濟增長下限和上限應該是什麽(me) 樣的?下限是按照“十三五”時期測算的，假如什麽(me) 都不發生，正常趨勢下，平均是6.2%。上限是在正常趨勢基礎上增加一些可能的改革紅利，比如生育政策的調整、供給側(ce) 改革、戶籍製度改革等，可以使“十三五”時期平均達到6.7%。

　　設想一下，如果從(cong) 明年開始改革紅利逐漸顯現，不用太高，今後四年平均保持在6.5%，最後會(hui) 逐漸向上限靠攏。如果是這樣的話，和這兩(liang) 條上限和下限相比，這條線接近於(yu) 一個(ge) 中近期的“L”型軌跡。從(cong) 中近期看，“L”型軌跡的取得也得靠改革紅利。

　　為(wei) 什麽(me) 要設上限和下限?設下限是必要的，如果突破了底線，突破了潛在增長率底線，就會(hui) 出現周期性失業(ye) ，下限是保民生的一個(ge) 基本需要。如果超越了上限，就意味著一定是采用了經濟刺激的辦法，這樣會(hui) 導致增加的流動性無法進入實體(ti) 經濟，最後流向了那些和競爭(zheng) 力無關(guan) 的產(chan) 業(ye) ，導致經濟泡沫。

　　現在最應該操心的不是增長速度，而是經濟風險，我們(men) 不希望出現風險，所以要有下限、上限，如果做得好的話，我們(men) 能爭(zheng) 取得到一個(ge) “L”型軌跡。要想得到長期的“L”型軌跡，就需要采取諸多改革措施。

　　一是戶籍製度改革。戶籍製度改革可以產(chan) 生兩(liang) 條明顯的供給側(ce) 效應，首先可以提高勞動力非農(nong) 產(chan) 業(ye) 的參與(yu) 率。許多農(nong) 民工20歲之前進城打工，到40歲的時候因為(wei) 沒有城市戶口，缺乏長期預期，就會(hui) 一點一點退回農(nong) 村，至少損失了20年的勞動參與(yu) 率。其次清除了製度性障礙，勞動力會(hui) 繼續從(cong) 低生產(chan) 率部門到高生產(chan) 率部門。

　　二是“三去一降一補”。既可以提高全要素生產(chan) 率，把資源配置得更有效率，還可以提高資本的回報率。

　　此外，教育、培訓、增強人力資本、生育政策調整都可以增加未來的勞動力供給。同時在需求側(ce) 也會(hui) 有所幫助。比如農(nong) 民工市民化會(hui) 擴大消費者的總規模。

　　總的來說，無論是短期的“L”型軌跡，還是長期的“L”型軌跡都要靠改革，不能靠刺激。刺激隻是“V”字型而“V”字型是有風險的。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

　　降低企業(ye) 綜合成本須推動各方麵體(ti) 製機製改革

　　企業(ye) 在市場競爭(zheng) 中掙不掙錢，取決(jue) 於(yu) 兩(liang) 方麵，一是創造附加值的能力，二是成本的控製。如果創造高附加值的能力強，企業(ye) 就會(hui) 有競爭(zheng) 力，哪怕成本高一點也能承受。從(cong) 微觀的角度看，對企業(ye) 也是一個(ge) 考驗。成本的控製既取決(jue) 於(yu) 企業(ye) 自身，也取決(jue) 於(yu) 外部環境、體(ti) 製機製，這不是完全由企業(ye) 能控製的，與(yu) 經濟發展的階段、經濟形勢的變化聯係在一起。

　　當前，企業(ye) 、行業(ye) 及整個(ge) 經濟都處於(yu) 轉型升級的關(guan) 鍵時期，都在爬坡過坎，這個(ge) 時期的一個(ge) 突出特點是創造附加值的能力還不是很強。整體(ti) 來看，中國仍處於(yu) 全球產(chan) 業(ye) 鏈、價(jia) 值鏈，微笑曲線的底端，企業(ye) 、行業(ye) 附加值還不高。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看，企業(ye) 在經營過程中要掙錢就相當困難，因為(wei) 利潤會(hui) 比較薄。

　　另一方麵，成本又上升得比較快，有些成本是到了這個(ge) 發展階段不可避免的，不是通過政府的努力可以解決(jue) 的。比如人工成本的上升是經濟進步的一個(ge) 表現。如果工資不漲，那麽(me) 經濟的發展目的就丟(diu) 掉了。還有環境成本，過去環境成本相當一部分是由社會(hui) 來承擔。一些企業(ye) 在排放方麵沒有達標，有的汙染物直排了，對企業(ye) 來說節省了成本，但是體(ti) 現在社會(hui) 成本上，環境變糟糕了。控製汙染對於(yu) 企業(ye) 來說毫無疑問，治汙成本就得上升，這種成本上升不可避免。尤其在這個(ge) 階段，環境成本上升比較快，如果企業(ye) 不能消化，就會(hui) 擠壓企業(ye) 的利潤空間。

　　還有一些成本的上升與(yu) 體(ti) 製機製有關(guan) ，比如融資成本問題，由實體(ti) 經濟與(yu) 金融虛擬經濟之間的關(guan) 係不順導致的。現在資金進入實體(ti) 經濟比較難，在金融體(ti) 係中自己轉，變成了錢生錢的遊戲。首先要考慮為(wei) 什麽(me) 它不願意或不能進入實體(ti) 經濟。這與(yu) 金融體(ti) 製有關(guan) ，金融的壟斷性還沒有完全打破，盡管我國的市場化程度有了很大提升，但金融的壟斷性依然存在。另外，金融監管方麵，分業(ye) 監管帶來的監管套利會(hui) 吸引相當一部分資金在金融體(ti) 係中轉圈。如果監管套利能獲取利潤，資金何必要去實體(ti) 經濟領域?因此，融資成本高與(yu) 金融監管體(ti) 製改革不到位密切相關(guan) 。對於(yu) 傳(chuan) 統製造業(ye) 來說，用電成本比較高，但是電價(jia) 居高不下。我們(men) 在調研中發現一個(ge) 奇怪現象，一邊是電廠產(chan) 能過剩，另一邊電價(jia) 很高。這就與(yu) 行政性壟斷聯係在一起，說明改革還不到位。

　　這些都是與(yu) 改革相關(guan) 聯的企業(ye) 成本問題，怎麽(me) 去均衡?其實還涉及到當前最令人關(guan) 心的稅的問題。我們(men) 在調研中發現，稅收占企業(ye) 營業(ye) 收入的比重變化不明顯，但是稅收占利潤比重的變化非常明顯。因為(wei) 利潤變薄了，企業(ye) 虧(kui) 損了。從(cong) 行業(ye) 來看，利潤大幅度下滑，這種情況下，稅占利潤的比重自然就上去了。其實是企業(ye) 成本的上升擠壓了利潤空間，企業(ye) 的利潤空間變小，相對負擔就加重了。

　　要解決(jue) 企業(ye) 綜合負擔重的問題，不僅(jin) 僅(jin) 涉及降稅的問題，還必須要推動各方麵的體(ti) 製改革。比如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特別強調的，社保體(ti) 製改革、金融體(ti) 製改革、國企體(ti) 製改革。這些體(ti) 製機製改革不全麵推進，降成本僅(jin) 僅(jin) 依靠現有的降低稅負，比如稅率下調、社保繳費適當下調，階段性的措施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依靠降稅、社保繳費使企業(ye) 有利潤。所以，這個(ge) 事情要兩(liang) 麵看，一方麵通過改革使企業(ye) 有一個(ge) 更好的營商環境，降低五險的成本，製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麵通過金融體(ti) 製改革，降低融資成本，通過物流體(ti) 製改革降低物流成本，通過行政性壟斷改革降低用人成本等等，創造一個(ge) 好的營商環境。隻有推進改革，有了更好的營商環境和更好的體(ti) 製機製，才能增強企業(ye) 創造附加值的能力，擴大企業(ye) 利潤空間。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承惠：

　　六方麵金融風險應引起高度關(guan) 注

　　中國金融風險總體(ti) 可控。但也要關(guan) 注到，當前一些處置風險、防範風險的措施實際上並沒有從(cong) 根本上消除、化解掉金融風險，隻是把金融風險後移，而且在各方麵因素綜合作用下，金融風險的環境更加複雜。可以從(cong) 六個(ge) 方麵對金融風險形勢的複雜性做一些描述。

　　第一，既有金融市場的風險，也有金融行業(ye) 的風險。從(cong) 金融市場風險來看，2015年股市異常波動，某種意義(yi) 上是股災。2016年中國債(zhai) 券市場違約案例急劇上升，無論是債(zhai) 券數量還是違約的個(ge) 數都超過了曆年的違約數量之和，金融行業(ye) 風險加大。由於(yu) 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和市場準入的開放，導致競爭(zheng) 加劇，金融機構的經營壓力不斷加大，盈利能力下降。僅(jin) 是2016年上半年，銀行、證券、保險行業(ye) 的利潤盈利能力全線大幅度下跌。

　　第二，既有微觀主體(ti) 的風險，也有宏觀金融風險。在資產(chan) 荒背景下，投資主體(ti) 紛紛加杠杆，而且在加杠杆的過程中，一些機構、投資人毫無顧忌。從(cong) 銀行角度來看，不良資產(chan) 和不良率高起。微觀主體(ti) 的風險還有人才流失風險，特別是國有金融機構，一行三會(hui) 金融監管部門人才大量流失。宏觀的金融風險也在加劇，比如匯率波動、人民幣貶值壓力階段性加大。資金、資本外流壓力增大，外匯儲(chu) 備已經從(cong) 頂峰的39000多億(yi) 下跌到3萬(wan) 億(yi) 以下。

　　第三，既有國際因素導致的金融風險，也有國內(nei) 因素導致的金融風險。國際因素的風險，比如美元加息，去全球化和貿易保護趨勢強化，世界政治格局不穩定帶來的對歐元區穩定性的擔憂，以及國際金融市場的複雜多變。國內(nei) 的因素包括消費投資不振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企業(ye) 經營環境不佳、特別是市場預期模糊和不穩定導致了金融市場過於(yu) 敏感和脆弱。

　　第四，從(cong) 國內(nei) 因素來看，既有金融體(ti) 係外部因素所導致的風險，也有金融體(ti) 係內(nei) 部因為(wei) 體(ti) 製、監管機製、調控管理政策的缺陷帶來的內(nei) 生性風險。金融體(ti) 係外部風險，比如在化解過剩產(chan) 能過程中會(hui) 帶來不良資產(chan) 的壓力。另外企業(ye) 的違約，房地產(chan) 市場的振蕩，都對金融風險帶來很大影響。金融體(ti) 係內(nei) 部，由於(yu) 體(ti) 製的問題、監管機製的問題、調控政策和管理政策的問題等造成金融機構特別是國有控股金融機構內(nei) 部治理缺陷明顯，風控能力嚴(yan) 重不足。

　　第五，既有單個(ge) 行業(ye) 風險，更有跨行業(ye) 交叉風險。從(cong) 交叉風險來看，隨著金融產(chan) 品的創新和資本市場不斷開放，外匯市場、貨幣市場、資本市場、金融市場內(nei) 部不同業(ye) 界之間的風險傳(chuan) 遞更加複雜，使得監管部門更不容易盡早察覺風險。互聯網金融因為(wei) 具有交易主體(ti) 多，交易鏈條長，隱蔽性強等特點，其產(chan) 生的風險一旦爆發，影響力、破壞力都非常大。

　　第六，既有短期金融風險，也有中長期金融風險。例如，對地方融資平台的債(zhai) 務置換，短期內(nei) 解決(jue) 了地方政府債(zhai) 務壓力，降低了風險爆發的危險性，但體(ti) 製機製和透明度卻沒有明顯提升，地方政府投資行為(wei) 的盲目性可能會(hui) 加大。

　　針對複雜的金融風險形勢，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強調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的時候，特別提出把防範金融風險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這是非常重要的決(jue) 策。

　　防範金融風險主要做好六方麵工作。

　　第一，由被動的堵風險的方式轉向更加主動的尋找漏洞，加強預防性措施。對於(yu) 那些對實體(ti) 經濟沒有好處的金融創新，要有一定的控製。特別是在監管能力跟不上的時候，金融自由化的進度應該受到一定控製;第二，調整風險承受能力;第三，治理金融風險重點不能僅(jin) 注意金融體(ti) 係自身，需要內(nei) 外並重。一是改善實體(ti) 經濟，二是推進國企改革，三是調整監管架構;四是加強政策協調性。比金融監管部門合並更重要、更緊迫的是金融監管信息的共享。怎麽(me) 樣做好跨市場動態的風險監控，建立這樣一個(ge) 監控體(ti) 係是更緊迫的事情;第五，加強政策定力，正確引導市場信息，特別是向市場傳(chuan) 導清晰、準確的信息，監管部門強化和市場的溝通;第六，防範金融風險需要金融體(ti) 製的改革加以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