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經濟容得下、也聽得進企業(ye) 家和學者談感受和觀點，這些觀點和感受從(cong) 我國製造業(ye) 存在的問題、企業(ye) 負擔的國際比較、成本收益的權衡等角度，觸及了實體(ti) 經濟特別是製造業(ye) 的頑疾沉屙和疾病苦痛，反映了企業(ye) 家、學者以及社會(hui) 公眾(zhong) 的關(guan) 切與(yu) 心聲，從(cong) 某種程度上與(yu) 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部署的“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的方向一致。但是，“死亡稅率”的表述與(yu) 專(zhuan) 業(ye) 、理性、建設性的表達存在很大距離，不利於(yu) 形成上下共識的最大公約數，遮蔽了本應解決(jue) 既有問題的努力，容易引發負麵預期，喪(sang) 失對中國製造的發展信心。

 

　　符合事實邏輯的觀點和表述才能有證明力。近年來包括調高小微企業(ye) 增值稅起征點、實施固定資產(chan) 折舊稅前加計扣除和研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推進營改增全覆蓋等政策措施，總體(ti) 上呈現出明確的減稅效應，這是不爭(zheng) 的事實！比如以前購進固定資產(chan) 、不動產(chan) 不能抵扣，現在可以抵扣進項稅了；以前製造業(ye) 購買(mai) 技術、設計、谘詢等服務不能抵扣，現在可以抵扣進項稅了……實際上相當於(yu) 給製造業(ye) 提供了一種稅收優(you) 惠。營改增的階段性成果承認不承認，都擺在那裏，不動不搖。

 

　　至於(yu) “中國稅負比美國稅負高35%”之說，不妨從(cong) 三個(ge) 方麵觀察：

 

　　第一，不能簡單將我國製造業(ye) 增值稅最高檔稅率17%與(yu) 企業(ye) 所得稅25%相加，因為(wei) 名義(yi) 稅率是一回事，實際稅負則是另一回事，畢竟增值稅不像營業(ye) 稅那樣以業(ye) 務收入總額為(wei) 基礎納稅，而是以銷項稅抵扣購進環節的進項稅後的差額繳稅。

 

　　第二，把土地成本、用能（電、天然氣）成本、“五險一金”等人工成本計入稅負，從(cong) 投資經營的角度考量無可厚非，但從(cong) 會(hui) 計專(zhuan) 業(ye) 角度看，是錯把“馮(feng) 京”當“馬涼”之舉(ju) 。

 

　　第三，無論企業(ye) 還是個(ge) 人，都希望輕稅，但正應了西方的一句名言：“隻有死亡和稅收是不可以避免的”。馬克思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國家存在的經濟體(ti) 現就是捐稅”。中美稅製結構和發展階段不同，我國企業(ye) 是繳稅主體(ti) ，企業(ye) 增值稅和所得稅是主體(ti) 稅種，個(ge) 人所得稅隻占總稅收的6.5%；在美國，企業(ye) 所得稅稅率是35%，個(ge) 人所得稅占總稅收的30%到40%。

 

　　中美兩(liang) 國的稅收孰輕孰重，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企業(ye) 家和學者的訪談、觀點之所以引起廣泛共鳴，是因為(wei) 確實觸動了製造業(ye) 的“痛點”。這一“痛點”和公眾(zhong) 心理呈多因素交織：一是經濟下行背景下企業(ye) 杠杆率加大，現金流量趨緊，對稅負更為(wei) 敏感，而美國“減稅”政策預期引發了企業(ye) 家的“向往”；二是居高不下的製度性交易成本、稅費成本、用能成本、人工成本、物流成本、財務成本等形成的綜合成本，令我國製造業(ye) 積累的比較優(you) 勢逐步喪(sang) 失；三是稅收之外的行政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進一步擠壓了企業(ye) 的生存空間。2012年至2015年，我國非稅收入年均增長18%，而同期稅收年均增長7.5%，可見企業(ye) “喊疼”的原因很大部分出在“費”上，看看一個(ge) 縣的32種行政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目錄就能明白企業(ye) 的“擔子”有多重了。

 

　　2017年，應落準、落深、落細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關(guan) 於(yu) “振興(xing) 實體(ti) 經濟”的重要方針，以深化供給側(ce) 結構性改革為(wei) 主線，推進“三去一降一補”重點任務，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 “立竿見影”，盡快重塑製造業(ye) 國際競爭(zheng) 力。建議減稅降費要有“萬(wan) 億(yi) 規模”的力度，如此，企業(ye) 和社會(hui) 才會(hui) 感知到溫度。隻有不讓製造業(ye) “挑著擔子走山路”，才能對內(nei) 穩住民間投資，對外穩住資本外流。

 

　　一個(ge) 有溫度的財稅改革，必須綜合施策、精準施策。要適當簡化增值稅稅率，可研究決(jue) 定將增值稅的17%歸並為(wei) 13%；對於(yu) 進項稅額大於(yu) 銷項稅額形成的留抵稅額，超過4個(ge) 月不能夠抵扣的，可考慮予以退稅；下大力氣取消地方政府行政性收費和各種名目的基金；將“五險一金”為(wei) 主的人工成本降低10個(ge) 百分點，養(yang) 老金缺口可通過提高央企收益上繳比例和國資劃撥社保賬戶補足；增加就業(ye) 市場的靈活性，平等保護企業(ye) 家和勞動者雙方權益，改變目前“員工可以炒企業(ye) 、企業(ye) 難以炒員工”的現象；通過電力體(ti) 製改革和相關(guan) 改革，將用能成本在2016年基礎上減少15%；著力降低物流成本，逐步修改“貸款修路，收費還貸”的公路建設模式，回應企業(ye) 訴求與(yu) 民生期待，規範收費公路管理，降低收費標準，不能聽任公路收費政策長生不老，繼續推高物流成本與(yu) 社會(hui) 成本。

 

　　減稅降費同樣是積極的財政政策，並且是一種有溫度的財稅改革。製造業(ye) 的陰晴，企業(ye) 的冷暖，正等待著這一政策溫度的傳(chuan) 遞和被感知。

 

　　（原文來源：證券日報 作者：全國政協委員、會(hui) 計審計專(zhuan) 家張連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