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guan) 於(yu) 企業(ye) 稅負的討論，已跳出簡單的稅負高低之爭(zheng) ，更多是從(cong) 稅製、稅費關(guan) 係、非稅綜合成本等方麵入手，全方位、深層次地思考如何降低企業(ye) 稅費“痛感”，更好激發實體(ti) 經濟活力——

　　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一席談，引發社會(hui) 輿論對企業(ye) 稅負的關(guan) 注仍在發酵。“此次稅負爭(zheng) 論，確實有點不同。”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財政研究室主任楊誌勇說。這是因為(wei) 有關(guan) 部門、學界、業(ye) 界的大討論，已經跳出簡單的稅負高低之爭(zheng) ，開始從(cong) 稅製、稅費關(guan) 係、非稅綜合成本等方麵入手，全方位、深層次思考如何降低企業(ye) 稅費“痛感”，讓稅收更好服務於(yu) 實體(ti) 經濟。

　　稅製不同 加重稅費痛感

　　姑且不論統計口徑是否嚴(yan) 謹，對於(yu) 產(chan) 生“中國企業(ye) 綜合稅負高於(yu) 美國”說法的原因，不少專(zhuan) 家均認為(wei) 根源在於(yu) 中國的稅製結構不同於(yu) 美國。

　　中國以間接稅為(wei) 主，稅收收入主要來自企業(ye) ，美國則以直接稅為(wei) 主，稅收收入主要來自個(ge) 人。從(cong) 稅負構成及承擔者來看，我國企業(ye) 承擔了90%以上的各種稅費，個(ge) 人承擔的各類稅費占比不足10%。“以間接稅為(wei) 主的稅製結構，決(jue) 定了我國稅負從(cong) 整體(ti) 上可能高於(yu) 以直接稅為(wei) 主體(ti) 的國家，企業(ye) 承擔較多稅負的實際，又決(jue) 定了企業(ye) 對稅費痛感更加敏感。”楊誌勇說。

　　認識誤區、統計口徑偏差，也會(hui) 對企業(ye) “稅收痛苦指數”造成誤導。比如，所謂“中國綜合稅務高於(yu) 美國35%”，就是將除了“正經”稅收以外的用能、土地、保險費等綜合成本，全當成稅來計算。專(zhuan) 家表示，確實有西方國家寬口徑計算企業(ye) 稅負，將一些具有稅收性質的收入算進去，但國家之間稅製不同，稅基不同，很難生搬硬套別國口徑。

　　還有一種認知誤區，認為(wei) “稅率是多少，企業(ye) 就承擔多少稅負”。其一，這一說法忽視了稅負轉嫁因素。“占我國稅收收入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的流轉稅，依附於(yu) 價(jia) 格，受市場供求關(guan) 係影響，可以實現轉嫁，企業(ye) 隻履行繳稅義(yi) 務，並非負擔者。”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李萬(wan) 甫說。

　　北京國家會(hui) 計學院財稅政策與(yu) 應用研究所所長李旭紅舉(ju) 例稱，如果銷項稅是100元，進項稅是20元，應納稅是80元，就說這80元是企業(ye) 稅負並不準確。“實際上，100元銷項可以轉嫁到客戶。此外，我國並沒有要求購買(mai) 方一定要負責進項稅，那20元進項稅也可以轉嫁。80元應納稅額從(cong) 現金流來看，企業(ye) 並沒有完全負擔。”她說。

　　其二，應抵盡抵，能有效對衝(chong) 稅負。“增值稅是中性的，在其鏈條上對產(chan) 業(ye) 、行業(ye) 、企業(ye) 都是有利好導向作用，改革需要完善的就是增加抵扣鏈條。”瑞華會(hui) 計師事務所管理合夥(huo) 人張連起說，一方麵要增加可抵扣的範圍，另一方麵嚐試留抵稅額當期退稅。

　　收費不降 影響減稅效果

　　“公路超載這麽(me) 多年都根治不了，為(wei) 什麽(me) ?”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嶽樹民笑言，正是沿途收費多、物流成本高，部分車輛隻得鋌而走險通過超載來爭(zheng) 取利潤空間。

　　這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折射出不規範收費給企業(ye) 運行帶來的負擔。“有些地方政府的收費項目可謂五花八門。我曾作過一個(ge) 統計，就房地產(chan) 行業(ye) 而言，相關(guan) 收費就達97種。不少企業(ye) 分不清楚，會(hui) 把這些費統統當成稅。”張連起說，這些隨意性高、不規範性收費，帶給企業(ye) 的負擔，遠高於(yu) 統一征收、較為(wei) 規範的稅。比如，一些地區行政審批前置的各類技術審查、評估、評價(jia) 等存在中介服務項目多、收費額高，企業(ye) 甚至抱怨“如果不找中介根本就通不過評估”。

　　在張連起看來，降費最應該關(guan) 注的還有行政性事業(ye) 收費和各類政府性基金。比如，排汙費、水土流失防治費、林地補償(chang) 費、社會(hui) 撫養(yang) 費、殘疾人就業(ye) 保障金等。比如，國家規定凡安排殘疾人就業(ye) 達不到規定比例的用人單位，按其差額人數全額征收保障金，這個(ge) 比例是在職職工人數的1.5%。“格力員工近8萬(wan) 人，要安排上千位殘疾人就業(ye) 才能免繳保障金。可在當地根本沒有那麽(me) 多殘疾人，外地的殘疾人又不大可能舍近求遠來格力就業(ye) 。”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表示，由於(yu) 安排的殘疾人數不達標，企業(ye) 每年都要繳納數千萬(wan) 元的殘疾人就業(ye) 保障金，這無疑是一筆沉重的負擔。

　　“對企業(ye) 而言，稅費感受是緊密相連的。如果稅減下來，但是費沒降下來，企業(ye) 仍會(hui) 覺得負擔過重。”張連起說，要消除企業(ye) 稅費“痛感”，清費尤為(wei) 迫切。

　　“應該加快推進清費立稅進程。”李萬(wan) 甫說，加大費改稅力度，切實將適合稅收形式征繳的收費項目、基金項目改為(wei) 稅收;在大力推進稅製改革的進程中，適時將某些收費項目並入到稅改方案中，統籌實施;在構建財稅體(ti) 製框架結構中，通過費改稅，健全地方稅體(ti) 係，確保地方財源穩固。

　　值得注意的是，收費項目並非越少越好，政府提供的普遍性服務要通過稅收來籌集資金，但對特定企業(ye) 、個(ge) 人提供的非普遍性服務，讓一般納稅人來提供資金是不公平的，應向特定收益人收費。舉(ju) 例來說，企業(ye) 或個(ge) 人辦理護照，需發生護照印製、加裝防偽(wei) 標識、技術研發等費用，應由企業(ye) 和個(ge) 人來彌補成本。再比如，個(ge) 人丟(diu) 失身份證需要補辦，就應自行負擔相關(guan) 費用。

　　多措並舉(ju) 降低綜合成本

　　“當前，‘逢稅必批’成了一個(ge) 社會(hui) 現象。事實上，這涉及中國自古以來對賦稅的深層次認識問題。”嶽樹民說。

　　被廣泛指責的稅負，其實並非企業(ye) 經營壓力上升的主因。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認為(wei) ，體(ti) 製與(yu) 機製不暢，才是造成企業(ye) 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國發電企業(ye) 產(chan) 能過剩閑置，企業(ye) 用電成本又很高，雙方都有降低電價(jia) 的需求。但當前電力體(ti) 製卻使這個(ge) 問題長期難以解決(jue) 。再比如，有些企業(ye) 抱怨借貸成本高，根本原因是金融體(ti) 製改革不到位，造成金融與(yu) 實體(ti) 經濟脫節。”他說。

　　此外，在不同時期，企業(ye) 感受到的稅負壓力有所不同。“處在經濟上升階段時，企業(ye) 的產(chan) 能利用率高、利潤豐(feng) 厚，承受稅負的能力就強。在經濟下行時期，企業(ye) 麵臨(lin) 產(chan) 能過剩、勞動力成本提高、附加值降低、利潤變薄等諸多困難，承受稅負的能力自然隨之下降。”劉尚希表示，對一些企業(ye) 來說，經濟下行造成融資、人工、能源等成本不斷上升，政府減稅幅度不能覆蓋其盈利缺口，稅負容易成為(wei) “靶子”。

　　“要進一步加大減稅降負力度，同時，也要綜合考慮民生剛性支出和財政可承受能力。無論是精準扶貧，還是養(yang) 老、醫療、社保等，都要有穩定的財力支撐。減稅，不能誤傷(shang) 民生。此外，企業(ye) 自身也要多方施策，降低綜合運行成本，不能隻寄望於(yu) 減稅降費。”張連起說，引導企業(ye) 家正向預期也很重要，對內(nei) ，要穩住民間投資，對外，要控製大型資本外流。

　　在劉尚希看來，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已明確定調，未來還會(hui) 進一步降低稅費，這就相當於(yu) 是給市場吃下了一顆定心丸。“至於(yu) 具體(ti) 怎麽(me) 減、哪個(ge) 稅種減，還要等待具體(ti) 政策出台，這需要綜合比較、反複權衡。從(cong) 長遠來看，減稅相對容易，更難的是推動配套的經濟社會(hui) 改革，這才是降低企業(ye) 負擔的根本出路。”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