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dang) 的十八屆四中全會(hui) 和六中全會(hui) ，分別對全麵依法治國和全麵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做出戰略部署，完成了“四個(ge) 全麵”的戰略布局，深化了全麵依法治國和全麵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的戰略內(nei) 涵。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明確指出了全麵依法治國與(yu) 全麵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的辯證統一關(guan) 係，這就是 “黨(dang) 和法治的關(guan) 係是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處理得好，則法治興(xing) 、黨(dang) 興(xing) 、國家興(xing) ;處理得不好，則法治衰、黨(dang) 衰、國家衰”。全麵依法治國與(yu) 全麵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是辯證統一的，兩(liang) 者相互區別、緊密聯係、相輔相成、相得益彰。

　　堅持全麵依法治國與(yu) 全麵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的辯證統一，應當堅持黨(dang) 的領導與(yu) 依法治國的統一性

　　在我國，黨(dang) 和法治的關(guan) 係是法治建設的核心問題。把堅持黨(dang) 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是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建設的一條基本經驗。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必須堅持黨(dang) 的領導，黨(dang) 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黨(dang) 的領導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是完全一致、高度統一的。隻有在黨(dang) 的領導下依法治國、厲行法治，人民當家作主才能充分實現，國家和社會(hui) 生活法治化才能有序推進。從(cong) 一定意義(yi) 上講，堅持和改善黨(dang) 的領導，實行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推進依法治國，都是手段、方式、舉(ju) 措和過程，它們(men) 的本質都是全心全意為(wei) 人民服務的，它們(men) 的目的都是為(wei) 了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夢，為(wei) 了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的宏偉(wei) 目標。黨(dang) 與(yu) 法、黨(dang) 的領導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歸根結底都是以人民利益為(wei) 根本利益，以人民意誌為(wei) 崇高意誌，以人民幸福為(wei) 最高追求，以人民滿意為(wei) 最高評價(jia) ，以人民擁護為(wei) 政治基礎，以人民民主為(wei) 生命源泉。因此，全麵依法治國與(yu) 全麵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歸根結底是統一在全心全意為(wei) 人民服務的本質屬性和內(nei) 在要求上。

　　堅持全麵依法治國與(yu) 全麵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的辯證統一，應當堅持黨(dang) 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

　　堅持黨(dang) 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是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政治的本質特征，是全麵依法治國的內(nei) 在要求。我們(men) 強調堅持黨(dang) 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最根本的是堅持黨(dang) 的領導。堅持黨(dang) 的領導，就是要支持人民當家作主，實施好依法治國這個(ge) 黨(dang) 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黨(dang) 的領導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是一致的，隻有堅持黨(dang) 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才能充分實現，國家和社會(hui) 生活製度化、法治化才能有序推進。不能把堅持黨(dang) 的領導同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對立起來，更不能用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來動搖和否定黨(dang) 的領導。

　　堅持全麵依法治國與(yu) 全麵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的辯證統一，應當堅持黨(dang) 的政策和國家法律的一致性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要堅持黨(dang) 的事業(ye) 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憲法法律至上，正確處理黨(dang) 的政策和國家法律的關(guan) 係。因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政策和國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誌的反映，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黨(dang) 既領導人民製定憲法法律，也領導人民執行憲法法律。”在我國，黨(dang) 的政策是國家法律的先導和指引，是立法的依據和執法司法的重要指導。黨(dang) 的政策成為(wei) 國家法律後，實施法律就是貫徹黨(dang) 的意誌，依法辦事就是執行黨(dang) 的政策。而憲法和法律是黨(dang) 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定型化、條文化和法律化，這就從(cong) 法律規範的淵源上最大限度地保證了我們(men) 黨(dang) 關(guan) 於(yu) 改革發展穩定的重大決(jue) 策與(yu) 國家立法的統一性、協調性，使全麵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與(yu) 全麵依法治國在國家法律製度體(ti) 係中有機統一起來。一方麵，用法律的方式把黨(dang) 成熟定型的路線方針政策製度化、法律化和國家化，賦予黨(dang) 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國家法律的規範性、強製性和國家意誌性，用國家法律引領、推進和保障黨(dang) 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全麵貫徹落實。另一方麵，黨(dang) 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成功實踐，又為(wei) 國家法律的不斷完善提供方向指引和發展動力，推動國家法律的創新發展。

　　堅持全麵依法治國與(yu) 全麵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的辯證統一，應當廓清“黨(dang) 大還是法大”這個(ge) 偽(wei) 命題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深刻指出：“黨(dang) 大還是法大”是一個(ge) 政治陷阱，是一個(ge) 偽(wei) 命題。因為(wei) 不論我們(men) 怎麽(me) 回答“黨(dang) 大還是法大”的問題，都會(hui) 陷入兩(liang) 難困境。我們(men) 回答說“黨(dang) 大”，人家就會(hui) 攻擊說你們(men) 主張“把黨(dang) 淩駕於(yu) 法之上、以黨(dang) 代法、以黨(dang) 治國”;我們(men) 如果回答說“法大”，人家又會(hui) 說既然如此，那還要黨(dang) 的領導幹什麽(me) ?“我們(men) 說不存在‘黨(dang) 大還是法大’的問題，是把黨(dang) 作為(wei) 一個(ge) 執政整體(ti) 而言的，是指黨(dang) 的執政地位和領導地位而言的，具體(ti) 到每個(ge) 黨(dang) 政組織、每個(ge) 領導幹部，就必須服從(cong) 和遵守憲法法律，就不能以黨(dang) 自居，就不能把黨(dang) 的領導作為(wei) 個(ge) 人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的擋箭牌。”換言之，如果我們(men) 不能在法治建設實踐中切實解決(jue) 一些地方和部門、某些領導幹部中依然存在的權大於(yu) 法、以權壓法、以言廢法、有法不依、執法不嚴(yan) 、違法不究、司法不公、貪贓枉法等的問題，不能有效解決(jue) 關(guan) 乎人民群眾(zhong) 切身利益的立法執法司法問題。那麽(me) ，這些地方、部門和個(ge) 人違反法治的言行就有可能被歸責於(yu) 國家政治體(ti) 製、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和社會(hui) 主義(yi) 法治，“黨(dang) 大還是法大”的偽(wei) 命題就很難從(cong) 現實生活中淡出。因此，我們(men) 不僅(jin) 要從(cong) 法治理論上回應“黨(dang) 大還是法大”問題，還要在製度和實踐中下大力解決(jue) 好依法治權、依法治官、切實把權力關(guan) 進法律和製度籠子裏等重大製度和現實問題。

　　堅持全麵依法治國與(yu) 全麵從(cong) 嚴(yan) 治黨(dang) 的辯證統一，應當在法治運行過程中做到“四個(ge) 有機統一”和“四個(ge) 緊密結合”

　　“四個(ge) 有機統一”：一是把依法治國與(yu) 依規治黨(dang) 有機統一起來;二是把國家法律體(ti) 係與(yu) 黨(dang) 內(nei) 法規體(ti) 係有機統一起來;三是把國家法律與(yu) 黨(dang) 的政策有機統一起來;四是把法律法規體(ti) 係、法治實施體(ti) 係、法治監督體(ti) 係、法治保障體(ti) 係與(yu) 黨(dang) 內(nei) 法規體(ti) 係有機統一起來。“四個(ge) 緊密結合”：一是把黨(dang) 領導立法與(yu) 立法機關(guan) 民主立法科學立法緊密結合起來，從(cong) 立法上保證兩(liang) 者統一;二是把黨(dang) 保證執法與(yu) 行政機關(guan) 嚴(yan) 格執法、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從(cong) 執法上落實兩(liang) 者統一;三是把黨(dang) 支持司法與(yu) 司法機關(guan) 公正司法緊密結合起來，從(cong) 司法上保障兩(liang) 者統一;四是把黨(dang) 帶頭守法與(yu) 全民自覺守法緊密結合起來，從(cong) 守法上維護兩(liang) 者統一。

　　(作者為(wei)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