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設計繞不過製度改革，否則所有措施都是權宜之計，沒有辦法真正解決(jue) 問題

　　近段時期，治學風氣成為(wei) 知識界反思的話題。社科院學部委員餘(yu) 永定針對中國經濟學界的治學之風給《財經》撰文表示： “在中國，經濟學辯論像是一場運動員、裁判員和觀眾(zhong) 一起上陣的足球比賽。混戰結束後，留下的隻是一堆無人認領的鞋子。”他認為(wei) ，在經濟學研究的態度上，目前主要存在兩(liang) 個(ge) 問題：一是缺乏獨立思考的精神;二是缺乏反思和自我批評精神。

　　針對治學風氣，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也曾感慨：中國缺乏思想市場，學者不能踏實研究基礎理論，在諸如產(chan) 能過剩、產(chan) 業(ye) 政策等基本問題上，淺嚐輒止，來回打轉。

　　12月初，長期在海外做研究的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許成鋼接受《財經》記者專(zhuan) 訪時，對餘(yu) 永定提出的治學風氣問題表示，這個(ge) 其實是中國學術界的普遍問題，經濟界、商界、自然科學研究、工程研究等都存在這種風氣——不紮實、不深入。“做學術研究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任何一個(ge) 課題都需要熬很長時間，很費力、很費力。”許成鋼說。

　　他指出，在國內(nei) ，學者出名比較容易，從(cong) 學術的角度講不是好現象，“容易出名，誘惑太大了”。從(cong) 國外一個(ge) 好學校畢業(ye) ，甚至還在國外教過兩(liang) 年書(shu) ，回國後在媒體(ti) 上多講話，就容易出名了，反而在學術上不能坐下來紮實研究了。在國外，無論你多麽(me) 天才，既不容易出名，也不容易發財，在學術界，如果想出名、想發財，最好趕快離開。學術研究是紮實、專(zhuan) 業(ye) 和嚴(yan) 謹的，充滿了艱辛、磨礪和堅持。

　　北京當代經濟學基金今年把“2016中國經濟學獎”授予了錢穎一和許成鋼兩(liang) 位教授，以表彰“他們(men) 在轉軌經濟中作用於(yu) 政府和企業(ye) 激勵機製的研究所做出的貢獻”。12月4日， 在“中國經濟學獎”頒獎典禮上， 吳敬璉認為(wei) ，基於(yu) 兩(liang) 位學者嚴(yan) 格的經濟學訓練和素養(yang) ;強烈的專(zhuan) 業(ye) 主義(yi) 精神，表彰他們(men) 符合許多經濟學家的預期。他也警醒：“學術討論往往變成沒有共同基準的亂(luan) 仗，通常隻能得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結果。”

　　近日，許成鋼教授就中國經濟的增長症結、官僚體(ti) 製的激勵機製、製度變遷與(yu) 改革等問題接受了《財經》記者的專(zhuan) 訪。

　　找準經濟症結 釋放消費潛力

　　《財經》：中國在2009年-2011年期間的經濟增速超過了潛在經濟增速，主要依靠投資快速增長。但經濟增長的效率較低，全要素生產(chan) 率的平均增速還不到2008年以前平均增速的一半，投資回報率也不斷下降。目前“穩增長”的政策下，依靠的仍是積極財政政策和寬鬆貨幣政策組合托舉(ju) 的政府主導、國企為(wei) 主的基建投資模式。如何反思這種政策組合下的投資模式?

　　許成鋼：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經濟學界就開始反思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了。那時，中國經濟的體(ti) 量已經非常大，從(cong) 第四大經濟體(ti) 快要變成第三大經濟體(ti) ，這麽(me) 大的經濟體(ti) ，依靠投資、出口拉動來維持增長不可持續。規模巨大的投資有助於(yu) 維護當年經濟增速，卻導致投資回報率的持續降低。實際上，中國經濟的主要症結在於(yu) 內(nei) 需不足，早在2006年、2007年這個(ge) 症結就已經暴露得很清楚。金融危機一來，經濟快速下滑，這樣的增長模式問題就更突出了。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給政府一個(ge) 很好的刺激經濟的理由。當然，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的情況下，進行刺激是應該做的，但這隻是短暫之策。其實，中國有自己要直麵的問題，內(nei) 需不足。由於(yu) 內(nei) 需不足，金融危機之前中國經濟就已經開始下滑了，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濟居然還有一段時間維持高增速，就是因為(wei) 財政刺激。

　　《財經》：說到內(nei) 需，近期國務院印發進一步擴大旅遊、體(ti) 育、教育等領域消費的意見，明確通過增加服務供給釋放潛在消費需求。但鼓勵消費政策多年出台，似乎成效不大。

　　許成鋼：對內(nei) 需不足的病症診斷要找準原因，內(nei) 需不足最終的原因是因為(wei) 收入偏低，隻要不解決(jue) 收入偏低的問題，采取其他任何做法，效果都不一定好。與(yu) 其他國家相比，中國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總值占GDP比例偏低，決(jue) 定了全社會(hui) 的需求不足。這實際上是相關(guan) 製度帶來的，相關(guan) 製度使得各級政府以各種方式增加財政收入，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多年來快於(yu) GDP的增長速度，內(nei) 需不足是近20年時間積累的結果。

　　現在有一個(ge) 假象，中國人非常富裕，購買(mai) 力很強。一個(ge) 14億(yi) 人口的國家，有一億(yi) 人很富裕這個(ge) 比例就不小，如果有三千萬(wan) 人到國外瘋狂購物，也會(hui) 表現得很有錢，但這並不能代表大多數中國人。我講的是全體(ti) 居民。如果按照發達國家的貧困線標準，中國一半人口甚至超過一半的人口是在貧困線以下的，這個(ge) 貧困線以下的人有飯吃、有衣穿，基本生活沒問題，但沒有多大消費能力。

　　《財經》：目前，由於(yu) 城鎮居民中高收入階層和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差距逐漸擴大，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預期不斷下降，中低收入者的消費欲望受到壓抑。怎麽(me) 解決(jue) 收入不足的問題?

　　許成鋼：減稅清費仍需加碼，把政府拿走的稅收比例減下去，讓居民家庭拿到的收入比例提升，並且讓全體(ti) 居民家庭感覺到這個(ge) 增長不是暫時的，而有一個(ge) 長久的預期，這樣整體(ti) 的消費能力就出來了。大規模減稅會(hui) 讓老百姓高興(xing) ，一邊是國民高興(xing) ，另一邊又讓中小企業(ye) 發展起來，政府的稅收也隨之上升了。

　　最近三年居民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開始上升，但是三年的上升相對過去20年的下降，遠遠不夠。政府如果非常關(guan) 心長遠的經濟增長，就需要更大幅度的減稅清費，而且重要的是對中小企業(ye) 的減稅，比如給從(cong) 事服務業(ye) 的中小企業(ye) 減稅免稅，讓企業(ye) 普遍恢複活力。

　　大幅度減稅，這個(ge) 建議可能會(hui) 讓財政部不高興(xing) ，你讓大幅度減稅，我的開支怎麽(me) 辦?財政開支可以用發國債(zhai) 的辦法解決(jue) ，就是到市場上發債(zhai) 券，包括到國際上發債(zhai) 券。大家都知道這次全球金融危機是從(cong) 美國引出來的，可是大家把股票賣了卻去買(mai) 美國政府債(zhai) 券，為(wei) 什麽(me) 呢?人們(men) 認為(wei) 美國國債(zhai) 靠得住。今天全球投資者普遍對中國經濟有信心，借這個(ge) 大好機會(hui) ，應該發政府債(zhai) 。等人們(men) 對中國經濟的信心搞掉了，就來不及了。一邊發政府債(zhai) ，一邊減稅，國內(nei) 經濟就激活了，經濟起來反過來又支持繼續發債(zhai) 。

　　《財經》：過去在避開製度頑疾的邊緣改革中，中國選擇了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但是，這條路現在已走不通。如何通過製度改革為(wei) 內(nei) 需增長清障?

　　許成鋼：今年以來民間投資下滑特別嚴(yan) 重，原因就是前麵講的內(nei) 需不足，因為(wei) 嚴(yan) 重產(chan) 能過剩。當市場上嚴(yan) 重產(chan) 能過剩的時候，民企麵對的是硬預算約束，民企需要生存，如果亂(luan) 投資造成資不抵債(zhai) ，要破產(chan) 的。所以當整個(ge) 市場內(nei) 需不足，市場上沒有需求的時候，那麽(me) 麵對硬預算約束的民企就會(hui) 很謹慎，不敢投資。

　　另一麵，如果還要用刺激方式頂住經濟增長，民企很難參與(yu) 其中。其結果就是變成了你提到的，讓國企為(wei) 主力投資，而國企靠的是借債(zhai) ，這個(ge) 債(zhai) 往往是要變成壞債(zhai) 。當整個(ge) 市場狀態不好的時候，就更容易導致國進民退。人們(men) 講國進民退已經很多年了。國企改革、內(nei) 需不足這兩(liang) 個(ge) 問題沒有解決(jue) ，民企更沒有興(xing) 趣去投資，更沒有機會(hui) 去投資。

　　防範風險比刺激增長更重要

　　《財經》：如何看產(chan) 能過剩問題?

　　許成鋼：產(chan) 能過剩與(yu) 杠杆率猛增。這兩(liang) 個(ge) 並行的問題都是軟預算約束問題驅動的。國企、國有部門麵對軟預算約束，導致投資過多，由於(yu) 不需要顧忌後果，也不怕破產(chan) ，國有部門的過度投資必然導致產(chan) 能過剩，當出現嚴(yan) 重產(chan) 能過剩的時候，就把經濟增長的下一步可能性給搞掉了。所以這兩(liang) 個(ge) 問題不解決(jue) ，其他的措施都不可能解決(jue) 問題，比如說刺激一下投資，用什麽(me) 辦法刺激一點消費，都是“補丁式”的。

　　《財經》：中國經濟下一步需要警惕哪些風險?

　　許成鋼：中國經濟麵對兩(liang) 大問題：一個(ge) 問題是經濟增長，另一個(ge) 是穩定問題。剛才基本上集中討論的是經濟增長。其實穩定性問題是一個(ge) 非常大的問題，搞不好可能很危險。實際上去年的股災就是一個(ge) 典型的穩定性問題。去年的股災由於(yu) 爆發快速，所以泡沫沒有那麽(me) 大，如果股災沒有很快爆發，假定決(jue) 策者用各種各樣的辦法維持股市泡沫繼續膨脹，漲到了今年再破的話，那很可能引發全麵的災難，就不僅(jin) 僅(jin) 是金融市場層麵了。

　　實際上中國需要警惕的隱蔽風險中，地方債(zhai) 是其中一個(ge) ，現在中國債(zhai) 務總體(ti) 占GDP的比例非常高，中國已經是世界上債(zhai) 務占GDP比例較高的國家了。

　　《財經》：包括隱性的債(zhai) 務?

　　許成鋼：對的。不能簡單地比數字。比數字好像中國比日本的債(zhai) 務低很多，既然日本高債(zhai) 務沒問題，那麽(me) 中國應該沒問題。但是簡單比數字是誤導，因為(wei) 債(zhai) 和債(zhai) 的性質是不一樣的。日本大量的債(zhai) 是市場上發行的債(zhai) 券，而中國債(zhai) 的主體(ti) 是銀行債(zhai) ，這些銀行債(zhai) 是以抵押品的形式發的。日本在市場上發的長期債(zhai) 券隻要債(zhai) 券沒有到期，根本沒有問題，哪怕債(zhai) 到期了，隻要有能力繼續發，賣得出去就不要緊，唯一不好的是把這一代人的債(zhai) 挪到下一代人那裏去了。

　　但是中國債(zhai) 務是銀行以抵押品的方式借出來的債(zhai) ，它隨著經濟變化而變化，如果經濟變壞，抵押品價(jia) 值下降，銀行的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就發生了變化，抵押品的價(jia) 值是做在銀行資產(chan) 負債(zhai) 表裏的，資產(chan) 不值錢了，銀行的杠杆率就上去了，這時候銀行就比較危險。將來有一天這個(ge) 銀行會(hui) 不會(hui) 破產(chan) ，當然很多人說在中國不會(hui) 發生，有國家支持。那麽(me) ，國家怎麽(me) 支持?就會(hui) 導致惡性通貨膨脹。這個(ge) 東(dong) 西是繞不過去的。中國仍然是轉軌國家，當年蘇聯、東(dong) 歐這些轉軌國家在轉軌時期出現惡性通貨膨脹，原因就是因為(wei) 先前積累的債(zhai) 務越來越多。

　　《財經》：債(zhai) 務積累到一定程度拖不住了。

　　許成鋼：對，事情爆發的時候往往與(yu) 人們(men) 的預期相關(guan) ，如果人們(men) 預期中國不會(hui) 出事，會(hui) 采取一種行為(wei) 方式，一旦普遍認為(wei) 中國可能出事情，就會(hui) 改變對中國經濟的預期，人們(men) 的行為(wei) 也就隨之轉變。這時就麻煩了，債(zhai) 務問題一觸即發。經濟增長是6.5%還是6%、5.5%，關(guan) 係不太大，但是經濟穩定性是基本問題。

　　現在人們(men) 簡單地看債(zhai) 務占GDP的比例，這個(ge) 角度不對，你得看欠的是什麽(me) 債(zhai) ，一定要把銀行裏用抵押貸款的方式減下去，改成市場上賣出去的債(zhai) 券。

　　中國債(zhai) 務問題中很大一部分是地方政府債(zhai) 。所謂的地方政府債(zhai) ，實際上多數是以國企的名義(yi) ，變相從(cong) 銀行裏借出來的，這很危險。

　　認清資本外流的本質

　　《財經》：說到穩定預期，隨著美聯儲(chu) 加息終於(yu) “靴子落地”，跨境資本流出的壓力明年會(hui) 不會(hui) 加大?在人民幣貶值預期揮之不去而在岸外匯管理趨嚴(yan) 的情況下，人民幣流出可能已成為(wei) 規避外匯管理、實現資本跨境並最終轉為(wei) 外匯資產(chan) 的渠道。

　　許成鋼：中國推動8·11匯改隻有一年時間，我個(ge) 人認為(wei) ，中國的匯改錯過了良機，正好在“壞的時間”開始的，匯改應該是在升值的時候，而不是在貶值的時候，時間錯位了。另外，經濟增長降速，根本上與(yu) 改革相關(guan) 。隻要實質性的改革沒有推進，經濟仍會(hui) 持續下降，當經濟持續下降的時候，人民幣也會(hui) 持續貶值，經濟基本麵決(jue) 定了匯率的變動趨勢。

　　《財經》：中國經濟基本麵並未發生重大變化，盡管人民幣匯改政策溝通不足增大了市場不確定性，但無需過度擔憂資本外流?

　　許成鋼：人們(men) 預期中國經濟持續更強，有更多人買(mai) 中國資產(chan) ，人民幣過去十年保持了升值態勢。如果買(mai) 中國資產(chan) 的需求不大了，變成了要賣中國資產(chan) ，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就會(hui) 持續，這不是個(ge) 匯率問題，除非中國的基本麵向好。中國經濟的基本麵向好主要靠的是民企，靠的是民眾(zhong) 的收入增長和民企經濟的活躍，這都呼喚實質性改革。隻要中國的經濟增速上來了，而且不是靠政府刺激，人家看出來中國經濟的基本麵有戲，人民幣下滑的勢頭就頂住了，別人就來買(mai) 中國資產(chan) 。

　　建立房地產(chan) 調控的長效機製

　　《財經》：“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房地產(chan) 行業(ye) 在過去十多年為(wei) 經濟帶來了強勁的增長動力，但也綁架了中國經濟。應如何反思房地產(chan) 政策調控，如何建立房地產(chan) 調控的長效機製?

　　許成鋼：這個(ge) 問題又碰到了最基本的製度問題了，基本的製度是土地所有製，因為(wei) 我們(men) 是全麵的國有土地製度，所以整個(ge) 房地產(chan) 行業(ye) 的發展過程是一個(ge) 解決(jue) 政府財政的過程，這就回到剛才講的問題，我之所以要這麽(me) 強調政府在市場上發債(zhai) 券，原因在於(yu) 有許多地方政府的財政來源要基本上改變，就要讓地方政府的財政來源不是從(cong) 賣地租地的稅收而來，減少政府直接在經濟上的卷入，另一方麵政府的支出問題靠發債(zhai) 去暫時地解決(jue) ，長遠的則是靠製度改革，然後把政府變小。現在的政府太大了，過去巨量的中國財政收入來源是依靠土地，所以土地市場、房地產(chan) 市場的發展直接跟這個(ge) 財稅體(ti) 製捆綁在一起。

　　為(wei) 什麽(me) 一二三線城市發展快，那是因為(wei) 一二三線城市的地方政府自己的財政收入要得到保障。為(wei) 什麽(me) 一二線城市房價(jia) 一直在漲，三線城市房價(jia) 亂(luan) 七八糟，四線城市的房價(jia) 一塌糊塗呢?是因為(wei) 中國一二三四線城市是按照行政等級劃分的，資源的集合範圍不同，人們(men) 都希望尋找最有資源、最有權利的地方，所以任何有錢的人都想跑到一二線城市買(mai) 房子，而且買(mai) 房子主要是為(wei) 了長期投資，因為(wei) 投資一定是看漲不看落，任何投資的人腦子裏一想就清楚了，在北京投資隻看漲不看落，即使全國經濟下滑了，北京房價(jia) 也不至於(yu) 落得太狠。

　　《財經》：投資者認為(wei) 在北京等大城市買(mai) 房是最安全的選擇。

　　許成鋼：是的，是很安全的投資。所以都跑到這兒(er) 投資，就把北京房價(jia) 弄得高得一塌糊塗，有一些從(cong) 國外回來的人，包括我的一些朋友都覺得很驚訝，為(wei) 什麽(me) 北京房價(jia) 這麽(me) 離譜?它漲得沒有道理啊，北京房價(jia) 不能和國外房價(jia) 相比，這是兩(liang) 回事兒(er) 。中國大多數人都認為(wei) 這個(ge) 地方最靠譜，那肯定這個(ge) 地方的價(jia) 就漲，對不對?跟國外比是沒有道理的。如果北京房價(jia) 大幅下降，一定是出現了經濟危機，比如去年股災拖到了今年才爆發，就可能觸發全麵的金融危機，北京房價(jia) 就扛不住了。

　　推進實質改革 釋放更多紅利

　　《財經》：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大約每隔十年，中國會(hui) 有一次大的體(ti) 製上的異變。農(nong) 村改革、經濟特區、加入WTO，這些結構性突破帶來了生產(chan) 力的躍進。然而新近的十年，這樣實質的改革消失了，代之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補丁式的宏觀調控。你如何看中國經濟的趨勢?

　　許成鋼：你講到的是早些年改革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我把它概要一下，早些年這些成功的改革歸根到底是民營企業(ye) 的建立和民營企業(ye) 的擴張，表麵看加入WTO好像跟民營企業(ye) 無關(guan) ，但實際上直接促使民營企業(ye) 在這個(ge) 背景下發展起來。接下來十多年，中國經濟出現“國進民退”，現在的改革，國進民退問題就是根兒(er) ，十多年來國進民退使得民營企業(ye) 的發展受到了阻礙。上世紀90年代末國企改革“抓大放小”，放小的這一麵幫助了民營企業(ye) 的發展，因為(wei) 很多中小國企變成了民企，但是抓大的那一麵實際上變成了現在發展的障礙。

　　抓大的那一麵意味著，所有關(guan) 係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領域，一定要國家控製，於(yu) 是整個(ge) 國民經濟的上遊由國企壟斷，當國企壟斷了上遊，它利用壟斷的力量“擠壓”下遊，而下遊多是充分競爭(zheng) 的民營企業(ye) ，盡管80%的就業(ye) 在於(yu) 民企，但解決(jue) 就業(ye) 隻有20%左右的國企控製著上遊利潤，下遊拿到的利潤有限。剛才講到國民收入，一方麵是稅收原因，還有一方麵跟這個(ge) 問題相關(guan) 。當民企處於(yu) 勉強生存的時候，民企利潤空間窄小，職工普遍收入偏低。所謂的國進民退並不是看民企的數量比例，而是利潤是收縮的，所謂“退”指的是民企很難擴張，利潤空間逐漸收縮，變成了勉強生存了。這實際已經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

　　《財經》：剛才談的宏觀問題最後都歸結到改革層麵。供給側(ce) 改革推進一年，逐漸在經濟結構也就是資源配置的結構調整上達成共識，但是，在體(ti) 製機製的結構改革方麵仍存爭(zheng) 議。目前存在將兩(liang) 種結構改革混淆，甚至用“三去一降一補”等經濟結構的調整取代體(ti) 製結構改革的現象。您怎麽(me) 看?

　　許成鋼：我的看法是整個(ge) 改革的設計不能有意識地回避製度改革，當有意識地回避製度改革的時候，所有那些措施都是權宜之計，所以它沒有辦法真正解決(jue) 問題。另外，“供給側(ce) ” 這個(ge) 概念好不好，可能幹擾了人們(men) 對實質改革的認識。

　　改革首先要判斷問題到底出在哪兒(er) 了，就像看病似的，第一重要的是先診斷到底什麽(me) 地方出了毛病，而不是什麽(me) 陰了、陽了、虛了、上火什麽(me) 的，這都講虛的，非常實際的判斷就是問題究竟出在哪兒(er) ，這個(ge) 地方有癌症，那個(ge) 地方有一條血管堵塞，就需要把那個(ge) 地方疏通了，不解決(jue) 關(guan) 鍵問題，病症就一直在那個(ge) 地方。

　　《財經》：您說的情況跟一些企業(ye) 界人士的感受相似，他們(men) 認為(wei) 現在經濟疲軟是市場運行體(ti) 製的羈絆所致，而非供給側(ce) 的資源短缺或者總需求過剩導致，因此改革體(ti) 製架構和監管架構是當務之急。

　　許成鋼：產(chan) 能過剩最終應該是由市場決(jue) 定的，當市場這些東(dong) 西嚴(yan) 重過剩，企業(ye) 大量積壓庫存導致欠債(zhai) 還不起，最後資不抵債(zhai) 就要破產(chan) 。但由於(yu) 產(chan) 能過剩的大部分是國有企業(ye) ，它不會(hui) 破產(chan) ，如果不去碰製度問題，繼續保持國有體(ti) 製不變，在這種條件下采取改變國企的管理方式等等沒有太大用處，那不是改革，強迫這個(ge) 廠子限產(chan) ，強迫那個(ge) 廠子轉產(chan) 等等，都不是改革，如果把這些叫改革，隻是一個(ge) 名詞而已，不改變實質問題。不能推進國企實質性改革，叫什麽(me) 詞都沒有用的，隻能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打轉，實際上是製度裏麵出的毛病。

　　《財經》：現在大家都在呼籲改革，尤其是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以來，人們(men) 抱著很大的希望，但是感覺目前改革的動力不足。

　　許成鋼：從(cong) 上世紀80年代起，kaiyun官方地址著重於(yu) 引導地方政府改革，從(cong) 改革開放早期隨著演進成為(wei) 地方的互相競爭(zheng) ，基於(yu) 中國自上而下的任命機製，靠什麽(me) 升遷?靠改革做得好。那麽(me) 改革怎麽(me) 度量呢?經濟增長快。地方經濟增長快，有改革的法兒(er) ，就升遷快。但是，這個(ge) 方法到了十年前，人們(men) 發現不好用了，因為(wei) 除了看經濟增長變量，還要看環境保護、貧富差距、社會(hui) 維穩等指標，這樣對官員的評價(jia) 指標就不是一個(ge) ，而是幾個(ge) 指標。比如，維穩沒有辦法量化，所以維穩還是沒維穩，就看地方是不是有群體(ti) 性事件。

　　這樣造成的結果是什麽(me) 呢?一些地方用簡單粗暴的方式維穩。然後把所有力量放在經濟增長上。總而言之，過去的辦法不好用了，尤其是十八大以後，對幹部新的考評機製還沒有明晰，還沒有一個(ge) 替代的激勵機製。因此，必須抓緊製度改革，用更好的機製取代官僚機製，用更好的機製取代唯GDP地方競爭(zheng) 這種機製。

　　《財經》：大家一直在談國企改革再出發，但是現在更多是國企再調整。怎麽(me) 澄清認識，讓國企改革能有實質性推進?

　　許成鋼：混合所有製如果作為(wei) 過渡的一步沒有錯誤，但關(guan) 鍵在於(yu) 控製權，無論是從(cong) 《公司法》的角度，還是從(cong) 憲法的角度，都強調保護產(chan) 權，無論誰的產(chan) 權都要保護，當民間資本進入國企的時候，民間資本一定關(guan) 心的是自己的產(chan) 權怎麽(me) 保護，民企有沒有控製權，如果控製權由政府或者國企掌握，讓民間資產(chan) 進來，這是不可能的，這一定會(hui) 失敗，最後的結果可能是民營企業(ye) 不信任這些國企，它不願意再進來。

　　因此，國企改革必須在所有製上放開，這才叫改革，而且這才和公司法是一致的，否則根本上違反了公司法，《公司法》製定中就強調產(chan) 權保護，作為(wei) 股東(dong) 是有權利的，股東(dong) 有權利來任命經理，股東(dong) 在大事情上有投票權，所以混改後，所有的股東(dong) 權利都是平等的，國有股和私人股的權利都是一樣的，如果國有股占10%，民間股占90%，那一定是民間控股;民間如果占51%，國有占49%，也是民間控股，而且真正的決(jue) 定權在最後的投票，投票的時候也不能簡單地說誰控股，而是集體(ti) 投票的結果。所以國企改革需要服從(cong) 《公司法》，違反了《公司法》談不上真改革。

　　《財經》：近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guan) 於(yu) 完善產(chan) 權保護製度依法保護產(chan) 權的意見》正式對外公布，明確了對“公私財產(chan) 權平等保護”，影響挺大。

　　許成鋼：這是好事情。原本這不是一個(ge) 新問題，2004年國家憲法正式承認私有產(chan) 權。早在製定《公司法》的時候，就強調了產(chan) 權保護，如果嚴(yan) 格執行公司法，就不需要另有一個(ge) 國家法規文件再出台，一切按照法律執行就是了。

　　《財經》：中國經濟社會(hui) 已經進入轉型期，國家治理麵臨(lin) 前所未有的挑戰。目前國家治理出現了體(ti) 製性困境，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麵臨(lin) 深層的轉型危機，即經濟和社會(hui) 關(guan) 係發生重大結構性變遷從(cong) 而產(chan) 生大量經濟和社會(hui) 的矛盾和衝(chong) 突，但這些矛盾和衝(chong) 突又不能單純在經濟領域和社會(hui) 領域自我矯正。中國如何從(cong) 國家治理入手，建立更加和諧美好的經濟與(yu) 社會(hui) 生活，增強全民的幸福感?

　　許成鋼：當我講製度的時候，其實製度就是最基本的治理問題。關(guan) 於(yu) 依憲治國和法製製度這個(ge) 問題，有聲音以為(wei) 這是在政治上進行挑戰，其實不是，其實無非講的是按規矩做事，為(wei) 什麽(me) 定了規矩以後，人們(men) 又不按照規矩做了呢?需要找原因。所謂的治理體(ti) 製指的就是這個(ge) 。和公司治理一個(ge) 道理，公司雇來的管理者是不是按照所有者的意願做事，定好公司章程，讓管理者很難違反章程。國家治理跟這個(ge) 一模一樣，就是國家有一套規矩，憲法就是章程。中國治理的方式之所以要強調依憲治國這個(ge) 概念，因為(wei) 中國是分權式的威權體(ti) 製，這個(ge) 概念簡要準確地描述了中國的治理體(ti) 製，它在行政上和經濟資源上分權，又是自上而下任命的集權管理，是典型的威權體(ti) 製，我把這種政治上高度集權、行政和經濟上高度分權、民企占經濟主體(ti) 的製度描述為(wei) 分權式威權製。自上而下的任命產(chan) 生一係列治理問題，就是我們(men) 剛才講的怎麽(me) 設計考評官員指標，如果指標設計不合適，下麵就可能亂(luan) 作為(wei) 。

　　怎麽(me) 辦?就要解決(jue) 體(ti) 製問題，這麽(me) 龐大的官僚體(ti) 製自上而下地一路走下來，一路施政，走到最底層的時候，施政可能偏離得一塌糊塗，怎麽(me) 解決(jue) ?讓地方選舉(ju) 好了。而且這不是新鮮辦法，這是老辦法。早在1988年，鄧小平支持搞政治體(ti) 製改革的時候，按照當時的規定中國所有村普選，然後實驗鎮一級選舉(ju) ，並逐步推到縣一級選舉(ju) ，用這個(ge) 辦法解決(jue) 基層的動力問題。由於(yu) 越到基層事情越多越複雜，基層幹部靠上麵管不到位，地方發生的事情，從(cong) 上麵看很小很小，但是對地方來講很大很大，就讓地方解決(jue) 自己的問題，然後讓老百姓選舉(ju) 。所以，就是把過去做對的東(dong) 西翻出來，繼續做。

　　當然，現在有人反對，反對的意見是說現在全國村級選舉(ju) 效果不好，村級選舉(ju) 為(wei) 什麽(me) 效果不好?原因很清楚：一個(ge) 原因是因為(wei) 沒有法製，會(hui) 有賄選、暴力強選，這個(ge) 問題就回到體(ti) 製改革上了，地方司法不獨立，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指揮。隻要讓司法獨立了，按照選舉(ju) 法執行，地方選舉(ju) 就不會(hui) 這麽(me) 混亂(luan) 。第二條是地方黨(dang) 支部書(shu) 記不是選的，村長是選的，當然就把真正的選舉(ju) 搞掉了。如果書(shu) 記是全體(ti) 黨(dang) 員選的，就可以解決(jue) 問題。其實，鎮級選舉(ju) 很早就實驗了，但一直沒有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