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men) 現在改革的過程中間，改革的協調性怎麽(me) 進一步的增強?這是當前改革推進過程中間迫切需要解決(jue) 的一個(ge) 大的問題。大家看到我們(men) 現在出台的改革的方案已經很多了。怎麽(me) 樣讓這些改革的方案落地，增強改革的協調性，其中一個(ge) 重要的方麵就是要讓改革有一定的容錯性。改革不能說是100%都是正確的，改革過程中間有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有可能改革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在這種情況下，怎麽(me) 樣去容忍改革的失敗?中央對這個(ge) 問題有明確的精神。

　　我記得總書(shu) 記專(zhuan) 門講過這個(ge) 問題，中紀委也曾經明確了，說對於(yu) 故意的違規違紀違法和改革探索過程中間出現的問題要區分開來。從(cong) 原則上講應當說是很容易的。但是落到具體(ti) 操作的過程中間要具體(ti) 區分，實際上就非常困難。怎麽(me) 去判斷它是為(wei) 了改革出現一些錯，還是說故意的有意的?我們(men) 一方麵強調改革要依法改革、依規改革，但是改革要突破一些條條框框，這兩(liang) 者中間肯定有衝(chong) 突的。怎麽(me) 把既依法依規改革和調動大家的改革積極性並融，我覺得在改革模式上可以進一步的調整和完善。

　　我們(men) 現在的改革模式是通過頂層設計自上而下的改革。通過過去30多年的改革，我覺得加強頂層設計實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有必要的，有利於(yu) 使改革形成一盤棋全麵推動。尤其全麵深化改革，也就是係統性改革、總體(ti) 性改革的這麽(me) 一個(ge) 時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改革的推動如果隻有自上而下，沒有自下而上的這麽(me) 一種模式，那我覺得可能就會(hui) 出現我們(men) 現實中間遇到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因為(wei) 頂層設計要是太細了，它可能就無法照顧到全國各個(ge) 地方的情況。中國這麽(me) 大，發展差距很明顯，情況千差萬(wan) 別，要照顧到所有的地方，那是非常困難的。如果說我們(men) 不那麽(me) 細，讓它粗一點，就是按照改革的精神去推動適合於(yu) 當地各種各樣的改革。問責的機製怎麽(me) 完善?因為(wei) 問責有時候是根據精神去推定的，可能沒有白紙黑字的一些規定。比如說我們(men) 講“八項規定”，按照“八項規定”的精神，精神實際上就是一個(ge) 推理，就是依據“八項規定”這個(ge) 基礎上，按照這麽(me) 一個(ge) 原則去推，去判斷你的行為(wei) ，你是不是違反規定了?所以講“八項規定”和“八項規定”精神，那是不一樣的，是有區別的。這個(ge) 時候恐怕紀檢部門就會(hui) 有一些自由裁量權。我網上看到一個(ge) 報道，說幾個(ge) 老師私人聚會(hui) 當中違反了“八項規定”，這個(ge) 事很快糾正了。從(cong) 這樣一個(ge) 事件裏麵可以看得出來，在這種情況下，怎麽(me) 去判斷這個(ge) 行為(wei) 是不是符合中央改革的要求和改革的精神?這裏麵也麵臨(lin) 很多的難題。

　　我們(men) 改革的模式如果主要以自上而下，然後再加上問責這樣一種機製，那就意味著在开云kaiyun官方的時候可能麵臨(lin) 各種不確定性以及風險。這種情況下改革可能出現等待、觀望，或者實在拖不下去了才去改，但是這個(ge) 改革可能就會(hui) 變形、走樣。比如說大家都知道的車改。車改方向是正確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車改所帶來的一刀切的做法，給地方實際上帶來很大財政的壓力。我們(men) 做了一個(ge) 地方財政經濟運行的大型調研，分東(dong) 部、中部、西北、東(dong) 北四大片，加上網絡問卷，其中發現對車改反映是非常強烈的。我們(men) 的出發點是要減少公車私用、減少腐敗、同時節省財政資金，實際的效果財政資金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大大增加了。有些地方可能維持公車的運轉也就是二三十萬(wan) 。但是按照車改的方案，人人有份，它可能要增加一百二三十萬(wan) ，在當前的這種經濟財政形勢下，地方收支壓力本來就很大，地方因為(wei) 車改實際上要增加一大筆的支出。

　　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看，像車改能不能進一步的去完善，整個(ge) 原則、整個(ge) 方向、整個(ge) 要求我是明確的，就是你不能公車私用，減少車上的腐敗。另外一方麵我要節省資金，節省上麵的開支，怎麽(me) 改?各個(ge) 地方因地製宜，隻要達到這個(ge) 目標，我以目標位導向進行考核，你是不是按照我這個(ge) 方法去改革?我覺得可以適當的放開。我講這個(ge) 例子就是說，改革的頂層設計有時候難以照顧到方方麵麵。這種情況下我們(men) 感覺，既要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也要有自下而上的改革。你自上而下通過頂層設計，整個(ge) 方向、整個(ge) 目標、整個(ge) 要求提出來，同時讓地方根據地方的實際情況去探索，就是自下而上，上下結合。我覺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兩(liang) 個(ge) 積極性就能調動起來了。

　　我們(men) 問責的機製上怎麽(me) 樣去完善?對於(yu) 改革政策的落實也需要有一個(ge) 問責機製，但是問責機製我覺得也是需要改革需要去完善的。完善就是要以結果為(wei) 導向。現在財政資金的使用強調以績效為(wei) 導向，績效就是以結果為(wei) 導向。我想改革應當是以結果為(wei) 導向，不是拘泥於(yu) 改革某一種方法、某一種方式、某一個(ge) 路徑，而是看結果。條條道路通羅馬，你隻要達到我改革整體(ti) 的要求，達到預期的目標，這樣的改革就是好的改革。這樣改革空間我覺得更大了，大家手腳也能放開了。在考核的時候、問責的時候，比如說審計、紀檢進行檢查的時候，我以績效為(wei) 導向進行檢查，判斷你是不是違規?我看你是不是促進生產(chan) 力的發展?是不是有利於(yu) 增強老百姓對政府的信心和信任?如果你做到了這一些我認為(wei) 就應當判斷為(wei) 你都是正確的。所以這些方麵我認為(wei) 實際上是也需要完善的。

　　所以改革本身它也需要改革。傳(chuan) 統的那種方式可能在過去是比較適用的，但是在新的時期，對改革方式本身也需要改革，也需要完善。隻有這樣改革積極性才能充分調動起來。中央出台的改革方案才能真正的落地。

　　我去年講過改革存在著“空轉打滑”的這麽(me) 一種現象，不是說改革的部署出了問題。中央對改革部署實際上非常清晰的，也是非常正確的。但是改革推進的過程中間我覺得出了問題，這些問題並不可怕。我們(men) 既然及時地認識到了這個(ge) 問題，就要及時地進行調整，這是我想講的第一點，就是我們(men) 改革模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應當結合起來。

　　第二點是我們(men) 改革要抓住主線。在當前全麵深化改革的新時期，我們(men) 改革的主線是什麽(me) ?中央經濟工作會(hui) 議提出來抓住有牽引性、基礎性、關(guan) 鍵性的改革，提出國企改革、財稅改革、金融改革、社保改革等等。這些改革都很重要，但是這些改革裏頭最重要的，或者說能成為(wei) 綱，成為(wei) 主線的改革是什麽(me) ?其實是中央與(yu) 地方關(guan) 係的改革，這是一條主線。我提到的國企改革也好、財稅改革也好、金融改革也好、社保改革也好，都離不開中央與(yu) 地方的關(guan) 係，怎麽(me) 樣處理?我剛才談到對改革的改革，也涉及到改革權劃分的問題。我們(men) 現在提出來要財政事權劃分，也有改革權劃分的問題。你的改革權限哪一些是中央做出的決(jue) 定，哪一些是地方根據中央決(jue) 定可以自主進行改革的。你不可能事無巨細都等著中央文件下來。文件下來還要等實施細則下來，實施細則下來，這樣一等時間就過去了。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說改革總目標是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我認為(wei) 就是國家治理機構的現代化。國家治理結構最核心的就是中央與(yu) 地方關(guan) 係到底怎麽(me) 處理?

　　我覺得這個(ge) 在當下這個(ge) 階段應當成為(wei) 改革主線，就是其他改革都要圍繞這個(ge) 主線做文章。因為(wei) 沒有中央與(yu) 地方兩(liang) 個(ge) 積極性，沒有兩(liang) 個(ge) 積極性形成一種合力，什麽(me) 改革都難以有效的推動。所以中央與(yu) 地方的關(guan) 係理順，實際上關(guan) 係到兩(liang) 個(ge) 積極性問題。中國這麽(me) 大、人這麽(me) 多、情況這麽(me) 複雜，發展也好、改革也好，離不開地方和中央的積極性。兩(liang) 個(ge) 積極性形成合力，毫無疑問中央與(yu) 地方關(guan) 係就要理順和調整。我們(men) 過去的改革是經濟改革，也就是市場化，那時候改革實際上也是把中央與(yu) 地方的關(guan) 係放在非常重要的方麵。9年分稅製的改革改的是什麽(me) ?實際上就是中央與(yu) 地方的關(guan) 係，主要是事財權，財力方麵調整中央與(yu) 地方的關(guan) 係。正是90年代分稅製的改革帶動其他方麵的改革，調動了地方的積極性，所以帶動了我們(men) 過去多年持續多年快速增長，增強了中央政府宏觀的控製能力、統籌能力、實現了我們(men) 的長治久安。

　　到了現在，這個(ge) 問題又擺在我們(men) 麵前。我們(men) 在90年代的改革基礎之上，還在進一步推動事權的改革。事權改革我們(men) 已經觸及到了，比如說簡政放權是不是涉及到事權的改革，有些權利往下放本身受益於(yu) 事權改革。我們(men) 司法體(ti) 製改革，五級司法體(ti) 製變成兩(liang) 級司法體(ti) 製，也是受益於(yu) 我們(men) 事權改革，我們(men) 事權改革現在還沒有完成。中央最近出的文件就是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這一項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對行政主體(ti) 的改革、對政府職能的轉變、對財政統一使用、對調動地方積極性、對完善地方稅體(ti) 係等等都是關(guan) 鍵性的。其他改革都是圍繞這個(ge) 主線推動。抓住這個(ge) 綱，綱舉(ju) 目張其他改革也就好辦了。當前改革我們(men) 抓住中央與(yu) 地方的關(guan) 係改革的主線，其他改革就好辦了。比如我們(men) 講財政事權，財政事權怎麽(me) 劃分?看起來講得是中央與(yu) 地方的事權，實際上涉及政府的各個(ge) 部門。中央與(yu) 地方事權劃分，你要具體(ti) 落實就是落實到中央各個(ge) 部門去了，事權劃分涉及到中央政府的各個(ge) 部門和地方政府的各個(ge) 部門，你這些事權哪些屬於(yu) 中央的，哪些屬於(yu) 地方的?這裏頭我簡單強調一點，就是我們(men) 對事權理解不能按照美國的那種方式去理解。我們(men) 事權劃分是按照事權的要素劃分的，什麽(me) 是事權要素?決(jue) 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我們(men) 是中央決(jue) 策地方執行，我們(men) 基本上是在這樣一個(ge) 框架下劃分我們(men) 的事權。我們(men) 事權的劃分模式是獨一無二的，這才符合我們(men) 的政治架構。黨(dang) 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這個(ge) 基本框架是吻合的。我們(men) 腦子裏頭不由自主地老是想美國財政聯邦主義(yi) ，或者美國的聯邦州地方他們(men) 怎麽(me) 劃分的，總是以美國那種方式作為(wei) 一種樣板，顯然搬到中國格格不入，我們(men) 的框架是按照事權的要素劃分的。我們(men) 進一步完善中央與(yu) 地方事權劃分，決(jue) 定權有的要下移，適合地方決(jue) 策的交給地方，簡政放權已經朝這個(ge) 方向大大推進一步。一些事權的履行適當的上移，有的移到省，有的移到中央，責任進一步的上移，改變我們(men) 地方支出占比越來越高，中央支出占比越來越低的局麵。

　　我們(men) 17萬(wan) 億(yi) 財政規模75%是地方發的，地方支出超過85%，中央政府不足15%，地方支出占比以每年一個(ge) 點的速度在上升，這麽(me) 下去意味著中央支出占比越來越低，地方支出占比越來越高。地方幹這麽(me) 多事錢不夠，中央財力全部移到地方去了，這意味著中央對地方形成嚴(yan) 重的依賴。世界上沒有一個(ge) 國家中央政府支出比重如此之低，這是非常危險的。這很可能回到我們(men) 分稅製改革之前的那種狀態。我們(men) 現在構建一個(ge) 新的國家治理結構，適應於(yu) 我們(men) 當前發展，增強國家的治理能力，與(yu) 這個(ge) 目標不吻合。所以現在改變傳(chuan) 統思路，不是說一味下移財力，讓一些事權的履行，執行權要上移，相應地方的支出責任也要上移。

　　中央支出的比重將來目標值應該提到40%。大家看看其他發達國家，世界上這些國家哪一個(ge) 國家低於(yu) 50%的，從(cong) 這點上來看，我感覺我們(men) 改革就是對中央與(yu) 地方的關(guan) 係進行改革，尤其是中央與(yu) 地方財政關(guan) 係改革放在核心關(guan) 鍵的地位。【《改革內(nei) 參》記者孫錚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