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情況下，人們(men) 常常把人類掌握的知識歸根到底都是來源於(yu) 實踐誤解為(wei) 每一個(ge) 個(ge) 體(ti) 的知識都隻是來源於(yu) 自己的親(qin) 見親(qin) 知，經常出現離開基礎理論進行的情況。

　　經濟學家要這樣分析問題，才不會(hui) 缺乏深度、零敲碎打經濟學家要這樣分析問題，才不會(hui) 缺乏深度、零敲碎打

　　很高興(xing) 參加今天當代經濟學基金會(hui) “2016中國經濟學獎”的頒獎典禮，熱烈祝賀兩(liang) 位獲獎人獲得這一殊榮。

　　首先我想講的是，當代經濟學基金會(hui) 決(jue) 定授予錢穎一和許成鋼兩(liang) 位教授 “2016中國經濟學獎”，以表彰“他們(men) 在轉軌經濟中作用於(yu) 政府和企業(ye) 激勵機製的研究所做出的貢獻”。這個(ge) 決(jue) 定是恰如其分的，也完全符合我所熟悉的許多經濟學家的預期。

　　強烈的專(zhuan) 業(ye) 精神

　　在過去將近40年改革開放的推動下，中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推動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許多經濟學家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與(yu) 此同時，由於(yu) 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遠未完全到位，我們(men) 也麵臨(lin) 著許多嚴(yan) 峻的挑戰。

　　當前，中國的經濟學家群體(ti) 也正在為(wei) 戰勝這些困難殫精竭慮，希望能為(wei) 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和社會(hui) 進步排憂解難。不管是過去推動改革和發展還是排除當前的障礙，錢穎一教授和許成鋼教授都是這個(ge) 經濟學家群體(ti) 的傑出代表。所以，他們(men) 的獲獎可以說是實至名歸，理所當然。當代經濟學基金會(hui) 給他們(men) 的獎勵不僅(jin) 是歸於(yu) 他們(men) 個(ge) 人的，也是對為(wei) 改革做出了專(zhuan) 業(ye) 貢獻的經濟學家群體(ti) 的肯定和表揚。

　　我覺得，錢穎一和許成鋼的學術研究中，有兩(liang) 個(ge) 最突出的特點值得讚許和效法。

　　第一個(ge) 特點是他們(men) 都有強烈的專(zhuan) 業(ye) 精神(professional spirit或professionalism spirit)，謹守經濟學的學術規範，不懈地追求專(zhuan) 業(ye) 上的完美。

　　他們(men) 兩(liang) 位都受過嚴(yan) 格的經濟學訓練、有深厚的專(zhuan) 業(ye) 學養(yang) 。但是，在此基礎上，能否堅持專(zhuan) 業(ye) 主義(yi) 精神仍然是一個(ge) 事關(guan) 重大的選擇。

　　對任何一位科學者來說，概念明確、論證過程符合邏輯規則都是需要具備的基本素養(yang) 。人所共見，在這方麵，穎一和成鋼都做得很好。

　　不過除此之外，經濟學還有一些特殊的專(zhuan) 業(ye) 要求。由於(yu) 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由眾(zhong) 多因素互動行成的極其複雜的係統，研究分析這樣的係統就需要運用科學實驗的控製分析方法，從(cong) 繁複紛雜的現實中抽取最本質的因素，確定它們(men) 之間的互動關(guan) 係。

　　經濟學在過去三百多年的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經濟學智慧，形成了一係列被稱為(wei) “模型”、“定理”等基礎理論。這些基礎理論並不是現實世界的直接描述，但是為(wei) 分析現實世界的問題提供了基準點(benchmark)或參照係(reference)。

　　經濟學對問題的研究要求掌握原有的基礎理論，這樣才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觀察現實和提出自己的理論創見。正像穎一在《理解現代經濟學》(2002)一文中所說，經濟學家研究問題時，頭腦中必須有幾個(ge) 相關(guan) 問題的基準點和參照係，這樣分析問題時，才不會(hui) 零敲碎打，就事論事，缺乏主線和深度。

　　但是在中國的情況下，人們(men) 常常把人類掌握的知識歸根到底都是來源於(yu) 實踐誤解為(wei) 每一個(ge) 個(ge) 體(ti) 的知識都隻是來源於(yu) 自己的親(qin) 見親(qin) 知，經常出現離開基礎理論進行的情況。

　　這種沒有基準點和參照係的討論，由於(yu) 完全沒有共同語言，通常隻能得出“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結果。

　　不把思慮止於(yu) 擔憂

　　我第一次同成鋼討論這個(ge) 問題是在1993年。當時，他剛剛在海南參加了留美經濟學會(hui) 的年會(hui) 後回到北京。在那次會(hui) 議對證券市場的討論中，國內(nei) 經濟學家分成兩(liang) 派：一派說根據Arrow-Debru一般均衡模型，隻要放開市場，就能實現帕累托有效率的均衡，所以中國股市問題的根源在於(yu) 市場沒有放開;另一派說，股市已經放開了，但是一片混亂(luan) ，可見Arrow-Debru一般均衡模型是一個(ge) 脫離實際的錯誤模型。

　　成鋼認為(wei) ，如果許多經濟學家對經濟學基本方法的認識處於(yu) 這種狀態，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前景就十分值得擔憂。當然，作為(wei) 一個(ge) 負責任的經濟學家，成鋼不把自己的思慮止於(yu) 擔憂上。他盡自己的努力改變經濟學研究的這種不理想的狀態。

　　為(wei) 此，他連續發表文章和講演，從(cong) 微觀經濟學的新發展論述證券市場的特性和中國證券市場監管存在的問題。2002年，他還寫(xie) 了一篇題為(wei) “經濟學、經濟學家和經濟學教育”的講演，全麵論述現代經濟學的方法。後來我把它發表在2002年7月出版的《比較》創刊號上。

　　在這篇講演中，他對阿羅-德布魯的一般均衡模型、莫迪格裏亞(ya) 尼-米勒定理——MM定理、科斯定理、盧卡斯關(guan) 於(yu) 貨幣中性的理論、貝克爾-施蒂格勒關(guan) 於(yu) 最優(you) 阻嚇司法製度的理論作為(wei) 經濟分析“基準點”和“標尺”的重要意義(yi) 做了深入的論述。中國人喜歡將類似的定理說成是不以人的意誌為(wei) 轉移的“規律”。但是，正如成鋼指出的，它們(men) 並不是現實世界的直接描述，而為(wei) 分析現實世界提供了基準和標尺。例如，Arrow-Debru的一般均衡模型，在信息完全、沒有交易成本等嚴(yan) 格的假定條件下建立的理論模型，通過基準模型與(yu) 現實的對比發現問題，才能找到新因素和提出新理論。

　　後來，我的所有博士生第一堂課就要求他們(men) 認真地讀這篇文章和前麵提到的錢穎一教授的文章《理解現代經濟學》。

　　嚴(yan) 格遵循學術規範

　　成鋼和穎一不但很好地論述了經濟學的專(zhuan) 業(ye) 規範，而且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總是嚴(yan) 格遵循這種規範，並做出了成績。他們(men) 兩(liang) 位對於(yu) 中國以鄉(xiang) 鎮企業(ye) 為(wei) 主要形式的民營經濟企業(ye) 為(wei) 何能異軍(jun) 突起並帶動了中國經濟發展所做的研究，就是一個(ge) 生動的例子。

　　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沒有像某些人預料的那樣走向衰落而是蒸蒸日上，是一個(ge) 全世界熱議的問題。其中一個(ge) 關(guan) 鍵問題是以鄉(xiang) 鎮企業(ye) 為(wei) 主要形式的民營企業(ye) 為(wei) 什麽(me) 在蘇聯的改革環境下沒有能夠發展起來，而在中國能夠脫穎而出。不過，許多就事論事的研究並沒有給出能夠令人信服的回答。

　　成鋼和穎一從(cong) 製度環境為(wei) 企業(ye) 發展提供最重要的激勵這一視角出發，比較了蘇聯和kaiyun官方地址的不同製度環境，並把他們(men) 的研究成果寫(xie) 成《為(wei) 何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同：M型層級製和非國有部門的準入/擴張》(Economics of Transition，June 1993， 1(2)， pp. 135-170)。在這篇文章中，他們(men) 以蘇聯式的單一製(U-form，unitary-form)國家大公司作為(wei) 基準或參照係，與(yu) 中國做出對比。

　　他們(men) 指出，當時中國經濟雖然還是保持國家大公司的特點，但是，隨著1958年以後的地方分權，中國這個(ge) 國家大公司已經不是一個(ge) U-form的，而是一個(ge) 多部門製(M-form，MUlti-divisional form)的大公司了。

　　在這種經濟下，每一個(ge) 地方政府都有自己有別於(yu) 全國整體(ti) 利益的獨立利益，都存在幫助本地企業(ye) 發展的激勵。這就使鄉(xiang) 鎮企業(ye) 有了發展空間。雖然我自己覺得與(yu) 其說當時的中國是一個(ge) M型大公司，不如說是一個(ge) H型也即控股型大公司，但是指出改革初期的中國經濟與(yu) 蘇聯改革時期的製度特點，就為(wei) 我們(men) 解答kaiyun官方地址為(wei) 何與(yu) 蘇東(dong) 不同給了一把鑰匙。

　　提出理論需要勇氣

　　我認為(wei) ，他們(men) 的第二個(ge) 可貴之處是很大的理論勇氣。

　　以基準性的參照係和現實相對照，就會(hui) 發現一些矛盾，由此就需要修改或放鬆假設條件，提出進一步的理論解釋。這就遇到要對原有的理論和觀點提出挑戰，包括對占統治地位的理論、社會(hui) 流行的觀點，甚至原來自己認為(wei) 正確的理論提出挑戰。這是需要勇氣的。

　　我想一個(ge) 突出的事例是成鋼關(guan) 於(yu) 分權式威權體(ti) 製的理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nei) ，地方分權和地方政府主導的競爭(zheng) 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一種占主流地位的觀點，有人甚至認為(wei) 這是世界上最好的經濟體(ti) 製。

　　經過研究整個(ge) kaiyun官方地址曆程和麵對的問題，成鋼完成了《kaiyun官方地址和發展的製度基礎》這篇文章，提出了分權式威權體(ti) 製理論，對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成就給出了製度上的解釋。

　　成鋼認為(wei) ，分權式威權製是創造中國地區間競爭(zheng) 的最基本的體(ti) 製結構，是地區競爭(zheng) 和地區實驗的製度基礎。在改革開放的早期階段，由於(yu) 這個(ge) 體(ti) 製幫助解決(jue) 了地方政府的激勵機製問題和信息問題，對發展地方經濟在產(chan) 生了強勁的驅動力，造就30多年的快速增長。

　　但是隨著經濟發展，大量超出GDP範圍的社會(hui) 經濟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地區競爭(zheng) 就喪(sang) 失了解決(jue) 激勵問題的效力，反倒成為(wei) 發展的一大障礙。而且，由於(yu) 各級政府掌握著大量的經濟資源，腐敗成了分權式威權製的痼疾。成鋼由此認為(wei) ，必須徹底改變這種體(ti) 製，才能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hui) 進步。

　　由於(yu) 這一體(ti) 製與(yu) 眾(zhong) 多機構和一大批人的既得利益緊密聯係，提出這一理論需要很大的勇氣，顯然是不言自明的。

　　祝願兩(liang) 位獲獎人精進不休，為(wei) 經濟學的進步作出新的貢獻。

　　(本文為(wei) 吳敬璉在出席當代經濟學基金會(hui) “2016中國經濟學獎”頒獎典禮時發表的致辭)

　　(本文作者介紹：著名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