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guan) 於(yu) 完善產(chan) 權保護製度依法保護產(chan) 權的意見》正式對外公布。這是我國首次以中央名義(yi) 出台產(chan) 權保護的頂層設計，文件從(cong) 11個(ge) 方麵對完善產(chan) 權保護製度、推進產(chan) 權保護法治化進行了全麵部署。

　　《孟子·滕文公上》有雲(yun) ：“民之為(wei) 道也，有恒產(chan) 者有恒心，無恒產(chan) 者無恒心。”自古以來，產(chan) 權就是穩定人心、推動社會(hui) 發展的“定盤星”。隻有依法保護產(chan) 權，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全社會(hui) 的創造力。

　　今天，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分享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的一篇舊文，文章由周其仁在2008年1月12日第十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上發表的演講整理而成，並經其本人修訂和補充後發表在《經濟觀察報》。

　　文章雖舊，但卻有助於(yu) 我們(men) 理解以下問題：

　　改革開放30餘(yu) 年來，中國產(chan) 權製度也在不斷變遷，當中都曆經了哪些實踐?背後邏輯何在?當下中國麵臨(lin) 的種種實際難題——同時也是改革桎梏——如環境汙染，農(nong) 地征用、礦產(chan) 開發、舊城改造、民間投資低迷、政府自身改革等等，與(yu) 產(chan) 權製度有何關(guan) 聯?從(cong) 經濟學視角來看，對於(yu) 產(chan) 權的有效保護，會(hui) 為(wei) 經濟活動的績效和改革的推進帶來何種影響?

　　以下為(wei) 周其仁所著全文：

　　重新界定產(chan) 權之路

　　對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重大影響的改革開放，不是突然從(cong) 天上掉下來的。中國的改革開放事實上醞釀了很長時間。我自己比較關(guan) 注兩(liang) 個(ge) 事件，因為(wei) 這兩(liang) 個(ge) 事件為(wei) 後來的改革開放提供了經驗準備。

　　第一個(ge) 是非常不幸的事件，就是1959-1961年間中國發生的饑荒，使較大規模人口非正常死亡。其中最早報告到北京的是河南信陽事件，這個(ge) 地區當時人口850萬(wan) ，根據時任行署專(zhuan) 員的回憶錄，非正常死亡人口當在百萬(wan) 以上。這是一個(ge) 極其嚴(yan) 重的事件，引起國務院和中央的強烈反應。有記錄說，就在決(jue) 策層討論信陽事件處理的會(hui) 上，周恩來總理受中央委托緊急起草了 《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農(nong) 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簡稱“十二條”)，其中有一條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允許農(nong) 民保留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ye) 。這是我們(men) 可以看到的，在“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製度裏，給農(nong) 民私人權利劃下的第一道線。當時沒有講新政策執行的時間多長，也沒有講這是什麽(me) 性質的權利安排，因為(wei) 根本來不及。差不多同時，大饑荒還逼出了波及全國多個(ge) 省區的包產(chan) 到戶。回頭看，1960年代初的自留地和包產(chan) 到戶，為(wei) 十幾年後的農(nong) 村改革準備了經驗。

　　第二個(ge) 事件發生在1962年，在廣東(dong) 省寶安縣也就是現在的深圳。那一年，由於(yu) 各種傳(chuan) 言，說香港要開放關(guan) 口，當然也由於(yu) 國內(nei) 的經濟困難，就在寶安這個(ge) 地方，曾聚集了10萬(wan) 人意圖偷渡逃港，這些人來自全國12個(ge) 省區、廣東(dong) 62個(ge) 市縣。這變成當年很大的一個(ge) 事件，也由周恩來總理親(qin) 自處理。據現在看到的資料，當時約6萬(wan) 人逃了過去，其中大部分被港英當局遣返回來，加上沒有出去的人，當地政府做了安頓和疏散，並嚴(yan) 格了出境製度。也在那個(ge) 背景下，當地還提出過“利用香港、建設寶安”的政策，以邊境的貿易活動來活躍市場，改善民生。也要回頭看，這個(ge) 事件埋下了未來開放的契機。

　　這兩(liang) 個(ge) 事件對後來的曆史都有深刻的影響。但是，僅(jin) 有局部地區對災難性事件的自發反應，不足以直接釀出中國的改革開放。因為(wei) 逼出來的行之有效的政策，等形勢好一點，還是可能又被改回去。這就是過去講的：吃飽了飯，又要瞎折騰。事實上，從(cong) 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中，我國經濟政策還是日子好過了就繼續向“左”，比如靠政治運動促生產(chan) ，“窮過渡”、“割資本主義(yi) 尾巴”等等，對外開放更談不到。

　　真正中國的改革開放，元年還是1978年。因為(wei) 這一年發生了思想解放運動，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最根本的，是整個(ge) 執政黨(dang) 看待體(ti) 製、製度和政策的思想方法改變了。鄧小平當時說，“一個(ge) 黨(dang) ，一個(ge) 國家，一個(ge) 民族，如果一切從(cong) 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dang) 亡國”。這個(ge) 思想路線就是改革開放的思想路線，因為(wei) 達到這個(ge) 層麵，人們(men) 才會(hui) 去想，中國選社會(hui) 主義(yi) 也好，選公有製也好，選計劃經濟也好，講到底，最終都是為(wei) 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經濟和文化的要求，為(wei) 解放和發展生產(chan) 力。從(cong) 這個(ge) 出發點看問題，前人寫(xie) 下的“本本”，蘇聯實行過的製度，一定要接受我們(men) 自己實踐的檢驗。選錯了的就要改過來，不合適的就要調試。任何體(ti) 製安排，不管出發點多麽(me) 正確，邏輯多麽(me) 有力量，做的效果不好就必須改。回頭看，這是kaiyun官方地址開放得以進行的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條件。沒有思想解放，以後的一切都談不到。

　　所以，恰恰在1978年以後，剛才講到的那兩(liang) 個(ge) 曆史事件才有了完全不同的結果。從(cong) 農(nong) 村看，包產(chan) 到戶在幾年時間內(nei) 席卷全國，一步一步得到合法化承認。其實，根據杜老的回憶，鄧小平早在1960年就講過，包產(chan) 到戶能多打糧，不合法，就讓它合法起來。但1960年就沒有這個(ge) 政治條件，非要到了1978年後才行，雖然農(nong) 民和許多基層幹部對於(yu) 用什麽(me) 辦法可以多打糧、少挨餓，早就是明白的。包產(chan) 到戶被合法承認了，就意味著從(cong) 傳(chuan) 統的全盤公有化體(ti) 製裏，清楚劃出一條農(nong) 戶私人權利的界線。這樣，經由一個(ge) 承包合約，中國正式開始重建私人產(chan) 權。這是所有社會(hui) 主義(yi) “本本”上從(cong) 來沒有講過的事情。中國的改革，就是這麽(me) 起步的。

　　開放也是逼出來的。曆史說，1977年寶安又一次大規模集積了逃港人口。當時廣東(dong) 的主政者習(xi) 仲勳去調查，知道很多逃港農(nong) 民跑過去兩(liang) 年就寄錢回來蓋房子。為(wei) 什麽(me) 到香港有這麽(me) 高的收入?答案就是擴大經濟自由：農(nong) 民不但務農(nong) ，也可以打工，並開放市場，活躍生意。那時深圳靠香港邊境有一個(ge) 羅芳村，對麵也有一個(ge) 羅芳村，原來都是這邊羅芳村跑過去的人建起來的，隻是對麵村民的人均年收入比這邊高出100倍!這樣就逼出一個(ge) 想法：能不能把門打開，劃出一塊地方，讓香港企業(ye) 開到境內(nei) 來，這邊的農(nong) 民不逃港也可以打工?廣東(dong) 第一線提出這個(ge) 構想，匯報到北京，鄧小平讚成，至於(yu) 用什麽(me) 名字，鄧小平說，就叫特區，因為(wei) 陝甘寧邊區就是特區。

　　回頭看，包產(chan) 到戶、自留地、農(nong) 民小自由，逃港事件，“利用香港、發展內(nei) 地”等等，曆史上都多次發生。但是，隻要政治思想路線不對頭，那些來自第一線的探索，頂多就是一個(ge) 權益之計。既不可能持久，更不可能普遍。所以，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逼出來的，到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提出，才成為(wei) 更主動、更係統的變革過程，成為(wei) “多方麵改變同生產(chan) 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和上層建築，改變一切不相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公報)。

　　世界上還真有人以為(wei)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什麽(me) “華盛頓共識”指導出來的結果。我認為(wei) 那是對曆史的無知，因為(wei) 那個(ge) 時候中國人的絕大多數人並不關(guan) 心華盛頓在幹什麽(me) ，也不知道那些人究竟說了些個(ge) 啥。中國人最關(guan) 心的問題，就是怎樣把飯吃飽搞建設，怎樣把過去被死教條捆住的手腳解放出來。還有人要編“北京共識”和人家打擂台。我也看不出有什麽(me) 必要，因為(wei) 北京共識早在1978年就有了，綱領就是改革開放。

　　農(nong) 村改革和特區開放，兩(liang) 端發力把整個(ge) 神州大地卷進了改革開放的大潮。我這裏發言的題目，不過是取一個(ge) 角度來觀察經濟體(ti) 製大變革的一條線索。過去全盤公有化的計劃體(ti) 製是一套權利界定，因為(wei) 不適合生產(chan) 力發展的要求，就在改革開放中重新界定。概略地說，我國產(chan) 權製度變遷是分為(wei) 四個(ge) 層麵展開的。

　　第一個(ge) 層麵，是原本全盤歸國家和集體(ti) 的公有製，除了抽象的“全民”或“集體(ti) ”為(wei) 其所有者，所有具體(ti) 的、有實際行為(wei) 能力的個(ge) 人，在裏麵到底是一個(ge) 什麽(me) 樣的權利地位?到底公有製裏麵可不可以再劃分出一些權利界線來?改革開放找到了一個(ge) 方法，就是公有製可以通過承包合約再把行為(wei) 的權利——包括責任和義(yi) 務——重新界定到個(ge) 人。農(nong) 業(ye) 承包，工商業(ye) 承包，做的就是這個(ge) 層麵的權利界定工作。

　　第二個(ge) 層麵，是通過承包劃出的私人使用權，又發生轉讓。就是說，從(cong) 使用權演變為(wei) 轉讓權。這當然引發更複雜的問題，比如可轉讓的範圍、轉讓價(jia) 怎樣形成等等。其實，全盤計劃轉向市場經濟，真正的基礎就是轉讓權。什麽(me) 叫市場經濟呢?一般講就是價(jia) 格機製在資源配置中起決(jue) 定作用。什麽(me) 是價(jia) 格機製?無非就是有人喊價(jia) ，有人還價(jia) ，而喊價(jia) 應價(jia) 都首先是一個(ge) 權利，如果沒有喊價(jia) 權和還價(jia) 權，教科書(shu) 上寫(xie) 的“市場價(jia) 格”又從(cong) 何而來?於(yu) 是，中國產(chan) 權改革的第二個(ge) 層次就啟動了市場經濟，從(cong) 使用權入手，進到轉讓權、定價(jia) 權、喊價(jia) 權和還價(jia) 權，資源配置就再也無從(cong) 靠蘇聯教科書(shu) 那一套範疇運轉了。

　　第三個(ge) 層麵，改革開放重新承認了“生產(chan) 資料”的私人所有權。比如可以自由找工作，就是承認所有勞動者身上擁有的勞動能力，是他本人可控製、可擁有、可支配的。“企業(ye) 家才能”更是一種生產(chan) 性資源，個(ge) 人可以合法擁有，可以和其他要素結合起來創業(ye) ，辦民營企業(ye) 。這一條對中國生產(chan) 力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各個(ge) 方麵都有人成為(wei) 優(you) 秀的企業(ye) 家。如果沒有這層權利界定，當年的陳誌雄就不能去養(yang) 魚，年廣九就不能搞“傻子瓜子”，這在當時都引發大爭(zheng) 論，要鄧小平、胡耀邦直接幹預才沒有一棍子打下去。回頭看，如果沒有這個(ge) 權利保障，怎麽(me) 會(hui) 有後麵的局麵?怎麽(me) 會(hui) 有這麽(me) 多中國產(chan) 品生產(chan) 出來，銷售到全球市場上去?誰想得到，柳傳(chuan) 誌領導的聯想能從(cong) 計算所傳(chuan) 達室打到紐約?馬化騰這麽(me) 個(ge) 年輕後生就“抓”得住幾億(yi) 中國QQ客戶?馬雲(yun) 立誌為(wei) 中小企業(ye) 服務就真的心想事成?內(nei) 蒙古大草原呢，有一個(ge) 伊利不算，又生出一個(ge) 蒙牛?

　　第四個(ge) 層次，就是無論承包來的、轉讓來的，或者重新確立的私人產(chan) 權，都可以在自願互利前提下放到一個(ge) 合約裏麵來，形成“以私產(chan) 為(wei) 基礎的公產(chan) ”。過去的公有製非排斥私產(chan) 不可，但股份製經濟可以私產(chan) 為(wei) 基礎，通過一個(ge) 合約形成“公司”，也就是私產(chan) 為(wei) 基礎的公產(chan) ，來容納相當一部分生產(chan) 力。這是第四個(ge) 層次，也是集積新生產(chan) 力的權利安排。沒有這個(ge) 層次，資本市場從(cong) 何談起?至於(yu) 到境外資本市場上市的公司，更要和全球範圍的私產(chan) 結合，學習(xi) 、練習(xi) 被叫做“公司治理結構”的那一套利益結合、製衡、共用的文明。

　　事實上，這四個(ge) 層次的產(chan) 權改革，到今天還有大量未解決(jue) 好的問題，還引發不同意見。不過從(cong) 大勢看，這條路開始走出來了。絕大多數人願意繼續探索，並讓國家、市場、法律、道德、輿論和公民意見的直接表達，一起發揮更好的合力作用，不斷完善改革和權利重新界定的過程。特別重要的是，正如科斯所言，“清楚界定的產(chan) 權是市場交易的前提”，中國的產(chan) 權重新界定奠定了市場經濟的基礎，也奠定了刺激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

　　應該準確地說，今天中國經濟的主要特征並不僅(jin) 僅(jin) 是高速增長，而是開放下的高速增長。開放下的中國產(chan) 品，沒有一定的國際競爭(zheng) 力是進不到別人的國家裏的，這與(yu) 封閉經濟自我循環的“高增長”不可同日而語。但是中國今天的國際競爭(zheng) 力，人們(men) 有不同的解讀。比如國際上一種流行的意見說，中國就是勞動力太便宜，才有國際競爭(zheng) 力。國內(nei) 不少人也相信這個(ge) 解釋。對此我有不同意見。我的問題是，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勞動力難道不是更便宜，為(wei) 什麽(me) 那時中國產(chan) 品遠沒有今天的國際競爭(zheng) 力?從(cong) 道理上看，勞動力便宜是要素有競爭(zheng) 力，但要素不會(hui) 自動變成產(chan) 品。把要素變成產(chan) 品，要經過組織和製度，過去中國由於(yu) 體(ti) 製不對頭，要素固然便宜，但組織和製度的成本極其高昂，結果就是產(chan) 品並沒有多少國際競爭(zheng) 力。

　　中國高速增長或者開放下的高度增長，真正的秘訣是什麽(me) ?就是大幅度通過改革開放降低製度和組織的成本。這就使得廉價(jia) 勞動力開始發揮作用，中國的農(nong) 民、工人、技術員、企業(ye) 家、地方和整個(ge) 國家才能發力，才經由學習(xi) 曲線的提升，把產(chan) 品越做越多，越做越好，才在世界上占有可觀的一席之地。這就是重新界定產(chan) 權，經過製度成本的顯著下降，對經濟活動的績效帶來的影響。

　　當然，kaiyun官方地址開放有漸進的特點，就是哪個(ge) 領域裏的問題嚴(yan) 重，或者比較容易啟動改革，就先動一動，過不下去了就先改一改。這帶來一個(ge) 結果，就是權利界定不是全麵並進，而是不整齊的，不均衡的，遠遠沒有達到普遍的權利厘定和保障。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帶來矛盾和衝(chong) 突，特別是不同權利之間怎樣取得平衡，成為(wei) 改革的一個(ge) 難點。從(cong) 目標來說，產(chan) 權設置必須是普遍的，絕不能保護了這一方，侵犯了其他方。經濟自由也是有邊界的，那就是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否則不可能有持久的秩序，也不會(hui) 為(wei) 社會(hui) 所接受。但是漸進改革的實際情況，卻是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一些領域的改革甚至停滯很長時間。

　　現在大量實際問題，包含環境汙染，農(nong) 地征用、礦產(chan) 開采權、舊城改造、山林經營權確定，以及行政壟斷行業(ye) 進一步得市場開放，政府本身體(ti) 製改革等等難題，講到底難都難在權利怎樣進一步清楚界定。這些問題具體(ti) 研究涉及很多細節，不是今天的題目。但它們(men) 的共同困難，是產(chan) 權界定從(cong) 來就不是完全靠民間自發活動就可以解決(jue) 的。產(chan) 權界定是稀缺資源的排他性製度安排，沒有擁有合法強製力的國家的介入，不可能劃清楚，更不可能得到有效執行。這裏麵有一個(ge) 悖論性的難題：要求合法強製力提供產(chan) 權界定的公共服務，但社會(hui) 怎樣約束、監督合法強製力不被濫用、私用，從(cong) 而使產(chan) 權界定過程變歪，遠離普遍的、原則麵前人人平等的權利承認和保障體(ti) 係呢?

　　中國的經驗教訓說，這個(ge) 難題沒有簡單的解。鄧小平以來許多領導人多次講過，沒有政治體(ti) 製改革，經濟體(ti) 製改革就無從(cong) 推進。問題是，能夠與(yu) 我國經改匹配的政治體(ti) 製改革，又談何容易?從(cong) 學術上看，這個(ge) 問題超出了經濟學的範疇，但我所知的優(you) 秀經濟學家，同樣也關(guan) 心這個(ge) 問題，如楊小凱臨(lin) 去世之前寫(xie) 的那些文章、筆記，中心關(guan) 注點就是這個(ge) 問題。我自己在國內(nei) 做調查也碰到這個(ge) 問題，比其他問題有更大的難度。當然總思路也可以說有了，那就是法治 (the rule of law)，即不是說一些人拿上一些法條去統治別人，而是所有的人，任何人，都要服從(cong) 同樣的準則，即法律目前人人平等——用同樣的準則約束所有人的行為(wei) 。今天上午幾位前輩都講到了這個(ge) 問題，我相信這也是擺在未來的一個(ge) 重大任務。中國要自立於(yu) 世界，沒有強大的國家不行。但強大的國家力量，怎麽(me) 保證在公共服務的軌道裏運行，限製權力即合法強製力不被濫用，是一個(ge) 我們(men) 的曆史傳(chuan) 統尚沒有很好回答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權力勢必參與(yu) 整個(ge) 資源的權利重新界定過程，越來越成為(wei) 繼續推進改革的難點和要點。

　　現在的麻煩是，中國早已遠離了饑荒，遭遇的國際競爭(zheng) 的壓力也比過去為(wei) 小，因為(wei) 中國經濟的表現至今在國際上相當搶眼。在這種情況下，進一步改革的動力何在，是一個(ge) 很實際的問題。我們(men) 認定，繼續改革的未來收益很大，因為(wei) 從(cong) 局部的漸進的權利界定，成長為(wei) 普遍的權利界定，一定會(hui) 進一步擴大不侵犯他人的經濟自由，從(cong) 而走向一個(ge) 普遍約束權利、普遍保障自由的現代國家。問題是，進一步改革的難度也遠比過去為(wei) 大。如何匯集新的動力，推進中國在30年改革開放後繼續堅持改革開放，是未來要麵對的問題，尤其是在座年輕朋友要麵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