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來一段時期我國人口流動遷移仍將持續活躍;新生代流動人口占比持續提高，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明顯上升。 東(dong) 部地區的流動人口比重有所下降，西部地區人口流動漸趨活躍;流動人口流向中心城市的比例下降，流向非中心城市地區的比例有所上升。家庭化流動趨勢加強，流入人口的家庭規模有所擴大;流動人口的居留穩定性持續增強，流動人口在流入地生育的比例快速提高。 流動老人規模不斷增長，以低齡為(wei) 主，照顧晚輩、養(yang) 老與(yu) 就業(ye) 是老人流動的三大原因;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計劃生育服務和社會(hui) 醫療保險的流動人口覆蓋麵不斷擴大。

　　我國目前正處在城市化進程中，城鄉(xiang) 人口流動活躍，流動人口規模龐大。規模龐大的人口遷移流動已成為(wei) 影響我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尤其是區域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重要因素。自2010年起，原國家人口計生委開展全國範圍的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組織專(zhuan) 家進行人口流動遷移和城鎮化政策研究，連續7年發布年度流動人口發展報告。近日，國家衛生計生委流動人口司發布《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

　　人口遷移深刻影響區域經濟社會(hui) 發展

　　從(cong) 東(dong) 漢末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衣冠南渡”、明初山西大移民，到闖關(guan) 東(dong) 、走西口、闖南洋，千百年來，因政治所迫、戰亂(luan) 逃難、經濟謀生等原因，中華民族波瀾壯闊的曆史進程中，產(chan) 生過數次人口大遷移。假如可以俯瞰人類的完整行蹤，那一條條縱貫千裏的遷徙路線將密集地布滿整個(ge) 地理版圖。人口遷移對民族種族融合、調整人口分布、促進文化交流、推動經濟發展等都產(chan) 生了重大影響，尤其對姓氏源流、譜誌文化的影響更是深遠。

　　衡量一個(ge) 地方經濟發展的潛力，人口的增減是最不可忽視的指標，甚至起著決(jue) 定性的作用。最早對人口遷移進行研究的英國學者雷文斯坦(E.Ravenstien)在1880年提出了幾條主要規律：人口的遷移主要是短距離的，方向是朝工商業(ye) 發達的城市的;流動的人口首先遷居到城鎮的周圍地帶，然後又遷居到城鎮裏麵;全國各地的流動都是相似的，即農(nong) 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每一次大的人口遷移也帶來了作為(wei) 補償(chang) 的反向流動;長距離的流動基本上是向大城市的流動;城市居民與(yu) 農(nong) 村居民相比，流動率要低得多;女性流動率要高於(yu) 男性。

　　從(cong) 1982年以來的曆次普查數據來看，我國流動人口一直呈現增長態勢。預計在2020年前，我國流動遷徙人口每年增長600-700萬(wan) 人。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深入推進，2020年後，我國流動人口每年的增量將逐漸減至500萬(wan) 以下。相關(guan) 預測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規模在2030年可望降至1.5-1.6億(yi) 人。2015年，中國流動人口規模達到2.47億(yi) ，占總人口的18%，相當於(yu) 每6個(ge) 人中有1個(ge) 是流動人口。到2020年，中國仍有2億(yi) 以上的流動人口。

　　遷移流動人口的增加，既包括通常意義(yi) 說的流動人口，也包括人走戶口也跟著一起走的人，這部分叫遷移人口。因為(wei) 這兩(liang) 撥人從(cong) 根本上來講都是工作地或者居住地發生了變化，所以他們(men) 的生活狀態，包括遇到的問題從(cong) 本質上來講是一致的。判斷人口流動的態勢，要把這兩(liang) 方麵放在一起。中國人民大學社會(hui) 與(yu) 人口學院副院長段成榮介紹道，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來講，未來我們(men) 國家流動遷移人口將繼續增加。到現在為(wei) 止，我們(men) 每年帶戶口遷移的人大概是2500萬(wan) 到2700萬(wan) 左右，隨著現代化與(yu) 新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帶戶口遷移的人會(hui) 逐漸多起來，這也是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曆史經驗所證明的。

　　規模龐大的人口遷移流動已成為(wei) 影響我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尤其是區域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重要因素。“如果回顧一下我國的人口問題，50年代、60年代關(guan) 注著死亡率的下降，進入上世紀70年代、80年代、90年代整個(ge) 社會(hui) 關(guan) 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進入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需要關(guan) 注的是人口遷移流動。”流動人口計劃生育服務管理司司長王謙表示，人口流動遷移規模繼續增加恐怕是一個(ge) 大的趨勢。總體(ti) 來說，人口流動應當是我們(men) 國家人口發展在新世紀最突出的特點。關(guan) 注遷移流動，是因為(wei) 整個(ge) 社會(hui) 經濟的發展導致人口流動遷移的總量會(hui) 繼續增加。

　　農(nong) 民工市民化仍是城鎮化發展的一個(ge) 難題

　　美國、日本人口遷移呈兩(liang) 大階段：第一階段，人口從(cong) 農(nong) 村向城市遷移，一二線和三四線城市都有人口遷入，這跟此段產(chan) 業(ye) 以加工貿易、中低端製造業(ye) 和資源性產(chan) 業(ye) 為(wei) 主有關(guan) 。第二階段，人口從(cong) 農(nong) 村和三四線城市向一二線大都市圈及衛星城遷移，三四線人口麵臨(lin) 遷入停滯，大都市圈人口繼續增加，集聚效應更加明顯，這跟產(chan) 業(ye) 向高端製造業(ye) 和現代服務業(ye) 升級，以及大都市圈學校醫院等公共資源富集有關(guan) 。中國正處於(yu) 人口遷移的第二個(ge) 階段。

　　“十二五”時期，舉(ju) 家外出農(nong) 民工占全部農(nong) 民工的比例持續快速提高。國家人口計生委的動態監測數據顯示，近九成的已婚新生代流動人口是夫妻雙方一起流動，與(yu) 配偶、子女共同流動的約占60%，越來越多的流動家庭開始攜帶老人流動。家庭化流動趨勢加強，流入人口家庭規模和流動老人規模均不斷增長，意味著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主體(ti) 不但包括農(nong) 民工，還包括其主要家庭成員，“市民化”的製度安排需要及時反映農(nong) 民工群體(ti) 的代際更迭與(yu) 家庭結構變動的政策需求。

　　農(nong) 業(ye) 轉移人口的“市民化”不僅(jin) 是工作場域(從(cong) “第一產(chan) 業(ye) ”到“第二、第三產(chan) 業(ye) ”)和生活場域(從(cong) “農(nong) 村”到“城市/鎮”)的改變，而且是通過戶籍身份轉變來打破二元社會(hui) 結構的重大突破，更是其觀念、行為(wei) 和生計模式從(cong) “鄉(xiang) 土”走向“都市”的根本轉變。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yu) 管理學院人口與(yu) 發展研究所靳小怡教授對本報記者表示，由於(yu) 製度和非製度原因，農(nong) 民工一直處於(yu) “半市民化”狀態，有序推進農(nong) 民工市民化，是鞏固城鎮化成果的現實需要，也是未來城鎮化發展的最主要動力。

　　有序推進農(nong) 民工市民化，需要充分尊重農(nong) 民工自身意願，全麵了解農(nong) 民工的真實需求，避免農(nong) 民工“被市民化”，真正實現“以人為(wei) 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促進農(nong) 民工及其家庭的生計可持續是有序推進農(nong) 民工市民化的根本著力點。農(nong) 民工決(jue) 定在何時、何地、什麽(me) 條件下市民化，本質上是其生計策略的選擇，不但受到製度和政策等生計環境的影響，更受到其自身生計資本的影響。

　　農(nong) 民工市民化進程中，除了金融資本變化較小之外，自然、社會(hui) 、物質、人力等生計資本將發生根本變化——耕地、林地等在農(nong) 村的自然資源儲(chu) 備不能搬移，農(nong) 民工的自然資本將大大削弱;工作和生活場域的變化使農(nong) 村的社會(hui) 關(guan) 係將無法維係，需要在城市重構社會(hui) 資本;農(nong) 村的生產(chan) 和生活工具不能適用於(yu) 城市，需要補充物質資本;市民化對農(nong) 民工的知識技能和適應能力等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充實其人力資本。政府應該依據自然和政策環境，提高農(nong) 民工家庭的生計資產(chan) 組合能力和應用能力，使得農(nong) 民工家庭最大限度地優(you) 化其生計策略，使其有限的生計資本發揮最大效用，從(cong) 而滿足農(nong) 民工家庭在城市“有工作、有房住、有學上、有病看、有養(yang) 老、有保障”等基本生計需要。

　　消除流動人口社會(hui) 融入的製度障礙

　　根據“十三五”規劃，自2016年至2020年，約1000萬(wan) 貧困人口將通過易地扶貧搬遷告別世代生活的貧瘠大山，遠離惡劣的自然環境。據新華社報道，從(cong) 數量上看，這次搬遷的人口約為(wei) 三峽工程移民的7.75倍;從(cong) 時間上看，三峽移民安置用了近17年，而這次按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的時間規劃隻有5年。僅(jin) 貴州一省，就有7600多個(ge) 50戶以下的極貧村寨將從(cong) 地圖上“消失”。

　　改革開放前，中國城市化進展緩慢，特別是在“文革”期間，基本處於(yu) 停滯狀態。改革開放後，中國城市化進程逐漸啟動，從(cong) 1978年的17.9%增至1995年的29.0%。1990年代中期以來，城市化速度明顯加快，2015年末城市化率已達56.1%。家庭化的遷移讓日益增加的居民來到城市，必然有利於(yu) 推動城市化的發展，但家庭化的遷移，也將會(hui) 讓大量進入城市的人口麵臨(lin) 諸多生活問題，如孩子就學、醫療問題等。而那些不願意跟隨子女進城的老年人口，讓農(nong) 村的空心化問題變得日益嚴(yan) 重。

　　“我國目前正處在城市化進程中，城鄉(xiang) 人口流動活躍，流動人口規模龐大。流動人口在現住地的平均居住時間已經超過4年，未來打算在現住地長期居住的比例也超過半數。”武漢大學經濟與(yu) 管理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成德寧教授告訴本報，我國人口流動類型正從(cong) 暫時性的人口循環流動向永久性的人口遷移轉變。這是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必然結果，但也加劇了我國人口與(yu) 公共產(chan) 品不匹配、公共產(chan) 品空間配置失衡的現象，給配置我國城鄉(xiang) 公共產(chan) 品提出了新的課題。

　　例如，我國中西部農(nong) 村地區出生人口高峰逐漸退去，大量農(nong) 民工攜帶子女遷移到城鎮地區工作和生活，中西部農(nong) 村學齡人口銳減，許多中小學因生源不足不得不關(guan) 閉和廢棄。與(yu) 此同時，許多大城市由於(yu) 大量農(nong) 民工的流入，學齡人口激增，幼兒(er) 園、中小學校舍建設滿足不了新增人口的需求，普遍存在著幼兒(er) “入園難”、學齡人口“入學難”的現象。因此，我國政府要高度重視城鄉(xiang) 人口流動和再分布的趨勢預測，前瞻性地規劃和配置好城鄉(xiang) 之間公共產(chan) 品的類型和水平，優(you) 化城鄉(xiang) 公共產(chan) 品配置，促進“人”與(yu) “物”的匹配，推進城鄉(xiang)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流動人口問題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在市場社會(hui) 中，人們(men) 為(wei) 獲得更好的市場機會(hui) ，選擇遷移流動是普遍的，也是正常的，然而在中國，流動人口問題則有特殊之處。中國人民大學社會(hui) 學理論與(yu) 方法研究中心教授陸益龍向本報表示，由於(yu) 戶籍製度的存在，也就存在著不流動的流動人口，較大一部分流動人口實際上是非常住戶籍人口。因此這部分流動人口不過是相對於(yu) 戶籍製度而言的，他們(men) 其實已經在居留地穩定地工作和生活了。有超過一半的流動人口家庭的子女出生在現居住地，表明他們(men) 在遷入地的居留和生活是比較穩定了，隻不過他們(men) 沒有常住戶口而已。

　　從(cong) 流動人口發展現狀和趨勢看，東(dong) 部地區和西部地區需要加快戶籍製度的改革步伐，盡可能消除流動人口社會(hui) 融入的製度障礙。製度是用來為(wei) 人民服務的，如果製度成為(wei) 影響人民生活的障礙，就需要改革。無論是大城市還是特大城市，無論改革麵臨(lin) 挑戰有多大，都要為(wei) 建立公平正義(yi) 的戶籍製度而積極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