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zhong) 所周知，任何國家的社會(hui) 保障都是建立在本國特定的社會(hui) 政治製度、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傳(chuan) 統文化背景基礎之上並受一定的理論指導的。亞(ya) 洲國家和地區社會(hui) 保障製度無疑與(yu) 其政治、經濟、社會(hui) 、文化等“本土”因素有著許多內(nei) 在的邏輯聯係。日本、新加坡、印度作為(wei) 亞(ya) 洲三種發展類型的代表性國家，在長期的發展進程中逐步形成了有別於(yu) 歐美傳(chuan) 統社會(hui) 保障模式的一些重要特點。深入研究、比較分析其社會(hui) 保障製度建設的共性和特點，探求其內(nei) 在的規律性，對完善我國社會(hui) 保障製度具有一定借鑒與(yu) 啟迪意義(yi) 。

　　●社會(hui) 保障製度起步較晚，保障標準和總體(ti) 水平不高

　　與(yu) 歐洲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一百多年的曆史相比，亞(ya) 洲國家和地區社會(hui) 保障製度普遍在二戰以後才逐步建立發展起來，起步較晚，曆史較短，總體(ti) 水平不高。此外，與(yu) 歐洲發達國家社會(hui) 保障水平通常伴隨著經濟發展而同步提高不同，除日本外，亞(ya) 洲很多國家和地區社會(hui) 保障製度發展普遍滯後於(yu) 經濟的發展，社會(hui) 保障水平的提高速度低於(yu) 經濟增長速度。其中，既有曆史文化傳(chuan) 統原因，也有優(you) 先發展經濟等方麵的因素。

　　二戰後，亞(ya) 洲許多國家和地區把經濟增長作為(wei) 第一要務，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經濟增長優(you) 先的低福利政策取向。它們(men) 把社會(hui) 福利看成是經濟增長的負擔，認為(wei) 高福利的政策製度會(hui) 增加企業(ye) 的負擔和生產(chan) 成本，削弱國際競爭(zheng) 力，進而影響經濟發展，這在新加坡等新興(xing) 工業(ye) 化國家表現得尤為(wei) 突出。於(yu) 是，出現這樣一個(ge) 現象：這些國家的經濟在持續快速增長，人均GDP已接近或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但社會(hui) 保障水平沒有伴隨經濟增長而同步提高，社會(hui) 保障支出在政府財政支出總額中的比重大大低於(yu) 發達國家，社會(hui) 保障標準和水平不高。

　　●社會(hui) 保障模式呈多元化特征，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製度模式

　　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新加坡、日本、印度的社會(hui) 保障製度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在社會(hui) 保障製度形成和發展過程中，由於(yu) 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政治體(ti) 製、經濟發展水平、曆史文化傳(chuan) 統、社會(hui) 價(jia) 值觀念等多種因素的差異性的存在，導致在社會(hui) 保障的政策理念、製度設計、實施方式及運行管理方麵存在差異，因而形成了具有不同特色的製度模式。

　　新加坡選擇了獨特的中央公積金模式。早在1955年，新加坡就實施了中央公積金製度。它是政府立法強製個(ge) 人儲(chu) 蓄，采取完全積累模式和集中管理模式的社會(hui) 保障製度，是一種自助性的社會(hui) 保障模式，因不具有收入再分配功能而受到國際社會(hui) 的質疑。中央公積金製度成功解決(jue) 了新加坡國民養(yang) 老、住房、醫療等社會(hui) 難題，成為(wei) 一項行之有效、獨具特色的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是發展中國家在不斷探索中所形成的迥異於(yu) 福利國家模式和傳(chuan) 統社會(hui) 保險模式的另一種社會(hui) 保障模式。

　　日本是一種亞(ya) 洲型的福利國家。日本的社會(hui) 保障製度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較快，其社會(hui) 保障製度伴隨經濟發展而日臻完善，已經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多層次的社會(hui) 保障製度，包括社會(hui) 保險、社會(hui) 福祉、公共扶助和醫療公共衛生等，涉及諸如年金保險、醫療健康保險、護理保險等40多項製度。這些製度涉及日本國民生活的各個(ge) 領域，幾乎覆蓋了所有國民，日本也因此成為(wei) 亞(ya) 洲國家中保障製度比較完備、保障水平較高的國家。

　　印度作為(wei) 亞(ya) 洲發展中國家，在長期探索和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社會(hui) 保障製度。主要表現在：從(cong) 自身國情出發，重視對農(nong) 民等貧困人口的社會(hui) 保障;關(guan) 注對婦女、兒(er) 童及殘障人士等社會(hui) 弱勢群體(ti) 的社會(hui) 保障;實行以全民免費醫療為(wei) 基礎的醫療保障製度，逐年加大對農(nong) 民和城市貧民群體(ti) 醫療保障的力度。

　　●重視社會(hui) 保障立法，立法先行，社會(hui) 保障製度運行法製化

　　社會(hui) 保障作為(wei) 通過國家立法強製實施的社會(hui) 經濟製度，必須有完善的法律法規作為(wei) 保證。社會(hui) 保障立法是確保社會(hui) 保障製度按照既定目標實施的前提和基礎。綜觀新加坡、日本社會(hui) 保障製度的發展曆程可以看出，它們(men) 在社會(hui) 保障發展的初期都十分重視立法，在嚴(yan) 明的法律體(ti) 係保障下，確保了社會(hui) 保障措施的順利實施。

　　在新加坡，立法先行、製度運行法製化是其中央公積金製度成功實施的重要保證。新加坡政府首先立法，製定了《中央公積金法令》，以此為(wei) 依據來實施社會(hui) 保障製度。整個(ge) 公積金製度在《中央公積金法令》的規範下有條不紊地施行，表現出高度的自覺性和規範性。此外，新加坡住房保障製度的成功之處也在於(yu) 立法明確、法製健全。

　　在日本，從(cong) 推行社會(hui) 保障伊始就非常重視立法。從(cong) 1946年到1953年，日本政府圍繞國民生存權製定並實施了相關(guan) 法律，而隨後製定的新《國民健康保險法》《國民年金保險法》則使日本在1961年實現了“國民皆保險”“國民皆年金”的目標。在生活福祉領域，日本所依據的是“福祉六法”。在實施這些法律的過程中，日本政府還根據相關(guan) 法律的實施情況、時代的變遷，對一些法律適時進行修改完善，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hui) 經濟發展。

　　印度秉承英國統治時期遺留下的法律體(ti) 係和管理體(ti) 係，早在19世紀中期就開始陸續出台保護工人權益的法案，如1850年的《學徒法案》等。雖然這些法律並沒有從(cong) 真正意義(yi) 上給工人帶來多少保護，但從(cong) 司法角度來看，印度已經把對工人利益的保護納入了立法議程。1923年，印度有了第一部社會(hui) 保障法——《工人賠償(chang) 法》，其主要內(nei) 容是對工人在工作中受到的傷(shang) 害包括職業(ye) 病作出賠償(chang) 。通過一個(ge) 多世紀的不懈努力，印度已建立了相對健全有效的社會(hui) 保障法律體(ti) 係。

　　●日本、新加坡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重視家庭在社會(hui) 保障中的作用

　　儒家的家庭文化觀對亞(ya) 洲許多國家的社會(hui) 保障模式產(chan) 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這種文化深刻影響著亞(ya) 洲福利製度安排及其政策取向，在國家發展與(yu) 福利製度的建構中發揮著兩(liang) 方麵的影響：其積極影響是可以進一步發揮家庭內(nei) 部的保障功能，並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hui) 穩定;但它也降低了公眾(zhong) 對社會(hui) 的公共需求程度，製約著福利製度的社會(hui) 化。正如有學者指出的：“東(dong) 亞(ya) 大部分地區已把個(ge) 人必須具備的減震能力扔給了家庭以及與(yu) 家庭相關(guan) 的社區和鄰居關(guan) 係網，而不是扔給公共機構。”

　　新加坡、日本社會(hui) 保障製度的發展都不同程度地受傳(chuan) 統儒家文化思想的影響。在新加坡，占主體(ti) 地位的大多數華人非常重視儒家思想。新加坡的《共同價(jia) 值觀念白皮書(shu) 》提出“家族為(wei) 根，社會(hui) 為(wei) 本”。家庭是社會(hui) 良性發展的“根”，有了家庭作為(wei) 社會(hui) 的基本單位，社會(hui) 結構將會(hui) 更加牢固，國家和社會(hui) 的團結穩定才有保障。因此，新加坡十分注重發揮家庭的社會(hui) 功能，要求國民充分履行對家庭和社會(hui) 應盡的義(yi) 務，鼓勵家庭成員集合資源照顧子女和奉養(yang) 父母，互助共濟。這一理念充分反映在中央公積金製度中。

　　日本既是一個(ge) 發達資本主義(yi) 國家，同時也是一個(ge) 深受儒家思想文化影響的亞(ya) 洲國家。日本的憲法和民法都明確規定，直係血統、兄弟姐妹、夫妻之間有相互撫養(yang) 的義(yi) 務。這一思想和原則也體(ti) 現在社會(hui) 保障製度之中，如日本的年金製度是以家庭而不是以個(ge) 人為(wei) 投保計算單位的。此外，在對老人、兒(er) 童等弱勢群體(ti) 提供生活福利時，日本政府也注意充分發揮家庭的功能和作用，力圖使這些特殊人群不脫離家庭。這樣既可以維係家庭的情感，又可以充分發揮家庭在社會(hui) 保障中的特殊作用。

　　(作者為(wei) 中央編譯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