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wei) 什麽(me) 要去諸城調研？因為(wei) 九十年代諸城國有企業(ye) 改革風風雨雨，姓“資”姓“社”爭(zheng) 論不休。時任山東(dong) 省委書(shu) 記趙誌浩、省長李春亭要我去給省領導和廳局級幹部講講國有企業(ye) 改革。會(hui) 上，有人提出，”諸城國企改革議論紛紛，你認為(wei) 諸城的改革是姓“資”還是姓“社”？我在回答時說，判斷的標準，隻能按小平同誌說的是否符合“三個(ge) 有利於(yu) ”。我看到一個(ge) 對300個(ge) 諸城青年職工的問卷調查，問卷的題目是：“假如有人偷公家的東(dong) 西，你怎麽(me) 辦？”答案有三個(ge) 選擇：（1）與(yu) 小偷作鬥爭(zheng) ；（2）裝作看不見的；（3）你偷我也偷。問卷回收的結果：選擇與(yu) 小偷作鬥爭(zheng) 的隻有14人；選擇裝作看不見的220人；選擇你偷我也偷的66人。這說明，這種企業(ye) 財產(chan) 的組織形式，職工並不關(guan) 心，所以有人說：“國外有一個(ge) 加拿大，中國有個(ge) 大家拿。”當時，對企業(ye) 虧(kui) 損並不在乎，“虧(kui) 損好，虧(kui) 損好，評比檢查不來了，工資獎金少不了”。改革就是要改變這種狀況。

 

　　90年代初諸城的國有企業(ye) 虧(kui) 損麵大，債(zhai) 務負擔重，難以為(wei) 繼。1992年上半年，市屬150家獨立核算的企業(ye) 中，有103家企業(ye) 虧(kui) 損。時任市委書(shu) 記陳光下決(jue) 心改革，采取改製出售的辦法，以擺脫困境。但當時有人起來反對，認為(wei) 這是國有資產(chan) 流失，給陳光扣上“陳賣光”、走資本主義(yi) 道路的帽子。姓“資”姓“社”的爭(zheng) 論驚動了朱鎔基總理。

 

　　20多年來的實踐證明，諸城企業(ye) 改製是成功的，激發了企業(ye) 的活力，積累了比較厚實的經濟技術基礎，有力地推動經濟社會(hui) 的持續健康發展，人民也分享了改革發展的成果。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形勢下，山東(dong) 諸城地區政府和企業(ye) 遊刃有餘(yu) ，2015年諸城的各類工業(ye) 企業(ye) 擁有省以上研發機構37家，院士和博士後工作站8家，高新技術企業(ye) 產(chan) 值占比達到39.5%；諸城全市實現地區生產(chan) 總值746.5億(yi) 元，同比增長8.1%；財政收入88億(yi) 元，同比增長6%；完成固定資產(chan) 投資561億(yi) 元，同比增長14.1%，城鎮、農(nong)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31599元和15833元。縣域經濟基本競爭(zheng) 力位居全國百強縣第27位。這樣的成績與(yu) 一些改革落後地區經濟的斷崖式下跌形成鮮明對比。改革是最大的紅利，早改革早主動，山東(dong) 諸城是典型的例證。

 

 

　　諸城從(cong) 1992年起從(cong) 產(chan) 權製度改革入手，以明晰產(chan) 權關(guan) 係為(wei) 重點，采取股份製、股份合作製、兼並重組、外資嫁接、無償(chang) 轉讓產(chan) 權、破產(chan) 、租賃等七種形式，對縣域企業(ye) 進行全麵改革。其中采取股份製形式的1家，股份合作製形式的210家，占改製企業(ye) 的77.2%；外資嫁接7家，無償(chang) 轉讓產(chan) 權1家，破產(chan) 的3家，兼並的2家，租賃的2家。

 

　　企業(ye) 改製的形式，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逐步調整的。企業(ye) 改製初期，主要采取股份合作製形式，對企業(ye) 進行資產(chan) 評估，將所有者權益中生產(chan) 經營性淨資產(chan) 折股出售給企業(ye) 內(nei) 部全體(ti) 職工，把原來的國有（集體(ti) ）企業(ye) 改造成內(nei) 部職工持股的股份合作製企業(ye) ，職工通過勞動合作和資本合作，結成利益共同體(ti) 。

 

　　隨著企業(ye) 規模的擴大，僅(jin) 靠職工入股籌資已不能滿足企業(ye) 發展的需求，而且隨著企業(ye) 做大與(yu) 個(ge) 人股本份額相應變小，產(chan) 權對股東(dong) 的約束力明顯減弱，職工對企業(ye) 的關(guan) 切度下降，特別是由於(yu) 平均持股經營者所持股本份額太小，缺少足夠的責任感和壓力感。針對這些問題，諸城推行職工增資擴股、轉讓銀行貸款擴股、吸收社會(hui) 資本參股，調整了股權結構。

 

　　分類指導，因企製宜，一廠一策，多種形式推進企業(ye) 組織升級，對具備一定規模的企業(ye) ，改組為(wei) 規範的公司，完善出資人製度和母子公司體(ti) 製。通過企業(ye) 改製，促使了大多數企業(ye) 由死變活，由虧(kui) 變盈，改變了企業(ye) 的麵貌。諸城企業(ye) 改革整體(ti) 采取了多兼並重組、少破產(chan) 的原則，最終隻有3家長期虧(kui) 損、資不抵債(zhai) 、挽救無望的企業(ye) 依法實施破產(chan) 。多兼並少破產(chan) 減少了職工一次性分流壓力，產(chan) 品相同或相近企業(ye) 的生產(chan) 設備的效用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更有利於(yu) 社會(hui) 的穩定，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yi) 。當然，十八屆三中全會(hui) 和十八屆四中全會(hui) 已經確立了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企業(ye) 改製要向多兼並少破產(chan) 的方向努力，但必須堅持市場的決(jue) 定性作用，政府可創造良好的條件推動市場主體(ti) 主動兼並，同時必須在法治軌道上進行，一方麵該走的國有資產(chan) 評估、轉讓流程必不可少，另一方麵根據《破產(chan) 法》規定，重組等程序都走不通的，就應當依法破產(chan) 。

 

 

　　國有資產(chan) 不能流失，這是改革中必須堅持的重要原則和方針。但是，一說流動就怕流失，就怕問責，所以寧可不流動、不作為(wei) 。應該明確，流動中的流失，隻要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減少行政幹預，采取第三方評估，加強監管，是可以避免或者把流失減少到最少程度。國有資產(chan) 不流動，使之固化起來，不符合市場規律，其損失是難以估算的。

 

　　諸城國有企業(ye) 的改革，實現了國有資產(chan) 的保值增值，調整了結構，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和職工生活的提高。諸城機動車輛廠采取了無償(chang) 劃轉的形式，於(yu) 1994年1月以576萬(wan) 元的額淨資產(chan) 無償(chang) 送給了北京汽車摩托車聯合公司，變成了北汽摩托公司諸城車輛廠。當時有人認為(wei) ，這是國有資產(chan) 流失。但實踐證明，無償(chang) 劃轉，撬動了北汽閑置的衝(chong) 壓生產(chan) 線等存量資產(chan) ，使之在諸城實現了保值增值；同時撬動了諸城車輛廠的發展後勁，不到兩(liang) 年就增值了143%，上交地方財政542萬(wan) 元，短期內(nei) 收回了原來送出去的資產(chan) 。截至2016年5月，該企業(ye) 已向諸城提供了30億(yi) 元的稅收。按當初576萬(wan) 元的淨資產(chan) 無償(chang) 並入北汽摩托計算，相當於(yu) 諸城收回了520個(ge) 機動車輛廠。

 

　　1996年8月起，麵向社會(hui) 整合資源，聯合江蘇常柴等100家法人企業(ye) 組成了北京福田車輛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福田股份”在上海證交所掛牌上市，融資3.2億(yi) 元，主要用於(yu) 技術改造上，提升了產(chan) 品的競爭(zheng) 力，先後在全國範圍內(nei) 兼並重組了10多個(ge) 老國有企業(ye) ，盤活了11億(yi) 元的國有存量資產(chan) ，解決(jue) 了2萬(wan) 多名員工的就業(ye) ，目前農(nong) 用汽車產(chan) 銷量位居世界第一位。這是在流動中實現國有資產(chan) 保值增值的典型案例。

 

　　如何正確、完整地理解加強黨(dang) 的領導，隻有不斷完善黨(dang) 的領導才能加強黨(dang) 的領導。

 

　　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必須堅持和完善黨(dang) 的領導。有以下四個(ge) 問題值得我們(men) 繼續探索。

 

　　一是，如何處理好地方黨(dang) 委的地區性和企業(ye) 的跨越性的關(guan) 係。

 

　　諸城市中紡金維紡織有限公司前身是一家集體(ti) 所有製的紡織廠，在90年底，由於(yu) 經營不善，資不抵債(zhai) ，嚴(yan) 重虧(kui) 損。經過企業(ye) 改製，中紡集團公司占有80%的資本，成為(wei) 國內(nei) 最大的腈綸產(chan) 品基地，被評為(wei) “中國中央企業(ye) 先進集體(ti) ”。企業(ye) 黨(dang) 委屬於(yu) 屬地管理，即濰坊市委領導和管理，企業(ye) 黨(dang) 委通過到東(dong) 南亞(ya) 投資的決(jue) 定，但被大股東(dong) 中紡集團否定了。我們(men) 許多股份公司，特別是上市公司都是跨地區的，地方黨(dang) 委如何加強跨地區企業(ye) 的領導？到底是地方黨(dang) 委、企業(ye) 黨(dang) 委說了算還是所有者、董事會(hui) 說了算？

 

　　二是，如何處理好企業(ye) 黨(dang) 委、董事會(hui) 和經營班子的關(guan) 係。加強了黨(dang) 的領導，又發揮了董事會(hui) 和經營班子的積極性，使職工真正成為(wei) 企業(ye) 的主人，從(cong) 而促進了社會(hui) 生產(chan) 力。這是企業(ye) 改革的最終目的。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在最近黨(dang) 建工作座談會(hui) 上指出“建立現代企業(ye) 製度是國有企業(ye) 改革的方向”，“要處理好黨(dang) 組織和其他治理主體(ti) 的關(guan) 係，明確權責邊界，做到無縫對接，形成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協調運轉、有效製衡的公司治理機製。加強黨(dang) 的領導，企業(ye) 黨(dang) 委不是要替代董事會(hui) 和經營班子的工作，而是要領導董事會(hui) 、經營班子在職責範圍內(nei) 更好地發揮各自的作用。董事會(hui) 、經營班子和廣大職工都是在黨(dang) 的領導下工作的，董事會(hui) 和經營班子的工作做好了，廣大職工的積極和創造性充分發揮出來了，真正作了企業(ye) 的主人，這也可說明黨(dang) 的領導也加強了。

 

　　要把加強領導與(yu) 完善公司治理統一起來。黨(dang) 領導製定的《公司法》也已頒布運行多年。現在有關(guan) 部門出台的規定要與(yu) 《公司法》銜接，不適應發展改革的部分內(nei) 容可以通過法定程序進行修改完善，使改革與(yu) 發展於(yu) 法有據。

 

　　三是，加強黨(dang) 的領導，不在於(yu) 事無巨細黨(dang) 管的事越多越好。黨(dang) 的領導應該把方向、管大局。

 

　　加強黨(dang) 的領導不能簡單理解為(wei) 在國企當中不論事無巨細都要求黨(dang) 來負責。習(xi) 近平同誌強調“黨(dang) 對國有企業(ye) 的領導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組織領導的有機統一，國有企業(ye) 黨(dang) 組織發揮領導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歸結到一點，就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保證黨(dang) 和國家方針政策重大部署在國有企業(ye) 貫徹執行。”

 

　　小平同於(yu) 1980年就說過：“我們(men) 的各級領導機關(guan) ，都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1]“黨(dang) 要善於(yu) 領導，不能幹預太多，應該從(cong) 中央開始。這樣提不會(hui) 削弱黨(dang) 的領導。幹預太多，搞不好倒會(hui) 削弱黨(dang) 的領導，恐怕是這樣一個(ge) 道理。”[2]

 

　　四是，在黨(dang) 管幹部原則下如何要重視用市場方式配置人才資源。市場決(jue) 定資源配置，人才資源可以說是第一資源。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配置好人才資源，就是增強創新發展的內(nei) 生動力。企業(ye) 的競爭(zheng) ，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zheng) 。如何發現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是企業(ye) 在競爭(zheng) 中能否取得勝利的根本因素。市場上的經理人才與(yu) 黨(dang) 的各級行政領導幹部既有相同點，又有不同點，黨(dang) 和政府應當製訂能夠符合市場競爭(zheng) 需求的國企經理人才、技術創新人才的新的招聘、考核、激勵機製，而不宜用管理行政幹部的辦法照搬到市場主體(ti) 當中去。

 

　　在加強黨(dang) 的領導避免腐敗行為(wei) 發生的同時，也要考慮如何對企業(ye) 管理層進行正當的激勵。在激烈的市場競爭(zheng) 中優(you) 秀的人才能夠給企業(ye) 帶來巨大的發展和財富，平庸的管理者可能隻能守成，甚至可能造成企業(ye) 的虧(kui) 損乃至倒閉。因此，人才激勵是市場主體(ti) 不可回避的話題。尤其要考慮通過對重大貢獻的科技人才的激勵來鼓勵技術創新。對發明者要有嚴(yan) 格的專(zhuan) 利保護，要有較高比重的股權激勵，或者以發明者的姓名命名，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對顛覆性創新的意願要給予寬容、理解和支持。要建立市場為(wei) 主導的機製。行政審批和評審製度下，顛覆性創新是難以實現的。

 

　　加強黨(dang) 的領導必須注意要與(yu) 市場化改革相融合，創設良好的製度環境，進而充分發揮人的創新創造力，促使經濟的健康發展、人民生活幸福，黨(dang) 的領導就會(hui) 不斷鞏固。上善若水，水善利萬(wan) 物而不爭(zheng) ，夫唯不爭(zheng) ，故無尤。

 

　　[1]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三）第288頁

 

　　[2]引自《在全體(ti) 人民中樹立法製觀念》，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63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