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行政改革何以持續
發稿時間:2013-07-04 00:00:00 來源:kaiyun官方地址論壇網 作者:作者:李芝蘭(lan) 梁雨晴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為(wei) 了刺激經濟發展,中央政府在經濟領域向地方大幅放權,地方政府在推動經濟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每當改革涉及政府自身,改革總是陷入改改停停,政府改革步伐遠落後於(yu) 經濟、社會(hui) 的發展速度,並越來越製約後者的發展。國際上大量理論文獻對各國的行政體(ti) 製改革進行了探討,我們(men) 可將其主要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目標型模式,即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1]這一改革模式通常由政治領導人決(jue) 定改革或機構重組的需要。[2]在中國,對於(yu) 目標模式的行政改革,地方政府往往將其看作是對自身利益的威脅,然而在單向放射的集權體(ti) 製下,下級政府作為(wei) 上級政府的被控客體(ti) ,[3]其政治權力及晉升受製於(yu) 上級政府,因而通常不會(hui) 公開反對改革,改而消極抵製,導致改革出現“執行差距”;[4]二是環境型模式,即自下而上的改革模式。[5]這一模式是指地方政府作為(wei) 改革的動力,為(wei) 了適應環境變化而做出改革和機構調整。由於(yu) 中國各地情況差異很大,地方政府所麵臨(lin) 的問題也不盡相同,為(wei) 了解決(jue) 當地的社會(hui) 問題,一些地方政府自發實施了一些改革,然而在中國等級複雜的官僚架構下,這些由個(ge) 別地方政府開始的改革缺乏更高層級的政治支持以及其他地區的跟進和學習(xi) ,與(yu) 現行製度和主流的社會(hui) 實踐產(chan) 生廣泛矛盾,以至於(yu) 改革轉瞬即逝,被迫回到原來的軌道上去,即改革的“孤島現象”。[6]盡管這些文獻從(cong) 不同視角探討了地方政府改革為(wei) 何失敗,但是鮮有文獻詳細研究促進改革持續的因素以及這些因素在改革中的作用機理。
2009年順德大部製改革則向人們(men) 展示了一種相對成功的地方政府行政改革路徑。2008年,中央啟動了改革開放以來第六次大規模的行政體(ti) 製改革,此次改革以合並職能相同或相似的部門組成較大部門為(wei) 特點,因而被冠稱以“大部製改革”。順德於(yu) 2009年被廣東(dong) 省政府選為(wei) “大部製改革”試點地區之一,實行黨(dang) 政聯動,部門數量的精簡幅度達到60%;並於(yu) 2010年開始深化審批製度改革,以期進一步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幹涉,向社會(hui) 轉移權力,建設服務型政府。順德的改革從(cong) 最初的機構調整到積極推行觸及政府部門利益和權力的審批製度改革,逐步深化的過程展示了其改革未陷入普遍見於(yu) 許多地區改革的“執行差距”以及“孤島現象”等困境。很多到順德考察的外地官員和學者均認為(wei) 順德之所以能夠不斷改革是特殊個(ge) 案,與(yu) 當地獨特的地方情況和政策環境密切相關(guan) ,因而認為(wei) 順德的經驗無法學習(xi) 和複製。誠然,地方政府的改革需要因地製宜,不可能照搬其他地區的改革措施,但順德經驗的借鑒意義(yi) 仍相當明顯。
二、順德大部製改革:持續路徑
2008年3月,中國國務院啟動了以建立服務型政府為(wei) 目標,以合並相關(guan) 職能部門組成一個(ge) 大部門為(wei) 特點的新一輪行政體(ti) 製改革,除了在中央幾個(ge) 部委率先啟動,也鼓勵地方自行探索。在此改革背景下,2008年11月佛山市順德區被廣東(dong) 省政府確定為(wei) 大部製改革試點地區並於(yu) 次年9月啟動改革,[7]改革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階段:
一是改革初始階段:部門合並。在廣東(dong) 省政府的直接推動和支持下,2009年9月14日,順德大部製改革方案正式出台,41個(ge) 部門合並為(wei) 16個(ge) 大部門,其中6個(ge) 為(wei) 黨(dang) 委部門,10個(ge) 為(wei) 政府部門。①職務相關(guan) 部門合並,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的效率,部門之間職責交叉的情況有所改善,推諉現象也減少。[8]然而,為(wei) 了減少基層公務員的阻力,保持他們(men) 工作的穩定性,一方麵改革不減人,不降級;另一方麵改革采取“人隨事走”的方式,即將具有相關(guan) 職能的科室或人員整體(ti) 移動,合並到新組成的部門,因而組成的新部門中除秘書(shu) 科、政策法規科等性質的科室進行了人員整合,業(ye) 務科室基本保持舊的架構和業(ye) 務內(nei) 容,工作人員的工作方式亦沒有大的變化。政府的職能沒有根本上的變動,主要由一個(ge) 部門調整到另一個(ge) 部門,限製了行政效率提高的空間。可以說,通過2009年第一階段的部門合並,順德實現了“物理反應”——機構設置發生變化,然而“化學反應”——政府相對於(yu) 社會(hui) 職能的調整尚未出現。
二是改革深入發展階段:審批製度改革。2010年年初,在第一階段部門整合的基礎上,順德開始組織實施新一輪的審批製度改革。中國的行政審批製度起源於(yu) 計劃經濟時代,當時為(wei) 了控製社會(hui) 生產(chan) ,設立了複雜的層層審批製度。[9]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中國開展了幾輪審批製度改革進行審批項目清理,然而由於(yu) 審批涉及政府權力,因而改革出現了膨脹—精簡—再膨脹的惡性循環,效果不大。順德政府盡管相對較少幹預市場,但在審批改革方麵也存在類似問題。2009年順德進行的部門合並重組主要是“物理變化”,各部門之間的職責重疊減少,以部門為(wei) 單位對其內(nei) 部審批流程和項目進行清理,優(you) 化相對容易。然而,審批改革的推進本身標誌著政府相對於(yu) 社會(hui) 職能的轉變,即前述的“化學變化”,從(cong) 而進一步促使部門架構的調整和功能整合。2011年8月22日,順德區委區政府召開深化行政審批製度動員會(hui) ,標誌著順德新一輪審批製度改革正式拉開序幕。方案主要涉及清理審批事項和實施審批事項標準化兩(liang) 個(ge) 方麵的改革措施。然而,由於(yu) 順德作為(wei) 縣級市無權取消很多審批項目,因而第一輪審批事項清理結果並不好,擬取消的審批事項數量較少且很多都不涉及核心權力。2012年2月,在省政府表示可以幫助順德改革突破現有法律規章的限製下,順德進行了第二輪的清理,這次審批事項清理上報數目達到500多項,且很多涉及政府的核心職能和權力。2012年4月份,順德首先實施了商事登記改革,將商事主體(ti) 資格與(yu) 經營資格相分離,不再考核企業(ye) 注冊(ce) 資本,[10]並開始探索通過事後監管來監督企業(ye) ,從(cong) 而大幅降低了企業(ye) 進入市場的門檻,減少了政府對市場的控製和幹預。審批項目的取消使得政府開始改變過去以審代管的管理模式,進一步界定了政府與(yu) 市場之間的職能劃分,從(cong) 而促使政府職能出現轉變。
三、改革持續深入的主要原因
在探討順德改革何以持續的原因時,大部分分析側(ce) 重地方政府的積極作用,[11][12]對於(yu) 改革需要上級政府的支持才能成功這一論點,似乎成了一種不言自明的共識,因而少有文獻詳細闡析在改革過程中上級政府具體(ti) 發揮的作用。但是,怎樣的上級支持會(hui) 更有效培育地方持續改革的動力,不會(hui) 出現“人走茶涼”的短期效應,這些問題一直並沒有得到很好解決(jue) 。本文指出,上級的支持深刻影響地方政府的行為(wei) ,兩(liang) 者互動進而成為(wei) 影響改革成敗的關(guan) 鍵因素。
(一)政治權力的支持
很多學者運用代理理論來解釋中國的中央與(yu) 地方關(guan) 係。他們(men) 通常將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別看作委托者和代理人,並認為(wei) 中央政府通過控製下級政府官員晉升的手段使得下級政府按照他們(men) 的意願行為(wei) 。[13]而下級政府官員也傾(qing) 向於(yu) 執行上級政府重視的項目從(cong) 而獲得更多的晉升機會(hui) 。[14]然而有學者指出,很多研究過分強調代理關(guan) 係中上級政府作為(wei) 委托人從(cong) 而控製下級政府的角色,而忽略了不同層級政府均為(wei) 主體(ti) 共同合作的可能性。[15]
在中國目前的政治體(ti) 製下,雖然上級政府擁有控製下級政府的權力,然而在很多發展、改革項目中,上級政府通常已不再以命令者的姿態出現,而是發揮了更多引領者與(yu) 協作者的角色。在順德的案例中,廣東(dong) 省人民政府便起到了引領並幫助順德推進大部製改革的作用。2008年11月在深圳召開的“廣東(dong) 省經濟特區工作會(hui) 議”上,省政府正式確定順德為(wei) 大部製改革的試點地區,成為(wei) 順德大部製改革的啟動者。在接下來的改革實施過程中,廣東(dong) 省政府繼續發揮引領者及協作者的角色,不斷用各種方式激勵改革者堅持改革以及幫助他們(men) 突破改革過程中的各種製度限製。首先,為(wei) 了調動开云kaiyun官方者的積極性,省政府會(hui) 適當給予改革者一些優(you) 惠以增加他們(men) 改革的收益,從(cong) 而激勵他們(men) 繼續改革。例如,在改革方案出台前一個(ge) 月,廣東(dong) 省委、省政府便發文稱“同意在維持順德區目前建製不變的前提下,賦予順德區在經濟、社會(hui) 、文化等方麵的事務行使地級市管理權限”(粵委[2009]35號)。[16]此外,對於(yu) 改革過程中地方政府所麵臨(lin) 的各種限製,省政府積極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政治資源幫助开云kaiyun官方者解決(jue) 困難,以推動改革的繼續。比如在審批製度改革過程中,由於(yu) 順德作為(wei) 縣級政府行政級別較低,無權對一些審批事項進行減免或轉移,致使改革者受到製度的限製而不敢有所突破,省政府便表示會(hui) 幫助順德突破一些規則限製並爭(zheng) 取國家的支持,從(cong) 而推動順德的審批製度改革可以觸及政府很多核心權力和職能。
改革是對現有製度的突破,各種保守的利益團體(ti) 會(hui) 竭力保護現有製度並利用現有的規則、法律阻止或是懲罰試圖改變的人,縣級政府處於(yu) 權力的底層,自身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對抗上級政府各種權力和製度的限製,因而作為(wei) 理性人的縣級政府官員為(wei) 了自身利益往往不願意與(yu) 現有製度相抵觸,而政治權力人物的支持和保護則為(wei) 縣級政府改革者掃清了製度上的限製,幫助他們(men) 減少改革阻力。在這一過程中,上級政府並不單純地作為(wei) 命令者要求下級政府完成任務,而是作為(wei) 合作者利用自身已有的資源和下級政府共同推進改革,以合作者的角色發揮作用。
(二)改革主體(ti) 的自主性
盡管在改革中有領導權力的支持和推動,但很多情況下,下級政府出於(yu) 保護自身利益的考慮或在實際操作中遇到巨大困難,例如改革對象的阻力,通常對改革方案隻是表麵執行或是很快恢複到改革前狀態。而順德的改革者則積極配合省政府的要求並將改革深化,充分體(ti) 現了其作為(wei) 行動主體(ti) 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例如,2010年9月順德確定將3197項審批權限下放到其管轄的10個(ge) 鎮街;2011年順德繼續對審批製度進行改革,取消不必要的審批環節和審批項目,並擬實施審批標準化以減少審批人員的自由裁量權,旨在改變政府的職能,限製政府的權力;2012年省政府要求實施商事登記改革,順德又在廣東(dong) 省內(nei) 率先開展商事登記改革,[17]將許多核心審批項目取消,比如企業(ye) 登記不再有注冊(ce) 資本的限製,進一步放鬆政府對社會(hui) 的控製,削減政府權力,改變政府監管模式。
在這層層改革當中,順德政府改革者均是第一行動主體(ti) ,而不隻是聽命行事。他們(men) 的積極參與(yu) 是當地改革能夠持續推行下去的一個(ge) 必要條件。為(wei) 什麽(me) 順德官員願意參與(yu) 甚而促成觸及自己權力和利益的改革呢?改革者在進行改革前往往要計算利益或成本,[18]順德的改革者也不例外。首先,1992年改革順德政府實施了將政府與(yu) 市場相分離的新管理模式,這一模式促進了當地民營經濟的蓬勃發展,進而帶動了社會(hui) 、文化的進步。順德的經濟總量一直處於(yu) 縣域經濟的前列。經濟的發展使順德獲得更多資源,因而相應要求有更多的政治自主權,以自主支配這些資源並在政治地位上有所提升。然而,2003年被並入佛山,成為(wei) 其管轄的一個(ge) 區後,順德在行政權限上相比以前受到了更多製約,加之順德的經濟社會(hui) 發展快於(yu) 佛山其他地區,因而順德政府官員有強烈的願望獲得更多的自主權。其次,同樣是得益於(yu) 1992年改革後經濟和社會(hui) 的發展,市場主體(ti) 的力量不斷強大,人們(men) 對於(yu) 公平、自由市場環境的呼聲日漸高漲,對基層政府造成了新壓力。當改革在2009年啟動後,順德投入了大量初始成本進行部門整合,包括人力、物力、財力,考慮到改革成本的投入,以及對政府內(nei) 部穩定性的衝(chong) 擊等,改革者有意願推動更進一步的實質性變革,以期更佳解決(jue) 政府麵臨(lin) 的治理危機,更多地提高政府效率,從(cong) 而獲得改革的長遠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與(yu) 其他地區相比,大多數的順德官員並沒有將行政體(ti) 製改革看作是對自身利益的損害而懼怕、抵觸改革,反而將其作為(wei) 一種可能有益於(yu) 自身利益發展的方案來看待,從(cong) 而積極參與(yu) 改革,其首要原因在於(yu) 順德已經建立起了一種良性的路徑依賴。傳(chuan) 統的路徑依賴理論認為(wei) 路徑建立後由於(yu) 規模報酬遞增效益會(hui) 使製度進入鎖定狀態,[19]從(cong) 而很難被打破,因而製度可以保持穩定性。然而,盡管存在路徑依賴的現象,事物並非靜止不動,而是處於(yu) 沿著已建立起來的路徑不斷發展的狀態。1992年順德通過綜合體(ti) 製改革打破了過去計劃經濟體(ti) 製發展的路徑,初步建立一種政府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追求效能的良性路徑。產(chan) 權改革將大量集體(ti) 企業(ye) 轉為(wei) 私有,政府部門和人員被大規模削減和分流,[20]刺激了當地市場經濟的發展;而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企業(ye) 的力量強大,他們(men) 對政府改革提出了新要求。這些外部社會(hui) 環境的變化均促使政府做出相應變化。從(cong) 政府內(nei) 部來說,由於(yu) 1992年綜合體(ti) 製改革的經驗,計劃經濟管理思維突破得較早,並在之後的發展中不斷實踐這一政策並取得良好效果,當麵臨(lin) 社會(hui) 外部環境與(yu) 上級要求進一步改革時,便能夠快速配合回應。政府有效的政策回應形成了一種良性互動,促使政府朝著自由市場經濟的方向不斷發展。
其次,影響順德官員改革行為(wei) 的另一個(ge) 重要方麵是“學習(xi) ”。社會(hui) 製度主義(yi) 學者早有論及外界思想觀念的輸入對製度變遷的作用。[21]DiMaggio和Powell認為(wei) :“官僚體(ti) 製或其他形式製度變遷的發生是一個(ge) 使製度間越來越相似化的過程。”[22]一些學者認為(wei) 這種現象也經常發生在國際社會(hui) 之間,傳(chuan) 統的對於(yu) 現代化觀念的認識使得最發達國家的製度形式擁有更高的權威性,因而世界各國不斷學習(xi) 最發達國家的操作模式並使得製度超越國家的界限而出現趨同。[23]順德的改革過程中某種程度上也體(ti) 現了這一學習(xi) 效應,其一直將香港作為(wei) 重要的發展借鑒模式,持續積極改革。
四、結論
中國自上世紀80、90年代逐步發展市場經濟以來,其市場機製不斷完善、成熟,人們(men) 普遍認同市場經濟並對這一概念的理解不斷加深,然而政府與(yu) 市場、社會(hui) 的角色如何分配仍然是困擾學者以及政府管理者的問題。隨著經濟、社會(hui) 的高速發展,政府的管理模式越來越不適應外界環境的變化,縱觀kaiyun官方地址開放以來的曆次政府改革,大多數收效甚微。很多學者最近指出中國的改革需要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然而中國地域差異大,國情複雜,單靠頂層設計並不足以推動政府改革前進。順德的案例向我們(men) 展示了一種較為(wei) 成功的、上級政府和下級政府相互配合共同推動改革的模式。上級政府作為(wei) 改革的支持者應幫助下級政府突破改革的限製,鼓勵他們(men) 堅持改革,作為(wei) 下級政府應將上級政府要求改革的任務作為(wei) 政策窗口,充分用好上級政府的支持來做好當地的改革工作,而不隻是應付了事。唯有二者充分了解彼此均為(wei) 主體(ti) ,又需相互配合和支持,才能提高改革的成功幾率。
注釋:
①改革方案具體(ti) 內(nei) 容請參閱廣東(dong) 省機構編製委員會(hui) :《關(guan) 於(yu) 印發佛山市順德區黨(dang) 政機構改革方案的通知》(粵機[2009]21號)。
【責任編輯】黃振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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