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X+Y”基層黨(dang) 建模式是農(nong) 安縣委基層黨(dang) 組織的社會(hui) 管理創新成果。農(nong) 安縣委從(cong) 打造企業(ye) 家式村黨(dang) 組織書(shu) 記隊伍入手，開辟了構建農(nong) 村發展富民組織帶動新體(ti) 係的探索性道路。農(nong) 安縣委基層黨(dang) 建促進“1+X+Y”的社會(hui) 管理創新模式中遇到一係列實踐挑戰，文章提出了如下實踐對策：一是創建培育農(nong) 村社會(hui) 資本有序增長的實踐機製；二是創建農(nong) 村社會(hui) 管理績效考核主體(ti) 的多元化機製。三是創建積極培育農(nong) 村民間自治組織的社會(hui) 管理機製。

　　[關(guan) 鍵詞]城市化；基層黨(dang) 組織；農(nong) 村社會(hui) 管理

　　隨著經濟的發展，農(nong) 村城市化發展規模不斷擴大。據《2012中國新型城市化報告》的數據顯示，中國城市化率已經突破50%。這意味著中國城鎮人口首次超過農(nong) 村人口，中國城市化發展進入關(guan) 鍵階段。農(nong) 村城市化的進程是由以農(nong) 業(ye) 為(wei) 主的傳(chuan) 統鄉(xiang) 村社會(hui) 向以工業(ye) 和服務業(ye) 為(wei) 主的現代城市社會(hui) 逐漸轉變的曆史過程。在這個(ge) 曆史變革過程背景下，吉林省農(nong) 安縣委結合農(nong) 安縣的農(nong) 村政治、經濟和社會(hui) 建設實際發展情況，積極探索，大膽創新，開辟了從(cong) 打造企業(ye) 家式村黨(dang) 組織書(shu) 記隊伍入手構建農(nong) 村發展富民組織帶動新體(ti) 係的探索性道路，創新性地深化與(yu) 發展“1+X+Y”的基層黨(dang) 建促進社會(hui) 管理新模式。

　　 一、農(nong) 安縣基層黨(dang) 建促進社會(hui) 管理創新的五個(ge) “1+X+Y”模式

 　　“1+X+Y” 黨(dang) 建促進社會(hui) 管理創新模式的組織架構形式是“村黨(dang) 組織+農(nong) 村合作經濟組織+村級社會(hui) 管理與(yu) 服務組織”。“1”是指村黨(dang) 組織；“X”是指農(nong) 民合作社、專(zhuan) 業(ye) 協會(hui) 、龍頭企業(ye) 、企業(ye) 聯合會(hui) 、產(chan) 業(ye) 基地、示範園區等各類農(nong) 村專(zhuan) 業(ye) 合作經濟組織；“Y”指的是村級民生服務站、社區文化活動中心、村級社會(hui) 管理服務站、綜治警務室、村民理事會(hui) 以及其它村級新型社會(hui) 服務陣地或服務組織等。“1+X+Y”模式理論表述就是：以推進農(nong) 村科學發展、富民強村為(wei) 目標堅持黨(dang) 的宗旨、社會(hui) 效益和市場運作相統一，統籌整合村級各類黨(dang) 政、經濟、文化、社會(hui) 組織，形成以黨(dang) 建組織為(wei) 核心，以農(nong) 村合作經濟組織和社會(hui) 化服務組織為(wei) 兩(liang) 翼，上下縱橫、多層架構、網狀聯接、功能融合、優(you) 勢互補，具有推動發展、帶民致富、服務民生、管理社會(hui) 多元功能的新型農(nong) 村發展富民組織網絡體(ti) 係，農(nong) 安縣在積極嚐試推進村級黨(dang) 組織“1+X+Y”新體(ti) 係建設過程中，主要探索形成了五種代表性模式。

　　一是陳家店模式。陳家店模式中“X”表現為(wei) “合作社+公司”的形式。陳家店模式的發展是以村集體(ti) 組織領辦、村民委宅基地與(yu) 產(chan) 業(ye) 、住宅、股份等相互置換的辦法逐漸發展形成，最後建立了一係列股份製專(zhuan) 業(ye) 合作社。在“Y”的發展上，組建了新社區管委會(hui) ，實行社區化管理，加強了村域社會(hui) 管理與(yu) 服務。至此，最終發展形成了“村黨(dang) 組織+合作社+公司+新社區”的“1+2+1” 農(nong) 村社會(hui) 管理模式。

　　二是東(dong) 排木模式。東(dong) 排木村為(wei) 了適應全縣農(nong) 牧產(chan) 業(ye) 化發展的大潮，以及本村主導產(chan) 業(ye) 發展的需要，成立了水稻種植協會(hui) ，為(wei) 村民提供種子、化肥、種養(yang) 技術以及市場銷售服務，同時建立了村民生服務站、社會(hui) 管理服務站以及新農(nong) 民之家“三位一體(ti) ”的村民服務中心，為(wei) 村民提供各種力所能及的日常服務，也就是發展了“Y”的社會(hui) 管理功能。發揮了黨(dang) 組織的社會(hui) 管理功能。最終形成了“村黨(dang) 組織+公司+專(zhuan) 業(ye) 協會(hui) +村民服務中心”的“1+2+3” 的農(nong) 村社會(hui) 管理模式，村級黨(dang) 組織具備了經濟實體(ti) 、技術協會(hui) 和社會(hui) 服務中心等多種社會(hui) 管理功能。

　　三是羊營子模式。羊營子模式是一個(ge) 新興(xing) 的黨(dang) 建促進社會(hui) 管理創新模式。這個(ge) 模式完全是在農(nong) 安縣委的支持與(yu) 關(guan) 懷下成立的。在羊營子模式中，“X”是膜下滴灌現代化玉米生產(chan) 基地和綠色無公害稻米生產(chan) 基地。為(wei) 解決(jue) 好村社會(hui) 管理問題，經群眾(zhong) 推選，羊營子村成立了村民理事會(hui) ，村裏的大事都由理事會(hui) 共同協商處理，發展了羊營子模式“Y”的社會(hui) 管理功能，最終形成了羊營子村“村黨(dang) 組織+龍頭企業(ye) +產(chan) 業(ye) 基地+村民理事會(hui) ”的“1+2+1”的農(nong) 村社會(hui) 管理模式。

　　四是葦子溝模式。葦子溝模式中的“X”是葦子溝村黨(dang) 組織書(shu) 記自家飼料廠和機磚廠。在農(nong) 村社會(hui) 管理“Y”的建設方麵，以村民宅基地置換的辦法流轉土地，建設新城鎮化新村住宅小區，並自籌資金建立了一所現代化希望小學。依托村民生服務站，建立村民福利中心，每年為(wei) 70歲以上的村民發放補貼，最終形成了“支部+龍頭企業(ye) +產(chan) 業(ye) 園區+村福利中心+村新社區”的“1+2+2”的農(nong) 村社會(hui) 管理模式。

　　五是東(dong) 白翎模式。東(dong) 白翎模式中的“X”就是農(nong) 工商服務公司，麵粉廠、機磚廠等12家村集體(ti) 企業(ye) 集團積極利用村集體(ti) 積累，加強村基礎設施建設，改善人居環境，規劃建設村新社區，為(wei) 村民解決(jue) 了自來水，修建了現代化村部辦公樓和村小學校、多功能衛生站、休閑文化廣場，成立了社區服務中心，最終形成了“村黨(dang) 組織+農(nong) 工商服務公司+村集體(ti) 企業(ye) 集團+農(nong) 產(chan) 品加工產(chan) 業(ye) 園+新社區服務中心”的“1+3+1”的農(nong) 村社會(hui) 管理模式。

　　從(cong) 上麵的五種農(nong) 村社會(hui) 管理模式中，我們(men) 可以看出，“1+X+Y”的黨(dang) 建促進社會(hui) 管理創新模式產(chan) 生了積極作用。每一個(ge) 模式都會(hui) 有一個(ge) 經濟實力和創業(ye) 帶富能力較強、社會(hui) 責任感較強的村黨(dang) 組織書(shu) 記，都會(hui) 有一個(ge) 團結和諧、堅強有力、懂經營、會(hui) 管理、發展意識較強的黨(dang) 組織班子，都會(hui) 搭建一個(ge) 把村黨(dang) 組織發展經濟、帶民致富、管理社會(hui) 、服務民生的功能緊密結合在一起、相融互動的組織帶動體(ti) 係平台。農(nong) 安縣的“1+X+Y”基層黨(dang) 建促進社會(hui) 管理創新模式深刻改變了基層黨(dang) 組織和黨(dang) 員幹部隊伍建設的結構。從(cong) 內(nei) 部看，黨(dang) 組織改變了原來的單線管理格局，角色的單一作用的弊端。從(cong) 外部看，黨(dang) 員村幹部的角色由傳(chuan) 統管理型向帶頭致富型轉變，形成了多元複合、多層立體(ti) 的組織體(ti) 係。

 　　二、農(nong) 安縣基層黨(dang) 建促進社會(hui) 管理 “1+X+Y”創新模式的理論創新

 　　馬克思主義(yi) 社會(hui) 空間理論認為(wei) ，社會(hui) 空間是人們(men) 在生產(chan) 實踐活動中構建起來的一個(ge) 生活場所，是承載著社會(hui) 組織、社會(hui) 交往、社會(hui) 生活的交往空間。馬克思主義(yi) 社會(hui) 空間生產(chan) 理論以政治空間理論視角探索多級主體(ti) 立體(ti) 式的空間交往結構，開啟了分析當代中國社會(hui) 結構新的思維方式，為(wei) “1+X+Y”農(nong) 村基層黨(dang) 建促進社會(hui) 管理創新模式提供了理論原動力。農(nong) 安縣委以馬克思主義(yi) 的唯物史觀與(yu) 社會(hui) 空間生產(chan) 理論為(wei) 指導原則，在明確了基層黨(dang) 建促進社會(hui) 管理建設原則之後，進一步增強農(nong) 村基層黨(dang) 建，以當今社會(hui) 結構的深刻變化為(wei) 黨(dang) 組織建設的社會(hui) 背景，經過反複思考與(yu) 討論之後走出了一條能夠“接地氣”的新路，即依托經濟的發展和社會(hui) 的發展來展現基層黨(dang) 組織自身的發展實力。強勢推進村級黨(dang) 組織轉型升級，以領辦創辦、創業(ye) 帶富、項目支書(shu) 活動為(wei) 載體(ti) ，實施“構建農(nong) 村黨(dang) 建發展富民新體(ti) 係”工程的“1+X+Y” 基層黨(dang) 建促進社會(hui) 管理創新模式。

　　1.“1+X+Y”模式五個(ge) 內(nei) 涵要素。“1+X+Y”模式的內(nei) 涵是建基於(yu) “1+X” 的鄉(xiang) 村集體(ti) 經濟合作發展的要求，對村黨(dang) 組織書(shu) 記的素質提出的要求和標準。其主要具體(ti) 內(nei) 容如下：企業(ye) 家式村黨(dang) 組織書(shu) 記，一是要具有企業(ye) 家的創業(ye) 思維和敬業(ye) 精神；二是要具有基本的闖市場、懂經營、會(hui) 管理的經驗和知識能力；三是要具有相對穩定、效益良好的致富項目；四是要具有創業(ye) 帶富、回報社會(hui) 、造福桑梓的強烈責任感和使命感；五是要求在相對區域內(nei) 群眾(zhong) 威望較高、有統攬全局能力、作風嚴(yan) 謹的本鄉(xiang) 、村籍優(you) 秀黨(dang) 員。

　　2.“1+X+Y”模式五個(ge) 外延要素。“1+X+Y”模式的外延是建基於(yu) 鄉(xiang) 村社會(hui) 生活共同體(ti) 發展的實際需要，滿足鄉(xiang) 村集體(ti) 合作經濟發展需要一個(ge) 經濟載體(ti) 的實踐訴求。其主要具體(ti) 內(nei) 容如下：農(nong) 村基層黨(dang) 組織體(ti) 係、市場經濟組織體(ti) 係、產(chan) 業(ye) 組織體(ti) 係、村民自治組織和各種社會(hui) 化群眾(zhong) 自組織體(ti) 係網狀聯接。

　　3.“1+X+Y”模式五個(ge) 本質特征。“1+X+Y”模式的本質特征體(ti) 現出黨(dang) 組織建設所需的結構要素之間的立體(ti) 交叉共生原則。其主要具體(ti) 內(nei) 容如下：架構多層複合與(yu) 成分多元參與(yu) ；功能特色互補與(yu) 職責銜接融合；人員專(zhuan) 兼交叉與(yu) 角色多樣統一；工作縱橫聯動與(yu) 機製靈活創新；發展富民先導與(yu) 群眾(zhong) 廣泛支持。

　　4.“1+X+Y”模式五個(ge) 層級構序。“1+X+Y”模式體(ti) 現出了實現鄉(xiang) 村社會(hui) 生活共同體(ti) 發展的梯級層級發展邏輯原則。其主要具體(ti) 內(nei) 容如下：一個(ge) 帶頭人同時又是創業(ye) 人、一個(ge) 利益聯合體(ti) 、一個(ge) 命運聯合體(ti) 、一個(ge) 黨(dang) 群共建體(ti) 、一個(ge) 社會(hui) 生活共同體(ti) 。

 　　三、農(nong) 安縣基層黨(dang) 建促進社會(hui) 管理“1+X+Y”創新模式的實踐挑戰

 　　“1+X+Y”農(nong) 村基層組織建設新模式有效增強了黨(dang) 組織在改革發展大局中的領導地位和作用。但是，鄉(xiang) 村社會(hui) 出現的“三個(ge) 增強，三個(ge) 下降”新特征值得我們(men) 考慮。

　　1.農(nong) 民對經濟帶頭人的認同感增強，而對黨(dang) 的政治歸屬感下降。

　　在調研中發現，人們(men) 對以前黨(dang) 組織沒有辦公場所，沒有活動陣地，鄉(xiang) 書(shu) 記把村裏的各種公章放在口袋裏進行左右口袋辦公、田間地頭辦公、房屋庭院辦公、土路樹下的辦公模式感到不滿，但是仍然對黨(dang) 組織具有極大的信任。在農(nong) 安縣實行“1+X+Y”基層黨(dang) 組織領導模式以後，人們(men) 普遍對這種模式的普遍認同，農(nong) 民對經濟帶頭人的認同感增強。

　　在“1+X+Y”基層黨(dang) 組織模式中，“X”是以經濟帶頭人，或項目帶頭人為(wei) 主體(ti) 的鄉(xiang) 村集體(ti) 經濟合作共同體(ti) ，是一個(ge) 農(nong) 民自我管理的經濟合作共同體(ti) 組織。鄉(xiang) 村集體(ti) 經濟合作共同體(ti) 的本質已經不是原來農(nong) 村所秉承的傳(chuan) 統文化所塑造的文化生活共同體(ti) ，也不是秉承於(yu) 傳(chuan) 統習(xi) 慣而自然形成的地域共同體(ti) ，而是以集體(ti) 經濟組織為(wei) 核心的契約組織關(guan) 係的共同體(ti) 。這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人們(men) 對經濟帶頭人的認同感逐漸增強，而對黨(dang) 的政治歸屬感下降的現象。這種現象的出現需要我們(men) 思考：政府在農(nong) 村基層組織建設新模式中的行政職能與(yu) 行政價(jia) 值，即政府在市場的資本邏輯與(yu) 鄉(xiang) 村經濟共同體(ti) 的社會(hui) 發展邏輯之間，處於(yu) 什麽(me) 樣的位置？是保護農(nong) 民的勞動權益，發展農(nong) 村社會(hui) 資本，贏得政府權威，增進黨(dang) 的執政能力，還是與(yu) 資本合謀，放任資本生產(chan) 邏輯侵蝕農(nong) 村社會(hui) 資本的發展邏輯，從(cong) 而削弱中國整個(ge) 社會(hui) 資本的再生產(chan) ？

　　2.農(nong) 民對維護自己的權利意識增強，而公共責任意識感下降。

　　在調研中發現，人們(men) 反映最多的是農(nong) 民素質不高的問題。例如，農(nong) 民在抗水災的過程中沒有積極履行一個(ge) 公民應盡的義(yi) 務。農(nong) 村衛生維護與(yu) 發展建設也得不到積極支持。人們(men) 往往把產(chan) 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歸結於(yu) 農(nong) 民素質較低，隻要權利，不盡義(yi) 務。

　　分析農(nong) 村社會(hui) 生活中出現的道德滑坡現象，決(jue) 不能簡單地用農(nong) 民文化素質低來解釋。這還是處於(yu) 經驗層次上分析得出的結論。農(nong) 村出現的道德滑坡現象原因還在於(yu) 村落組織衰敗。這是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實施之後逐漸產(chan) 生的後果。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實施之後，原有的村莊共同體(ti) 逐漸弱化，國家行政力量逐漸弱化，村民與(yu) 集體(ti) 間的行政關(guan) 係逐漸弱化，鄉(xiang) 村集體(ti) 組織的管理功能逐漸弱化，這就使得村民之間的聯係逐漸減少，村民處於(yu) 原子化狀態。處於(yu) 原子化的個(ge) 人往往對自己的利益關(guan) 注更多，公共意識淡漠，導致農(nong) 民重視權利，輕視義(yi) 務。因此，針對農(nong) 民對自己的權利維護意識增強，而公共責任意識感下降的現象，我們(men) 應轉變關(guan) 注方向，不僅(jin) 注重經濟基礎的“X”建設，更應重視黨(dang) 組織對社會(hui) 管理的創新機製研究。這個(ge) 社會(hui) 管理的平台就是如何展開對“Y”的管理創新，這就涉及到黨(dang) 組織如何引導社會(hui) 組織的發展，如何打造社會(hui) 服務平台。

　　3.企業(ye) 家帶頭人經濟致富能力增強，而社會(hui) 管理責任感下降。

　　在調研中發現，有的基層組織的村書(shu) 記自己的帶頭致富的能力很強，但是在村書(shu) 記崗位的工作時間卻不是很多。企業(ye) 家的發展是以資本為(wei) 核心的，是以追求經濟利益為(wei) 最終價(jia) 值指向的。因此，這種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wei) 價(jia) 值指導原則導致的結果很可能是農(nong) 村經濟得到了增長，企業(ye) 家的社會(hui) 管理責任感下降。在崗位時間工作不多的話，就會(hui) 弱化基層黨(dang) 組織班子的領導力和凝聚力，影響黨(dang) 在農(nong) 村執政基礎的穩固執行力。

　　在“1+X+Y”基層黨(dang) 組織創新社會(hui) 管理模式中，企業(ye) 家帶頭人的地位和威信日益突出，其所掌控的社會(hui) 資源和公共資源日益擴張。有關(guan) 研究認為(wei) ，進入高速城市化階段的中國空間生產(chan) 與(yu) 空間資源的壟斷性占有已經成為(wei) 資本逐利、公民空間權益、政府製度設計三方博弈的主要戰場。[1]因此，在城市化發展的背景之下，如果地方政府對農(nong) 村發展衡量也要追求GDP，沒有對農(nong) 村城鎮化趨勢到來給予戰略性的責任意識，企業(ye) 家帶頭人沒有社會(hui) 管理責任感，那麽(me) 如何培育公共責任意識的土壤？何以增加鄉(xiang) 村的公共財產(chan) 積累？最後的結果很可能就是農(nong) 村集體(ti) 經濟合作社最終成為(wei) 村書(shu) 記帶頭致富人的家族式企業(ye) 並進行壟斷式的經營，農(nong) 村社會(hui) 管理就會(hui) 缺失以製度公正為(wei) 條件的空間生產(chan) 機製，最後破壞整個(ge) 社會(hui) 權力係統的平衡。

 　　四、農(nong) 安縣基層黨(dang) 組織社會(hui) 管理“1+X+Y”模式的實踐對策

　　1.創建農(nong) 村社會(hui) 資本有序增長機製。

　　隨著農(nong) 村城市化的高速發展，一些擁有雄厚財力與(yu) 資本的社會(hui) 小集團壟斷農(nong) 村土地出售與(yu) 配置，對農(nong) 村空間生產(chan) 進行開發與(yu) 規劃。因此，在基層黨(dang) 建促進農(nong) 村社會(hui) 管理改革的過程中，政府必須擺正農(nong) 村的社會(hui) 管理創新的價(jia) 值理性與(yu) 企業(ye) 帶頭人致富的市場化的工具理性之間的關(guan) 係，既不能將農(nong) 村的社會(hui) 管理發展完全推向市場，也不能任由企業(ye) 帶頭人完全壟斷農(nong) 村社會(hui) 管理的發展空間，侵害農(nong) 民群眾(zhong) 的根本利益。政府既要保證農(nong) 村經濟的平穩發展，農(nong) 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又要建立以公正為(wei) 核心的農(nong) 村社會(hui) 資本有序增長機製，優(you) 化農(nong) 村社會(hui) 發展空間結構，提升農(nong) 村社會(hui) 發展的整體(ti) 實力，維護農(nong) 民在社會(hui) 管理中的主體(ti) 地位。

　　由於(yu) 以前的農(nong) 村社會(hui) 管理沒有製度化設計，村民基本上沒有機會(hui) 參與(yu) 村務管理。通過農(nong) 村社會(hui) 資本的積累和農(nong) 村社會(hui) 資本的支持，可以使村民有機會(hui) 參與(yu) 到農(nong) 村社會(hui) 管理中，這為(wei) 農(nong) 村鄉(xiang) 村精英參與(yu) 村務管理，提供了非製度性途徑。“農(nong) 村社會(hui) 資本是農(nong) 村社會(hui) 中由於(yu) 社會(hui) 成員的長期交往、互利合作以及曆史傳(chuan) 統、習(xi) 俗等原因而形成的人際及組織關(guan) 係網絡，這種參與(yu) 網絡將產(chan) 生某一共同體(ti) 內(nei) 部成員之間的信任、互惠、合作，並通過信任和互惠最終促進該共同體(ti) 成員之間以共同收益為(wei) 目的的集體(ti) 行動的達成。”[2]因此，創建農(nong) 村社會(hui) 資本有序增長機製就是要創建以包括信任、善意、參與(yu) 、共享、規範等內(nei) 容為(wei) 農(nong) 村社會(hui) 資本的指標體(ti) 係，設計社會(hui) 管理製度框架，製定框架目標，並通過一些可操作的製度設計，發展人與(yu) 人之間的社會(hui) 互動關(guan) 係，提升村民對公共事物的參與(yu) 度與(yu) 關(guan) 係度，提升社會(hui) 資本存量。這樣可以促進一種農(nong) 村社會(hui) 生活共同體(ti) 不斷發展，提高黨(dang) 的執政能力。

　　2.創建農(nong) 村社會(hui) 管理績效考核主體(ti) 多元化機製。

　　農(nong) 村社會(hui) 管理創新的工作重點應放在能夠協調農(nong) 村社會(hui) 利益、維護農(nong) 村社會(hui) 安全穩定之上，探索解決(jue) 農(nong) 民組織化程度的社會(hui) 管理體(ti) 製。“1+X+Y”模式在培養(yang) 鄉(xiang) 鎮黨(dang) 政幹部方麵做出了有益探索和嚐試。但這種模式存在著以經濟效益為(wei) 核心的價(jia) 值取向，因此會(hui) 出現企業(ye) 家帶頭人社會(hui) 管理責任感下降的現象。“Y”的發展對於(yu) 促進農(nong) 村社會(hui) 發展，增強社會(hui) 資本，提升村民的凝聚力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這就要求政府改革那種單純由上級製定的數字化指標考核鄉(xiang) 鎮領導的做法。“強大的自上而下的幹部考核體(ti) 係和羸弱的自下而上的監督體(ti) 係，使得農(nong) 村社會(hui) 管理中的行政主導色彩不斷強化，基層政府往往將注意力聚集於(yu) 上級政府的評價(jia) ，而不是當地民眾(zhong) 的感受。”[3]因此，政府在製定鄉(xiang) 鎮發展指標時，既要符合中央政策精神，又要真正做到從(cong) 鄉(xiang) 鎮實際出發，充分考慮鄉(xiang) 鎮意見和要求。製定的考核指標事先應與(yu) 村民委員會(hui) 進行協商，廣泛征求村民意見，注重村民的心理感受，回應村民的合理訴求，這樣的考核指標才容易贏得村委會(hui) 和村民的理解和支持，也才能增強企業(ye) 帶頭人社會(hui) 管理意識。（見表1）

表1：農(nong) 村社會(hui) 管理績效考核主體(ti) 多元化機製示意圖

 　　3.創建積極培育農(nong) 村民間自治組織的社會(hui) 管理機製。

　　黨(dang) 的十六屆四中全會(hui) 提出“黨(dang) 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hui) 協同、公眾(zhong) 參與(yu) ”的社會(hui) 管理格局，但事實上在農(nong) 村基層社會(hui) 管理中，政府對農(nong) 村事務的管理具有強大的行政能力，村黨(dang) 支部是村級事務管理的一級機構與(yu) 權力核心，隻見“黨(dang) 委領導、政府負責”，少見“社會(hui) 協同、公眾(zhong) 參與(yu) ”。農(nong) 村雖然存在一定數量的民間社會(hui) 組織，但由於(yu) 民間組織登記審批程序繁瑣，組織運轉資金缺乏，以致農(nong) 村民間自治組織發展緩慢。但在“1+X+Y”的基層黨(dang) 建促進社會(hui) 管理創新模式中，政府一方麵非常重視村支部書(shu) 記的經濟發展能力，另一方麵也積極重視村黨(dang) 支部的社會(hui) 管理功能的發展。其基本發展方向就是“堅持黨(dang) 組織功能政黨(dang) 化，變縱向控製為(wei) 主要特征的行政化領導方式為(wei) 更加注重橫向聯合互動的社會(hui) 化領導方式。”[4]這是農(nong) 村基層黨(dang) 建如何促進社會(hui) 管理創新的關(guan) 鍵環節。

　　在“1+X+Y”的基層黨(dang) 建促進社會(hui) 管理創新模式中，為(wei) 了加強基層黨(dang) 組織對農(nong) 村社會(hui) 管理，村級幹部很可能是社會(hui) 管理站、農(nong) 村新型社區管理委員會(hui) 、或村民服務中心的負責人、以及秧歌隊，小劇團等村級社團組織的帶頭人。農(nong) 村的村級幹部通過社會(hui) 服務組織的情感紐帶，用民間社團組織建立其相同的興(xing) 趣和愛好，使人們(men) 之間的交往有了平台，能夠和群眾(zhong) 打成一片。通過參與(yu) 各種民間社區組織的活動，村幹部和村民之間的感情得到了加深，村幹部的凝聚力和領導力得到了增強。通過村級幹部與(yu) 民間組織的交往能夠相互融洽，許多難做的思想工作能夠被做通，村級事務的發展逐漸穩步推進，農(nong) 村麵貌、村民素質也逐步得到提升。農(nong) 安巴吉壘鎮雙榆村黨(dang) 組織書(shu) 記李貴全就是這方麵的典型，他作為(wei) 村書(shu) 記，不僅(jin) 帶領大家致富，而且為(wei) 了活躍群眾(zhong) 精神文化生活，帶頭辦起了能夠進行文藝活動與(yu) 演出的民間社區小樂(le) 隊。小樂(le) 隊的演出足跡遍布整個(ge) 農(nong) 安縣，這使村級事務和村幹部的管理行為(wei) 更加順利，工作勁頭不斷增強。上麵這個(ge) 事例可以表明，政府應創建積極培育農(nong) 村民間自治組織的社會(hui) 管理機製，從(cong) 體(ti) 製上消除對民間組織的不合理限製，使各種形式、各種功能的農(nong) 村民間自治組織有寬鬆的成長發育環境，如教育培訓機構、醫療保健機構、青年組織、民間自助組織、各種農(nong) 民協會(hui) 、養(yang) 殖協會(hui) 等。政府應不斷探索對民間組織的規範管理新體(ti) 製，建立政府與(yu) 民間組織的良性互動關(guan) 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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